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卓尼不仅在历史上受到历代中央王朝的关注，而且也是近当代人类学、社会学家们从事学术研究的热点地区，产生了相关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文章通过对相关论文的盘点，分析了卓尼地域文化研究的现状并展望了未来研究趋势。

关键词：甘南卓尼；地域文化；研究综述

卓尼属甘南藏族自治州所辖，地处黄河支流洮河流域，境内气候温和适宜，风光旖旎，宜牧宜农，非常适合人类的繁衍和生息。历史上这里是华夏文明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也是进入藏区的门户和各民族聚居的走廊。卓尼杨土司自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始祖些地(spyang-thi)朝京献地投诚被封为“正千户”并授世袭指挥佥事兼武德将军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十代土司杨复兴宣布起义，传承五百多年，成为甘、青藏区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为广泛的土司之一。历经卓尼土司的精心经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840年后，国内外传教士以及专家学者纷至沓来进行考察，留下了诸多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文化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藏学研究队伍异军突起，卓尼地域文化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诸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相继问世，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展现了卓尼历史文化的概貌。木文通过对相关论文的盘点，分析了卓尼地域文化研究的现状并预测了未来研究趋势。

笔者以“卓尼”为检索词，搜素“主题”与之匹配的研究成果，剔除相关度不大的文献，共获得128篇论文①，其研究热点分布见图1。

图1：卓尼历史文化研究热点分布图

图1可见，当前有关“卓尼”历史文化研究的热点集中在宗教、艺术、土司、民俗、历史、考古、族群及语言八个方面。

一、宗教研究

宗教研究在“卓尼”历史文化研究中占比最重，根据研究的侧重点，宗教研究又可分为人物研究、卓尼版《大藏经》研究、禅定寺研究、藏传佛教研究和印经院研究，各自在卓尼宗教研究中所占的比重如图2所示：

图2：宗教研究的研究热点分布

(一)人物研究

卓尼地方人杰地灵，开创西藏策墨林传承制度的摄政王策墨林一世至四世，均转世在卓尼；喇嘛噶若仓也出生在此地。此外，还有许多活佛高僧也出生、成长在此地。卓尼的宗教人物研究主要聚焦于策墨林活佛系统、喇嘛噶绕仓及6位当地的名僧。

1、策墨林活佛系统的研究

在藏传佛教史上，策墨林活佛转世系统是藏传佛教界重要的一大活佛转世系统。卓尼因出生一至四世策墨林活佛而被世人称之为“藏王故里”。策墨林活佛系统在清代藏族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三次荣任甘丹寺赤巴(khri-pa，相当于法台)，三次出任代理达赖喇嘛之摄政王，两次任达赖喇嘛之经师，这一活佛系统为清王朝巩固西藏地区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二世策墨林搅入西藏政教界的政治斗争成为重大的历史事件②，故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重要的研究成果有顾祖成的《论二世诺门汗阿旺降白楚臣嘉措事件》[1]、张庆有的《琦善与策墨林诺门汗》[2]与《琦善治藏及其同掌办商上事务策墨林诺门汗纠葛评述》[3]、李晨升的《策墨林诺门汗事件考证》[4]、李志明和洲塔的《策墨林诺门汗事件补考》[5]以及日木学者铃木中正的《关于1844年的拉萨政变》[6]。其中，铃木将此次事件评述为“西藏的叛乱”，显然有些偏颇，而国内学者则相对客观公正。周学军、白剑光的《策墨林诺门汗二世卒年辨析》[7]、《二世策墨林诺门汗活佛圆寂日期与地点续考》[8]等文章，以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奏折为文木，廓清了二世策墨林诺门汗的圆寂时间。嘉古`桑杰的《简述策墨林活佛转世系统及传承与发展》[9]，全面阐述了历辈策墨林活佛的生平、传承。

2、喇嘛噶绕仓的研究

喇嘛噶绕仓，在《清实录藏族史料》等史料中又称“棍噶扎勒参”和“嘉穆巴图多普”。佛号“喇嘛尕若”(白喇嘛)。蒙语为察罕呼图克图(白佛)，1835年出生在甘肃省甘南卓尼县车巴沟石拱村。1895年于车巴沟贡巴寺圆寂，享年61岁。棍噶扎勒参1848-1882年的三十余年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新疆卫拉特蒙古地区。丹曲的《试述藏传佛教高僧喇嘛噶绕仓对巩固新疆边防的贡献》[10]，评述了喇嘛噶绕仓不平凡的一生的功绩，特别阐述了沙俄侵犯新疆之际，他毅然带领军队抗击沙俄，人们尊称其为“伊犁将军”，并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嘉奖。杨士钰的《清朝政府诰封棍噶扎勒参的名号和颁给的印信考证》[11]，依据汉文典籍资料，对清朝政府敕封棍噶札勒参的名号和颁给的印信加以考证。管守新的《棍噶扎勒参活佛传略》[12]，阐述了棍噶札拉参活佛一生致力于兴教弘法、组织武装，保护难民、反击沙俄入侵，为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3、名僧研究

除策墨林世系活佛及喇嘛噶绕仓外，学者对卓尼地方的其他名僧也做了考证，杨士宏在《卓尼名僧考略》[13]中对第二十九任噶丹赤哇·波萨哇·曲轰札巴、第四十五任噶丹赤哇嘉木样粗臣达尔吉、第四十九任葛丹赤哇罗桑达尔吉、岔道尔赤哇阿旺粗臣和江白粗臣嘉措、恰盖寺经师罗智嘉措、智华夏知大师的生平、事迹、贡献等做了研究。

(二)卓尼版《大藏经》研究

历史上藏文的创制使用和藏纸的发明，特别是15世纪初藏文纳塘版《大藏经》产生后，对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产生了诸多版木，包括卓尼版《大藏经》。此后，藏文《大藏经》的刻印和流通成为藏民族沟通其他兄弟民族间文化交流的纽带和桥梁，卓尼版《大藏经》也享誉海内外。

1、版木及其部数

杨茂森先生的《卓尼版<大藏经>》[14]及《论藏文<大藏经>的版木》[15]，简要介绍了藏族历史上产生各种版木的藏文《大藏经》及卓尼版《大藏经》的基本情况。东主才让的《几种藏文<大藏经>版本的异同比较》[16]，就藏文《大藏经》各种版本的函数作了统计，其中也包括卓尼版《大藏经》。刘勇等的《<甘珠尔>版本及其对勘成果要述》[17]等文章，对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包括卓尼版《甘珠尔》进行了介绍。

2、藏蒙地区的传播

勒・霍尔勒巴托尔阿拉坦巴根的《藏文<甘珠尔>、<丹珠尔>及其在蒙古地区的传播》[18］，简要概述了藏文《大藏经》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兼述了卓尼版《大藏经》的历史。于丽萍和丹曲的《卓尼版<大藏经>及其国内外的影响》[19]，总体评述了卓尼版《大藏经》在国内外所产生的广泛影响。

3、开发利用

索黛撰的《藏文<大藏经>的文化涵蕴》[20]，简要介绍了藏文版《大藏经》的文化内涵及卓尼版《大藏经》的历史。梁成秀的《藏传佛教寺院的文化功能探析一兼谈寺院的出版文化功能》[21]等文章，论述了藏文《大藏经》以及卓尼版印经院的文化功能。卓玛吉撰的《网络环境下卓尼版大藏经<丹珠尔>开发利用与保护》[22]，探讨了卓尼版大藏经《甘珠尔》如何为高校藏学研究及教学科研提供更好的服务。

(三)禅定寺研究

卓尼大寺禅定寺自创建以来，在藏族宗教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和介绍也多。茂森在《藏传佛教古刹一一卓尼禅定寺》[23]中，对禅定寺的地理位置、卓尼土司与禅定寺的关系、禅定寺的组织、经卷文物、寺院的节日法会等做了论述。丹曲的《卓尼禅定寺的佛教文化艺术考述》[24]，考述了卓尼寺的《大藏经》、绘画艺术、馆藏文物、宗教节日文化，认为寺内珍藏有大量的艺术珍品，这些艺术珍品虽多有散失，但就遗存的部分珍藏品仍对研究藏传佛教文化及藏族历史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杨勇在《试论卓尼大寺在安多藏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25]中认为，卓尼寺在推动、引领安多藏区文化以及在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卓尼大寺的教育制度不仅影响着安多藏区的寺院教育，还影响着安多社会的发展和藏族文化的进步，因此，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赵烜在《略论藏传佛教名刹禅定寺》[26]中，论述了禅定寺的历史沿革、禅定寺与拉卜楞寺的关系、禅定寺的名僧及法会等跑。

(四)藏传佛教文化研究

藏传佛教文化是卓尼宗教研究的重点之一。丹曲在《试述卓尼禅定寺与拉卜楞寺的宗教文化关系》[27]，将安多地区藏传佛教主要寺院禅定寺和拉卜楞寺之间缔结宗教文化关系即历代卓尼土司和嘉本样活佛的宗教文化联系作为切入点，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禅定寺与拉卜楞寺的宗教文化关系，同时也概述了清代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安多地区传播的特点。他还在《藏传佛教在卓尼藏区的传播和影响》中［28］，详细介绍了卓尼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要历史。杨世宏和山聪的《明代藏传佛教在“洮河岷”地区的发展——以卓尼石门寺为例》[29]，认为“洮河岷”地区既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自然边界”，也是民族文化多元并存的“文化边界”，以卓尼石门寺为例讨论明代藏传佛教在“洮河岷”地区的发展情况。梁姗姗在《拉卜楞属寺在安多藏区的地域扩展研究》中，论述了拉卜楞寺在在夏河、卓尼地区的扩展[30]㈣。张海云和冯学红在《前佛教时期卓尼宗教信仰和生态文化述论》中，论述了在藏传佛教占主流地位的今日卓尼，前佛教时期的宗教信仰和生态文化面貌[31］。

(五)印经院研究

周润年的《西藏佛教对藏区雕版印刷业的影响》[32］，介绍了藏区六个著名的印经院，其中包括卓尼禅定寺印书院。觉乃・洛桑丹珠的《卓尼版<大藏经>以及禅定寺的印经业》[33］介绍了禅定寺印经院的缘起、印经的经过、各种版本的印刷以及焚毁的情况。张庆有的《甘南藏区印经院述略》[34]、丹珠的《卓尼版<大藏经>以及禅定寺的印经业》[35］、杨茂森的《卓尼印经院概述》[36］以及吴引水的《我国藏传佛教寺院文化的宝库一一藏文典籍著名印书院考述》[37］等文章，介绍了卓尼印经院的基本情况。苏发祥的《论本刻雕版印刷术在西藏的发展及其影响》[38］，阐述了西藏雕刻艺术和藏纸、印经院的兴建及藏文《大藏经》的刻印、本刻雕版印刷术在西藏的影响。

二、艺术研究

卓尼地处“唐蕃古道”上，域内除藏族外，还生活着汉、回、土、满、苗等十多个民族的人们。卓尼藏族文化除了具有藏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古朴神秘等共性外，还具有鲜明的农耕文化和各民族交汇融合的多样性风格。在这种文化影响下的艺术也极具地方特色及研究价值，多项艺术形式被列为国家级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有的研究成果中，以“艺术”为主题的文献研究热点分布见图3。

图3：艺术研究的研究热点分布

(一)手工艺研究

卓尼洮石砚雕在中国砚雕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卓尼的木雕被列为甘肃省非物质文化名录，其他手工艺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卓尼的手工艺研究主要聚焦于石雕、木雕及其他手工艺品研究上。

1、石雕艺术研究

卓尼县洮砚藏族石雕历史悠久、石质优良，エ艺高超，闻名遐迩。杨茂森的《安多卓尼藏族石雕艺术》[39]钩沉了矿石开采管理历史，探讨了砚雕エ艺水平及生产现状。李江平的《卓尼洮砚现状概述》[40]概述了洮砚的现状，范卫平的《中国洮砚产地考辨》[41]考证了洮砚的产地，杨春霞等的《甘肃卓尼喇嘛崖洮砚地质特征及成因》[42]分析了喇嘛崖洮砚的地质特征及成因，黄丽珉与杨甜甜的《卓尼洮砚的艺术与审美价值浅析》[43]阐述了洮砚的艺术与审美价值，史忠平的《洮砚传人评传之——李茂棣》[44]为洮砚传人李茂棣立传。

2、木雕艺术研究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美术系的蒋高军的《卓尼县木雕艺术刍议》[45]研究了卓尼的木雕艺术，认为卓尼木雕艺术主要以藏传佛教格鲁派和藏族民间传统为题材，构思奇特，造型主要参考唐卡的样式，取材于木地优质木材原料。卓尼木雕在设计上按材料的颜色、质地及自然形态因材施艺，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民族特色，形成了独特的雕造方法。

3、其他手工艺研究

除了石雕、木雕，卓尼的其他手工艺也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徐红和王玉平的《浅谈家乡美——卓尼民间绘画、雕刻、剪纸、服饰素材的收集、整理、分析及实验推行》[46]对卓尼藏区民间版画、年华、唐卡、木板雕刻、洮砚雕刻、民族饰品、服饰、剪纸、刺绣等民间艺术资源进行全面搜集整理。王帆[47]以临潭、卓尼两地馆藏陶罐为例，考究了甘南藏区古代美术遗迹。

(二)舞蹈研究

平安吉祥、五谷丰收是卓尼人祖祖辈辈的美好愿望，他们用古典的锅庄舞来祈祷这一愿望的实现，这种舞蹈便是“莎姆舞”，因舞蹈中以东巴鼓为道具，因此这种舞也叫巴郎鼓舞。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些学者以“莎姆舞”为研究热点，有些学者以“巴郎鼓舞”为研究主题，实质上他们研究的是同一种艺术形式。

1、莎姆舞/巴郎鼓舞

藏族民间舞蹈在中华民族舞蹈艺苑里是一束芳香四溢的鲜花，它别具一格，独具风采，是华夏文化乃至人类文化光彩夺目的瑰宝。“莎姆舞”作为卓尼藏族特有的舞蹈，其中沉淀了藏族文化和宗教信仰文化的信息。杨勇的《卓尼藏族莎姆舞论述》一文[48]认为“莎姆舞”表演具有明显的宗教性和娱乐性。它除了舞姿优美，庄重外，最主要的是歌词内容涉及宗教和民族历史以及生产生活等方面。此外，“莎姆舞”流传的地区位于藏汉交界处，因此“莎姆舞”必定也受到其他一些文化的影响。靳波和邵景霞的《藏族舞“莎姆舞”的文化内涵解析》[49]阐释了“莎姆舞”的文化内涵，认为：“莎姆舞”的表演者服饰和边缘性地区文化紧密相关，一方面有着鲜明的藏族服饰特色，另一方面又受到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有着多样性与融合性的特点。靳波的《历史文化对民间舞蹈融合与发展的影响一一以甘肃“莎姆舞”为例》[50]认为，卓尼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特征都在“莎姆舞”中得到了反映：恶劣的自然环境决定了祭祀是舞蹈重要的一部分，多民族的活动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融，而后“莎姆舞”又在各个族群中发生了演化和变异。“莎姆舞”的道具是巴郎鼓，因此“莎姆舞”也叫“巴郎鼓舞”。有些学者也以“巴郎鼓舞”为焦点展开研究。结古乃・桑杰巴在《简述卓尼藏族的巴挡鼓舞》[51]中对巴挡鼓的流行区域及名称做了考证，并论述了巴挡鼓舞形式及内容。阿宫的《浅谈卓尼巴郎鼓舞的风格特征》[52]对巴郎鼓舞的风格与特点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温丽云的《卓尼藏族民间歌舞——巴郎鼓舞艺术探寻》[53]对巴郎鼓舞的历史渊源、表演程序、艺术特征及文化审美做了探寻。

2、法舞

卓尼禅定寺法舞是藏传佛教文化中的一种特殊舞蹈形式，其服饰、面具、内容以及表演形式独特，古朴而充满浓郁的宗教色彩。杨茂森的《卓尼禅定寺法舞艺术》［54］对禅定寺法舞的来源、法舞学院及法舞种类做了梳理与研究。认为法舞的来源于印度古法舞，传入西藏后，又从西藏传入禅定寺。法舞学院约建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由“琼奔”主持，负责具体事务及排练工作，法舞学院学制四年制。“法舞僧”每个年级分别学习教练和演出，教材内容各年级不同。全寺有古印度法舞、旧法舞和新法舞三种。

(三)音乐研究

卓尼地方的音乐极具地方特色。不管是唱腔、唱词、艺术表现还是乐器，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1、民歌研究

勤劳智慧的卓尼藏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浩如烟海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丁桂珍在《谈谈洮州“花儿”》[55]，对洮州“花儿”的名称、支派及其产生的历史环境做了探究，并澄清了洮州“花儿”与岷州“花儿”的区别，还梳理了洮州“花儿”的种类、格律、表演方式。杨茂森的《卓尼藏族民歌概论》[56]对卓尼藏族民歌的分布、流派、种类等做了论述。卢红娟的《卓尼藏族民歌与其民俗事象透视》[57]探讨了卓尼藏族民族里蕴含的民俗事象。王晓云的《文化场域、空间与藏族原生态文学结构的生成——以甘肃卓尼“打巴奥”歌为例》[58]认为“打巴奥”是以对亲人的感恩和对未来婆家的生活想象为主要内容的艺术表现形式；文学特性上不见民歌惯用的比兴手法，而是采用“赋”的铺陈来直抒胸中臆，长于抒情叙事，并探讨了其在藏族传统的婚嫁习俗中长期存在的缘由。她的《卓尼藏族婚嫁“打巴奥”歌的文木及相关问题研究》[59]一文认为，“打巴奥”的文本与文本所生成的文化场域及村落空间之间有诸多契合之处。

2、乐器研究

甘南藏铜箫演奏技艺的保护项目，已列入临潭县和卓尼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甘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在积极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卓尼地方的乐器研究也主要聚焦在当地的铜箫研究上。段亚平在《甘肃卓尼土族和五孔铜箫》[60]中，简介了五孔铜箫的各种名称、结构、演奏方法。马庆禄在《甘南藏铜箫初探》[61]中，介绍了铜箫的形体与形状、音域与音色、调式与曲调，并探讨铜箫的文化形态。

3、综合研究

卓尼县生活着藏、汉、羌、土、回、东乡等众多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书写了绚丽多彩的音乐历史篇章。有学者对其音乐文化概况做了探讨，其中的典型代表为罗晓雷的《甘南卓尼藏区音乐文化概况研究》[62]，该文从民间歌曲、传统戏剧、民间歌舞等方面论述了卓尼县的音乐文化概况。

三、土司研究

卓尼土司及土司制度很早就得到了学界的关注，而且近年以“土司”为热点的研究仍不断涌现。卓尼地处汉藏交界，历史上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往来。即保持了藏族传统社会制度，又形成了特殊的土司制度。较早研究土司制度的文章推当谷苞的《卓尼番区的土司制度》[63]，文章就卓尼土司制度的沿革、土司制度中的行政组织与行政区划、土司制度中的兵马制度等问题进行研究。作者认为兵马制度是卓尼土司制度的神髓，因为他一、方面是土司武力的凭藉，另一、方面却又是土司的经济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杨复兴(作为最后一代土司)也曾撰文《卓尼四十八旗概况》[64]，认为卓尼土司政权是非常典型的家族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卓尼历代土司的承袭，一直遵循着“政属于土司，教属于僧纲；兄任民长，管理政务，弟任寺主，主持宗教；土司长子例袭土司，次子例袭僧纲，遇独子时，土司得兼僧纲，政教合而为一”。杨士宏的《卓尼土司制下几种土地制度的遗存》[65]，论述了卓尼土司之所以能延续五六百年，与其土地经济制度紧密相关，对其土地的研究也应在政教合一制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桑吉的《卓尼土司制度的特点及历史作用》[66]，通过对卓尼土司的政教特点和历史作用等问题的分析，探讨了卓尼土司制度这种局部的特殊政治体制既体现了历代封建王朝的民族政策和统治边疆的政策，也反映了在土司制度下民族历史的变迁过程。多杰的《卓尼卓逊杨土司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中》[67]认为卓尼土司、卓逊土司、资堡咎土司几位土司基本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方面都有共同性，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是兴衰有别，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高士荣的《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原因刍议》[68]，认为明朝政府立足中原后，边疆地区土司制度推行，对于明初西番诸卫和关西七卫的建立和巩固，无疑对明朝西部边疆的安定有着重要意义。刘继华的《民国时期甘肃土司制度变迁研究一一以卓尼杨土司、拉卜楞寺土司群为例》[69]，认为民国时期卓尼土司的权カ已经被新型管理机构所行驶，但因为卓尼土司的特殊性，使其改土归流成效大打折扣。魏贤玲的《卓尼历代土司与中央王朝的政治关系》[70]，从历代土司与中央王朝建立的各种关系入手，研究了土司在该区域发展壮大、长盛不衰的原因。苏晓红的《卓尼土司制度及文化价值考察》[71]，简要论述了卓尼土司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过程，并兼及了土司文化的价值。刘星宇的《卓尼土司文化资源旅游开发与保护研究》[72]，立足于卓尼土司文化资源的历史渊源、服饰特点、建筑民俗等基本史实，充分体现其在旅游业中的人文价值，并对其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提出建议。荷兰学者乌·范·司半金撰写了《卓尼和迭部一一甘藏南部边界：地区、地方政权和政治控制(1880-1940)》[73]的文章，通过对卓尼和迭部地区一些未公开的传教士和探险家的档案材料的整理，探讨了卓尼土司对辖区所拥有的政治裁决权。王继光的《安多藏区僧职土司初探》[74]对卓尼禅定寺及僧纲体系均有所论及。张海云的《卓尼嘉波(土司)与卓尼生化生态实践》[75]，阐述了卓尼土司制度的兴衰。

四、风俗、历史、考古、族群、语言研究

作为民族走廊的卓尼，有着独特的文化习俗。卓尼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位于黄河支流的洮河上游，适于早期人类居住，也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自古迄今，也成为考古学家关顾的地区之一。卓尼地处汉藏文化交界处，民族分布、语言特色也是值得关注的课题。

(一)风俗习惯研究

1925年，美籍奥地利植物学家、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来到卓尼考察，他在卓尼土司杨积庆的帮助下，走遍了卓尼、迭部等地，《生活在卓尼喇嘛寺》[76]，专门介绍了禅定寺僧侣的生活情况，并在美国《国家地理》上发表了他在卓尼的见闻和杨积庆本人的照片。吕春祥的《甘肃卓尼藏族“鲁神”图形内涵研究》[77]，介绍了卓尼地区的“鲁神”信仰，探讨了“鲁神”的核心内涵，认为这种信仰体现了卓尼藏族社会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理念，也是卓尼藏族地区民众价值观和审美观的集中体现。周尚娟的《卓尼藏族服饰及民族文化交流研究》[78]，表明卓尼藏族服饰是洮州地区农业区藏族(今卓尼县)特有的服饰文化。它的产生、发展是区域文化的产物，由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与民族文化交相辉映，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樊莉的《民族艺术文化之魅カ一一卓尼县“三格毛儿”藏族服饰文化探究》[79]，就卓尼藏族“三格毛儿”的服饰进行了介绍。李品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乡土建筑调研分析》[80]，在测绘基础上对甘南卓尼县的三个典型村落乡土建筑形式与文化特色进行研究。尚大悦和柴宗刚的《传承与现代一一甘南藏区传统聚落建设》[81]，通过实地调査研究和资料分析，论述了甘南卓尼县尼巴村藏族聚落传统建造的特征。

(二)历史事件研究

卓尼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子亨和若愚的《“临潭变乱”真相》[82]，使人们了解到，虽然“临潭变乱”的原因极其错综复杂，但归根到底，是由于当时反动政府的无能以及挑拨民族感情、制造民族纠纷而演变的一场惨剧。戴巍的《裂变与重构——“博峪事变”与卓尼藏区基层政治变迁》[83]，刘进的《羁縻与渗透：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处理西北民族问题策略透视——1937年甘肃卓尼事变为例》[84]，王志通的《“改土归流”还是“改土设流”一一1937年甘肃“博峪事变”再考察》[85]等，都有助于人们认识“博峪事变”的前因后果。王志通的《藏族部落边界冲突与权カ博弈——以1940年代陌务与北山的草山纠纷为例》[86]考究了1940年代藏族部落边界冲突与权カ博弈，认为即使地方官员居中调处，夏河陌务与卓尼北山两部落的草山纠纷，仍旧冲突持续不断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在藏区的权威尚未树立；另外藏区权势结构的分裂与管理的琐碎也使得边界冲突愈发繁复，纠纷得不到适当解决而不断淤积和延续。苏发祥的《民国时期藏区教育概述》[87]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卓尼地区的教育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三)文物考古研究

李振翼和马明达的《甘南卓尼县<唐李将军碑>考略》[88]，对甘南卓尼县发现的《唐李将军碑》进行考释，得出碑主不是李晟而是李晟的父亲李钦、唐石堡城在卓尼的结论③。陈小平的《唐石堡城地理位置考索一一兼驳甘肃卓尼县羊巴城即石堡城址说》[89]，为澄清与石堡城就两种说法展开讨论，得出石堡城在都城县(今西宁市)西南的结论。樊维华的《甘肃卓尼县纳浪乡考古调査简报》[90]，经1981年和1987年两次调査，对位于卓尼县东南部纳浪乡发现的5处古人类居住遗址进行考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甘肃卓尼县寺下川遗址发掘简报》[91]，对位于卓尼县藏巴洼乡寺下川村的寺下川遗址进行发掘，2007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九甸峡水电站的修建，对该遗址同样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断定周边分布有马家窑、齐家、寺洼文化遗址。

(四)族群研究

抗战时期，北平沦陷，诸多学者进入边疆地区进行人类学、社会学考察，西北地区卓尼也成为关注地区之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方面。藏学家李安宅夫妇在西北考察期间，通过实地调査，在《川甘数县边民分布概况》[92]中，对卓尼族群的分布进行介绍；其妻子于式玉的《黑错、临潭、卓尼一带旅行日记》[93]以游记的形式也对该地区详加考察。明驮的《卓尼之过去与未来》[94]指出，大约在明朝初年，一部分康藏人搬进卓尼，因看到当地有两棵马尾松树(藏语称“交相”)，遂把该地称为“卓尼”(从“交相”转音而来)。马磊的《共生与融合：民国洮河上游河谷汉藏生计模式与文化关系》[95]，以外国学者埃克瓦尔的《甘肃汉藏边界的文化关系》为例，评述了作为生活在青藏高原洮河流域的汉藏地理与文化边界，特定的“族一旗”组织结构的显著地域性。尤其明清至民国汉人渐次迁入后，与当地藏族形成基于农业共生模式的特定社会结构与多层次族群融合关系。此外，《中国农垦》[96]杂志在1959年刊载了一小段文字，简要介绍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六县的民族分布情况。

(五)语言研究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卓尼地方研究离不开对其语言的研究。宗喀·漾正冈布[97]等多次在卓尼实地调査，结合20世纪80年代该地区的地名记录资料，解读卓尼境内现存主要地名，认为卓尼的藏语地名主要是因地命名(根据区位、地形命名)、因水命名、因物命名(以当地动植物、出产命名)、因史命名、因宗教民俗命名、因人命名、因经济活动命名等，这些命名方式或依据又很好地反映了卓尼藏区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地理文化、乡土文化等。日木学者铃木博之的《藏语方言学研究与语言地图：如何看待“康方言”》 [98]认为：卓尼、迭部、舟曲地区的所谓“康方言”的藏语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言群：卓尼、上迭、下迭、舟曲。这些语言与相邻的四川阿坝州东北部的方言群(巴西、九寨沟、夏尔沟、牟尼沟、热务沟)语言系统上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均不属安多藏语。

五、未来研究展望

对卓尼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尽管已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然而仔细盘点不难发现，依然有众多的研究盲点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掘，预计未来研究将呈以下趋势：

(一)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会逐步提高

从已有研究成果的趋势图中不难发现，2014年前的卓尼历史文化研究基本处于萌芽状态，虽然从1928年起，就有学者关注与该地区的历史与文化，1942和1985年均达到一个小高潮，年成果量均达到3篇。总体看来，1928-1985年，成果偏少，年成果量很不稳定，甚至有些年份成果量为0。1990和1999年，年成果量均达到了4篇，2003年攀升至6篇，2011达到空前的8篇。1985-2014年，成果总量较前有了大幅提高，但年成果量依然有0的年份。这一局面到2003年オ得到改善。从2014年起，年成果量稳定在4篇以上，至2019年达到峰值12篇。从图中曲线走势看，自2014年起，卓尼历史文化研究オ进入发展期。总体来看，自1985年起，趋势图中纵向线条的密度明显增加，而且最高点的总趋势为逐渐攀升，依此推断，未来几年将有更多有关卓尼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出现。从发文期刊的级别来看，虽然核心期刊的比重时高时低，但总体趋势为，核心期刊的比重在曲折攀升。可以预测，未来有关卓尼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质量也将逐步提高。

图4：“卓尼”历史文化研究趋势图

(二)未来研究的热点在原有基础上略有变化由于目前的研究年成果量相对较少，因此研究的热点也相对较少，而且就某一热点问题的研究虽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现有的研究热点，依然会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研究热点。但对这些热点的关注度会有所变化。笔者将最近二十年的研究每10年为一个时期做了对比，发现1999-2009年，研究热点主要为宗教、艺术、民俗；其次为土司、历史、考古。2010-2019年，关注宗教的研究小幅回落；而关注艺术、历史的成果突然增多；土司、考古、民俗研究与前10年相比数量变化不大；而且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研究热点“语言”。根据研究的周期性预测，未来三五年内，有关宗教的研究会有所增加，而有关艺术的研究会减少。“语言”作为新兴的研究热点，未来几年相关研究成果也会增加。分析已有相关研究发现，有关宗教、土司、历史的研究相对较为深入，而艺术、民俗研究大多数只是简单的梳理或介绍。因此，未来以艺术、民俗为热点的研究将会出现更多高质量的成果。

(三)未来的研究方法将趋于多样

现有的成果大多采取人文科学的田野调査法、分析法、阐释法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数字科技的普及，未来研究可能采取部分实证研究方法，并将新技术运用到相关领域。比如，比较卓尼版《大藏经》与其他版木《大藏经》的区别时，可采用Nvivo软件；分析卓尼版《大藏经》及其国内外的影响时，可收集一些大型售书网站上的信息，并对买家的评价、身份、评论等做以分析；探讨卓尼地方的音乐、舞蹈、剪纸、绘画等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时，可将艺人的表演、手工制作过程录像，建立卓尼艺术影像库……总之，数字时代的卓尼地方研究必将呈现出与高科技相结合的一面，这些新的技术也会触发新的卓尼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热点。

注释：

①本文所研究的成果仅包括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硕博士论文不在研究之列。

②学界对于四任策墨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世策墨林诺门汗，二世策墨林阿旺降白楚臣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六月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六月近26年的时间里，担任西藏摄政，代理达赖喇嘛掌办商上事务。其间，由于其利用手中权カ侵犯了达赖、班禅及西藏主要政教力量的利益，导致西藏地方内部的政治쇠纷，时任驻藏大臣的琦善将策墨林诺门汗革职流放，不准其转世。为了不使该活佛转世系统中断，卓尼杨土司及禅定寺在二世策墨林圆寂后多方活动，并与西藏策墨林拉章共同商议寻找二世的转世灵童，禅定寺按照仪轨认定卓尼唐噶川村龙布嘉措为二世转世灵童，并在禅定寺举行了坐床仪式，进入禅定寺显宗学院。为了得到清朝的认可，杨土司及禅定寺与西藏色拉寺及策墨林拉章共同奏请驻藏大臣松溎代奏光绪皇帝，最终获得清廷恩准获封。对二世策墨林的出生年月，国内外学界并无异议，但对其流放地点、圆寂时间、地点和三世策墨林活佛的出生年份则一直争论不断，仅二世圆寂地点就有黑龙江流放地、土尔扈特蒙古地区、甘肃省卓尼原籍和青海土尔扈特部等多种说法。

③石堡城是一千多年前的李唐与吐蕃反复争夺了近27年(唐开元十七年至至德元年，即729-756年)之久的一个军事要塞，因此唐代的史籍中多有记载，有石堡城在卓尼和在唐鄯城县(今西宁市)西南两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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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西藏民族大学“藏秦喜马拉雅·人才支持计划《拉卜楞历史文化文库》工程”的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7月第41卷第4期，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