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大食 摄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1985年是重要的一年,文学忽然集中“爆炸”,各种观念、技巧和变革,都在这一年汹涌而来。对文艺怀有乡愁的人,会不断地回望这一年。但是,这一年的一位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说最重要的人物,后来逐渐被淡忘,如今几乎消失在时代的潮流之外。他就是扎西达娃,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代表人物,西藏当代小说奠基人。

        2017年7月,张杨电影《冈仁波齐》意外获得近一亿人民币票房,对于一部艺术电影来说,可谓奇迹。人们再次把目光集中到藏地和藏人,讨论他们的现实和精神世界。与《冈仁波齐》套拍的电影《皮绳上的魂》根据扎西达娃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和《去拉萨的路上》改编,扎西达娃本人担纲编剧。

        扎西达娃安静地生活在远离尘嚣的地方。他已经很多年没跟媒体打过交道,这次在西藏接受本刊独家专访,是他接受过的时间最长的采访。我们希望在无数眼睛凝望西藏的此刻,以他作为向导,将藏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打通,在一个既魔幻又现实的高地,看见有着独特世界观、不以物欲为最高原则的藏族民众,也看见我们自己。

 

青稞

 

        餐桌上的人在谈话的时候,仿佛有风吹过青稞地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是拉萨一家饭店的餐厅。作家扎西达娃坐在正对餐厅入口的位置,他的旁边是导演张杨。周围的人大多穿着外套,扎西达娃穿短袖T恤,像是夏天来西藏度假的不知温差的游客。张杨戴宽檐帽,留长发,倒像是藏族人。扎西达娃面前放着的是红酒,张杨的是啤酒。张杨抽着烟,扎西达娃听他说话。他们在说一部构想中的电影,电影里会有大片的青稞,风从撒了抹茶粉一样的山上吹过来,青稞在风里摇摆……风忽然停下来,青稞停止了摇摆,因为有人拿着酒杯过来敬酒了。酒席上,扎西达娃和张扬,或者和别的人,很难有完整的谈话,他们被装着各种酒的酒杯打断。

        两个小时前,电影《皮绳上的魂》在拉萨点映。参与其中的人士在拉萨这间宽敞的餐厅里吃晚饭。作为电影的原作者和编剧,扎西达娃并不喜欢抛头露面,许多演员都是第一次见到他。包括在电影里演作家的藏族演员扎西敦珠。电影里的作家可视为扎西达娃的化身。扎西顿珠上来和扎西达娃合影,让人感觉有些魔幻——一个虚构的形象从作品里走出来,找到了现实中的真身。喝了点酒,这种感觉尤其强烈。演员们坐在周围,你仿佛坐在电影中。到底哪个是虚构的呢?我们以为的现实世界,是不是出自我们的虚构?这是扎西达娃所探讨的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

        西藏也许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接近。拉美是热带丛林,一种炎热、潮湿的气息,西藏给人的感觉是干燥、寒冷、空旷、寂静,好像空气中遍布着各种生灵。西藏还有难得的条件——缺氧。一个人在缺氧的状态下,更容易产生超现实的想象。

        扎西达娃坐在那里,话不多,脸上的表情细微地起伏,但对前来说话的人都不乏恰当的热情。喉咙里的淋巴有小问题,正在治疗,这倒让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三十多岁,而他已经58岁。

        一个星期之前,扎西达娃从外地回到拉萨。如今,扎西达娃的许多时间在开会。小时候,他看到自己的父亲经常去开会,有时他跟着父亲一起去,他不知道为什么总有那么多开不完的会。现在他大概明白了。他35岁的时候就当上西藏自治区作家协会主席,现在是西藏自治区文联主席。席间,许多人叫他主席。

        主席留着长头发——他十几岁时就是这样的造型。直到现在,他去政府部门开会的时候,还会被拦住检查证件,因为他看上去不像是来开会的人。

        张杨和扎西达娃去餐厅的每张桌子敬酒,转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桌子上。他们又说起青稞,青稞刚开始摇摆,一会儿又停下来。一位做直升机业务的老板过来敬酒,这次,仿佛响起了螺旋桨的轰鸣声。

 

未来佛

 

        “虽然还是宁静的山区,但这里的人们正悄悄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这里有座小型民航站,每星期有五班直升机定期开往城里……”在位于西藏文联4楼的主席办公室里,扎西达娃打开书,指着自己小说里的这一段问我,“你读这一段有什么感受?”我一时语塞。扎西达娃继续说,“这一段写的其实是未来的事情。你再看看这句就更明白了。”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桑杰达普活佛快要死了,他是扎妥寺的第二十三位转世活佛。”扎西达娃提醒我,藏地到现在也才十几世活佛。

        扎西达娃所指的文字来自他1985年发表的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他在小说里虚构了一个叫帕布乃冈山区的地方。那里有直升机作为交通工具,地面卫星接收站可以播放5个频道的节目。这是1985年想象的未来。“现在电视频道几百个,比那时想象的多多了。”在小说里,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同时出现的,过去也是现在,现在也是未来。

        酒席上,当那位做直升机生意的老板拿着酒杯过来,话语像螺旋桨刮起的风声掠过青稞地的时候,你更觉得,未来真的就在眼前了。

        在藏地,未来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此前几天,我去了一趟日喀则,那是扎西达娃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在扎什伦布寺,我看到了空荡荡的展佛台。一个多月前,这里有连续三天的展佛节,展出了现在佛、过去佛和未来佛。

        藏传佛教里,当一千零八尊佛降临人间,这个世界上的人才能真正摆脱苦难。一千零八尊佛都是有名字的。释迦牟尼是第四尊佛。第四尊佛两千多年前圆寂,一亿几千万年后,第五尊佛强巴佛将会降临。第四尊到第五尊之间就是一亿几千万年,但藏族人每天都在乐观地祈祷未来佛的到来。“这就是藏族人的时空观。”扎西达娃说。

        几乎等同于无限。藏族人在无限里享受他们的快乐,每过一个节,他们都觉得离佛又近了一步。藏族人的时空观对扎西达娃的写作有影响,他很自然地在写作中跨越时空。

        在扎什伦布寺,我跟着那些拿着一大桶酥油去一个个殿堂拜佛的人,走了一圈。走出扎什伦布寺,我有点累,坐在寺庙前的广场上休息。

        天边飘来大片乌云,扎什伦布寺前的广场下起雨来。外地游客到一旁躲雨,藏族人大多没动。他们带着保温壶装的甜茶,盘腿坐在地上,笑着聊天,仿佛雨滴跟空气一样无碍。

        扎西达娃跟我说过一个有趣的例子——假如你身处的屋子漏雨了,西方人会爬上去,用智慧和力量修房顶,汉族人会躲在没雨的地方,藏族人呢,对下雨没感觉,无所谓。“这就是文化的区别。”扎西达娃说,“藏族人觉得这是自然的,来了也不躲,很从容,对生命和死亡也这样,就像下了一场雨,来了就来了。”

        这让我想起《西藏生死书》里所说,“死亡既不会令人沮丧,也不会令人兴奋,它只是生命的现实。”

 

日喀则

 

        在许多外来者眼里,西藏看上去像是封闭的,亘古不变的,但好像又不是这样。走出扎什伦布寺广场,我在附近的一家藏餐馆吃晚饭。饭馆里挂着几位班禅的头像,旁边的电视里播放着各种流行歌曲。

        我旁边一桌的两个年轻人吃着糌粑,用高脚杯喝百威啤酒和可口可乐。再远处的一桌,一位喇嘛在喝百事可乐。

        我要了一磅甜茶。对,是一磅。这是英国人的计量单位。因为甜茶其实是经由印度传来的英式奶茶。我想,藏族人在喝这方面似乎很容易接受外来的东西。

        “在某些事情上,藏民族心态是比较开放的。”扎西达娃说,“对我来说,我不抗拒什么东西,没什么不能接受的。”年轻的时候,扎西达娃说他喜欢听爵士乐,现在喜欢听《二泉映月》。

        扎西达娃去拉萨八廓街附近的餐馆见张杨的时候,路过一家“汉堡王”。他很惊讶拉萨开了这么一家店,“我非常喜欢吃汉堡王,他们的汉堡太好吃了。”

        晚上,我和扎西达娃,还有他的朋友,一起坐车回去的时候,经过布达拉宫。夜幕下的布达拉宫,显得更加不真实,仿佛一座发光的宫殿悬浮在天空中。

        当年,后藏人听说拉萨扩建了布达拉宫,规模非凡,便决心要仿造一座规模不相上下的城堡。身负重任的工匠,苦于无法得到设计图纸,整日遥望布达拉宫,忽然心生一计,到集市上买了个萝卜,照着眼前的布达拉宫,雕刻出一个模型,然后揣着萝卜回到日喀则,交了差。建筑工匠们按照这个萝卜模型,在宗山上建起了桑珠孜宗堡。可是,看来看去,跟布达拉宫比,气派还是不够。追究下来才发现,萝卜经过路途奔波,失掉水分,缩小变形,根据这么一个干瘪萝卜建大寺,很难相符。西藏人都称日喀则的桑珠孜宗城堡为“小布达拉宫”。

        还有另一种说法。五世达赖重修布达拉宫时,反而拿这个小布达拉宫作样板。到了2004年,上海同济大学的工程师为完成重修小布达拉宫的计划,参考的也是布达拉宫。小布达拉宫打算建成日喀则博物馆,至今仍未竣工。我问门口的看门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开放。

        小布达拉宫大门紧闭,只有几个游人在旁边的山上拍照。山上差不多能看到整个日喀则。

        扎西达娃童年的许多时光是在日喀则度过的。他父亲曾是日喀则专署专员。扎西达娃和妹妹坐在父亲的华沙牌小轿车里,去扎什伦布寺附近的班禅新宫官邸参观。在扎西达娃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去那里开会,直到深夜才回家。

        班禅新宫官邸最让扎西达娃欢喜的是,“这里面的花园,无论什么时候,都受到专职园艺工精心的照料。花园里有葡萄架,形状各异的花坛,和一盆盆的花卉。周围是松柏和古老的柳树。这里超凡脱俗,是一个世外桃源。除了当地的党政军要员来这里开会和休息,从不对外人开放。”

        “文革”来到日喀则。人们扛着工具,爬上小布达拉宫,开始拆城堡。

        扎西达娃在大人的谈论中听见——又有谁在拆城堡的时候被砸死了或摔死了,又有谁家的房子被石块砸塌了。“大概过了三天,宗山上再没听见石块的轰响声,一切重归寂静。我站在家门口朝前方望去,城堡已面目全非,墙体上的宫殿已经不存在了,只剩废墟。”

        日喀则是个土黄色的城镇——这是扎西达娃童年时的印象,直到现在。

        在日喀则度过的时光里,一个小图书室是他喜欢的。他和家里人会从图书室带回来很多书。他母亲喜欢看小说,他就跟着看,那时候的书还是繁体竖排本,他是连蒙带猜地阅读。

        那时能看到的文字,除了报纸,差不多就是《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了。小孩子的求知欲又是最强的,然而到处都没有少儿读物。让扎西达娃意外的是,他在这个小图书室里发现了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他们的父亲在一个岛上遇险,两个孩子想找父亲,被野人抓了,各种各样神奇的东西,特别有吸引力。”他在阅读中发现,这跟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完全是两回事。这为他打开了一扇世界的大门。

        日喀则是西藏第二大城市,当时没那么现代化,但是它有一个特色——历史上,此地是通往印度的必经之路。有很多印度、尼泊尔商人在日喀则开店,商店里有一些颇有异国情调的东西。“我当时看着店里的尼泊尔人、印度人,会产生神秘的感觉。”

        随着父亲在“文革”中被打倒和下放,扎西达娃在日喀则的平静生活结束了。

 

大院

 

        扎西达娃打开他的苹果手机,给我看了他父亲的一个委任状。内容很简单,上面写着“任命扎西为西藏自治区林芝专员公署专员”,署名是“总理周恩来”,日期是“1962年10月20日”。这一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林芝市长。

        林芝是扎西达娃更小的时候待过的地方。他对小时候的林芝存有一些印象,但已不多。“藏族人很奇怪,林芝海拔那么低,气候那么好,以前却没有人居住。住在那里的是一些更小的刀耕火种的丛林民族,比如门巴族、珞巴族,他们获取食物的方式比较原始,生活像猎人一样。那里人口很少。”扎西达娃说。

        现在的林芝市中心,基本上是一个新城,和许多小城市的外观并无多少区别。扎西达娃还记得,在山坡上,有一个机关幼儿园,他曾在那里就读。

        荒芜——这是林芝给扎西达娃留下的印象。那时,可能就那么几座建在山上的地委专署的房子。办公楼是石头砌的,上面盖着铁皮。有礼堂——扎西达娃的印象中,他去看过电影,礼堂也是石头砌起来的,有能坐几百人的长条椅。再就是一些干部宿舍,都是土坯房。

        几个地方的党政机关大院是扎西达娃回忆中的重要场所。父亲后来成为拉萨市委书记,他在市委大院住了很多年。

        几天前,扎西达娃的车载着我们,想进入他当年生活过很多年的拉萨市委大院,让我们看看他生活过的地方。车上的通行证过期了,警卫没让进。车子掉头离开。扎西指着前方说,以前这里有藏族贵族的别墅,现在没了。眼前是热闹的街市。更远处是空荡荡的刚建好的商铺,几乎没人。如同全国各地的大城市,拉萨也在不断地向城市周边扩展。

        小时候,扎西达娃觉得自己和几个弟妹像父母手中的几只皮箱,当他们“因革命工作需要”调往一个地区上任时,小孩就会被轮流寄放于母亲在重庆的亲戚家。等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安定下来,再把孩子接回西藏。

        60年代初,扎西达娃第一次跟着母亲坐飞机进藏——他坐在苏制伊尔-18型客机里,5个年轻的空中女服务员(那时还没有“空姐”这个词)握着红宝书,在狭窄的机舱过道里跳起舞来。女服务员穿着空军制服,黄上衣,蓝裤子,黄军帽。每个乘客会获得一盒五支装的中华牌香烟。“那时在飞机上是可以抽烟的。”

        在林芝,扎西达娃印象最深的是家里的一个保姆。保姆当过尼姑,后来还俗了。“她对着我当时还是婴儿的最小的弟弟磕头,说他是活佛。”天黑后,年幼的扎西达娃在半山腰的专署大院,看着远处汽车灯光晃来晃去,保姆跟他说,你爸还在远方。

        “年幼时的记忆一定会对自己将来的文学创作有影响的,”扎西达娃说,“很多文学的灵感都是从这些记忆里变异而来。”

 

电影

 

        在八廓街旁的一个露天平台上,扎西达娃和大家聊起了电影《皮绳上的魂》。张杨那天晚上来到拉萨,将许多朋友聚集于此。

        第二天是电影在拉萨的点映。只有拉萨是两天,接下来,张杨和他的团队一天换一个地方,很多场路演。

        “很多活佛要来看电影,问我要票。”嘉措说。嘉措是本地有名的文化人,非常热心,负责组织第二天的观影。他边说电影票的事情,边拿起酒杯,“扎西德勒。”

        路伟和成功分别是出品人和制片人,他们说起《冈仁波齐》快一个亿的票房,分析其中的原因。《皮绳上的魂》上映前,两部电影的投资已经收回,他们显得轻松而愉快。

        “明天电影结束后,11个人上去讲话,你们四个人加七个演员。”嘉措说。

        扎西达娃表示不太想上台说话。“这是你的小说,你必须得上啊。”张杨说。

        张杨说起和扎西达娃合作的缘由。二毛是张杨的藏族朋友,张杨说想拍关于西藏的片子,二毛说你应该看看扎西达娃的小说。张杨回北京后,赶紧买了两本扎西达娃的小说,然后与扎西达娃见面。张杨觉得《皮绳上的魂》结构独特,但要拍成电影还缺点东西。他看到《去拉萨的路上》是一个复仇故事,有戏剧性,就想把二者合在一起。两人就在这两篇小说的基础上聊。这是2006年的事情了。

        就在我和扎西达娃聊天的时候,我们的副主编杨子给我发来一条短信,说他和新疆画家张永和90年代初曾经把《去拉萨的路上》改编成连环画。可见扎西达娃当时的影响力。他的小说吸引了许多读者。

       电影里,“去拉萨的路上”变成“去掌纹地的路上”,在这条路上,张杨和扎西达娃商量,加了一场藏戏。

        新加的那场藏戏讨论了很长时间,这其中包括一个孩子的出生和一个长者的死亡。有点像《冈仁波齐》,生死一直是如影随形的问题。

        对扎西达娃来说,写一场藏戏不在话下,可以说轻车熟路——他曾经是藏剧团的员工,那是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新世界

 

        十几岁到藏剧团的时候,扎西达娃做的是美工。美术曾经是他的理想,但不是第一理想,他的第一理想是音乐。

        《向往神鹰》是旅游手册《孤独星球》推荐的一首了解西藏的歌。飞机将要降落贡嘎机场时,我的脑袋里冒出了这首歌的歌词。小时候,即使是南方小镇的街头,这首歌都在循环播放。你如果在网上找到那个著名的MV,就能看到扎西达娃的名字,他是这首歌的词作者。

        音乐曾经是扎西达娃的第一理想。他小时候就知道自己有音乐天赋。在林芝看国产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那些歌,他听一遍就能用简谱记下来。“几乎是一种天生的本能。”扎西达娃很自信。

        “文革”时候的八个样板戏,所有的曲谱,都是听着就能背下来。他从小学小提琴,已经练到帕格尼尼,属于专业初级。

        画画的兴趣来自父亲,父亲也喜欢画画。

        扎西达娃的父亲是藏族最早的干部。40年代,国民党在南京办了一个边疆学院,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民族学院,专门用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的父亲在那里上学。

        就在这时,父亲参加了进步组织,随后去了燕京大学,学设计。因为会两种语言,又是大学生,跟着解放军18军进了西藏。

        父亲一直喜欢画画,扎西达娃受到熏染,画画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很突出。当时,他所在的学校想培养几个美术教师,请了一些美术老师来做培训。

        扎西达娃学了不到一年,赶上藏剧团招生,他被录用为美工。在剧团,美工主要负责舞台背景设计和美术设计,画一些蓝天、云彩之类的背景。

        但没过多久,扎西开始用文字描述西藏。他被藏剧团送到北京去学编剧,那是他第一次到北京,北京的活力像当年吸引他父亲一样吸引了他。

        那是1979年,“文革”结束后,北京许多新的社团涌现出来,各种诗刊、画展,都非常前卫。“除了上课,我还经常跑到外面跟各种民间刊物接触。那时候有很多油印刊物,可能是解放后第一次有这样的繁荣。没电话,只能亲自上门去找,喜欢哪个刊物,就去找他们主编,哪个胡同多少号,照着去找。”

 

岁月

 

        扎西达娃从北京回到拉萨,很快,又多次去了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他开始写小说,而且,非常顺利,通过小说,很多人认识了他。

        1981年,扎西达娃在《萌芽》上发表了《归途小夜曲》。此前,这篇小说被别的杂志退过稿,差点被当“毒草”批判。“里面的主人公又戴墨镜,又穿喇叭裤,又跟小姑娘亲热,像个二流子,有人看不惯。但后来在《萌芽》获了奖。其实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就是这样,不只文学是这样,其他领域也差不多。”扎西达娃提起往事,记忆犹新。

        去《萌芽》领奖的时候,他认识了从广西去领奖的梅帅元。很多年后,梅帅元到拉萨制作大型实景演出剧《文成公主》时,找扎西达娃参与编剧。

        夜色已深,在八廓街旁的这个露天平台上,能远远地看到《文成公主》的演出场景,灯光将作为背景的山体照得很亮。

        大家在喝红酒,张杨说,“我跟老扎(扎西达娃)说,我们还得接着弄,他有一个小说我特别喜欢。”张杨说的是《西藏,隐秘岁月》。这部小说写了西藏108年间的历史,制作这样一部电影肯定不容易。

        张杨说到这儿,一位西藏摄影师刚刚来到这个场子,看到张杨,大声说,“张杨,那时候你拍《洗澡》差点死掉啊。”

        张杨90年代电影《洗澡》里边,有藏族人步行到湖里洗澡的画面。在西藏拍这个画面的时候,张杨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幸好被路过的车子送到海拔低的地方,才缓过来。

        张杨有西藏情结,他一步步把与西藏有关的电影做了出来。大家喝着酒,又聊起《皮绳上的魂》,说这是“十年磨一片”。

        旁边就是八廓街,能看到围着大昭寺转经的人,扎西达娃说,“到冬天,大家农忙都结束了,才会有更多的人出来磕长头,转经。”

        扎西达娃熟悉西藏农民的生活。

        《西藏,隐秘岁月》通过一个小山村,把一个民族一百多年的历史展现出来。“毕竟是一百多年的时代背景,一般会放在最风口浪尖的境地,通过某一个家族或成员来表现。”

        这部小说里虚构的村庄大致有现实的原型。西藏山南隆子县列麦公社,是当年扎西达娃70年代下乡劳动的地方。那时他在剧团,经常下乡演出、深入生活,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

        列麦公社是西藏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当时的书记是自治区常委,省级干部。“因为是一面旗帜,所以你就能知道他有多拼命,战天斗地,改变山川面貌,在四千八百多米高的地方种出青稞。”扎西达娃每天和他们一起干活,“作品里有那个公社的影子,但很难说具体是哪一个人的原型,很多是综合的。”

        1976年9月的一天,在列麦公社,扎西达娃正在田间割青稞,公社书记来了。“公社书记是农奴的孩子,做了一辈子书记,一直与时俱进,政治觉悟非常高。”

        那天,公社书记站在田间地头,给扎西达娃印象特别深。书记大叫一声:“毛主席去世了。”大家一听,全懵了,然后,哭成一片。

        接下来,大家排着队站在公社广场上,戴着白花,挂着毛主席像。因为太热,有人中暑倒下了。没过多久,打倒“四人帮”,大家打着火把,敲锣打鼓,在山里游行。

 

往昔

 

        拉萨点映结束的晚餐上,扎西达娃因为有事,没等晚餐结束,先回去了。

        我跟着他的朋友们,还有导演张杨,来到一个酒吧。这家酒吧出过两个名人,大冰和赵雷。郑义在酒吧里等张杨。郑义以骑摩托车环游美国和到藏北拍纪录片闻名。他们坐在那里,喝一种美国进口的烈性啤酒,聊起许多往事。彬子是酒吧歌手,唱了许多歌,包括何勇的《钟鼓楼》。张杨说,“那首MV就是我拍的。”

        这些歌仿佛过去很久了,扎西达娃的那些作品,也仿佛过去很久了。他在80年代成名。特别是1985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爆炸”的一年。北师大教授张清华认为那一年最重要的小说家是扎西达娃,“扎西达娃出现在历史的拐弯处,一些重要的变革显见得是从他开始的,他是1985年最优秀的作家。因而也就是当代小说艺术转折时期最重要和最富贡献的作家。尽管他差不多‘封笔’多年,但我们在回溯当代小说及其美学演变的历史时,还是要为他公正地记上这重要的一笔。”

        酒吧里,大家大声唱了许多80年代的歌,夜晚变得有力量。整个80年代,好像就是在这样充满力量的激情中度过的。

        嘉措说,“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钱,但喜欢聚在一起吃饭、聊文学,有人主讲,有人做饭,有人洗碗。那是文艺青年的美好时代。”

        那也是西藏文学闪耀的时刻。

        80年代,扎西达娃一天到晚泡在八廓街,他工作的剧团就在八廓街旁。有时他就住在八廓街。“我有个朋友是八廓街警察,晚上我会跟着他巡逻,什么都玩。”扎西达娃的许多小说里都有八廓街。

        1967年,男孩扎西达娃第一次到拉萨。到现在,正好过去50年。

        扎西达娃现在的生活差不多是苦行僧式的。在办公室坐坐班,然后待在家里上网、看电影、读书。他养了两只猫,有时出去散散步。不喜欢应酬。有几个朋友,偶尔打打电话,喝喝茶。

        我们提出到八廓街拍几张照片,他没答应。“那是我80年代的生活场景,现在已经离我很远了。”

        《皮绳上的魂》上映的头一天晚上,在八廓街口,张杨在打车,扎西达娃挥手向他告别。后边就是八廓街广场,他仿佛也是在向过去的年月告别。

        我想起扎西达娃《逛新城》中的几段文字——
 

        你情不自禁地回首那个遥远的拉萨,仿佛看见一个乡村的老人,喝着微酸的青稞酒,眼圈发红,捧着满是皱纹的干枯的脸,向他的儿孙讲述着他心目中的昔日圣地拉萨。繁华的市场、香烟缭绕的大昭寺、夏日林卡的逍遥在他心中已成为永远无法抹去的遥远的回忆。他在半醉中情不自禁用苍老沙哑的嗓子唱起他最喜爱的一首歌:

        “拉萨八廓街上,窗户比门还多。窗户里的姑娘,骨头比肉还软。”

        这魔法一般变幻的富有感染力的声调,梦一样深深攫住坐在他身边的儿孙们,他们昂起沉重的头颅,半张着嘴,身体失重似地被带进飘渺悠远的年代里……

 

原刊于《南方人物周刊总第523期(记者:卫毅  实习记者:刘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