藏学研究的世界版图

4.黎吉生(Hugh E. Richardson,1905-2000) 黎吉生出生于苏格兰的圣安德每斯，大学毕业于牛津大学克波尔学院(Keble College)古典文学专业。1930年 ，成为英印政府的一名官员。1932-1934年，在孟加拉任职，开始跟一位藏族仆人学习藏语。1933年，从锡金 旅行抵达西藏帕里，第一次进入西藏，从此，终生从事与西藏有关的政治和学术活动。 1936年，在锡金、不丹和西藏行政长官古德(could, Basil John, Sir, 1883-1956)的推荐下，黎吉生赴任英 国驻西藏江孜商务代理。随后，随古德代表团到拉萨，负责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拉萨贵族的联络工作。古 德代表团打着调解九世班禅返回西藏事宜的旗号，在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拉萨贵族中拉拢和培植的亲英势力 。1940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前，古德再次率代表团到拉萨，黎吉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古德代表团名义 上是观摩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大典，实际上是为了与当时以吴忠信为团长的国民政府代表团相抗衡。 1936-1940年，黎吉生担任英国驻拉萨代表团团长，其间他利用各种机会挑拨西藏地方政府和国民政府之间的 关系，并广泛搜集藏族历史和文物资料。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英国殖民势力撤出拉萨，黎吉生摇身一变 ，又成为印度政府驻拉萨的代表，继续干预和插手西藏地方事务，1947年的“热振事件”和西藏派代表团参 加“泛亚洲会议”事件，以及1949年的“驱汉事件”，都与黎吉生的挑拨鼓动有关。1950年，就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进入西藏前夕，黎吉生逃离拉萨。1951年，返回圣安德鲁斯。 黎吉生退休后，继续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和学术界，他与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中的许多高级官员保 持长期的联系，并不遗余力地为“西藏独立”寻找“历史根据”和制造舆论。由于谙熟藏语文和掌握有大量 的藏文史料，黎吉生撰写有多部西藏研究的著作，并先后担任美国华盛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德国波恩 大学的客座教授，在国际藏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被英国学术界誉为“近代西藏研究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Tibetan studies),代表著作有《西藏的过去和现在》《西藏简史》《清代拉萨的碑文》《藏族文化 史》《拉萨的节日》《高山净土》等。

5.古德(Basil John Gould,1883-1956) 1907年加入印度内务部工作，曾担任锡金、不丹和西藏的行政长官。1936年、1940年两次率团到拉萨，对英 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有《藏语词汇》《藏语词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寻找、认定和坐 床》等。其中，《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寻找、认定和坐床》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古德所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的 前后过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6.托玛斯(F. W.Thomas,1867-1956) 从学术的视角来讲，以上5位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藏学家，因为他们都是英印政府的官员，著书立说带有强烈 的政治目的。但托马斯是个例外，他可以说是此时期英国真正的学院派藏学家。 托玛斯是英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古藏文学者，毕业于剑桥大学，精通梵文、藏文等多种文字。1906-1927年， 曾任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员、研究员、馆长等，并长期担任牛津大学教授。“托玛斯从20世纪之初起， 即致力于西域古藏文文献和写本的解读、翻译和研究。他在二三十年代陆续发表了一批长篇论著，研究成果 卓著。在1935年和1951年，他以《关于中国西域藏文文献和写本》为名先后集结出版了两卷专著。托玛斯是 第一位将英藏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书中的精华部分，以拉丁字母转写形式公布于世的学者;同时，他还对如 此大量的文书进行逐句解释、注释和研究。” 除两卷本的《关于中国西域藏文文献和写本》外，托玛斯的代表著作还有《南语考》《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 》等。尤其是《关于中国西域藏文文献和写本》（第2卷汉译本即《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代表了 当时国际敦煌古藏文研究的最高水平，是托玛斯“倾其一生才智贡献给学术界的一部力作，它既是具有第一 手价值的珍贵文献史料，又是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三、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藏学研究

1947年，印度正式宣布脱离英国独立。虽然新兴的印度在一定程度上仍继承了英国西藏政策的衣钵，但对英 国政府而言，西藏从此失去了对其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上的重要性。因此，尽管黎吉生等人仍一如既往为所 谓“西藏独立”摇旗呐喊，但英国的藏学研究悄然从主要为政治服务转向学术研究，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以 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London)以藏族宗教(特 别是苯教研究)和藏区人类学研究为主的学术之风蔺然兴起，加上牛津大学藏族历史和政治研究的传统，英国 逐渐成为欧洲.乃至西方藏学研究的中心，其代表人物除了黎吉生外，还有斯奈格罗夫、海门道夫和米切尔· 阿瑞斯等。 戴维·斯奈格罗夫(David L. Snellgrove,192。一)出生于英国东南部的朴次茅斯，其父亲、哥哥都是英国皇 家海军。1936年，斯奈格罗夫一举通过了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资格考试，但他选择了南安普顿大学，主修德语 和法语。1941年，加入皇家工程兵。1943年，前往印度加尔各答服役。其间，在大吉岭的牛津书店购买到了 查尔斯·贝尔的书，开始自学藏语文。1946年，返回英国，通过了印度内务部的考试，但第二年印度就宣布 独立，斯奈格罗夫前往印度工作的理想也随即破灭。 1946年10月，由著名汉学家、亚非学院教授沃特·西门(Walter Simon)推荐，赴剑桥大学皇后学院学习东方 三语(Oriental Languages Tripos，即梵文、藏文和古汉语)硕士学位。梵文老师是哈罗德·巴勒(Harold Bailey藏文老师是沙克勒顿·比勒博士(Shackleton Biley )，两位都是当时英国著名学者。在剑桥大学期间 ，与意大利著名学者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开始通信交往，从此，两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剑桥大学毕业后，斯奈格罗夫被聘为亚非学院的藏语讲师。随后赴意大利拜图齐为师，学习藏族历史和文化 。1953-1956年，两次率考察队到喜马拉雅山南麓考察。1959年，洛克菲洛基金会决定资助西方9所大学从印 度聘请藏族学者，开展藏学研究，为期3年，伦教大学是其中之一。斯奈格罗夫代表伦教大学赴印度挑选并邀 请藏族学者，他力排众议，邀请了5位苯教僧人。他们分别是丹增南塔(TenzinNamdak),桑结丹增(Sangye Tenzin),索南班丹(Sonam Panden Trangjun)、桑木旦·噶麦( SamtenKarmay)和扎西克主(Tashi Khedrup ) ，其中索南班丹是贵族弟子，扎西克主是残疾人。4年后，丹增南塔等3人学成后返回印度，建立了“苯教研 究中心”，而桑木旦·呜麦继续留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日后成为若名国际学者，今天仍然活跃在国际 学术界。

1966年，斯奈格罗夫与黎吉生合作，建立了独立于伦教大学的“西藏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Tibetan Studies). 1968年，剑桥大学授予斯奈格罗夫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入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达到了其学术顶 峰。1979年，首届国际藏学会在牛津举行，斯奈格罗夫担任大会主席。1982年退休后，移居意大利。 斯奈格罗夫认为截传佛教是印度佛教的遗留，苯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西藏传统宗教。因此，他一生致力于苯 教研究和苯教研究人才的培养。他本人在苯教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通认可。可以说 ，斯奈格罗夫是欧洲，乃至西方藏学界苯教研究的开山鼻祖，其代表作有:《佛教的喜马拉雅》《苯教九乘》 《喜金刚密乘:批判研究》《多尔波四喇嘛:藏文传记》《喜马拉雅朝圣》《藏族文化史》等。 藏区人类学研究也是亚非学院的重要学术传统之一，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著名人类学家海门道夫(Christoph von Furer-Haimendorf,1909-1995)教授。海门道夫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年轻时就梦想到印度做一名人类 学家。在维也纳大学读取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后，赴伦教政治与经济学院参加那里举行的人类学研讨会，遇到 了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从此，正式走上了人类学研究之路。之后，随马林诺夫斯基到印度阿萨姆做 田野调查，熟练地掌握了当地语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门道夫因持有德国护照，被捕入狱。二战结束后，被聘请为印度德拉巴德邦“部落 与落后阶层的顾问”(the Advisor for Tribes and Backward Classes)，协助解决当地土地改革中出现的问 题。1949年，开始担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讲师，仅两年后便升为reader(英联邦国家大学特有的职称，介于 讲师与教授之间，类似于国内副教授)和亚洲人类学研究主席。从此，长期担任伦敦大学人类学教授，1976年 退休。 受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海门道夫特别强调长期细致的田野调查在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自己身体力行 ，一生曾多次在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海门道夫是第一位深入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夏尔巴人中从事田 野调查的西方学者，先后撰写和出版了10多本有关印度及其喜马拉雅山地区人类学研究的著作，受到国际人 类学界的一致高度评价，代表作有:《赤裸的纳加人》《尼泊尔的夏尔巴:佛教高地之人》《转型的夏尔巴人: 尼泊尔佛教社会的社会变迁》《喜马拉雅商队:高地尼泊尔人之生活》《活在印度部落:一位人类学家的自传 》等。 虽然海门道夫及其学生主要研究区域是喜马拉雅以南的尼泊尔、不丹和锡金，但由于这些地方与西藏在地理 、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他们的研究也大量涉及到西藏。在海门道夫众多学生中，巴巴拉·阿奇兹 (Barbara Nimri Aziz)和南希·列文(Nancy . E. Levine )两位女人类学家尤其引人注目，她们对藏族传统 婚姻家庭的研究在国际藏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当今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的海瑟尔·噶麦(Heather Karmay)博士虽然不是海门道夫的学生，但也是伦教大学亚非学院培养出来的著名女藏学家。 上世纪末，英国，乃至西方最为著名的藏学家之一便是牛津大学的研究员密歇尔·阿瑞斯(Michael Aris,1946-1999)。阿瑞斯在喜马拉雅山研究中所做的卓越贡献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此外，阿瑞斯还因是 缅甸民主运动的著名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苏季(Daw Aung San SuuKyi)的丈夫而广为人知。 阿瑞斯出生于古巴，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古巴人。1964年，大学毕业于伦敦附近的苏塞克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ussex)。1967年，获杜拉姆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近代史硕士学位。1967-1973年， 阿瑞斯担任不丹皇室的家庭私人教师和不丹政府翻译部负责人，主持对不丹历史的官方研究工作。1972年， 阿瑞斯与昂山苏季在伦敦结婚。1974年，考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导师就是前面提到的英国著 名藏学家斯奈格罗夫。1978年，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藏族文献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不丹形成史研究:不丹 藏文文献的校对与翻译)。 1976--1989年，阿瑞斯被聘为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St-John's College)的资深研究员(Junior Re-search Fellow)，并同时被聘为该校东方学院(the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的研究员。1980-1989年，阿瑞斯 曾担任牛津大学沃夫逊学院(Wolfson College)西藏与喜马拉雅研究的研究员。从1981年开始直到逝世前，担 任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此外，阿瑞斯还曾经担任过英国巴 利文文本学会(Pali Text Society)的会长(1988-1990)、印度高级研究所研究员(1985-1987)、哈佛大学西藏 与喜马拉雅山研究客座教授(1990-1992)、英国皇家亚洲研究会(Royal Asiatic Society)研究员等职务。阿 瑞斯还是1979年牛津国际藏学研讨会的召集人。从此，每两年或四年一次的国际藏学会便成定例，迄今已召 开了1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