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语言的形成演变与人群的演化、迁徙密切相关，汉藏语系作为世界上较大语系之一，拥有众多的分支。各分支之间存在密切的发生学联系。按照汉藏语系语言谱系树理论，结合考古证据，发现：5900年前的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向青藏高原东部、黄土高原西部的扩张，与汉藏语系分化为汉语族与藏缅语族有关。47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向青藏高原内部、东部横断山河谷地带的扩散，与藏缅语族分化有关。而3000年前的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的多样性，奠定了现今汉藏语系谱系众多的现代格局。

关键词：语言演化；汉藏语系；农业扩散

汉藏语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系统之一，主要包括汉语族和藏缅语族两大分支，分布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汉藏语系众分支不仅存在密切的语言上联系，也是同属该语系的各民族间存在密切亲缘联系的反映。汉藏语系是联接中华民族的重要纽带，对于汉藏语系形成演变的研究，不仅能增强文化自信，也可以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亲缘语言与汉藏语系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流方式，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语言会产生变异，而这种变异正好可以用来反映人群的演变历史，因此语言也是见证人类历史的活化石。语言学在研究语言起源与类型的时候，常用到一种谱系理论，该理论认为，一种原初语言产生后，有高度的一致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迁移，原初语言会产生分化，这就是方言或者亲属语言，语言分化后就沿各自方向不断发展，就好像树干上分出的树枝一样，彼此之间看似没有联系，实际上是生长在一棵大树上，它们有共同的树根，而这个树根就是原初语言。换而言之，不同的民族语言，如果关键语言特征之间存在较多的关联，溯源到从前，这些语言可能来自同一种原初语言的同一个群体。因此，根据语言之间的关联程度，就可以判断其亲缘关系，这就是亲缘语言。

判断依据来自语言中有核心词、音系结构等较为关键的语言特征，一般很难发生变化，有较好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有共同渊源的语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上存在较高的相似性，特别是基本词汇，它们有较为稳定的语音形式和较为准确的含义，很可能就是指示几种语言同源的关键，被称之为“同源词”。科学家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同源词构拟，构建语言系统发生学联系，探索语言演变、传播模式，可以较好地揭示有关人群的起源、迁移、分化与交流等信息。但是一般认为，同源词自身也存在变化，两种同源语言如果超过万年，差异就很大了，连同源词都无法辨别亲属联系。

语言的分类体系，最高级为语系，语系下面还可以分为语族、语支、语组。汉藏语系是世界第二大语系（仅次于印欧语系），约有14亿以上的母语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5，包含400多种语言，这些众多语言又可以分为汉语族（北方方言、中部方言与南方方言）和藏缅语族（彝缅、藏、萨尔、库基—钦—那嘎、戎、克伦及其他共七支）等。汉藏语系人群主要分布在东亚（中国）、东南亚（缅甸、泰国、老挝、孟加拉国、越南）、南亚的喜马拉雅山南麓诸国（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

汉藏语系最重要的联系是同源根词或词根，通过词根附缀方式及附缀成分的比较才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同源与亲属关系。例如：汉语中太阳古称“日”，上古汉语（商代至晋代所使用的语言）“日”的发音为“njit”，“njit”，现代藏语中太阳的读音是“ni-ma”，“ni”是词根，“ma”是后缀，缅语中读“ne”，三种语言对太阳的发音大体一致，因此它们之间具有同源性，应该可以追溯至起源于同一种语言。语言学家已经发现上千个汉语与藏语同源词，许多基本词汇发音类似或者有联系。包括身体部位的名称（目、口、耳等）、对大自然常见事物（日、月、水等）的名称、群体之间关系的称呼（你、吾等），汉藏近音词在古汉语古藏语中较为普遍，而且越古、读音越近，显然是同源词。当然同源词的判读并不仅限于语音相近，还有不同种语言重复出现语音规律的“语音对应”，比如某种语言中凡是发“e”的音，在另外一种语言全发“w”，二者之间就是语音对应，也属于同源词的范畴。此外，汉藏语系还有一些共同特征，如单音节词、有声调、有量词、辅音清浊相对等。

复旦大学金力教授团队根据汉藏语系同源词汇表考虑这些词汇的重要性等级，采用贝叶斯系统发生学方法，构建了目前全世界较为精准的汉藏语系语言谱系树（图1）。结果表明：原始汉藏语系最早分化的是汉语（族）与藏缅语（族），这与语言学家的早先的认识较为一致，而且也明确推算出二者分化时间在距今5900年前，而藏缅语进一步内部发生分化的时间在距今4700年。

图1  汉藏语系语言谱系树

二、仰韶文化的扩散与汉藏语系第一次分化

5900年前，汉语人群最早应该分布在黄河流域，尤其是黄土高原；而藏缅语族的人群现在大体分布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以及东南亚、南亚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带等。那么汉藏语系最早起源地，应该在这些人群分布的区域，大致就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青藏高原，以及东南亚等地区。如果这些区域的史前文化，尤其是新石器文化存在着时间的早晚与相互联系，则容易确定汉藏语系的源地。

黄河流域黄土高原新石器文化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文化的代表，早期为前仰韶文化（又称大地湾文化或老官台文化等），活动年代为距今8200—6900年，主要分布在渭河中上游，泾水、西汉水上游以及丹江上游也有少量分布，目前发现遗址数量不到百处。其后为仰韶文化，时代为距今7000—5000年，其分布范围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分布中心在陕西渭河流域、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的广阔地带，文化遗址激增至五千余处；分布的核心在陕西、甘肃、山西和河南省，并向文化的边缘区河北、内蒙古、湖北、宁夏和青海省扩散。

可以发现前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在以渭河为中心的狭长地带，分布范围有限；在仰韶时期，文化分布范围较前有非常明显的扩散，文化遗址沿着渭河向西扩散，沿黄河、汾河谷地向东向北扩散。仰韶文化又可以划分为半坡（距今7000—6400年）、史家（距今6300—5700年）和庙底沟（距今6000—5000年）等发展阶段。最显著的扩散发生在庙底沟时期，其分布中心是渭河流域、豫西和晋南地区，但其分布范围向西扩散至青藏高原东缘青海的东部，向东达到黄河下游地区，向北扩散到内蒙古南部和赤峰地区，向南延伸至汉水流域，在庙底沟时期仰韶文化发展到鼎盛期，文化区分布面积也达到最大。

仰韶文化向西进入青藏高原东缘的过程。仰韶文化扩散至青藏高原东北缘大致是距今6000—5500年，在高原东部河湟谷地，发现安达其哈、胡李家、阳洼坡、红土坡等18处仰韶文化遗址，尤其是安达其哈遗址，位于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群科镇黄河以北约1.5千米的安达其哈村西，海拔2030米，遗址面积约2.4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仰韶文化分布的最西端。考古发现庙底沟时期房址19座、灶坑6个、灰坑30个、窑址2个等文化遗存及丰富的文化遗物，房址的发现证明这是青藏高原最早实现定居的地点，可以称作是“青藏高原第一村”，拉开了青藏高原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序幕，可谓是意义重大！出土了大量陶器与碎片，有尖底瓶，小口、双唇，器身为斜绳纹，尖底瓶是仰韶的文化象征；还有彩陶片，纹饰为圆点纹、弧线三角纹、弧线纹、垂弧纹等，这些都是典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纹饰（图2），正是这些陶片证明该遗址的文化性质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根据陶器纹饰与黄土高原仰韶文化序列较全的大地湾遗址各期各段陶器进行对比分析，初步判断安达其哈遗址彩陶相当于大地湾三期，距今5900—5500年。此外，根据对该遗址出土的三枚仰韶时期陶片进行释光年代测定，分别为5.9±0.8ka、5.4±0.3ka和5.1±0.3ka。因此综合上述两种证据，安达其哈遗址仰韶文化遗存应该是距今5900—5100年，主体年代应该是距今5900—5500年。

图2  安达其哈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

安达其哈遗址仰韶时期石器的淀粉粒分析，发现有粟类，同时期的青海民和县官亭镇胡李家遗址也发现有粟作痕迹，而尖底瓶、发达的彩陶和粟作农业，是仰韶文化的标配。正是因为较为成熟的粟作农业，成就了仰韶文化的兴盛。粟作农业提供了稳定和较充足的粮食供应，使得聚落规模扩大成为可能，而聚落的扩大又导致人群的聚集，人群聚集又使得社会群体功能增强，人口的快速增长，原有领地的环境容量有限，又导致向新地域的扩散和开拓。当然中全新世大暖期较为暖湿的自然环境也促进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发展。显然粟作农业是关键，是导致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命门。

通过安达其哈遗址可以发现，仰韶文化在庙底沟时期从黄土高原向西扩散至青藏高原东缘，踏上进军青藏高原的步伐，约在5900—5500年前已经在青藏高原东缘的河湟谷地一带安家落户了，成为青藏高原最早的一批定居者，也是青藏高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开拓者（图3）。这与金力教授团队计算的汉藏语系第一次分化时间一致，联系语言学结果和考古发现，我们可以推想，约5900年前，来自黄土高原的一群仰韶庙底沟人，他们来到了青藏高原东缘的海拔相对较低、地形较为平坦、水热资源比较充足的河湟谷地，在这里落地生根，开始营建房屋、烧制陶器、种植庄稼，当然他们也打些猎物作为补充。而他们向西的开拓，也实现了汉藏语系的第一次分化，即最早的汉语族与藏缅语族分化，由此汉藏语系的最初源地应该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仰韶文化无疑成为汉藏语系最早的源头，仰韶居民无疑是最原初的汉藏语系的使用者。考古发现很好地支持语言学汉藏语系的起源与演化历程，考古证据与语言学结果完美吻合。当然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扩散几乎在东、西、北等几个方向同时展开的，只有南方扩散比较滞后，仅在西南方向的青藏高原东缘岷江上游地区有少量发现，比如茂县波西遗址，该遗址位于岷江西岸，面积约30000平方米，出土了泥质红陶壶边三角纹彩陶钵等器物与仰韶庙底沟类型相关陶器一致，故属于庙底沟类型，年代大致在6000—5500年，是高原东部横断山区域发现最早的新石器遗址，但这个方向遗存数量少、规模小。

图3  仰韶文化遗址分布与扩散（黑线为扩散等时线，数字为距今年代）

注：该图基于国家标准地图服务网站标准中国地图（审图号：GS（2019）1826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三个方向的扩散过程中，令人费解的是只有向西方向扩散的人群似乎一去不归，并与核心区发生脱离、分化，因为正是这个方向上人群扩散最终导致汉藏语系第一次大分野，直接后果是导致汉语族与藏缅语族的分离。这可能和向西扩散的庙底沟先民，遇到的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高山大川纵横，大江大河遍布，造成地形落差大、天然险阻多，一旦进入，与源地联系减弱，日久天长，逐渐开始脱离分化，最终走上了与大本营脱离的道路，这可以称为地理隔绝效应，这种效应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横断山地最为明显。

三、马家窑文化的扩散与藏缅语族的分化

发展到仰韶晚期，由于扩散地域范围过大，并可能和当地文化相融合，仰韶在其分布的区域内，分别形成了泉护文化、大地湾文化（中晚期）、马家窑文化等多个具有仰韶文化色彩的地方性文化。向西扩散的仰韶文化在扩散过程中，可能和原先的本土文化相结合，不断地域化，在距今5300年，在黄土高原西端与青藏高原交接地带形成了上承仰韶文化，又有自身特点的马家窑文化（距今5300—4000年），马家窑文化根据时间发展序列，又可细分为马家窑类型（距今5300—4500年）、半山类型（距今4500—4300年）和马厂类型（距今4300—4000年）前后连续的三个阶段。马家窑文化又发生一次较大的扩散，显著的扩散发生在5000—4500年，其后的4500—4000年则保持稳定。扩散主要发生在两个方向，其一是向青藏高原内部的进一步扩散，在这个时期占据了整个河湟谷地，并扩散至更高海拔的共和盆地，并和当地原有的细石器文化结合形成宗日文化，典型的遗址就是宗日遗址。宗日遗址位于黄河上游青藏高原东北缘河谷地带与高原面的过渡地带，海拔2950米，遗址墓葬中发现有典型马家窑文化陶器，并有粟黍遗存，是黄河流域分布海拔最高，且受马家窑文化强烈影响的具有本地特色的新石器文化。其二是沿着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地的南北走向江河沟谷，即常说的横断山脉藏彝民族大走廊向南扩散，扩散到了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沟谷，包括岷江上游、大渡河上中游，也影响到了青藏高原内部澜沧江流域（例如西藏东部的昌都卡若文化），并影响到了滇西与滇西北。典型遗址就是川西营盘山和昌都卡若。营盘山遗址位于茂县县城岷江东南岸的二级河流阶地上，遗址面积近10万平方米，其中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出土不少漩涡纹、水波纹、鸟纹等典型的马家窑彩陶，根据彩陶纹饰判断与马家窑文化早期类型一致，测年结果显示营盘山遗址距今5300—4600年，它是岷江上游该时期一个大型中心聚落，该时段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数量众多，文化面貌发展到比较繁荣阶段，营盘山遗址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这些遗址均表现出既有一定的自身特点，但是又受马家窑文化影响强烈。4600年之后演变为“沙乌都遗存”，则表现出明显的本土化特征，已经不见来自西北马家窑的影响了。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遗址在澜沧江西岸，面积约1万平方米，海拔约3100米。卡若遗址是西藏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年代约距今5000—4000年，主要特点是石器具有混合性，即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并存，磨制石器中长条形石斧、石锛具有马家窑风格；陶器上刻划纹、附加堆纹发达，器型与马家窑类似，都以平底的深腹罐、盆、碗组合以主；有石砌的房屋建筑。最关键的是发现有较多的粟遗存，并发现有铲形器等农业生产工具，说明粟作农业占有较重要的地位。而粟是源自北方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系统的最具特色文化标志，因此这是青藏高原内部的卡若文化受来自北方马家窑文化影响的最直接的证据。

当然以营盘山、卡若遗址为代表的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沟谷该阶段的新石器文化与西北马家窑文化的共同的文化因素不仅仅表现在彩陶上，还表现在二者都以平底器陶器为主，夹砂陶多施绳纹、刻划纹、附加堆纹等，用钻孔法修补陶器；农作物都发现有粟黍；石器上有共同的长条形石斧、石锛，以及单孔或双孔长方形、半月形凹背直刃石刀；流行圆形或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因此可以看到距今5000—4500年，马家窑文化对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沟谷地域产生广泛的影响，不否认这些文化有本地因素，但是它们都与来自北方的马家窑文化拥有许多共同的文化特征，可谓是共性为主流，足见北方马家窑文化对于该地区新石器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显然是马家窑文化扩散带来的结果。

马家窑文化在距今5000—4500年的进一步扩散与藏缅语内部发生分化的时间（距今4700年）相吻合，因此马家窑文化早期向青藏高原内部更高海拔，以及沿着高原东部横断山地的扩散应该与藏缅语进一步分化有关。通过前面的汉藏语言谱系树可以看到，大约在4700年前，藏缅语族开始分化为两个语支，即库基—钦—那嘎语支与藏语等诸支。从现在分布状况来看库基语大多分布在印度东北部、缅甸西北部以及孟加拉国，钦语横跨缅甸、印度、孟加拉三国，使用者钦族是缅甸主要民族之一。根据现在分布状况，结合语言学与考古学研究，库基—钦—那嘎语支似乎是距今5000—4500年马家窑文化沿着青藏高原东部藏彝大走廊南下的一支，而向青藏高原内部扩散的一支显然和藏语支有关联。

四、青铜时代文化多样性与汉藏语系基本格局的形成

距今4000年之后，青藏高原和西北地区史前文化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前期（距今4000—3600年）齐家文化与四坝文化并行，文化面貌尚算一致，但已经表现出文化分化势头；后期（距今3600—2400年），西北地区史前文化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成多种地域文化并存，空间上相互交叉，文化上各有特色，却也相互影响的局面。四坝文化（距今3900—3400年）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青藏高原东北缘是卡约文化（距今3600—2400年）的活动范围，大夏河和湟水流域是辛店文化（距今3400—2600年）的核心地带，寺洼文化（距今3000—2500年）分布于甘肃省内的泾水、渭河、洮河以及汉水上游等流域，沙井文化（距今2900—2400年）主要分布在石羊河和金川河下游一带。

根据汉藏语言谱系树，这个时期也正是藏缅语族大分化时期，藏缅语族又进一步分化为彝—缅语支、纳—羌支、藏语支等。而这和该时期西北地区青铜时代多种文化并存的局面是相一致的，西北地区的史前文化面貌的多样化，也是藏缅语族进一步分化的真实缩影。可以看到，到青铜时代后期，西北地区、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南部的藏缅语族丰富多样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当然进入历史时期，这种语言分化和多样性仍进一步深化，但是基本格局在青铜时代后期已经奠定了。早期历史记载中也可以看到些端倪，《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人无弋爰剑者在秦厉公（公元前476年—公元前443年在位）时被秦擒获，并成为奴隶，后逃跑归入河湟间，被羌人推举为首领，部落人事逐渐强大，大家纷纷归附。到了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公元前424年—公元前362年）初立，举兵西伐，忍的部族“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两千年前的史学家并无更老的考古资料可供引用，非常可贵，一语阐明诸羌的源流与联系，西南羌、高原内部的诸羌别种，都是源自“河湟羌”，这从历史记载上为青铜时代是藏缅语族大分化时期提供了佐证。一般认为现在甘肃、青海、西藏、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和自治区，以及东南亚缅甸、越南等国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9个国家使用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的族群，都是氐羌后裔，他们都是很早以前从中国西北地区迁徙过去的，沿着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河谷进入川西、云贵高原，东南亚的缅甸、越南，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等地带。例如缅甸人历史书上祖源追溯至中国西北的氐羌，印度和不丹的雷布查人、尼泊尔的内瓦尔人都承认与中国氐羌有关，也有一些是直接从西藏翻越了喜马拉雅进入了喜马拉雅山南麓。当然从现在的考古资料来看，实际上一些族群从藏缅族群中分化的时间更早，而不仅仅是在距今3000年左右，甚至早到新石器的距今4700年前就已经分化开了，这其中的细节还需要我们今后继续深入研究。

图4  西北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分化

注：该图基于国家标准地图服务网站标准中国地图（审图号：GS（2019）1826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五、同出一源，文化相连

可以看到，从距今5900年开始，直到2000年前左右，来自中国西北地区的汉藏语系人群不断向青藏高原，向南不断迁徙，他们迁徙的时间早晚不一、人群规模不等、迁徙的路线各异、迁徙的目的地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那就是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人群，他们在向西、向南扩散、迁徙中，可能不断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今天汉藏语系是全世界第二大语系，覆盖东亚、东南亚与南亚，横跨喜马拉雅山南北的格局。

换而言之，汉藏语系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尤其是藏缅语族人群，他们分化时间晚，语言上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人群也存在血缘关系，文化上也较为相近，这可以从母语是藏缅语族的不同民族的起源传说看到，我国境内有17个民族使用藏缅语族语言，包括是藏族、门巴族、珞巴族、彝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土家族、白族、羌族、普米族、景颇族、独龙族、怒族、阿昌族。这些民族大都有“猴始祖”的共同的本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包括藏语支的藏族，彝语支的彝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等，这反映出他们共同的文化源头与古老的文化渊源。而且这些分布在青藏高原东部藏彝走廊的藏缅语族的各民族，有把逝去的先辈送回故乡的“送魂”习俗及口头传诵等，即把先辈的魂魄送回原先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由于迁徙历经数代，也就记录了先辈们迁徙的路线，大家几乎都有其祖先从寒冷的北方南下迁徙而来的民间传说或者史诗，使得藏缅语族人群广泛保留了本民族顺江河自北而南下的民族迁徙的早期共同记忆。比如彝族传说祖源地在一个江河水自北向南流、寒冷高山积雪的北方；而纳西族则传说祖先居住在北方，那里有一个面积广阔的大湖，北方的大湖莫过于青海湖，因此纳西族有人认为自己祖源来自于青海湖及其河湟一带。当然这些传说，大都是口头传诵，而且不同族群对同一地理事物的称谓并不相同，使得这些迁徙记忆已经模糊，很难考证准确的地点与路线了。

综上所述，汉藏语系的大体迁徙路线得以揭示，即5900年前中国北方黄河流域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开始向西扩散，扩散至黄土高原西端、青藏高原东北缘；在4700年前向西登上青藏高原内部、向南进入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河谷地带；于3000年以后沿着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到达云贵高原，以及缅甸等东南亚地区，并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向西迁徙。可知，汉藏语系起源可以追溯至5900年前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汉藏语系的汉语族与藏缅语族分化可以与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文化向西扩散相一致，而藏缅语族的4700年前第一次分化与马家窑文化早期的在青藏高原向西与向南两个方向的扩散相对应，距今3000年以后，藏缅语族内部又产生第二次大分化，这次分化后，汉藏语系现代格局基本形成。汉藏语系的形成与演变，历史非常悠久，对其的深入研究与倡导，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既可以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可以拉近与东南亚各国人民，尤其是汉藏语系母语者的感情，推进共进“一带一路”倡议。

作者简介：侯光良，理学博士，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青藏高原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

原刊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原文及图片归作者及原单位所有。注释、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