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2024年10月26日至27日，作者在江苏尼众佛学院举行的第十八届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摘要：量理学理论科体系在我国青藏高原上产生、发展和完善，展现出我国藏族人民对人类社会和大自然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探索能力。量理学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结合，不仅能够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智慧与现代科学理论的深度契合，同时也能满足了人们自身发展的需要，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加快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发展、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做出重大贡献。

关键词：量理学理论  量理宝藏论 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

图为参加第十八届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全体人员合影照

前言

作为关于哲学观的量理学理论体系典籍大约有150卷。其中典型的代表作是著名学者萨班的《量理宝藏论》，该书共有11品，全论分为入论分支、真实论义、造论究竟之事宜三大部分。西方哲学和量理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基本概括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因明逻辑学属于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是探究客观存在与思维之间的概念、判断、推理、论证关系的重要方法，为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增添了新的光彩。

哲学观的量理学理论

哲学观的量理学理论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研究藏传量理不仅仅是研究一种文化遗产，而是研究一种现实的人类文化现象。在因明经典著作中涉及到许多有关理性思维和哲学方面的问题。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基本概括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因明逻辑属于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是探究客观存在与思维之间的概念、判断、推理、论证关系的重要方法。因此，在各学派之间互相辩论时，主要用以因明学的思维方式来衡量长短与成败，也称为 “工具学”。量理学是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为一体的一门哲学学科。

一、哲学观量理学的重要性

量理学这门思维科学作为一种认识事物、提高理性思维能力的工具在实践中广泛应用，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提高，形成具有雪域文化特色、实用价值很高的一门学科。探讨它的深层次内涵，挖掘其理论价值，是时代赋予我们量理学研究者的责任。人们通常也把量理学描述为“新知”。这一方面指事物是不停发展变化的，因此人们认识事物也不能静止不变，永远停留在一个恒定的观点上，而应准确洞察和反映出万事万物发展变化中的“此刻”状态；另一方面是指利用量理的认识方法，更容易捕捉和发现新问题、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故名“新知”。

量理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其功能体现在它能解决许多涉及理性思维和哲学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人类一些极其复杂的思想 “谜团”。诸如因与果、时间与空间、存在与虚无、客观与主观、物质与精神、语言与思维、具体与抽象、共性与个性、统一与对立、相对与绝对、肯定与否定、现象与本质、事物与名称等等问题。这样看来，古老的因理因明学，与中国早期的先哲老子、庄子、墨子所致力探究的天、地、人的关系和万事万物的本相，与爱因斯坦、普朗克、费曼等这些西方科学家，利用量子学原理，去认识宇宙，探究事物本相和原理，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也可以说，作为一种认识事物、提高理性思维能力的工具，因明逻辑学在一千多年来的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加上它自身也在不断地完善和提高，最终形成了一种既带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也毫不逊色于西方现代科学、而且实用价值很高的一门学科。作为中华藏学五大理论体系中关于哲学观的量理学理论典籍大约有150卷。其中典型的代表作是著名学者萨班的《量理宝藏论》，该部著作为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增添了新的光彩。

二、萨班《量理宝藏论》对本体论的思考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认识归为是物自体给予人的印象和人的先验能力共同使然的结果，这与萨迦班智达在《量理宝藏论》中对认识来源的分析具有相同之处。萨班认为通过对“境”的直观产生现量，通过认识主体意识的作用产生比量，现量和比量共同形成认识。但是康德认识论与萨班认识论最终导向的结论却并不相同：前者因此杜绝了对本体进行认识的僭越行为，使作为先验统觉的自我意识成为不可知之物；后者却给出了朝向唯识学方向而认识本体的可能性。造成这种差异结果的原因在于康德将进行认识的主体之“识”规定为他证性，而萨班则承许识具有“如是觉许觉，即成觉自证”的自证性。

图为第十八届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现场

三、萨班《量理宝藏论》的认识论体系

自康德开始，“西方传统的‘元哲学模式’发生方向性的转变”，认识论从此有了取代本体论哲学地位之势。康德把认识来源归为提供感性印象材料的物自体和提供先验认识形式的主体自我两者，从而将知识普遍必然性的基础建立于人的先天认识能力之上。他继莱布尼茨之后，以非心理性的“统觉”作为先验自我意识。这一先验自我意识具有统合作用，它以形成先天综合判断的方式而在对事物的认识中体现主体能动性。萨班在以《因明七论》为根据的《量理宝藏论》中指出现量是根识对物的直接感受、比量是认识主体遵循逻辑概念推理的结果，它们共同形成了人的认识。在对认识的分析中， 萨班与康德同样重视物质的刺激和认识主体的直观能力，并且都否认因果等逻辑概念的外境生成性，一致将之视为是主观能力的一部分。

在分析过程中，康德认为因果诸范畴具有先验性，它们是与认识主体不可分割的知性能力。萨班则强调因果等逻辑概念的虚拟性，认为它们虽然是隶属于心的一种能力，但是认识主体可以通过对“心”的认识而摆脱其束缚。此外，针对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从何而来、自我意识是否能完成对其自身的考察等问题上，康德一概予以了不可知及否定性回答。认识主体只能在对客体的知识性定义中获得自我展现，它无法自证其存在——人所能体察到的只是本体自我通过内直观形式时间而展现出的经验自我，就如同人只能了解物自体通过内、外直观形式而展现出的现象一样。因此康德否认了萨班所持的识在任何时候都能自证的观点，他认为经验中的认识主体属于依仗认知外物而才能证得自身存在的“他证”范畴。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时，萨班则基于心的自明性而在《量理宝藏论》中承许识能够进行自我反省，间接说明了个体可以通过认识而深入了解、体悟本体。他所强调的“圣教量立场”即是自证分发展的极致结果，宗喀巴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把因明看作达到内明的必由之路。

四、萨班《量理宝藏论》的超验向度

萨班在《量理宝藏论》中通过汲取假相唯识学思想而进一步承许和发展了识的经验性“自证”意义。他认为境与识在本质上最终都可消融于内观时明清的识之自证中，从而许可唯识学将“相分”视为是“见分”的对象性证知、将“见分”视为是“自证分”的非对象性证知以及承认具有自身意识的“自证分”与“证自证分”二者之间有相互内向作用的观点，由此推论出认识主体在真正通达自心时，实际上也就能够如实了知万法。萨班《量理宝藏论》因此在阐明名言认识真理的基础上，萨班这一源于自证式认识论而朝向本体论的努力。同时，这种将因明学视为是由认识论趋入本体论的桥梁的观点在传统教育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藏学往往在教学过程中将量理学作为唯识学等课程教育的前期基础，也正源于在前者对名言真理的关注中必然会引发朝向终极本体的拷问。西方哲学和量理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基本概括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因明逻辑学属于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是探究客观存在与思维之间的概念、判断、推理、论证关系的重要方法，要深入学习和研究为藏学哲学观的量理学理论，为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增添了新的光彩，能够发挥新的正能量。

结论

量理学理论体系能在中华大地青藏高原上形成、繁衍、发展和完善，生生不息，深入人心，也显示了我国藏族人民对自身生命、人类社会和养育了万物生命的天地自然发展规律的孜孜不倦的认识与探索能力。这些理论学科体系是对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对历史进程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及对身体、心灵和自然界的探索和认识的有效诠释，也是传统藏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的特殊贡献。

量理学理论科体系渐渐形成和完善的过程，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的滋养和有力支撑，所以它们也是中华文化宝贵遗产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元明清以来，具有高深智慧的思想内涵和深邃的哲学理论、完整的理论体系的中华藏学五大理论学科体系，就对实现中华民族大一统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量理学理论学科体系发展到今天，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之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不断地为中华藏学五大理论学科体系注入新的光亮与活力，使其焕发新的生机。中华藏学五大理论学科体系中诸如爱护健康、爱护他人、爱护社会、爱护自然、爱护生命等等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合，其实质不仅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与思想、智慧和现代科学理论的相互结合，同时也能满足人们自身发展、自我革命的需要，为进一步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量理学做出更大贡献。

图为作者与参会专家学者一起留影

作者简介：

噶尔哇•阿旺桑波活佛，出生于青海省循化县文都昆氏家族，十世班禅大师侄子，北京白塔寺开创祖师大元第二任帝师亦怜真第二十六代传人，青海文都大寺昆氏座主，西宁宗喀大慈宏觉寺住持。在藏传佛教各大寺院系统性学习和研究五部大论等佛学理论体系，荣获青海省藏传佛教寺院特级经师资格。先后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活佛大专班、深圳弘法寺本焕佛学院汉语系佛学本科班、西安交通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科班毕业。现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青海省政协常委、青海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青海省佛教协会副会长、青海省因明学会会长、班禅因明学院院长、南海佛学院客座教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因明逻辑与藏文化研究中心” 名誉主任等职。主要著作有《京藏古道——基于元代北京至西藏古驿道研究》《宗喀大慈宏觉寺——唐蕃古道上的千年古刹》《青海文都大寺》（合著）《藏传佛教入门——速成之道》（合著）《皇家护国神王塔——北京白塔寺》（合著）《青海小故宫——瞿昙寺》（合著）《萨迦昆氏家族与帝师八思巴》《文都昆氏家族与十世班禅大师》等8部之外，还有在各类刊物上藏汉两种语言文字发表了《浅谈多朵王岭·格萨尔王身世，及其岭仓王朝世系和历史贡献》《论中华藏学五大理论体系对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作用》《因明逻辑学在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强国中的作用》《古象雄文化中羌族的来源考释》、《“一带一路”上传播的佛学文化》《藏传佛教禅文化在历代朝廷的影响》《“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藏医学传承与发展》《宗喀巴大师佛学文化思想在“一带一路”上传播的现实意义》《因明学是开启佛学文化宝藏的金钥匙》《汉藏因明逻辑思维融合发展为“两个结合”发挥积极作用》等30余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