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藏学研究机构和学者

奥地利藏学研究的起源大体上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可以说是通过传教士认识西藏，在印度学的研究流派中派生出藏学研究体系，又在西方殖民者对东方宗教及其文化研究的“东方学”热潮的大背景中得到充实，最后在较强的人力物力作保证的前提下不断发展壮大。

一、奥地利与西藏的早期接触

奥地利人与西藏的接触，可以追溯到17世纪传教士在西藏的活动时期。在众多赴藏传教士中，第一个到达拉萨并探索一条从北京经西藏通往欧洲路线的是奥地利传教士约翰·格留伯（Johann Grueber，1623—1680，取中国名为白乃心），他被称为“最早赴拉萨的欧洲人”。

白乃心作为传教士在中国中原居住了3年。他与在北京认识的比利时人爱伯特·杜尔维（AlbertDorville/d'Orville，1621—1662，中文名为吴尔铎）经陆路返回印度时，中途在拉萨停留2个月。他们于1661年离开北京，经西安、西宁，由北侧进入拉萨。在拉萨约停留2个月，11月底离开拉萨，经定日、聂拉木，第二年元月中旬到达加德满都。白乃心在拉萨从事天文观察（据说他对拉萨城方位的测量只有半度之差），并绘制了布达拉宫的草图、达赖喇嘛和身穿当地服装的男女画像。后吴尔铎死于印度，白乃心返回欧洲。白乃心是向西方讲述拉萨和达赖喇嘛的第一个白种人，他的记述引起了人们对西藏的强烈兴趣。白乃心把包括西藏在内的东方旅行的材料寄给当时欧洲著名的学者、耶稣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基歇尔正是在掌握了这些传教士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凭借着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写成《中国图说》，成为当时推动欧洲“中国热”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所有这些传教士对西藏的认识和记述对后期西藏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说到奥地利人与西藏的“情结”，还得提两个“特殊人物”，一个是纳粹头目希特勒，另一个是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

在欧洲流传着一个关于亚特兰蒂斯的传说，这个传说始于古希腊哲学之祖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在其晚年的著作《克里特阿斯》和《提迈奥斯》对话录中都有提示。传说中“亚特兰蒂斯大陆无比富有，那里的人是具有超凡能力的神族。有关它的文字描述，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50年撰写的《对话录》中。”后来很多人把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与西藏联系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虽然西藏远离战区，躲过了战火与硝烟，但并没有躲过纳粹德国的视线。“一些纳粹专家宣称亚特兰蒂斯文明确实存在，并认为雅利安人只是因为后来与凡人结合才失去了祖先的神力”“在20世纪，纳粹分子改变‘雅利安’原来的意义，用这个字眼指‘高尚的纯种’，认为德国人是雅利安人的典范。”1933年，希特勒在掌权后，鼓吹种族优越论。希特勒手下的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Himmler）在1935年组建了一个“祖先遗产学会”，寻找“日耳曼民族的祖先”——亚特兰蒂斯神族存在的证据。1938年，希姆莱奉命派“党卫军塞弗尔考察团”赴西藏考察。1939年8月，考察队回到德国，受到希姆莱的热烈欢迎。由此可见，纳粹分子的第一次西藏探险活动，受到了纳粹高层的充分肯定。1941年12月底，德国军队在苏联战场遭到惨败。此时，希姆莱向希特勒提出派遣一支特别行动小分队，前往西藏寻找能改变时间、打造“不死军团”的“地球轴心”的建议。几年后曾于1938年德奥合并后加入党卫军的奥地利职业登山运动员海因里希·哈勒进藏。哈勒与几名德国人于1938年7月从北坡登上瑞士境内的埃格尔峰后，曾受到希特勒的亲自召见并与其合影留念。1943年5月，哈勒等人在印度被英军逮捕，后来逃出战俘营，于1944年逃到了西藏。由于当时的英印总督派驻西藏的官员黎吉生对德国人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哈勒开始了他在西藏的7年之旅。1946年开始他接近达赖喇嘛，并自称是达赖喇嘛的私人教师和政治顾问。西藏和平解放前夕，哈勒逃往印度，最后定居列支敦士登。此后哈勒在其家乡胡藤堡建立了一所“西藏博物馆”。1953年，他以回忆录的形式撰写了题为《在西藏七年》一书，并被译成多种文字。1984年哈勒再次进藏，撰写了《重返西藏》一书，2006年元月他病死于奥地利。据悉，哈勒曾亲自参与筹划的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上的小镇胡藤堡建立集佛教中心、旅馆和藏医学于一体的西藏中心的计划已从2006年5月开始实施。

二、奥地利的藏学研究

奥地利的藏学研究与其印度学研究有着不解渊源。一般来说，欧洲人对印度学的研究，可谓情有独钟，其主要原因还是欧洲人与印度人在血缘上和语言上的某种亲密关系所致。欧洲人的祖先雅利安人与古老的印度人有着血缘上的关系。雅利安人是原居于今俄罗斯南部乌拉尔山脉附近的古代部落，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代末至公元前2000年代初，雅利安人的部落开始不断向外迁徙，向西进入欧洲大部分地区，向东深入欧亚的腹地，向南则伸入西亚和南亚，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世界性的游牧部落迁徙浪潮。一部分向西和北两个方向迁移的雅利安人逐渐形成了西欧的塞尔特人和北欧的日耳曼人。从公元前2000年代初开始，又一支雅利安部落从里海西岸分批南下进入伊朗高原，称为伊朗雅利安人。而最先进入伊朗高原的一部分雅利安人则继续向东南方向移动，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越过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约于公元前1200年来到印度河流域。在印度河流域，他们遇到了当地土著达罗毗荼人的顽强抵抗，这使得雅利安人不得不放慢征服的脚步，经过6个世纪的漫长战争，雅利安人最终在印度站稳脚跟，后来成为印度的雅利安人。因此，雅利安人被誉为印欧语系民族的共同祖先。

除了血缘上的关联之外，欧洲与印度在语言上的共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于印度语言的分类，从广义上说，印度语言主要属于四大语系，即印欧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南亚语系和汉藏语系。其中印欧语系又称雅利安语系，印度74%的人口使用印欧语系语言，该语系起源于雅利安人的梵语，北印度几乎所有语言都属于此语系。属于这一语系的印度语言有梵语、印地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旁遮普语等十几种语言。学者们从语言学上考察，印度雅利安民族与今日欧洲各民族有密切的关联。到17、18世纪，很多欧洲的大学者、大哲人开始对印度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欧洲人对自己文化的寻根和反省。

从上述背景可以看出，欧洲人研究印度的目的就是寻求他们最古老文化的一部分，因而印度学研究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印度学的研究不断壮大后，从刚开始的语言研究，逐步发展到历史、宗教、哲学、艺术等其他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由于印度古老文化和宗教的几次大的更迭，印度的很多东西都变了样，同时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原因，很多文献资料也未能保留下来，而这一切却几乎都收藏在西藏。于是部分研究人员开始涉足藏学研究领域。此外，随着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他们认识到必须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的重要性，有一部分学者将注意力放在了当时作为亚洲研究最重要内容的印度学和藏学方面。于是欧洲的印度学和藏学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奥地利的近现代藏学研究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逐渐形成的。起初奥地利的印度学家主要研习梵文和印度哲学。著名印度学家、佛教学家弗劳沃奈尔（E. Frauwallner）是维也纳近现代印度学的代表人物，在国际佛教研究界有着很高的名望。19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欧美及日本等国相继在比较语言学上的基础上建立了不同的现代佛学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大致可分类为文献学方法、考据学方法、思想史方法、哲学方法、维也纳学派、京都学派、白描法等。维也纳学派（Wiener Kreis）或称“语文历史学派”是现代佛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这一学派的倡导者是由弗劳沃奈尔，由于其长期在维也纳活动，故此学派以此为名。弗劳沃奈尔的弟子以德国汉堡大学的施密特豪森（Lambert Schmithausen），瑞士洛桑大学的费特，维也纳的掌门人厄恩斯特·斯坦因凯尔勒（Ernst Steinkellner）为主。弗劳沃奈尔早在30年代就开始利用藏译资料充实印度佛教哲学的研究，他还鼓励其学生致力于藏译文献的考订研究，他的几位高足都兼通梵文、藏文，在维也纳首开从印度学中专攻藏学的先例。弗劳沃奈尔教授去世已多年，全世界的佛教哲学研究专家为了纪念这位印度学家、佛学家，每隔几年要在维也纳聚会一次，搞一次“纪念弗劳沃奈尔森林漫步”的活动。其间除了学术报告会之外，还要在其高徒斯坦因凯尔勒教授的引导下，沿着当年弗劳沃奈尔教授经常散步的路线进行一次集体森林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