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次大战后苏联的藏学界卫国战争时期，一些藏学家走上了战场，有的为国光荣献身，大批资料毁于战 火，苏联的藏学研究陷于停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对西藏的研究有所恢复。1950年，一位名叫亚 历山大罗夫的人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当代西藏》热情描绘了西藏的新面貌，带有明显的友好倾向；次年 ，又发表了《西藏和西藏人》，对西藏的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这两篇文章是中苏友好在藏学研究中的反映 ，均有中译本及英、捷克文译本，在世界上流行颇广。在西藏地理方面也有一定的成果。1952年，尤瑟夫发 表了《西藏：地理概要》(莫斯科)，书中略述西藏地理研究小史，特别是苏联的成就；同时还叙述了西藏的 自然特点和人口经济等。翌年，该书被译成德文，1958年该书又出扩大增订本，次年被译成英文。书中着重 从西藏高原的历史形成，略述山川河流与植物土壤对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并以地貌为特征，对西藏 作了自然地理的区域划分。1949—1953年，侨居印度的罗列赫在著名藏族学者根敦群培(1905—1951)的帮助 下，发表了藏文佛教史名著《青史》(加尔各答)的英译本，为国际藏学研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不过李有义 教授在《藏族历史学家根敦琼培传略》(《青海社会科学》1983,6)中言此译本“主要是根敦完成的”，似有 言过其实、主次不分之误。我们只能说罗氏在藏文的领会上离不开根敦的帮助。苏联也十分注意培养其它社 会主义国家的藏学家。1946年，一位三十多岁的蒙古人进入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他就是今日蒙古人民共 和国科学院的著名蒙藏学家达姆丁苏伦(1908—)，1950年他以格萨尔的论文获该所副博士学位，1957年论文 以《格萨尔的历史根源》(莫斯科)为名正式出版，该书运用了大量的蒙藏文献，考释精审，具有较大的学术 价值，出版后在国际上反响极大。此后蒙古藏学界与苏联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他们许多重要的藏学论著，多 用俄文撰写、或直接在苏联发表。我国解放后，特别是在文革以前，相继有一批苏联新闻界人士进入西藏。 他们将在西藏的见闻记录成书，在国际上颇受重视，有的还被译成英、日等外文。其中较著名的有卡希思的 《在西藏的八十天》(莫斯科、1956年版)是篇通俗游记。作者于1955年8－10月曾对拉萨和江孜作了访问。 1957年该书被佐藤清郎译成日文，名为《西藏横断记》(东京)。与卡希思同时进藏的还有奥维琴尼科夫，他 的《西藏游记》(莫斯科、1957年版)记载了他1955年8月从雅安出发，在两个半月内对拉萨和石家寨等地的访 问。1959年该书被木村浩译成日文，名为《西藏的素颜》(东京)。另外，多莫加茨基希的《西藏的早晨》(莫 斯科、1962年版)，也是一部游综介绍。苏联还翻译了解放后第一位进入西藏的英国旅行家温宁顿的《西藏》 (莫斯科、1958年版)这部游记。这一时期以研究英国侵藏史而著称的有列昂节夫(1917—1968)，他1948年毕 业于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1954年以论文《1888—1917年英国对中国西藏的侵略》(莫斯科)，获史学副傅士 学位。该书有张方廉的中译本，名为《外国在西藏的扩张(1888－1919)》(北京、1959年版)。列氏有关这方 面的论文还有《十八——十九世纪英国侵藏史略))(1955年发表)、《1903—1904年英国对西藏的武装干涉》 (1955年发表)等。1955年，普巴耶夫以《英国对西藏的扩张及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藏人民反抗英国侵 略者的斗争》，获列宁格勒大学副博士学位。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苏联藏学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侵藏活 动是津津乐道的，但却绝口不提沙俄对西藏的侵略，一些所谓的“探险家”在他们笔下都成了英雄，这也反 映了苏联学术界的一种偏见。1909—1911年，俄国突厥学家马洛夫(1880—1957)在新疆的罗布泊发现了一些 藏文木简，但他无法加以考释。直到五十年代，青年印藏学家沃罗比耶夫·杰夏托夫斯基(1927—1956)方加 以考释、翻译和介绍。沃氏有关这些木简的论文有《马洛夫所藏藏文木简》(1953年发表)及《罗布泊的藏文 木简))(1953—1955年发表)两种。沃氏1951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印藏专业，毕业后入东方学研究所，1954 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次年任教于母校，死时年仅29岁。他的遗孀沃罗比耶娃·杰夏托夫斯卡娅(1933－ )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1956年入东方学研究所，继承了其夫未竟之业，悉心从事藏文文献的 整理，发表了《苏科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藏藏译三藏及其版本》(1961年发表)、《七——十一 世纪的藏语复合动词形式》(1961年发表)等论文。这一时期苏联藏学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1)研究生是 藏学家的主要来源，一个研究生经过三年的培养，选定一个重要的藏学课题，以此获取副博士学位，论文一 般都会正式出版，作者以此成名，从此以藏学研究为终身事业。如鲍戈斯洛夫斯基(1932－ )1954年从莫斯 科大学历史系毕业，1957年入东方学研究所，1958年以《七——九世纪吐蕃文献的若干术语问题》而崭露头 角。1961年以《七——九世纪吐蕃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获母校东语所史学副博士学位。1962年，论文以 《吐蕃民族史纲：阶级社会的形成》(莫斯科)为名正式出版，这是一部用马列主义社会发展的观点来分析吐 蕃社会的专著，在国际上流行颇广，曾被译成法文和中文。古列维奇(1919—),1942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 系，1955年以《中国人民为和平解放西藏所进行的斗争》获史学副博士学位。书中叙及1946—1951年间中国 人民同分裂主义者所进行的斗争，次年该书被译成日文，直到1984年，中国的杂志还在发表该书的译文。库 兹涅佐夫(1931—),1956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60年发表了《西藏编年史(王统世系明鉴)》，次年 由母校出单刊本，1962年以此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也有一些老学者在此时补取学位，如谢米乔夫(1900— 1981)，1929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印藏专业。此后发表过许多藏学论著，1963年又与他人合编了《简明藏俄 辞典》(莫斯科)，1965年以此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2)藏学重心的扩展。在此之前，苏联的列宁格勒是藏学 研究的主要根据地。1957年，赫鲁晓夫迎请罗列赫从印度回归苏联，在莫斯科负责藏学研究的领导工作，从 此莫斯科的藏学研究有了起色。1955年谢米乔夫来到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担任藏学领导工作，以后普巴耶 夫等列宁格勒的藏学家先后来到这里，大大充实了当地藏学研究的力量，之后布里亚特已成为苏联藏学研究 的主要阵地之一。(3)女藏学家的兴起。这一时期有一批女学者从事藏学的研究，成绩十分可观，她们主要的 兴趣在语言、艺术、宗教及文献学等领域。
九、中国“文革”期间苏联的藏学界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苏藏学界进入了完全的隔绝状态，有些苏 联学者开始将精力转向西藏的现实问题，如鲍戈斯洛夫斯基发表了《西藏与“文革”》(1975年发表)，对“ 文革”期间的西藏地位和形势作了探讨。这时苏联的藏学研究在国际藏学研究的刺激下开始飞速发展，引起 了国际间的重视。1969年，东德女藏学家朗格等发表了《1945年以来苏联的藏学研究》(1945年发表)，对苏 联的藏学研究作了目录性的报导。锡金的刊物发表了波云的《近年来俄国人的藏学研究》(1967年发表)。印 度的刊物发表了鲁阿斯基的《苏联列宁格勒藏学研究中心》(1968年发表)以及无名氏的《西藏与苏联》(1969 年发表)。由于苏联当时对我国的治藏政策发表了一些攻击性的言论，引起了达赖集团的注意，七十年代达赖 曾到布里亚特访问，目的主要是宗教性的。达赖的刊物《西藏评论》发表了《莫斯科的新看法》(1969年发表 )及《苏联谴责北京对西藏的强权沙文主义》(1973年发表)等文章，对此表示关注。当然，在我国内也发表了 一些描述沙俄侵藏活动的论著。这一时期一些藏学家纷纷获取副博士学位，如1967年沃罗比耶娃·杰夏托夫 斯卡娅以《七——十一世纪的藏语动词》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71年，茹科夫斯卡娅以《喇嘛教和宗教的 早期形式》获副博士学位。同年，帕尔菲奥诺维奇(1921— )以《藏文书面语》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72 年，施罗维思科以《藏药伯拉克松生药学研究资料》获医学副博士学位。1975年，马尔蒂诺夫以《十七—— 十八世纪西藏的地位》获史学副博士学位。1977年，鲍罗索霍耶娃以《萨迦班智达及其〈格言〉》获语文学 副博士学位。此时的苏联藏学研究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
十、苏联藏学界的近况及其展望这一时期苏联的藏学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西藏历史文献的整理。 1981年，新西伯利亚出版了普巴耶夫的《如意宝树史》，该书对藏族学者松巴堪布(1704—1788)的这部佛教 史专著作了深入的分析介绍，特别叙述了俄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1983年，新西伯利亚出版了杜卡罗 夫的《安多政教史》，作者通过拉卜楞寺活佛智贡巴·贡却丹巴饶杰(1801—？)的这部藏文史籍探讨了青海 古代史、十三——十四世纪的蒙藏关系、十五——十八世纪的青海史，特别分析了其中的西藏历史文献目录 、顾实汗的家谱以及卓尼土司史，对于青海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②仓央嘉措情歌的研究。仓央嘉措 (1683—1706)即六世达赖。1980年，萨维茨基以《仓央嘉措“悦耳之歌”》为论文，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 书中公布了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收藏的情歌版本以及有关仓央的资料，为研究六世达赖的生平提供了资料。 ③藏医的研究。巴扎龙等人编制了《印－藏医学研究书目索引》(1982年版)，收录苏联学者发表的藏医论著 ，十分齐备。鲍罗索霍耶娃发表了《苏联及国外对于藏医的研究》(1984年版)，主要介绍了国外藏医研究的 主要成就。苏联的藏学研究已经有了近两百年的历史，已刊论著约两千种左右，目前拥有藏学研究者约百名 左右，其中以五十岁左右的人为骨干，以新生力量为后继，在今后的藏学研究中颇有发展前景。他们迫切希 望能到西藏来，对西藏进行实地考察，随着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这种可能性已日见增大。中苏两国藏学研 究者已在国际藏学会议上有了初步的交往，双方的学术交流将有益于藏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