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地，当摄影成为侵略的时候
文/崔波
我在青藏铁路通车的采访中，看见一支摄影团队举着相机对准了迎面而来的藏族老阿妈。惊惶失措的老阿妈在如机枪般疯狂扫射的镜头下，连逃跑的道路也被他们堵死了。受到惊吓的老阿妈哭了，拿着相机的人胜利般地回放欣赏着自己捕获的影像。
最先的视觉侵略者是城市新贵，昂贵的摄影器材和高级越野车使他们在藏地看起来显得飞扬跋扈。他们是永远的观光客，对藏地极端贫穷的生存现状和藏人艰苦卓绝的生活努力置若罔闻，他们习惯了居高临下地对待藏人。
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各个媒体的摄影记者蜂拥而至，深入藏地，他们成为又一批侵略者。激烈的职业竞争，需要这些摄影记者抢拍到奇特的角度。在面对人类最后的纯净之脸和素洁心灵时，他们不是被感动得柔肠百结、热泪盈眶，而是用镜头的斧钺砍下残忍的一刀。游牧文化持存的最后的野性之美和纯朴之灵，受到了戕害，但没有人自觉到地意识到这一点。
几乎所有的摄影记者返回内地时都津津乐道其藏地见闻，但几乎没有人通过藏地之行观照自我的那颗被新兴工业社会污染的内心。麻木不仁和唯“影”是图成为媒体摄影人普遍的性格症候。
摄影和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一样，需要一颗伟大、悲悯的心灵。在功利主义者的手中，摄影沦落为一种侵略的手段。许多摄影者以不择手段拍到画面为荣，人道主义关怀正在当下的中国摄影界中渐渐缺失、泯灭。
摄影家吕楠深入藏地，和藏人一起忍受贫穷，在生活粗糙的褶皱里共同生活和经历。8年的藏地生活，需要的是苦行僧般坚韧的意志和淡泊宁静的心怀。他们，是中国摄影的希望，也是我们值得尊敬的人。
70后一代摄影家正在崛起，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文化素养，培养了他们浓重的人道情怀。他们有望成为吕楠一代的后继者，比如曾在藏区支教的生于1970年代的摄影师柴春芽。他另外的身份是个自然主义诗人和藏传佛教的奥义修持者，曾经漫游了卫藏、康巴、安多等大部藏区。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高山牧场，以一个纯粹志愿者的身份融入藏人的生活。在艰苦支教的同时，用他手中的哈苏XPAN记录下那个名叫戈麦的高山牧场一年四季的时光流转和藏人生活。
人道的立场高于艺术的立场。摄影，需要一种涉及精神和身体的彻底深入。以草根下的平民视角看待藏区，或许才是藏地摄影真正的意义之所在。否则，摄影给藏人带来的侵略性的伤害，将成为一种不见血泪的痛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