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藏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苏俄藏学的研究在世界藏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从沙俄时代
早期开始对于西藏的研究即已初具规模；(2)沙俄境域控制范围内的布理亚特人、卡尔梅克人以及图瓦人所信
仰的喇嘛教乃从西藏传入，藏语和藏文是宗教活动的主要工具；(3)在藏文史籍的翻译和研究上苏俄学者的贡
献较其它国家为大；(4)苏联的藏文典籍的收藏在国外首屈一指；(5)十月革命后，苏联藏学家在藏学研究中
注意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指导其具体的学术研究。在国外藏学研究史上，苏俄学者作出了十分积极的贡献。
下面，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苏俄西藏学研究的兴起、形成和发展作一简要的叙述。
一、沙俄初期藏学研究的发轫沙俄初期，俄罗斯中亚旅行家叶夫列莫夫于1774—1782年经喀什、喀喇昆仑来
到当时的西藏文化区拉达克，他的《漫游和奇遇》一书于1786年出版，其中有“西藏”一节，生动地叙述了
拉达克一带藏人的语言、风俗以及饮食起居等。这是苏联历史上对于西藏的最早的直接报导。尽管他同匈牙
利学者、国际西藏学的创始人乔玛一样并未进入过西藏本土，但作为早期的第一手记载，以后的苏联学者一
直对其活动大书特书，如丘涅尔(1877—1955)教授的《西藏志》(符拉迪沃斯托克、1907,1卷上册)、尤瑟夫
的《西藏自然地理述要》(莫斯科1958年版)以及茹拉夫列夫的《俄国人在西藏高原旅行的历史》(1963年版)
都将其活动摆在首要位置。
二、德裔俄国藏学家俄国早期藏学家多为德裔人，较有成就的当推施密特(1779—1847)。他是俄国科学院的 院士，其藏语知识是从布里亚特喇嘛中学来的。他用藏文著名史籍《王统世系明鉴》的卡尔梅克文译本来研 究蒙古史。其成就主要在藏语方面，他的《藏文的首音》(1832年版)较早地分析了藏文基字与前加、上加字 的关系。他还编制了《甘珠尔》索引(1845年版)。他的《藏语语法》(圣彼得堡、1839)及《藏－俄字典》(圣 彼得堡、1843年版)是俄国藏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藏语语法和字典的出现为俄国藏学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
三、不懂藏文的藏学家比丘林俄国的藏学研究要发展，不能只靠外国血统的人，但当时不仅很难在俄国人中 找到一位通晓藏学的人，甚至要找一位精通藏文的人也殊非易事。然而俄国东正教会的驻京使团的一些汉学 家中却不乏研究藏学的有志之士，比丘林(1777－1853)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1807年被任命为该团团 长，在北京居住达十四年之久，期间在我国搜集了许多文献，包括典籍。他通汉、满、蒙诸文，但不通藏文 ，在藏人钦喇嘛的帮助下，从汉文编译了《西藏现状志》(圣彼得堡、1928年版)，这是俄国学者同藏族学者 的首次合作，该书并附有成都至拉萨的路线图。他还从《廿三史》及《通鉴纲目》中编译了《西藏和青海史 》(圣彼得堡、1833年版)，且附有各时期的地图多幅。这两部书，特别是后一部书在俄国藏学史上曾经产生 过，而且至今仍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那些不通汉文的藏学家多藉此书来攫取汉文中的有关西藏记载。人们 至今仍可发现，俄国藏学家的立论观点多与中国传统史书观点相同，追根寻源，就可发现材料出自比氏的编 译。人们还发现：比氏的藏学研究要较乔玛早好几年。只是由于乔玛精通藏文，并用英文著述，故影响胜于 比氏。如果说乔玛首开用藏文史料来研究藏学的风气的话，那么比氏也可说首开用汉文史料来研究藏学的风 气，二者各有千秋。
四、俄国藏学研究的兴起早在1790年，加克曼就发表了《西藏史地及其自然状况的报导》，尽管这还谈不上 是什么研究，但在对西藏所知甚少的俄国，这种概要性的介绍无疑是必要的。1800年后，也就是说从十九世 纪开始，俄国的藏学研究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德裔学者席夫内尔(1817—1879)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通过 自学熟练地掌握了藏文，其所撰之《藏语研究》(1851年版)至今仍为学者所征引。他的《梵－藏－蒙佛学辞 典》(圣彼得堡、1859年版)中使用了俄国所藏藏文木简。他还翻译了藏文的《印度佛教史》（1869年版）及 《源于印度的西藏民间故事》（伦敦、1882)。《十万龙经》是吐蕃赞普令人从象雄语中转译过来的本教要籍 ，席氏的《本教经典<十万龙经>》(1881年版)是国外最早研究本教经典的论文。瓦西里耶夫(1818—1900)也 许是俄国第一位精通藏语的藏学家，他还通汉、满、梵、日、朝诸语及几种突厥语，他的藏学研究成就有赖 于他的语言天才，除翻译了藏族僧人多罗那达的《印度佛教史》(1869年版)外，还翻译了敏珠尔呼图克图的 《西藏地理》(圣彼得堡、1895)；并依据松巴堪布的《如意宝树史》编译了《西藏佛教史》，这部著作为手 稿，苏联学者多所引用。与此同时，俄国境域内的一些蒙古学者也在研究藏学，如外贝加尔湖的布里亚特喇 嘛迪尔基洛夫将《如意宝树史》译成了蒙文。卡尔梅克人巴扎－巴克希曾去西藏朝圣，他的《西藏旅行记》 最早用卡尔梅克文写成，1897年出俄文对照本。
五、到西藏去要研究西藏，必须到西藏去。这是当时俄国所谓“探险家”的口号。十九世纪下半叶，沙皇俄 国的扩张野心是产生这种欲望的土壤。俄国藏学史进入了探险时期。首当其冲的是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 l888)，1879年他首次入藏，这也是俄国人第一次进藏。他很快到了离拉萨仅160英里的地方，因遭当地人民 反对，只好败兴而归。他的许多游记曾被译成世界各种文字。普氏最后死于赴藏途中。其后彼夫佐夫(1843— 1962)肩负起了所谓西藏“探险队”的重任，成功地完成了几次重要的西藏考察，1892—1896年出版的三卷本 《西藏探险集》(圣彼得堡)记载了“探险队”1889—1890年的考察成果。罗博罗夫斯基(1856－1910)曾以动 植物学家的身份随普氏和彼氏多次入藏。俄国的西藏考察带回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及自然人文资料，颇受俄 国参谋本部的重视。科兹洛夫(1863－935)是俄国西藏“考察队”的殿军，他曾多次入藏，其《蒙古与康》 (1907年版)、《蒙古与安多》(1923年版)、《蒙古与西藏》(1913年版)、《西藏与达赖喇嘛》(1920年版)等 著作反映了作者试图将西藏的两个文化区“安多”与“康”，以及蒙古、达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