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18世纪初，安多地区藏传佛教主要寺院禅定寺和拉卜楞寺之间缔结宗教文化关系，是藏族历史和宗教史上的重大事件，这种关系的缔结，对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的广泛传播，藏族传统文化的不断发展及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文章以历代卓尼土司和嘉木样活佛的宗教文化联系作为切入点，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禅定寺与拉卜楞寺的宗教文化关系，同时也概括了清代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安多地区传播的特点。
关键词：禅定寺；拉卜楞寺；嘉木样；卓尼土司；卓尼版《大藏经》；法缘关系
18世纪初拉卜楞寺创建后，完全打破了藏传佛教在今甘肃甘南地区的传播格局，新兴的拉卜楞寺与原来的卓尼禅定寺成了在共同地域传播格鲁派教法的两个寺院集团势力。两寺之间缔结宗教文化关系，是藏族历史和宗教史上的重大事件，这种法缘关系的缔结，对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的广泛传播，藏族传统文化的不断发展，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等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本文拟从历代卓尼土司和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活佛之间的联系入手，对卓尼禅定寺与拉卜楞寺的宗教文化关系作一简要论述。
一
从拉卜楞寺创建伊始，卓尼僧俗就与之建立了法缘关系，这种关系源远流长。早在1703年，卓尼土司与德塘堪布·洛桑仓央肖勒南结就在卓尼创建了哲噶尔寺。德塘堪布是拉卜楞寺寺主第一世嘉木样的弟子，曾获得过嘉木样的亲自传法加持。1709年，在青海和硕特蒙古黄河南前首旗亲王察汗丹津的资助下，嘉木样创建了拉卜楞寺。
清康熙五十五年(藏历火猴年，1716)，作为一方之主的第11代卓尼土司杨汝松(摩哨贡布)专程到拉卜楞寺迎请嘉木样协贝多吉前往卓尼。嘉木样大师欣然接受邀请，于农历十月初三启程前往，土司衙门派百余名骑士前来迎接。大师到卓尼大寺后，给各大活佛和僧官、大格西扎巴喜热为首的万余人传授五尊胜乐金刚、十三尊怖畏金刚大灌顶及《入圣道三要》。嘉木样大师在卓尼居住20天，每天给万余名僧俗讲经传法。卓尼土司给嘉木样敬献金银、绸缎、氆氇、茶叶、布匹等丰厚的供养。
此后，卓尼禅定寺启动了雕制卓尼版《大藏经》经板的工程。首先刻写了大藏经《甘珠尔》经板，正如藏文文献记载，从康熙六十年(藏历牛年，1721)六月初四日始到雍正九年(藏历金猪年，1731)四月十一日《甘珠尔》全部刻完，整整花费了10年的时间。刻写《甘珠尔》大藏经的费用共计白银17525两。
二世嘉木样在位期间(1743-1791)，卓尼土司府经历了第12代土司杨冲霄(嘉样诺布)、第13代土司杨昭(索南曲培，)以及第14代土司杨声(丹尚才让)。杨昭早逝后，由土司夫人仁钦华宗掌印主持政务。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仅18岁的杨声即土司位。崇尚佛法的土司太太与年轻的土司杨声又主持雕制卓尼版《丹珠尔》经板的工程。据考，卓尼土司早有刻写《丹珠尔》的愿望，早在乾隆十八年(1753)阴历六月就建立了刻写《丹珠尔》版本的专门机构，1760年正式始刻。为能顺利启动这项工程，土司特意恭请佛学造诣很高，具有收藏整理藏文典籍成功经验的二世嘉木样大师参与这项工程，以便给予具体指导。二世嘉木样还为卓尼大藏经的刊行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也使杨土司家族与拉卜楞寺的宗教文化关系进一步加强。
乾隆三十七年(1772)，卓尼版《丹珠尔》印版雕制工程告竣，据不完全统计，仅刻经费用就耗费白银139377多两，二世嘉木样也捐献了100两。嘉木样除了为卓尼版《丹珠尔》作序和编排目录，还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七月写成长达264页的木刻版《卓尼(丹珠尔>目录》。这部著作详细介绍了卓尼土司史，赞美了历代杨土司所建立的政教业绩。从双方成功地完成大藏经的刊刻这一巨大工程来看，拉卜楞寺的崛起反过来对卓尼的发展也起到了推进作用。这一非常有远见的举措，使卓尼土司家族因此赢得了很高的荣誉，二世嘉木样也由此达到弘扬佛教文化的目的，不仅对双方都有益，而且对双方在安多地区的宗教事业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乾隆五十二年(藏历火羊年，1787)冬，卓尼土司派员再次拜访时在合作寺传法的二世嘉木样大师。大师从合作寺前往杨土司所属曲巴嘉喀尔寺，为该寺堪布仓活佛、格尔雅喇嘛等佛僧传授《集密本续》教敕，为僧俗上千人摩顶赐福。杨土司夫妇率领家属及头人等70多人前往拜谒，敬献供养，求受无量寿佛灌顶。接着，二世嘉木样又到杨土司所属曲巴岗吾囊寺举行千人灌顶法会，顺途还为岗吾静修寺的新建大经堂举行了安住仪轨，为甘珠尔哇活佛、尊格活佛及许多学僧分别传授了沙弥戒和比丘戒。乾隆五十四年(1789)，嘉木样大师归返途中在噶察静修寺、益扎静修寺(yadzar1khr0d)、嘉瑞静修寺、益格尔静修寺等处传经授法。
嘉庆十三年(1808)冬，17岁的三世嘉木样前去主持四世德塘堪布·嘉央肖勒南嘉的圆寂仪式后，抵达卓尼境内嘉且、嘉德、噶察、尹家采、扎西彭措林、车巴沟、曲巴嘉喀尔、哲噶尔等寺传法。次年，嘉木样进藏学法，禅定寺特派员敬献财物并送行。嘉庆十九年(1814)，嘉木样再次出巡曲巴嘉喀尔、德塘等洮河流域诸寺，接见上年由贡唐活佛认定的德塘堪布活佛转世灵童。同年，原任禅定寺僧纲的曲嘉晋美道吉承袭土司职位，从此，拉卜楞寺与卓尼的交往更加活跃。
道光十四年(1834)七月辩经法会期间，第16代土司杨宗基(曲嘉晋美道吉)带领家族成员及大小头目在内的卓尼僧俗代表抵达拉卜楞寺礼佛。土司向大法会数千僧众发放布施，恭迎嘉木样莅临法会，奉献佛像、宝塔、财物等。嘉木样与土司亲切会见，杨土司将出家的年仅
10岁的儿子贡曲乎道丹旺秀留在拉卜楞寺经院修学。嘉木样对培养这位禅定寺未来的僧纲非常重视，特派郭莽堪布·洛桑贡曲乎曲达尔任其经师，由阿莽活佛为其授沙弥戒。僧纲留学多年，奠定了扎实的佛学基础。
道光二十四年(1844)，杨宗基因病去世，其子僧纲迎请三世嘉木样到卓尼土司府做超荐法事。据《安多政教史》记述：“藏历木龙年(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父亲逝世，正值三世嘉木样住在恰盖，为了超荐，敦请尊者前赴卓尼，派司食长以及许多侍从迎接，备极崇奉，尊者在该地居住了约一月余。”道光二十九年(1849)，25岁的僧纲复至拉卜楞寺朝礼求戒，嘉木样为其授比丘戒，赐法名贡曲乎丹曲嘉措。咸丰元年(1851)，僧纲再到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座前聆受法教。
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四世嘉木样第一次巡游洮河沿岸及卓尼地区，先后到卓尼的安果静修寺、加茂贡寺、泽维静修寺、鲁琼嘉喀尔寺、德塘寺、车巴沟寺、恰盖寺、达格寺、夏奥寺、嘉德寺、嘉且寺、木道寺、曲巴嘉喀尔寺、赛藏寺、康妥寺等几十座寺院及其所在部落考察教务，讲经授法。光绪八年(1882)六月，大师在朝游大夏河沿岸和佐盖寺后复又游历卓尼地区，抵达康多寺、康多道玛寺、杓哇寺、恰盖寺、哲噶尔寺，归途视察了加茂贡寺。
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第17代土司杨元(仁钦丹增旺嘉成勒道杰)去世，土司府派专人恭请四世嘉木样抵达禅定寺为土司府超度亡灵。嘉木样在卓尼逗留半个月，为土司太太及其子女、官员传授灌顶，并赠赐自己的袈裟作为纪念。
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四世嘉木样再赴洮河、白龙江流域，最远到达白龙江支流拱坝河畔的拱坝、大年一带，历时近3个月。这是拉卜楞寺创建以来嘉木样活佛系统在土司辖境内范围最广、收获最丰的一次游历，是拉卜楞寺集团首领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踏及白龙江流域(迭部、舟曲)。大师取道佐盖部落进入卓尼地区，经帕岔寺至恰盖寺时，受到第1842卓尼土司杨作霖(才旺索南道吉)遣使慰问。在禅定寺时，土司设宴款待。大师之后按计划沿江下行，经岷州城向东南进至舟曲境内白龙江及拱坝河流域，转而沿江上行，从岷州城算起依次抵达多纳赵土司辖区，并为其辖区几座寺院讲经传法。
二
拉卜楞寺的发展壮大，对藏传佛教在洮河、白龙江、黄河源头流域的广泛传播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时包括禅定寺在内的卓尼地区许多寺院的活佛、学僧慕名前往拉卜楞寺学经求法。早在拉卜楞寺创建前后，卓尼地区不少高僧、学者就与一世嘉木样建立了法缘关系，后来，他们的转世者及一批学僧再次与二世嘉木样结为师徒。这些留学拉卜楞寺的僧人，如卓尼负有名望的曲巴·曲杰洛桑琼丹、三世德塘堪布·嘉央贡却尼玛、曲巴嘉喀尔·喇嘛甘巴、恰盖·洛桑丹巴琼丹、仁察仔西活佛、格尔雅·俄昂扎西、禅定寺僧纲(系土司弟兄)等都是二世嘉木样的门徒，其中恰盖活佛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朝礼拉卜楞寺时，在嘉木样座前受了比丘戒。
嘉木样活佛树立的良好的宗教领袖形象及其与卓尼僧俗上层的友好往来，为进一步加强拉卜楞寺与卓尼杨土司府的政教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拉卜楞寺与卓尼禅定寺为首的主要寺院之间，每逢重大宗教活动和节日，双方互遣代表致意赠礼祝贺，加上拉卜楞寺的贡唐活佛、阿莽活佛等也在卓尼地区传经布道，卓尼土司、僧纲到拉卜楞寺朝拜、留学、求戒等，进一步加强了卓尼和拉卜楞寺两者之间密切的法缘关系。
三世嘉木样的经师三世贡唐仓·丹贝仲美分别于1801年、1804年、1808年3次前往卓尼地区的哲隆静修寺、恰盖寺、德塘寺、曲巴达尔盖寺、曲巴岗吾囊寺、鲁琼嘉喀尔寺、嘉德寺、曲巴嘉喀尔寺等大小寺院发放布施，讲经传法。其间，他还为曲巴夏仲、阿莫·洛桑贡曲乎丹贝坚赞、曲巴嘉喀尔·贡曲乎丹贝坚赞、曲巴岗吾囊寺的恰盖活佛等高僧及成百上千佛僧剃度授戒。
嘉庆十七年(1812)，禅定寺法台俄昂罗哲等执事、学者到拉卜楞寺求法①，贡唐活佛为他们传赐了“金刚鬟”大灌顶。
嘉庆二十五年(1820)夏季，贡唐活佛在佐盖噶萨尔寺为来自禅定寺、叶尔哇寺(汉语称侯家寺)等洮河、白龙江流域的佛僧2000余人系统传授了“弥扎百法”大灌顶。这时，禅定寺专职僧纲俄昂凯增嘉措(第13代土司索南琼培之幼子)和土司曲嘉晋美道吉派出由僧俗头领组成的代表团专程到佐盖恳切迎请至卓尼传法。贡唐活佛受请上路，顺途在康多寺、恰盖寺、叶尔畦寺、阿莫静修寺讲经宣教，熬茶供奉僧团，发放布施银两，剃度授戒佛僧，给各寺捐赠法事基金或殿堂维修资金。大师到达时，土司和僧纲组织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贡塘大师在卓尼驻锡10多天，举行了规模空前的“金刚蔓”灌顶法会，与会者除有土司、僧纲为首的土司府、禅定寺的僧俗官民外，还有叶尔哇寺、贡索寺、纳道寺、恰盖寺、玛尔宁寺等远近各方的佛僧5000余众。他还为土司家族成员传授无量寿佛灌顶，并给僧会熬茶供饭。归途中，大师应邀抵达岗索、纳道、格尔雅、卓顿、琅纳、嘉德、琅桑、岗察、德塘、曲巴嘉喀尔等寺院传法。在格尔雅寺前方的洮河岸畔草坪，大师向前来送行的土司主仆、各寺执事等2000多人传授了大威德金刚灌顶。他此行活动内容丰富，历时3个月。道光三年(1823)贡唐活佛圆寂后，禅定寺、恰盖寺等卓尼境内多座寺院申请分享一份灵骨，分别建塔供养，以求加持和纪念。
二世阿莽班智达．贡曲乎坚赞应杨土司府和禅定寺等祈请，经常往来于两地之间传法授经。据不完全统计，他曾先后于1810年、1811年、1816年、1817年、1823年、1829年、1830年、1833年、1835年、1839年、1840年、1846年共10余次前往卓尼禅定寺等诸多寺院和部落传法。嘉庆二十一年(1816)，二世阿莽班智达应僧纲俄昂凯增嘉措邀请前往禅定寺。他在卓尼留住长达40天，其间为广大佛僧讲解经典，传授灌顶。道光九年(1829)秋季，又在禅定寺传授教敕和灌顶，为土司公子贡噶宁布剃度出家，赐法名贡曲乎道丹旺秀，并为该寺修建上下经堂而捐赠铜钱400串。道光十三年(1833)，二世阿莽班智达再到禅定寺讲经，与杨土司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促成了土司父子翌年的拉卜楞寺朝供之行。道光二十年(1840)，二世阿莽仓在恰盖寺闭修期间，仍为前来求法的僧纲贡曲乎道丹旺秀及其僧众传授《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教敕，并开笔撰写阿莽自传，还专程去土司府、禅定寺为僧纲及佛僧、土司父子等分别传法。咸丰三年(1853)，90岁高龄的二世阿莽活佛圆寂于阿木去乎寺，卓尼土司和僧纲遣派代表献供致祭，追念大师的恩德。阿莽仓囊欠则向卓尼地区的10余座寺院发放了布施。
拉卜楞寺热丹嘉措活佛系统的第一、二世活佛相继出生在位于拉卜楞与卓尼交界的洮河岸畔勒秀部落和洮河支流麦秀部落，之后，出生在齐百西嘉且村的贡曲乎丹增嘉措(1852-1907)成为第三世热丹嘉措活佛，这是拉卜楞寺首次从卓尼土司下辖腹地选立本寺的转世活佛。同时，拉卜楞寺又从与其教务关系密切的土司所属完冒地方连续选立了本寺四大赛赤之一德哇活佛世系中的第四世德哇·洛桑隆柔嘉措(1862-1872)和第五世德哇·晋美图丹尼玛(1874-1897)。这进一步加深了这些活佛所在寺院(拉卜楞寺)与活佛诞生地(卓尼地区)之间更加密切的法缘联系和宗教情感。
清朝末期，卓尼籍高僧喇嘛噶绕仓在嘉木样的支持和协助下，在家乡创建曲华相寺，并加盟拉卜楞寺的政教集团。喇嘛噶绕活佛世系在拉卜楞寺享有与赛赤活佛同等的宗教地位，这为卓尼杨土司与拉卜楞寺集团之间的文化联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喇嘛噶绕早年就朝礼过拉卜楞寺，并与各大活佛结了法缘。他在新疆伊犁地区传教期间曾经奋勇抗击沙俄入侵，成为享誉西藏地方政教界的风云人物，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多次嘉奖，也多次受清廷委托处理新疆和西藏的重大事件，并与安多地区的宗教界保持密切的联系。四世嘉木样曾派员远赴伊犁对其护国利民的正义行为表示敬意。喇嘛噶绕派员回礼嘉木样，又两次派员到拉卜楞寺筹备建造弥勒佛殿的鎏金铜瓦大屋顶，给嘉木样敬献白银2000两、铜佛73尊。光绪八年(1882)，经喇嘛噶绕多方联络协调并支付巨资建造的弥勒佛殿大屋顶圆满竣工。在此期间，四世嘉木样等活佛在其家乡弘法宣教，产生反响。光绪十二年(1886)，喇嘛噶绕在拉卜楞寺协助之下，委托与其同乡的拉卜楞寺第70届总法台热丹嘉措活佛创建曲华相寺，陆续组建4所经院，形成卓尼地区禅定寺以外的另一大圣地。寺院建成后，喇嘛噶绕担任寺主，因其供职在外，实际由拉卜楞寺代管教务，与卓尼土司及其禅定寺没有隶属关系。光绪十六年(1890)，喇嘛噶绕奉命由京进藏，途经甘肃到达家乡视察已经竣工的曲华相寺。其间，他在卓尼拜会了卓尼土司才旺索南道吉，七月份到拉卜楞寺，与嘉木样共同为弥勒佛殿(俗称大金瓦寺)大屋顶举行开光仪轨。拉卜楞寺还宣布了两大决议：喇嘛噶绕应请作了入籍拉卜楞寺的客居喇嘛并被授予与赛赤活佛同等的地位和待遇(5年后在拉卜楞寺建成喇嘛噶绕囊欠)；喇嘛噶绕应承在拉卜楞的塔哇居民区投资奉建大型释迦牟尼佛殿(10年后建造落成)。
光绪二十一年(1895)，喇嘛噶绕在曲华相寺圆寂，嘉木样及拉卜楞寺为其举行了超荐法事。喇嘛噶绕囊欠向嘉木样敬献银1000两、象牙1对、马1匹。喇嘛噶绕在病重期间，郑重托咐嘉木样掌管该寺及其所在曲华相地方的教权，卓尼土司则仍旧管理那里的百姓和政务。喇嘛噶绕被建立转世系统，迄今传至五世。第二世喇嘛噶绕仓·噶藏楚臣丹贝坚赞(1896-1909)，系与拉卜楞寺宗教关系甚密的青海东部华锐地区湟水支流北川河流域赛科(今大通县境内)地方人氏；第三世喇嘛噶绕仓·噶藏成勒隆珠曲吉坚赞(1911-1953)，系卓尼境内拉隆科地方人氏；第四世喇嘛噶绕仓·洛桑谢珠丹贝坚赞(1954-1978)，系甘南洮河岸畔俄合部落(今夏河县加茂贡乡)人氏。五世喇嘛噶绕仓·晋美丹增嘉措1979年生)，系卓尼齐百西嘉且村人，由六世嘉木样认定确立，目前在拉卜楞寺修学聆法，兼理华相寺教务，并修复了拉卜楞寺喇嘛噶绕囊欠。
1920年9月22日，第五世嘉木样罗桑·嘉央益西丹贝坚参(1916-1947)被迎进拉卜楞寺坐床，禅定寺按照惯例派员携带贵重礼品前往祝贺。1925年春，由于宁海军镇守使派兵驻扎拉卜楞寺，五世嘉木样摆脱了马家军阀反动势力的控制，辗转兰州，又返回甘南，途经美武、日多玛，到达卓尼的完科落、恰盖、莲花山等土司辖境避难，受到了卓尼杨土司辖区卓尼禅定寺属寺的热情款待。五世嘉木样与其兄黄正清在卓尼召开会议，确定了紧急对策和方案，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三
18世纪 后 ，随着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的广泛传播，卓尼禅定寺与拉卜楞寺也得到了迅速 的发展，不仅建立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和寺院网络体系，而且相互之间建立了密切的法缘关系。两寺关系建立在相邻的地域、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相似的政教谋略的基础之上，其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相邻的地域是增进两寺密切往来的前提。卓尼与拉卜楞相隔只有100多公里，所不同的只是前者多为农区而后者多是牧区。禅定寺的属寺多建立在以黄河支流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支流白龙江流域的卓尼、临潭以及迭部地区，这些地区藏族的生产方式大多是以农业为主；而拉卜楞寺的属寺是建立在大夏河流域、洮河流域，以及黄河首曲一带的夏河、碌曲、玛曲地区，这些地区藏族的生产方式主要是以牧业为主。随着拉卜楞寺政教势力的发展，也有部分属寺建立在卓尼土司的辖境内。这两种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弥补，相互影响，产生出了特殊的宗教关系。
(二)宗教法缘是维系杨土司和嘉木样之间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卓尼政教集团与拉卜楞寺的宗教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关系，这种关系无疑对卓尼土司家族的政治影响给予了无形的支持，但其动机是虔诚的宗教情感。而拉卜楞寺的僧团组织也通过与卓尼土司家族的联系，将宗教文化传播到洮河流域。这种宗教文化背景是理解卓尼土司与佛教事业、卓尼土司与拉卜楞寺之间关系的基础。正是由于处在这样一种宗教文化背景下，历代卓尼土司都以虔信佛教徒而著称，他们不仅虔信，而且将佛教的善恶观付诸于行为规范，因此，学界有关拉卜楞寺的发展“对卓尼土司府带来使其感到困惑和危机的冲击波”的论断略显偏颇。杨土司和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互动，一方面凸显了拉卜楞寺治学严谨的名寺风范；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卓尼土司虔信佛法，成功实施政教双制的策略。两者成功的结合，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这一地区顺利传播的前提。卓尼版《大藏经》的刊刻，既是卓尼土司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也是卓尼土司和第二世嘉木样活佛共同的智慧结晶。
(三)弘扬佛法是加强两寺高僧学者往来的基础。在卓尼土司和嘉木样开创的宗教法缘关系中，两寺高僧的相互往来对继往开拓的两寺的政教关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卓尼禅定寺属寺曲华相寺的寺主喇嘛噶绕仓，在拉卜楞寺取得了与四大赛赤同等的待遇，创建了释迦牟尼佛殿和自己的囊欠，修建了大金瓦寺金顶，曾一度驻锡在拉卜楞寺，成为拉卜楞寺主要活佛系统之一。禅定寺的诸多学僧包括僧纲也曾抵达拉卜楞寺学法，如德塘堪布也被拉卜楞寺尊为上师，成为拉卜楞寺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卓尼土司下辖的禅定寺也邀请拉卜楞寺的贡唐仓、郭莽仓等活佛就任属寺的法台。拉卜楞寺甚至在卓尼境内选定活佛灵童。两寺高僧大德的宗教法缘关系，成为数百年来卓尼禅定寺和拉卜楞寺友好往来的纽带和桥梁。
原刊于《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总第87期)，注释略，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