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佛教传入中国后，甘肃属较早的传播地域。由于“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横穿其境，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外文化吏汇的地带，也是佛教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地区。尤其是10世纪后期，藏传佛教也随即产生并日趋成熟，逐步得到了宋朝、西夏和元朝的信任与尊崇，高僧大德也不断往来于吐蕃与内地之间，藏传佛教文化也在甘肃得到了广泛传播，相继建立了不少佛教寺院。
关健词：藏传佛教；甘肃；传播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处，为我国的腹心地带，东连陕西，南接四川、青海，西邻新疆，北靠内蒙、宁夏，是历史上中原连接中亚的主要通道，著名的“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横穿其境。唐代以前，青藏高原许多部落东下，在甘青地区形成西羌、西戎部落。吐蕃王朝建立后，再次大举东进北上，奄有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使这一地区成为吐蕃和中原唐朝紧密接触的地区，也是佛教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地区。吐蕃后期，赞普达玛灭佛，导致吐蕃崩溃，佛教受到了很大冲击，几乎灭亡。
10世纪初，居于安多藏区的丹斗寺的佛教僧人将佛教的火种再次从安多地区点燃，这时的佛教在青藏高原包括甘青广大地区再次传播开来，逐步形成了藏传佛教，并日趋成熟。西夏时期，朝廷内也逐步接受了藏传佛教，与吐蕃高僧的往来日益密切，这一文化联系，伴随着元朝帝国的开创，促成了藏传佛教高僧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阔端王在甘肃凉州举行会晤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此后，藏传佛教不仅被蒙古王族所信仰，而且迅速以甘肃地区为中心向周边地区传播，相继建立了不少佛寺。历经宋、元、明、清等朝代，藏传佛教各教派尤其格鲁派在这一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由于历史久远，藏传佛教在甘肃传播的历史没有完整的文献记载。前贤虽有零星的介绍，但很少有人撰文来理清其发展脉络。为此，笔者结合汉藏文文献就藏传佛教在甘肃地区传播的历史脉络作一论述。
一、早期佛教在甘肃的传播
据专家分析，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途径有三条：西北的丝绸之路、东南的海上丝绸之路、西南的“滇缅道”。西北的丝绸之路是佛教向中国传播的主要通道。佛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从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期，佛教由发源地印度的西北部传入西域的大夏、安息、大月氏、康居等地区。二、公元前2世纪左右，佛教越葱岭传入于圍、龟兹等地区。三、张骞出使西域后，佛教沿丝绸之路经西域传入玉门关、阳关，从河西走廊等地传入长安、洛阳等中原地区。十六国时期佛教兴盛，佛塔和石窟普遍建立。
早在东汉初年，佛教就沿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由西东渐经中亚传入中国，甘肃的河西走廊(包括河西走廊藏区)、陇右地区最先受到了佛教文化的洗礼。所以，地处交通要冲的河西陇右乃至河湟地区，历来是佛教传播的主要地区之一。在历史上，这一地区的羌、月氏、匈奴、鲜卑、回鹘、汉等多民族交错居住，是中华文明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佛教在我国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
据《三国志》载：“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居经》[1]。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距今已有2000年。《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佛教由西域传入中国，必经甘肃河西走廊。《魏书·释老传》载：“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验，故言谓之舍利。后百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舍利，造八万四千塔，分布于世界各地。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渭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至桓帝延熹九年(79-166年)，凉州经学大师马融即开始设馆研究佛学，并提供财物，支持僧人翻译佛经，还在学馆讲析佛经。自汉武帝开辟了西域交通线之后，佛教开始由西域大量传入中国。在佛教的传入初期，原先居住在甘肃张掖、敦煌祁连山一带，后迁徙到西域的大月人，起了率先传播的作用。汉恒帝建和二年(148年)，有大月人支类迦哉到洛阳，翻译了大乘经典《道门般若经》《首楞严经》《般若三味经》。在佛教僧人经过这条通道向中国传播佛教的同时，中国也派遣使者经这条通道去西域求取佛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全国空前发展的时期，尤其在河西走廊这条古丝绸之路高度发展和兴盛的时期。自西晋怀帝永嘉(307年)至隋(589年)统一中国的280多年里，在甘肃境内先后由部族、豪族建立的割剧政权有：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前凉、后赵、前秦、后凉、后秦、西秦、西凉、南凉、北凉；南北朝时期的北魏、西魏、北周以及大夏、吐谷浑、仇池、武兴、宕昌、邓至等十多个相互割据的国家政权。这些国家政权的统治者，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都大力提倡和推崇佛教。河西走廊佛教这样盛行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河西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路，ニ是因为河西各割据政权的统治者需给自己的统治找到一种精神支柱。这就大大推动了佛教在河西走廊的广泛传播，故各民族高僧大德层出不穷，他们为了学习佛学，宏扬佛法，不辞辛苦，跋涉西行，或至天竺，或至突厨，或往于阈，拜师求学，瞻仰圣迹，归来时携回大量经卷，在河西境内开窟建寺，聚徒讲经，对后期佛教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循化厅志》记载：“自佛之来西域也，河湟实为首被教化之地。”[2]相传汉传佛教传入河源地区历史十分久远，在4世纪之前的东汉末年及两晋时期，即有汉僧从内地来河湟活动。西晋晋武帝司马炎时期(265—289年)，西域僧在月氏人中传播佛教，剃度月氏人法护出家为僧，后来法护随其师至西域诸国学经多年，学会“三十六国语言”，在敦煌翻译出《光赞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150部共300卷，后返回河湟传播佛教[3]。法护是对我国大乘佛教传播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僧人。《西宁府新志》记载：“澆中本小月氏之地，且屡没羌戎，无怪释氏多而道士少，而番僧尤众。”[4]
《青海省志·宗教卷》载：东晋时期(386年以后)，“佛教盛行于都州(今乐都)”，“曾作佛龛于土楼山(今西宁北侧)断崖之间，藻井绘画”，成为青海佛教传播的基地。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平阳郡(今山西省临汾市西襄垣县)汉僧法显(约337-422)与法友慧景、道整、慧应、慧嵬，从长安启程，沿丝绸之路往印度取经，途径河湟的乐都、平安、大通、门源、扁都口，再从张掖沿河西走廊，穿越西域，逾葱岭，到北印度一带。法显是一位有影响的佛经翻译家和旅行家，是中国僧人赴印学法取经的先驱，他在河湟必与佛教界接触，有过传教活动。南凉是南北朝时期的十六国之一，为河西鲜卑秃发部酋长联合汉族等其他民族首领与地主豪强建立的封建政权，历时18年，统辖河湟与河西走廊东部地区，曾开办儒学，发展教育，崇信佛教，延僧建寺。相传法显一行11人，在当时的南凉政权都城西平(今西宁市)受到南凉主秃发利鹿孤和主持军政大事的秃发儒檀的挽留，迎入寺院讲经说法，受到信众的欢迎崇敬，临走时有僧人随行。今平安县的夏宗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藏传佛教寺院，早期是著名的僧人修行静地。相传法显一行也曾在这里传教，都留有遗迹。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年)，拓跋氏建立了北魏政权，统治者极为崇尚佛教，这一时期佛教在甘肃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北魏所辖地区佛寺达6478处，僧尼达77258人[5]。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境内的佛经翻译很兴盛，它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时的凉州(姑臧)、敦煌、张掖等地也曾是翻译和传播佛经的中心地区之一。
南凉建和三年(402年)三月，秃发儒檀任南凉王后，改称凉王，将都城由西平迁至今青海乐都。他专程从吐谷浑地请来僧人昙霍，“厚加敬仰”，号为“大师”，请他剃度一批人出家为僧，随他学经。秃发儒檀无论国事家事，都要与昙霍商量[3]。秃发儒檀本人听从昙霍劝告，“节杀兴慈”、“修善行道”，成为虔诚的佛教信徒。
除法显外，东晋以来有记载的内地汉僧经河湟西往取经学法者大有人在。《青海省志·宗教志》称，从晋武帝到北魏神龟年间，“在这250年间，曾有众多名僧在青海各民族中传播佛教，有近20批内地汉僧前往西域和印度取经”[3]。主要有：北魏泰常五年(420年)，幽州黄龙(今辽宁朝阳)汉僧昙无谒(法勇)，集结僧猛、昙朗等25人西行求法，经青海黄河南吐谷浑地，出青海湖之西的西海郡，过流沙往印度求经。
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年)十一月冬，受孝明帝派遣，伏子统(僧职名)宋云率沙门法力等往西域访求佛经。与此同时，洛阳崇立寺汉僧惠生受魏太后派遣，亦往西域取经。宋云、法力等人沿西倾山(位于青海东南部河南县与黄河干流之间)经同仁、尖扎至赤岭(今日月山)；惠生经长安、泰州(今甘肃天水)、金城(今兰州)、部州(今乐都)、西平达赤岭。后两支队伍会合，共同西行。他们从印度取经返回时，仍沿羌中道，经河湟返回洛阳。
此外，还有犍陀罗僧人阇那崛多(智藏)和同伴智贤等10人经于阗、吐谷浑、鄯州到长安。这些僧人途径河湟，或住夏或度冬，讲经授法，传播佛教，并建佛寺佛塔，使这里形成了萨满教与佛教并存的局面。当时，在今乐都、西宁等地已有神祠和佛寺供往来僧人挂单。今从西宁市北山的土楼观(古称北禅寺)的北魏石窟壁画来看，北魏时期河湟确已有汉传佛寺[6]。
五凉时期，正是佛教东传的初期。凉州，不仅是政治、军事重镇，经济、文化交流的都会，而且是佛教活动的胜地。《魏书·释老传》称：“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7]由此可见，凉州不仅在十六国时期佛教活动很兴盛，北魏时期也是佛教发展的中心。凉州有名的高僧有竺佛念、宝云、智严、宏充等；一些来自印度、西域的高僧，如西域高僧佛佗耶舍、浮图跋摩、达慧、昙无谶、鸠摩罗什等，他们怀着虔诚的信仰，不远万里，越过浩瀚大漠来到中国，留居河西传播佛教，得到五凉统治者的支持，使得西来的佛教得以在这里扎根生长。浮图跋摩所译的《毗婆娑经》，昙无谶所译的《方等大集经》《方等大云经》《悲华经》《金光明经》《菩萨戒车》《优婆塞戒》等，都是重要的佛教经典。昙无谶译的《大湟槃经》，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巨大影响，他译出佛经以部112卷，其中《大湟槃经》最为重要。此经译成后，在河西、北方等地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对大乘佛教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凉州本地僧人道泰等300多人通力合作，历时数载，译出一部长达10万偈的梵文巨著《大毗婆娑经》。次年，沮渠兴国又组织500多人翻译《优婆娑塞戒经》，可见当时的译经规模之大。
与真谛、玄奘并称为中国佛经三大翻译家的鸠摩罗什，曾在凉州驻锡17年。据有关文献记载，384年，前秦苻坚派吕光征服龟兹，遂掠鸠摩罗什东归。次年，苻坚被杀，前秦灭亡。呂光进入姑臧，建立了后凉政权，鸠摩罗什滞留在姑臧。由于吕光和其后继承者不信奉佛教，也不鼓励鸠摩罗什从事传教译经。17年里，鸠摩罗什主要是学习汉文和小规模的收徒讲经，在佛教事业上没有重大成就，但为以后到长安大量译经准备了有利条件[8]。罗什对自己的译经水平，正如他对诸僧说：“愿凡所宣译，流传后世，咸共宏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该者，当使焚身后，舌不焦烂。”[9]唐代，在他讲过经的罗什寺里，专门为他建起了一座佛塔，名为罗什塔，以示纪念。鸠摩罗什不仅为我国大乘佛教的弘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中亚、西域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正是由于佛教的盛行，古代河西寺塔林立，宝幢经幡，晨钟暮鼓，颇引起过一些虔诚的僧侣来瞻礼求法译经宣教[10]。
佛教在早期传播时，甘肃各地开凿了许多佛教石窟，并修建了大量佛寺。如敦煌千佛洞、天水麦积山石窟、西和北法镜寺石窟、庆阳北石窟、永靖县炳灵寺石窟、安息榆林石窟、肃北五个庙石窟、泾川南石窟等。各地佛教徒络绎不绝的往来于丝绸之路，从事繁忙的佛教活动，终于使佛教这一外来宗教成了中国的一大宗教。正是由于佛教的盛兴，千百年来，它支配着诸多人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佛教不仅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民间风俗等有很深的影响，而且为后来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也奠定了基础。
二、吐蕃时期佛教在甘青地区的传播
6世纪以后，传入吐蕃的佛教，又很快从西藏腹地向青藏高原西北边缘的汉藏走廊传播，并有一批杰出的吐蕃翻译家和佛学家活动在甘肃地区讲经传法、翻译佛经，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佛法昌隆开创了历史先河，同时也为后来藏传佛教在河陇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隋唐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佛教在甘、青地区传播的第二个高潮期。民国三十年(1941年)二月六日，成都大慈寺长念上师在《西北佛教周报》上撰文称：“西北，伟大的佛教摇篮，我们知道在隋唐它曾放过灿烂的光芒，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它是占重要的地位，如像顶有名的大律师道宣法师以及关中四杰——道生、道肇、道融、道壑，在佛教史上谁也异口称扬的。”[11]该文所反映的是整个西北地区的情况，甘青河湟即在其内。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西平，留下过道、佛两教的遗迹。
唐朝在宗教政策上实行儒、释、道三教并重的方针，在青海等地凡重点“交兵之处”，下诏修建寺刹，用佛教等稳定统治和治理人民。武则天时，曾诏令将佛教排在各教之前，宣谕各地修建寺院、道观，在河湟的都州(今青海乐都地区)修建了佛教大云寺。此外，还有药神寺。河湟境内，现虽不存唐代汉传佛寺，但从当时一些名僧的活动看，佛教兴盛，寺观不少。
唐太宗贞观三年(606年)，28岁的玄奘从长安动身去印度，历经17年，于贞观19年回到长安，玄奘带回佛经657部，经19年的呕心沥血译出经论75部，他著述的《大唐西域记》12卷，是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以及中亚等地区古代历史地理以及从事考古的重要资料和文献。玄奘只身一人从长安到甘肃凉州，经葱岭到达西域各国，而凉州都督李大亮“即奉严敕，防禁特切。”幸有凉州慧威法师“密遣二弟子，一日慧琳，二日道整，窃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昼伏夜行。”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终于实现了“西天佛国取经”之夙愿。印度的那烂陀寺给他优厚的待遇，戒日王、鸠摩罗什再三挽留，玄奘心系故土，依然踏上归途，贞观十八年，唐大宗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并在沙洲、凉州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活动，玄奘就地讲经说法。玄奘历尽千辛万苦，途中也曾路过甘肃，对佛教在甘肃的发展兴盛产生过积极影响[5]。
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吐蕃禄东赞率兵击溃吐谷浑，青海大部分地区纳入吐蕃辖区。唐开元、天宝年间，著名诗人王昌龄、高适曾供职于都州的陇右节度使府，闲暇时在当地游佛寺、访道观，同僧人、道士问禅论道。天宝六年(747年)，哥舒翰为陇右节度副使，后不断用兵吐蕃。天宝十二年(753年)哥舒翰收复河西九曲故地后，高适随哥舒翰游佛寺登佛塔，写有《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七级浮图》的诗篇，诗云“塞口连浊河，辕门对山寺”“七级凌太清，千岩列苍翠”。诗中的积石军，唐仪凤二年(677年)，唐升廓州静边镇为积石军，驻兵7000人，为陇右地区唐朝抵御吐蕃最前沿的军事重镇。廓州即今化隆县古群科镇，静边镇即今贵德县河阴镇。高适之诗说明当时贵德一带有佛寺，佛塔巍峨，周围环境优美、生态良好。这一史事说明，唐末河湟流域已有受过比丘大戒的汉僧，且在数量上多于藏僧。
天宝年间，吐蕃乘唐朝“安史之乱”，边地空虚，进一步东进，夺取河西陇右地区，河湟一度为吐蕃所辖。随着吐蕃势カ的扩张和佛教在西藏的发展，河湟地区出现了一些小型寺院。今青海的同仁地区，传说吐蕃时期，藏军来吾屯一代戍边，曾建过寺院(今发展成为吾屯上下寺院)[6]。
吐蕃统治初期，河西走廊的敦煌有僧寺9所，僧人310人。到了吐蕃统治末期，敦煌有报恩寺、净五寺、凉台寺、三界寺、兴善寺、永寿寺和金光明寺等14所僧寺；还有安国寺、普光寺、灵修寺、大乘寺和圣光寺等5所尼寺，号称“19大寺”。这些寺院中的僧尼多达近千人，而当时敦煌的总人口仅有2.5万人左右。随着寺院经济实カ的不断雄厚，敦煌的佛教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还设立了专门的“译场”，不断地从印度及中原内地求取佛经，由招募而来的一批高僧、学者聚集在此，专门从事佛经翻译[12]。
藏族历史上最杰出的典型代表就是是廓·却珠(vg·s-ch·s-grub，?-约865年)。833年来到沙州(今敦煌)，居永康寺，开始了他一生的译经事业。当时的沙州是佛教文化中心，许多佛学家纷至沓来，开展宗教及其他学术活动。842年，廓·却珠迁居甘州(张掖)修多寺，开展译经工作长达4年。848年，沙州土豪张义潮义反，联合当地人民推翻了吐蕃的统治，廓·却珠被迫又迁回沙州，住开元寺[13]。他一边孜孜不倦地翻译各种佛教经典，一边讲述《瑜伽师地论》等佛学名著，兢兢业业，潜心弘法事业20余年，译成的汉藏两种文字的佛教典籍达23种之多，其中汉译藏的有《善恶因果经》《金光明最胜王经》《解深密经疏》等14种；藏译汉的有《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等5种；此外，集录或讲述的经籍有《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并决记》等4种。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唐玄奘的弟子、西明寺唯识派巨擘圆测(613-696年)撰写的《解深密经疏》一书汉文本已经佚失，但由廊·却珠翻译的藏文译本却完整地保存在四川德格《大藏经总目录》丹珠尔部的经疏部内，使这部重要佛经在藏族地区得到了保存和流传[13]。
吐蕃时期，河西走廊各地一些寺院也设有“译场”或“经场”。在这些专门的译经场所，藏、汉等民族的译师们除了翻译佛经之外，还将一些汉文的儒家经典也译成了藏文。如《老子》《礼》《易》等，都有藏文译本。儒家文化的伦理思想，政治理念以及礼仪等对吐蕃文化的影响无可置疑[12]。
从佛教艺术方面来看，主要表现在吐蕃时期的敦煌艺术造像。这种艺术造像多承袭了唐代以前塑像类型：彩塑造像主要有释迦牟尼、三世佛、七世佛。还有以佛为中心，两侧塑弟子、菩萨、天王和力士等组成的群像，尤其出现了巨大的佛湟槃像[12] 。
河西走廊的凉州(今甘肃武威)、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沙洲(今甘肃敦煌)等地，在五代时也一直信奉佛教，生活在那里的吐蕃人也信奉佛教[14]。
吐蕃时期，卫藏的佛教尚处于初传阶段，约779年，オ建成第一座初具规模的寺院桑耶寺，开始出现第一批出家人。当时在吐蕃的汉藏印僧徒，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翻译经典，为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佛教在王室成员中有着一定的信仰，而广大群众仍然信奉苯教。据藏文文献记载，9世纪中叶，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吐蕃王朝因内部矛盾，达玛灭佛，佛教势カ顷刻土崩瓦解，佛教僧人四处逃难，达玛也被称作拉隆华吉多吉的僧人射死，吐蕃王朝分崩离析[15]。唐朝也日渐衰亡，甘青地区地处王朝边鄙，灭佛运动未能触及到河湟地区。
藏文文献记载，当达玛灭佛时，在曲水河边(今西藏曲水县雅鲁藏布江南岸)的精舍中，有约格维琼鼐(gyo-dge-bavi-vbyung-gnas)、藏惹赛(gtsang-rab-gsal)、玛释迦牟尼(dmar-shakya-mu-ne)三人在那里修行，得知灭佛的情况后，携带律藏经典驮在三头骤子上逃往西北，逃往康区，最后辗转来到青海循化的丹斗地方的岩洞中[16]。他们晚年收了一个名叫喇钦·贡巴饶赛的徒弟。贡巴饶赛20岁时受比丘戒[17]。后来，贡巴饶赛受丹斗寺(dan-tig，今青海循化县境内)邀请，到该寺弘扬佛法，广收徒弟，遂成为当地的佛教中心。约972年，有所谓“卫藏十人”来到安多斗底寺跟随贡巴饶赛的再传弟子仲·意希坚赞受戒，后他们返回卫藏建寺传法，从此佛教在卫藏中心传播开来，藏传佛教史上称为“下路弘传”[18-19]。喇钦为其鼻祖，他所在的丹斗寺成为西藏佛教后弘的发祥地，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就为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的传播奠定了基础。藏饶赛等三人因延续佛教传承有功，被后人尊称为“智者三尊”或“三贤哲”，晩年去世于西宁。相传今西宁的大佛寺是三贤哲去世后埋遗骨的地方。喇钦·贡巴饶赛于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在今互助县红崖子沟沟口的白马寺去世，其肉身一直保存在寺内[6]。
三、宋元时期藏传佛教在甘肃的传播
吐蕃王朝崩溃后，河湟地区一度处于战乱状态。原吐蕃驻守在陇西(今甘肃东南部)的大将论恐热与当地吐蕃镇守都州(今青海乐都)的节度使尚婢婢长期征战，致使“二千里间，寂无人烟”“赤地殆尽”[20]，河湟人民饱受了战争的灾难。佛教劝善止恶，カ戒杀生，劝人积德行善，使受苦大众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从而佛教在河湟地区得到了很快的传播。其后，以潘罗支为首的凉州六谷部藏族部落的势カ逐渐发展壮大，其势カ延伸到了青海的门源、互助一带。这时的宋朝，也曾资助大量的财物，修建藏传佛教寺院，推动了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的发展。
吐蕃人新修佛寺以示礼佛，天圣三年(1025年)十月，秦州蕃馆军主策拉等人，“请于来远寨置佛寺”[21]，宋朝立即答应。时西凉府有洪元寺、大云寺两座寺院，都需修缮。潘罗支于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为了修缮洪元寺，“乞给工匠及购金碧绢彩修缮之”[21]，而宋以远为由拒绝派遣工匠，仅賜予物品。潘罗支修缮洪元寺的同时，请求宋朝出资修缮大云寺，该寺是一座延续至今的名刹，西夏感应塔碑即在此寺。反映了西凉府吐蕃对佛教的尊崇。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被客居高昌的河州吐蕃人何郎业贤带到河湟的吐蕃王后裔唃厮啰已届成年，他先后摆脱李立遵、温逋奇等割据首领的控制，于11世纪，举部徙居青唐城，建立了一个藏族为主体的地方政权，史称“唃厮啰”[14]。在其妻乔氏家族的支持下，独立建政，结束了河湟一带“族帐分散，不相君长”的局面，真正建立起以藏族为主体、以青唐为中心的唃厮啰地方政权[6]。地处汉藏交界的甘青地区，便成为北宋、西夏和唃厮啰等政权角逐的历史舞台。唃厮啰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迁居青唐(今西宁)，在此之前，甘青藏区没有建立过大规模的寺院[14]。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河湟吐蕃与宋为争夺陇右，发生了著名的“三都谷”(今甘肃甘谷县境)战役[21-24]，吐蕃的指挥者就是僧人兼大首领李立遵，其他僧人也参与了战役的指挥活动。僧人充当供使或者接受宋朝封职、赏赐者更是不乏其人，从三班奉职到指挥使、都指挥使，充本族军主、副军主者皆有之[22，25]。说明，这时的吐蕃僧人仍然保留着参政议政的权限。唃厮啰政权的首府在青唐(今青海的西宁市)，其辖区“占河湟间二千余里。河间有都、廓、沸、渭、岷쵸、宕等州”[26-27]。“唃厮啰政权存在的百余年间，与宋、西夏、辽等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有友好往来，关系密切。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唃厮啰吸收了宋和西夏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进一步发展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唃厮啰的宗教也得到发展，它在藏传佛教的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14]
唃厮啰政权属下的藏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宋史·吐蕃传》载：“其国大抵吐蕃遗俗也。”“贵虎豹皮，用缘饰衣裘。妇人衣锦，服绯紫青绿。尊释氏。不知医药，疾病召巫觐视之，焚柴声鼓，谓之’逐鬼‘。信咒诅，或以决事，讼有疑，使诅之。……人善啖生物，无蔬茹醛，独知用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居板屋，富姓以毡为幕，多并水为秋千戏。”〔22］
唃厮啰政权中心迁到青唐后，大力弘扬佛法，在青唐、河、湟、沸、岷等地广修佛寺，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更为优越的条件。据《青唐录》载：“(青唐)城之西，有青唐水，注宗哥……建佛祠，广五六里，绕以周垣，屋至千余楹。为大像，以黄金涂其身。乂为浮屠卜三级以护之。……城中之屋佛舍居半。唯国主殿以佛舍以瓦，余虽主之宫室，亦土覆之。”[26］
此外，甘肃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建起了寺院。如在河州(今临夏)建有积庆寺。1131年至1162年期间，在卫藏地区传教的高僧阿底峡，派遣弟子太赛仓彦在甘南临潭创建了侯家寺。河西走廊的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沙州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大批的藏传佛教寺院。随着寺院的广泛修建，佛教也深入人心。如《宋史·吐蕃传》记载：“凉州郊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其州帅稍失民情，则众皆啸聚。城内有七级木浮屠，其帅急登之，绐其众曰：‘尔若迫我，我即自焚于此矣。’众惜浮图，乃盟而舍之。”[22]
唃厮啰不仅大力提倡佛教，而且自己也信奉佛教。“国主”处理军政大事的殿旁边就供有“金冶佛像，高数尺。饰以真珠，覆以羽盖”。
北宋建国后，为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除了崇奉传统的儒家思想外，对佛教也加以保护和扶持。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多信仰佛教，宋朝认为，“戎羯之人崇尚释教，也中国之利”。[21]
宋廷利用佛教，来推行边政的辅助手段，如同在中原地区一样，扶持边地的佛教发展。嘉佑二年(1057)，宋仁宗賜给瞎征(唃厮啰之孙)金箔、药物等，金箔是奉造佛像的贵重材料。元丰七年(1084)鬼章(唃厮啰政权属下大首领)送马十三匹入汉界，要求换取写经纸，宋免费賜给，还其马[21]。这时的佛教又逐步兴起，在甘肃地区也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宋占据熙河六州后，在这一带广建寺庙，以抚绥人心。1072年(熙宁五年)十月，宋朝政府拨钱一万缗在镇洗军(后改熙州)建寺，以“大威德禅院为额”。1073年(熙宁六年)宋军占领岷州，但归附的吐蕃诸部，如大首领鬼章经常率众围攻岷州，以图收复失地，为此，宋朝决定在岷州等地建寺，用塔庙尊严以示之，以达安抚人心之目的。1074年(熙宁七年)六月，宋神宗“赐岷州新置寺院名曰广仁禅院，仍给官田五顷，岁度僧一人”。
正如《广仁禅院》碑文记载：
王师即开境土，郡县皆复，名山大川悉在封内，惟是人物之未阜，思所以繁庶之理；风俗之未复，求所以变革之道。诗书礼乐之外，盖有佛事之道大焉，乃敕数州皆建佛寺。岷州之寺曰“广仁禅院”。于是守臣为之カ，哲僧为之干，首豪为之功。虽经历累岁，而数百区之盛若一旦而就。
初，前守种候度爽垲之地。……
初，岷州之复也，诏以秦州长道、大潭二县隶之。长道有僧曰：“海渊”，居于汉原之骨谷。其道信于一方，远近归慕者众，州乃迎海渊以主其事。
……郡之豪酋曰赵醇忠、包顺、包诚，皆施财造像……
元丰初，予以市国马数至其郡，见海渊首其事。其后继之，则见其功之半，今年遂自来告其功毕，请予记其终始。……七年八月十四日记。
碑文的撰写人为王钦臣曾“历陕西转运副使"[22]。从碑文中可知，岷州广仁禅院建于熙宁九年(1076)。岷州于熙宁六年(1073)，为宋军占领，但是归附董毡的蕃部、特别是大首领鬼章经常率众围攻岷州，以图收复该地。为此，宋王朝决定在岷州等地建寺，用塔庙尊严以示之，安抚人心。碑文中所言之酋豪赵醇忠，为唃厮啰孙(瞎征之子)，本名巴毡角，宋朝廷赐名赵醇忠，是蕃部大首领。阿里骨当政时，宋朝廷曾欲遣赵醇忠治青唐城，取代阿里骨[28]。包顺即青唐大酋俞龙珂。包诚为岷州一带蕃部首领。岷州广仁禅院之建成，与当地吐蕃大首领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14]。正如学者研究：“总而言之，唃厮啰时期河湟地区的佛教，由于有统治阶级的支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为支柱，已经度过了低潮的难关，在原来的基础上逐渐得到发展，出现了藏族中世纪史上宏大的佛教寺院，为佛教在藏族其他地区的弘扬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4]熙宁六年(1073)十一月，熙州又新建“东山禅院”“东湖禅院”，并赐名“慈云”“慧日”。由此可见，“11世纪是藏族历史上的后弘期，佛教由原来的被排斥地位而逐渐走向统治地位，不仅在上层统治者中站稳了脚跟，也在广大吐蕃人民中深深扎下了根，寺院与僧侣成为权利与神圣的象征。宋王朝正是抓住吐蕃人民’最重佛法’[29]的文化心理而施以’佛事羁縻’。”[30]西夏文化与吐蕃文化的关系也很密切。如在佛教方面，西夏佛教主要来自于中原，其次来自于吐蕃。在已发现的西夏文佛经中，其中一部分诸如《五部经》《八千般若经》《圣天大明王随求皆得经》等等，就是从吐蕃佛经中翻译的。此外，延请吐蕃高僧前来西夏宏法，规定无论吐蕃、党项、汉人僧官都必须学会诵念吐蕃经咒(应学会经咒十四种，其中吐蕃应占二分之一)，都说明西夏佛教深受吐蕃佛教影响[31]。
西夏统治者也广修寺庙，频繁举行佛事活动，寺塔遍及全境。据李梦阳《夏城漫兴》载：“名存异代唐渠古，云锁空山夏寺多”[32]。这是诗人以文学的笔调对西夏首都——兴庆府(今银川市)水利发达、寺庙鼎盛的生动写照。西夏境内的佛寺可概括为兴庆府——贺兰山中心、甘州一一凉州中心、敦煌——安西中心以及黑水城(今张掖境内)中心”[33]。其中两个中心位于甘肃境内。凉州是西夏的西凉府，佛教浸盛，据留存于世的凉州重修感通塔碑，凉州当时有护国寺、圣容寺、崇圣寺。甘州地区有大佛寺、崇庆寺、诱生寺、禅定寺。黑水城是西夏北部的重镇，著名的黑水城遗址的西半部分有三座佛塔和数座寺庙遗迹，城西北角有五座佛塔，城外西北部有小佛塔群。总计城内外有佛塔20余座。从出土的大量西夏文、汉文佛经、佛像、西夏文佛经木雕版中，可知此地不仅寺庙集中，还是印刷西夏文佛经的场所［33］。
西夏各地的寺院，几乎到处都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茸。”[34]夏仁宗天盛十一年(1159)，西藏噶玛囑举派大师都松钦巴在西藏建立了楚布寺，夏主仁孝遣使人藏奉迎，都松钦巴派遣大弟子藏索哇抵西夏，被仁孝奉为上师。藏索哇在西夏期间，组织力量，大规模翻译佛经，现存的《佛说宝雨经》就是依据藏文译本重新校订的例[33]。萨迦派三祖扎巴坚赞的弟子觉本，也被西夏奉为上师，对西夏佛教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33]。《安多政教史》记载：“西夏的第五代国王太和(mi-nyag-rgyal-rabs-Inga-pa-the-hu)曾迎请噶玛都松钦巴(krma-dus-gsum-mkhyen-pa)，但大师没有接受邀请派格西赞波(dge-bshes-gtsang-p·)作为代表前去。”[35]
在众多的佛寺中，最为著名的有兴州的戒台寺、高台寺、承天寺、凉州的感应塔及其所在的护国寺，甘州的卧佛寺、崇庆寺等等。其中戒台寺为毅宗谅祚生母没藏氏出家为尼修行诵经处。高台寺为元昊所建，是回鹘高僧尼居此翻译佛经的场所。承天寺建于谅祚统治时期，为没藏氏及谅祚听回鶴高僧讲经说法之处。甘州的卧佛寺是崇宗乾顺所建。
此外，西夏还重建和改建了许多石窟，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西夏自1036年(大庆元年)占领这一地区后，莫高窟、榆林窟便成为西夏佛教的圣地，对西夏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两窟群中有西夏内容的洞窟100余座，计在莫高窟新开凿了17个洞窟，重修前代洞窟96个；榆林窟重修洞窟11个。[33]从时间上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洞窟承袭五代、宋初风格，中期洞窟逐渐形成和突出了西夏风格，晚期洞窟则融入了藏传佛教的密宗色彩。有学者研究西夏佛教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西夏统治期间，战争比较频繁。灾难深重的西夏人民，为了摆脱战争苦难寻找精神寄托，比较容易信仰佛教。(二)西夏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带头信仰佛教。(三)邻邦的影响。西夏立国西北地区，其领邦——不可能不给西夏以影响。”[31]所以“在文化方面西夏地区传播着内地佛教文化，同时也接受了藏传佛教文化更高度地吸收了汉族文化。”[36]
12世纪末，蒙古族勃兴于我国北方草原，出生于蒙古贵族的成吉思汗经过30年的武力征伐，终于统一了蒙古草原各部和祖国北方的许多地区，并攻取了西夏的境土。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窝阔台继立汉位后，将西夏辖区和河湟在内的甘青地区划分为阔端封地。1240年(南宋嘉熙四年)，阔端，派多达那波率军前往西藏，采用武カ进攻和招抚相结合的办法将全藏纳入蒙古统治之下，同时对西藏各派高僧进行考察。应阔端邀请，萨迦四祖萨迦班智达带着侄子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那多吉，于1244年(南宋淳祐四年)年底从萨迦动身去内地，经过长途跋涉，于1246年(南宋淳祐六年)的八月抵达凉州。次年即南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正月，阔端与萨迦班智达举行会晤。阔端与萨迦班智达谈论了政教方面的许多问题，由回纥的一些博学的格西担任翻译，阔端对此很为满意。阔端发布命令，规定蒙古的萨满不能坐在僧众的首位，应由萨迦班智达就座，在集会祈愿时，先由佛教的僧众祈祷。萨迦班智达给阔端传授了许多佛法。从此，萨迦教法在甘肃地区各民族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萨班不仅致カ于弘扬佛法，还坚持不懈地为藏区长治久安而努力。萨班决定留在凉州，并给乌思藏阿里善知识大德致信，认为若要使藏区得到安宁，必须实现统一。他的远见卓识和号召，受到藏族僧俗各界的称赞和尊重。蒙古王室就这样通过萨迦派，统治了西藏。阔端在凉州城外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专门为萨班修建了一座宏大的宫邸和寺院“幻化寺”。在凉州的7年中，萨班积极从事宗教活动，广设道场，广传教法。1251年(南宋淳祐十年)，70岁高龄的萨班圆寂。八思巴圆满完成了超荐法事后，悉心闻思修辩，成就日益圆满。
1252年(南宋淳祐十一年)，忽必烈率兵南征凯旋返回，经过六盘山的途中，派员赴凉州请萨班前去会见，时萨班已故，只得由八思巴兄弟俩代表前往。次年忽必烈于上都召见了不到19岁的八思巴，询问了许多疑难问题，八思巴都给予了完满的答复，忽必烈大为欢欣，接受了八思巴传授的三次灌顶。第一次灌顶的供养，奉献了13万户；第二次灌顶的供养奉献了藏区的3个却喀；第三次灌顶奉献的供养是废除在汉地以人填河的办法。
1260年(元世祖中统元年)，忽必烈于上都开平继帝位，封年仅25岁的八思巴为国师，赐羊脂玉印。正如《发思巴行状》载：1260年忽必烈皇帝登位，将八思巴“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37]根据《萨迦世系》记载，由于八思巴再次向皇帝忽必烈请求，颁发诏书明确规定金字使者和蒙古军人等不得在寺院或僧舍住宿，不得向寺院派乌拉差役，不得向寺院征税，皇帝允请，于12旧年(中统五年)发布了一件被称为“珍珠诏书”的圣旨。同年，元世祖迁都大都(北京)，正式建立系统的元朝中央政权，设总制院(1288年改名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军政事宜，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总制院。此后，八思巴先后扩建了萨迦寺，兴建萨迦南寺，并仿照藏文创制了蒙古新字，因造字有功，1270年(至元七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称“大宝法王”，赐玉印。1280年(至元十七年)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终年45岁[38-39]。1320年，元仁宗下诏全国各路(元制十路为一省)给八思巴修建帝师殿，并规定其仪制与孔庙等同，为藏传佛教的发展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从吐蕃来到大都的僧人也络绎不绝，元世祖命大臣从八思巴受戒，并给其子派去萨迦僧人，建寺选塔，醮祠佛事逐渐增多。萨迦派先后在甘肃地区的凉州(武威)建立了百塔寺、海藏寺、天堂寺，甘州(张掖)建立了马蹄寺、文殊寺，甘南建立了禅定寺、马奴寺、闫家寺、电尕寺等许多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其中，百塔寺，是凉州藏传佛教四部寺(百塔寺、金塔寺、莲花寺、海藏寺)中最大的一座寺院，为萨迦班智达在凉州驻锡和讲经的场所。萨班在70岁那年九月染疾，于1251年十一月十四日凌晨圆寂，蒙古王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悼祭活动，并建起高七层的白塔，将舍利葬于塔内供奉。八思巴主持该寺时，这里有僧人近千人。
萨班在凉州弘传佛法期间，祁连山地区的藏族首领与信徒曾纷纷朝拜萨班，广结法缘。萨班在该区广传佛法，建立了不少寺院。根据有关藏文文献记载，萨迦班智达也曾抵达位于甘州以南祁连山北薦的马蹄寺传教，传说大师圆寂后，僧徒将部分舍利请到马蹄寺，建塔供奉以示纪念。由于该寺历史上规模宏大，青海、甘肃、西藏以及蒙古等地区的藏、蒙、汉民族群众络绎不绝，香火常年不断。该寺分南北两寺，南寺大经堂原来金顶碧瓦十分辉煌。北寺为石窟悬崖峭壁，洞道深邃，有大窟可容七八百人。明代藏族僧人五六百人居于南北马蹄寺。《安多政教史》载：“从凉州向西北行，约六七天的路程便到达甘州城(kan-gruvu-mkhar)，甘州统辖着十三万户的土地，皇帝的大臣甘州提督曾迎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遵照皇帝圣旨，约有十三万人马在马蹄寺(mva-this-zi)迎接”[35]。
元世祖忽必烈请八思巴大师到内地讲经传法，途经甘南沸河北岸的卓尼时见山川雄伟壮观，遂命弟子萨迦喜饶益西于藏历第四饶迥木羊年(元贞元年，1295年)建立禅定寺[35]。据说当时寺有僧侣1000余人。位于甘南临潭陈旗境内的闫家寺，据《安多政教史》记载：闫家寺始建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为卓尼大寺所属的五大萨迦寺院之一，其寺主为当地旺族闫氏家族。该寺名僧辈出，图吉隆主、丹增嘉措、策墨林一世阿旺慈臣、察道扎爱堪布，洛桑青培丹贝坚赞等都曾在该寺学习。闫家寺以学风严谨戒律严格而享誉于卫藏和安多地区[35]。
这一时期，在敦煌莫高窟留下了大量的藏传佛教壁画。壁画题材大都为密宗曼荼罗、千手千眼观音、千手千钵文殊、十一面菩萨及大力士等内容，大部分壁画出自藏族画师之手，风格同藏传佛教寺院的壁画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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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西藏研究》2015年12月第1期，注释略，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