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外

 

 

        早晨,一群鸽子带着哨音盘旋在康定狭窄的上空。

        阿爸先替爷爷穿上衣服,再替我穿。我们并排站在一个三角形木架支撑的洗脸盆前,阿爸的脸色有些晦暗,他从盆里拎起毛巾,将整张毛巾搭在爷爷脸上,像擦拭一扇玻璃,阿爸的手抓住毛巾,有些毛躁地挥舞着。爷爷的身体不停向后倾,弓一样紧绷起来。阿爸把毛巾扔到我脸上,毛巾很烫,像有无数的针芒扎来,我的身子也向后仰去。

        两碗稀粥放在桌上,还有两个馍,爷爷的碗大一些,我的小一点儿。我们坐在桌边端起碗,喝粥的声音盖过了折多河奔腾之声。

        阿爸嘟哝着又骂起来,他在屋中来回走动,踩得地板不停抖动。阿爸时时刻刻都在骂人,只是他不针对爷爷,也不针对我,他只骂自己。

        我们吸吸溜溜地喝完稀饭吃下馍,爷爷走在前面,我紧紧跟在后面,我们在门外一根米黄色的条石上并排坐下。我仰头望很蓝的天,鸽哨声嗡嗡地响在康定城,我却没法从老街上方一溜蓝天中看见它们的身影。这时候那群人就来了,他们涌入大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他们身体里有一种石头相撞的声音,浑浊而冷硬。他们从青石板街口走进来,对沿街一侧的木质板房指指点点。他们几乎不看人,那些早起的街坊蹲在街沿漱口,或拈着杨家的油条匆忙进食。他们一路走过来,注意到我和爷爷。为首那人停下脚步,他腆着肚子,头发死命地趴在脑袋上,泛出光亮。他的脸像面团一样白亮,黑皮鞋反射着阳光,让他从头到脚都有光罩着。他好奇地看我和爷爷,忽然对我们笑笑,他一定又误解了我和爷爷的表情,我和爷爷生来只有一种表情,我们弯曲的嘴唇让整张脸都呈现出笑意。果然,他看见我们脸上毫无变化,小声骂了句:“俩傻蛋!” 随行的人发出一阵轻笑。

        “你骂谁?”杨小艾站在她家门前吼着,子弹一样冲过来。

        一身放光的人脸上的表情黏住了,很难看,他微微弯了弯腰,对小艾说:“对不起!”

        随行的人也都跟着弯了弯腰。他们慢慢远去,身体里石头相撞的声音越来越小。

        小艾斜着眼看他们,嘴唇也跟着斜在一边,她用这种模样看人时,我知道她生气了。每次看见她,我的眼睛都特别舒服,我咿咿呀呀地叫起来,希望她能领我出去走走。她扭过头看看我和爷爷,很暖和地笑笑,转身回了家。

        那群人走后街坊们短暂地聚到一块儿,他们小声议论,阿爸张树德和他的好朋友杨忠义也夹杂其间,频频点头。他们说这一排老屋要拆掉了,修让人眩晕的高楼,这一溜青石板街也会覆上水泥,与街口的水泥路对接起来。街坊们像一堆吵闹的麻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他们很兴奋,满脸都是希望。

        阿爸回来时,眼里闪着光亮,这日子像又有了盼头,他嘴里嘟嘟囔囔地念叨,不停地把手挥向虚空。自从奶奶失去檀香味,珍捉迷藏之后,阿爸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骂人时骂自己,说话时也只跟自己说。

        两排镌花的木质板房是康定最后一溜老房,铺了大青石板的街道也是最后的老街。这种房只有两层,木质结构,门窗和檐头镌刻了花鸟图案,屋顶青瓦覆盖。奶奶说那时候全康定都是覆盖青瓦的木质板房,经长年雨淋、太阳晒,再经烟火一熏,整个小城都有一种人味。奶奶在时,常爱在昏黄的灯光下讲讲旧日时光。奶奶有一搭无一搭地说,从她零乱琐碎的语词中,我能看见过去,看见没有我,甚至也没有阿爸的岁月。那会儿这条街满街都是人,不像现在如此冷清。各县来的藏人,赶着马,嘚嘚行走于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上,混合穿长衫的陕西商人,以及戴白帽的回族,为这条街增加了不少热闹。那会儿这条街也要长许多,青石板一路铺过去,贯穿了半个康定城。后来钢筋水泥的楼房长出来,满城都是,巨人般围住这条老街,这两溜老房。

        阿爸眼里的光亮没闪太久,那群身体里充满石头碰撞声的人走后,楼下租铺面的女老板就来找他,他们要退掉铺面,去别的地方另寻门路。阿爸的眉头皱成一团,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来自这点儿租金,他大概意识到拆掉这些房屋意味着什么,最初的兴奋从他脸上彻底消散,他有些迷茫地盯着老街,看见杨忠义站在家门前直冲他招手,他回头看看我和爷爷,脸上有一种豁出去的表情,我们知道他又该带着满身酒味把自己忘掉了。

 

 

        那是很久以前,张家祖辈离开战乱的家乡,靠捡树叶拾柴火卖给别人一路来到康定。他们起早贪黑把苦力都换了粮食和铜板,张家人实在太聪明,他们从家乡带来的也不仅仅是力气。几年时间里攒钱盘下一爿铺面施展祖传的手艺。他们把豌豆制成澄黄的凉粉,浇上喷香的红油辣子和用豆豉秘制的盐酱,这可口的零食成为康定人闲暇时最喜爱的混嘴之物。许多人都冲着张家的凉粉而来,吃凉粉时把嘴咂得天响,亮亮的红油辣子裹挟一根根晶莹的黄凉粉,似一把把犀利的小刀,不断刺激舌头,让整张嘴在疼痛中充满舒坦。张家祖辈用凉粉在康定奠定基础后,慢慢扩展,开起各种营生的铺面,挣下半条街来。不过也因为太聪明,张家世世代代没少过傻子,这是天给的,算一种平衡。

        爷爷生下来时不哭,只咧着嘴笑。张家祖上最初还觉得娃儿乖,整日里笑个不停,后来才知这是一个拖拽人的货。祖上无奈,自己的亲骨肉,不能扔不能抛,明白能挣下这样的家业,上天是睁着眼的。好在富裕,养个傻子没一点儿问题。祖上也不再生,怕又像爷爷那样,只每日里安心做生意,乐善好施,希望累积的德能结出以后的好果子。

        杨家的祖辈在张家挣下半条街后来到康定,两夫妇到达城里时已是午夜,俩人又困又饿,黑夜中不辨方向,靠一扇街沿的门板就睡。到清晨张家祖辈开门营业,木门吱的一声拉开,俩人像装满玉米的麻袋跌进门里,张家祖辈见俩人脸青面黑一身破烂,忙吩咐伙计端来食物,他们慢慢吃了,才开始交谈。这一谈,不承想两家原来都是同一个地方出来,千里之外的陌生小城里偶遇家乡人,祖辈本就柔软的心化成了水,得知他们也有家传的手艺,他们的手艺也和豆子相关,只不过张家是豌豆杨家是黄豆,就将隔壁房间以极低廉的租金租给杨家当铺面,虽然杨家在经济上与张家不在一个层面,但张家出了个傻子,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彼此帮扶、照顾,以遥远的家乡为依托,以豆子为底气,交起好来。

        杨家祖辈一直心存感恩,虽然每日里忙着卖油条豆浆,见爷爷常独自坐在门前的米黄色条石上,女人得空就来陪着爷爷。

        爷爷慢慢长大,傻傻的笑脸让康定众人都知道他,他们给他取了绰号,叫笑头和尚。那会儿康定过年都有踩高跷跳马马灯的节目,演节目的人每人戴纸糊的娃娃脸壳子,眯眼翘嘴光着大脑袋,老远就能看见眉开眼笑的模样。叫爷爷这绰号的人,大都带了怜悯之心,也有年轻好玩的,收不住手闹出事来。

        那是爷爷十七八岁时的事,张杨两家都忙各自的生意,一时间没注意到爷爷,他就从门前的米黄色条石上消失了。等祖上注意到时,天将黄昏。张杨两家都给吓着,忙关了门分头去寻。男人们各自穿街跑巷去找,两家的女人一块儿走出街巷,她们要到将军桥时,见女人们慌乱地从身边跑过,男人们却向桥上涌,桥那已聚集起许多人来。她们听见桥上的喧闹声忽左忽右,男人的欢笑和女人的尖叫混在一起。她们加快脚步挤过人群,眼前的一幕让她们圆睁着眼,整个脸都青了。她们看见爷爷被两个男人扭着手臂,支在前面追赶那些尖叫的女人,爷爷的裤子给褪到了膝盖处,那截不傻的阳物傲然挺立,爷爷很兴奋,他想扑到女人们身上,却始终差那么一点儿。那个黄昏,两个女人冲进去,杨家的忙着给爷爷穿裤子,张家的双手叉腰开骂,直骂得满街的人都避开,不好意思从那路过。

        奶奶初进这个家门,和我的傻子爷爷相伴终生就是这之后的事。杨家一心要报恩,杨家女人那一段时间四处奔走,也不知她费了多大劲用了多少心思,奶奶才被一匹枣红的骏马驮来。当时婚礼并不热闹,只几个和张家特别要好的朋友,一张圆桌就把他们给安下了。婚礼没有放鞭炮庆祝,也没有司仪主持,被红布蒙住头的奶奶知道张家不愿意张扬,毕竟是一个傻子结婚,奶奶还知道自己有点儿被卖出去的意思,像那些成堆的豌豆,所以娘家也没来人,他们对奶奶怀有些许愧疚。

        宾客散尽,奶奶坐在挂有蚊帐并发出阵阵檀香味的木床上,她听见有人开了洞房的门,听见一个人被推进屋里,门又关上了。奶奶有些怕,心脏怦怦跳动,她知道傻子一定在屋里了。还没多想什么,蒙头的红布猛被人拉开,奶奶紧紧闭上眼睛,把双手抱在胸前,只等待一场灭顶的灾难即刻来临。奶奶没遭受到进一步的伤害,屋里静得出奇,她慢慢睁开眼,适应了昏黄的灯光后,才看见傻子爷爷坐在床的另一头,他把那张红布蒙在自己头上。奶奶等待着,她有心理准备,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等了许久,奶奶哭起来,眼泪无声地淌,这傻子比她想象中傻得更厉害。直到天快亮时,奶奶才又笑了起来,傻子爷爷顶着红布坐在床的另一头,一动也不敢动,只仿佛他是怕羞的新娘。奶奶走过去,轻轻揭开傻子爷爷头上的红布,爷爷闭着眼睛已经入睡,他脸上的表情让奶奶怦然心动,这张笑脸温和、善意,纯净而透明,从此奶奶的心就被安定下来,她也开始叫爷爷笑头和尚。

        张家祖辈将做凉粉的手艺一一传给奶奶,聪慧的奶奶把这些都继承下来,不仅这样,自从奶奶进了这门,从厨房到寝室,没一处不干干净净,尤其这本色的地板,奶奶日日拖扫,已能泛出亮光,像涂了一层清漆。

        更重要的是三年之后,奶奶的肚子日渐大起来。原本是喜事,祖上却忐忑不安,他们的表情被期待和担心所扭曲,时间也变得很慢。直到冬日,雪从狭长的天空中飘下来,将跑马山上的针叶松覆盖。雪也落在青瓦之上,房檐挂着一大排冰柱,像一把把利剑悬在空中。天很阴沉,奶奶卧在床上,疼痛让她额头的汗珠一颗颗跌落。祖上没叫接生婆,去洋人的医院里请来医生。屋里生着极旺的炭火,屋外却冰雪交替。女人们都在屋里忙碌,爷爷被安置在杨家,他笑容满面地坐在火炉前,置身世界之外。只爷爷的父亲守在产房外,他没办法安静地站立片刻,他在门外来回踱步,蓬松的雪让他踩得尖硬。奶奶一直努力忍住疼痛,汗水打湿了她的头发和枕头,有一段时间,她没法再忍,压抑着呻吟起来。她疼痛的声音钉住了爷爷的父亲,他靠在门边,再也无法动弹。他听见屋里的女人们高声喊着:“用力,再用点儿力。”他穿着长衫的身体有些颤抖,一脸凄惶似那冰棱般凝住。屋里忽然爆发出女人们的欢呼,他还清晰地听见自己的爱人高声说:“这娃没笑。”孩子的哭声跟着响亮地布满整条街。爷爷的父亲听见这哭声颓然坐到了地上,他脸上凄惶而紧张的表情像融雪一般消散,他全身也都在懈怠消散,他听见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充满整个世界。直到屋里忙碌完,人们才发现他靠在门边静静死去,他脸上带着某种满足的笑容。

        一个会哭的孩子让爷爷的父亲丢掉了性命,医生说他死于脑充血。他带着那种满足的笑容被人抬上了对面的山冈,在康定,人死去之后都会被抬往那里。

        阿爸张树德就这样降生了。相隔两月之后,杨忠义也跟着在隔壁出生。他们给他取了忠义这名,让他记住张家的恩情。张杨两家让这情义纠缠不清,遇那改天换日的岁月,张家除了维持生计的铺面和住房,半条街都充了公用。张家后悔莫及的是杨家的铺面一直收着租,也充了公,没算着杨家的,租金照给,收的人不同。祖上承受不住这变迁,也给抬到了对面山冈上。

        奶奶苦苦支撑着张家人的命脉,不能再卖凉粉做生意,她就四处干些苦活。在那困难年代,许多地方疯传饿死人的消息,康定也发生了为半块玉米馍打死人的事。奶奶不再出门,领着阿爸和爷爷待在家中。阿爸尚小,饿得哇哇哭,爷爷不会哭,只咿咿呀呀不停地嚷。那个夜晚漆黑一片,在昏暗的白炽灯下,阿爸已无力再哭,他的脑袋耷拉在奶奶怀中。爷爷也没有再嚷,他端坐在饭桌前,一脸都是笑。那一刻很安静,奶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只静静地等待,等待长满身体的饥饿也将他们带上对面的山冈。世界开始变得飘摇而模糊,奶奶的头一点点向下垂,门却被忽然敲响。门没闩,敲过两声,杨家的人就进来了,他托着一个瘪了的铝盆,看看奶奶,又看看爷爷说:“吃点儿吧。”就将铝盆放到桌上走了,那是一盆煮洋芋,全都没来得及长成熟,那还是洋芋崽呢。张家实际上先已嗅到这洋芋的香味,只是误认为饿糊涂了,香味不过是幻觉。那种时候人是不会掉眼泪的,甚至都不知道感激,只伸手抓起洋芋啃。后来生活好些,吃饱了肚子,奶奶总有个错觉,以为当时一家人都掉着泪。其实那会儿就只一感觉,杨家是把他们所有家底都搬过来了,这短暂的感觉一过,一家人过年一样开吃,片皮不留。一小盆煮洋芋吃完,奶奶才发现全都吃完了他们又该吃啥呢?奶奶去还铝盆的时候就有点儿不好意思,轻轻敲了门,看见杨家人也都捧着洋芋啃,这才放了心。

 

 

        那些人又来了,还是石头相撞的声音。这一次他们不再对木质板房指指点点,有人召集这里的住户,总共也只七八家人,大家聚在街沿,听他们讲话。他们讲了许多,讲城市的发展,讲政策,还讲到了钱。我看见聚集的人有些躁动,他们大声喊着什么。阿爸和杨忠义也夹杂其中,他们并没喝酒,脸却红了,那些有着石头声音的人让他们都不太高兴。

        阿爸和杨忠义最爱凑一块儿喝酒,他们喝酒时星星在天上闪耀,或者是一轮月亮,静静地悬在半空。他们有时在杨家喝,更多的时候,为照应我和爷爷,他们把酒都提到了我们这边。

        阿爸和杨忠义端着酒杯,相互碰一下,两只酒杯发出清脆的声音,他们把酒杯端到嘴边,一扬脖子酒杯就空了。那清脆的声音响过多次,他们的脸就一点点红,红到血液全部堆积在脸皮下,轻轻一碰就会喷涌而出。要拆掉整条街,这事让阿爸极为不安。

        “这是什么事啊,怎么说拆就拆呢?”阿爸说。

        “没办法。”杨忠义摇着脑袋附和说。

        “那时候半条街说没收就没收,没处说理。”

        “那年月不同,大时代,个人的事算啥哟,能平安保住性命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一次不能就这样了事,时代不同了,我们得坚持下来。”阿爸的声音提高了许多。

        “我家倒是没啥,房子反正是租来的,不过我听你的,我们两家人一条心。”

        阿爸伸出手,拍拍杨忠义的肩,说:“我们得让更多的人站一块儿,如果整条街都联合起来,他们就没办法了。”

        “好,明天,明天我们分头去说。”

        第二天夜里,街坊们都派了代表,我们的屋里挤满了人,他们或坐或站,我和爷爷坐在角落里,看他们把烟吐向空中。

        “我们是得团结起来,不能就这样轻易答应了。”

        “得有个人领头事情才好办。”

        “这半条街在旧社会里是张家的,要我看,让张大哥领头。”

        “对,张大哥过去是大富人家,他领头我们都放心。”

        烟雾把房间里熏得模糊不堪,看不清谁在说话,那些声音时高时低,有的尖细,有的低沉。他们说了好一会儿,人群才潮水一般从屋中向外涌去,又只剩阿爸和杨忠义了,阿爸取出酒倒上,两人端起酒杯开喝。他们的脸一点点红起来,却不像前一夜那样有许多话,阿爸不语,杨忠义也就沉默地喝,他们的表情时而高亢,充满希望,时而悲怆,不断消沉下去。

        阿爸似乎很累,他的眉头快蹙到一块儿了,有一会儿他默默地看着我和爷爷,杨忠义也转过头来看我们。

        “唉!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也是个傻子。”阿爸指着我们说,他时常说起这句话,他这样说时,杨忠义总会把手伸得老长,轻轻地拍拍阿爸的胳膊。

 

 

        早些时候阿爸可不这样,酒喝到酣处时,他也不消沉,总扯长了脖子说:“我们张家是有脸有面的人家,这半条街都是我家的,瞧着吧,我还会再挣下半条街来。”

        张家的凉粉店又开张了,整条街都充满碗豆的清香。奶奶想把祖上的手艺传给阿爸,他说那是女人干的事,不愿学。阿爸还很年轻,满脑袋想着要重新挣下半条街。

        不知奶奶从什么地方寻到了这个叫珍的女孩子,刚将她领进凉粉店时,她还穿着白底碎蓝花的衣服,人极瘦,有一张瓜子脸。她在店里帮忙,勤快,又特别怕羞,脸不时就红起来。那段时间康定征兵,阿爸想去入伍,他整天在外跑,不过家庭成分阻止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沮丧地回到家中,看见珍正在店里忙碌。珍把阿爸当成了顾客,声音脆脆地问他:“吃凉粉?黄的还是白的?”

        第一眼看见珍,阿爸就呆住了,他的眼睛始终转不开,神情很像我和爷爷。

        珍发现这男人的异样,脸又红起来,低下头,声音小了许多,再次问:“请问你吃什么凉粉?”

        奶奶见这情况,哈哈笑起来,她笑着把阿爸介绍给珍。阿爸的眼睛一直发直,珍的脸红得血都快从毛孔中浸出来。

        珍住在阿爸隔壁的小房间里,她身上有一股豌豆的清香,很淡。她身体里还会发出流水的声音,是那种在茂密森林中一小股水静静流动的声音,如果不专注,这声音很容易被忽视。珍还爱穿各种白底蓝碎花的裙子。在盛夏的阳光中,珍穿出那条白底蓝碎花的裙子,许多男人的眼睛就像我和爷爷的一样不会敏锐转动了。

        阿爸的眼睛只能随珍的身影四处流动。那段时间他常患得患失,一会儿高兴地哼着《康定情歌》帮磨豌豆,一会儿坐在店里动也不动,脸上阴云密布,只有发直的眼睛跟随珍晃来荡去。他的状态被奶奶看在眼中,也只有奶奶明白他在想些什么。奶奶把店子托付给珍,自己提着礼品四处奔走,特别忙碌。奶奶的奔忙取得了效果,不久之后阿爸穿上沾满机油的劳动布工作服,去砖厂当了机修工人。自他去砖厂后,身体里总有机器巨大的噪声。

        喜事就这样接踵而至,阿爸去砖厂上班不到一年,奶奶替他和珍举行了婚礼。

        那是一场空前盛大的婚礼,张家所有的苦都凝结起来,要在婚礼之中全部变甜。那时候杨家的豆浆油条也开了业,杨忠义讨下媳妇,生了杨生和小艾。阿爸要结亲,两家一同忙碌。这几间老屋,这爿老店张灯结彩,张贴了大红喜字。奶奶凭着多年关系,邀请到众多宾客,从街坊邻居那所借的圆桌摆下半条街。婚礼从下午开始,长长的鞭炮炸响,让所有康定人都知道张家在娶媳妇了。阿爸和珍一桌桌敬酒,奶奶端坐主桌,爷爷就在她旁边。看看热闹的场面奶奶忆起当时嫁进张家门时,那份冷清有多苦涩。爷爷吃菜,吃饱肚子就坐着不动,奶奶看看爷爷永远在笑的脸,诸多苦涩所结的果就这样甜起来。

        康定人历来爱热闹,酒喝进肚里,都化成激情,桌与桌之间相互对起山歌,山歌又引来一对旅游的洋人。那年月不比祖上在的时代,洋人多,开教堂开医院,那年月极难见到这高鼻蓝眼的洋人,有他们加入婚礼,高潮就随之而起,对歌的人越发有了劲头,直唱得青筋布满脖子,声音都吼嘶哑了。

        这喜宴直到深夜宾客才散去,阿爸早醉了,他和杨忠义搭着肩坐在空桌边,只拿着酒杯不停地喝。阿爸重复说一句话:“我要再挣下半条街来,你看着。”

        杨忠义不停地嗯嗯应声。两人喝一会儿,也不知为啥,猛又抱头哭,两个男人像两头牛犊,哭得嗷嗷叫。

        珍全面接手凉粉店,奶奶反倒成了打杂的。珍夜里用小石磨磨豌豆,然后在灶台前把磨细的豌豆倒入一口极大的铁锅中,慢慢搅拌,缓缓熬制成糊状,再装入几个铁盆冷却,第二天就可以浇了红油辣子和用豆豉秘制的盐浆卖出去。珍手巧、心细,又极富耐心,她熬制的凉粉更有筋道。不仅是康定的女人们爱来吃,即或是铁塔样的康巴汉子,见了这红亮亮的黄凉粉,也会毫不顾忌男人的颜面吃下三五碗。响亮地咂动嘴唇,带一口豌豆香满意而去。生意虽好,历过时间的奶奶却定下规矩,无论这生意怎样好,每天固定做八盆凉粉,不到中午,这些凉粉就被抢购一空,然后关上铺面,安定地过日子。

        奶奶说人不能贪,不能指望过多的东西,老天长着眼呢。

        日子开始舒心,爷爷整日坐在门前的米黄色条石上,他成了张家凉粉的另一道风景。来吃凉粉的人,老远迎来爷爷的笑脸,心情会无端地好起来。奶奶有空闲,也会挨着他坐,爷爷笑看老街,奶奶脸上也有淡淡的笑容,有时候陌生的人来,分不清谁傻着。

        只阿爸非常忙碌,那会儿他身体里像有无穷的力量。砖厂的规模在当时极大,有一个晒土砖的大院子,有生产土砖的厂房。烧砖也是隧道窑,机械推进,全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煅烧,一车车推出窑的砖红得像烤薯。砖厂是三班倒,白班、晚班和夜班,白班是上午10点到下午6点,晚班则从6点到深夜2点,夜班就在深夜起床,直至上午10点。阿爸常半夜才回家里,吱地一声推开屋门,上木楼时他尽量放轻脚步,但整架木楼还是忍不住被踩踏得疼痛,发出怪异的响声。有时候阿爸半夜出门,远赴城南的砖厂,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能回家。他找不到别的方式挣下半条街,只能在砖厂玩命干活来靠近这目标。正班干完,他就充当砖厂的临时工,帮着给货车上橙红的熟砖。待在屋里时,阿爸习惯躺在床上,他的鼾声像台发动机,呼噜噜响不停,偶尔一下卡住,倒让奶奶和珍担心,她们拍拍他,让他重新发动起来。

        珍劝他说:“你别太亡命了,装砖才多少钱嘛,临时工的事,钱少得可怜。你身体要紧,别累出病来,挣那点儿钱还不够治病。我多做些凉粉,也就够了。”

        阿爸说:“管他呢,反正这劳力放身上也白白消耗掉了,能拿它换一点儿钱是一点儿,多一分钱就和那半条街近一分钱,妈立下了规矩,你这凉粉也没法做更多出来。”

        珍的肚子开始隆起来,很显眼。那一段时间也是阿爸笑得最多的时候,无论他在砖厂忙碌还是在家休息,总挂着不由自主的笑容,嘴咧着,歪在脸上。就算他躺在床上,鼾声像发动机一样呼噜噜响不停,睡梦之中那笑容也会像昙花般忽然绽开。

        珍说:“你看你,这样子和你父亲越来越像了。”

        阿爸看看爷爷,又笑起来,他们的神态特别像。事情久远,阿爸还没经历过那样的担心,他不太懂这笑容的危险。只有奶奶回到了那个年代,看着珍的肚子忐忑不安,脸被期盼和担心所扭曲。

        珍被提前送入了医院,连医生都说用不着这样早,但奶奶觉得在医院躺着就让人安心。真正生产那天,阿爸请了假,随奶奶去医院里守着。珍被推入产房,却迟迟不出来,有护士进出,奶奶拦着问,说是难产。奶奶和阿爸都紧张起来,奶奶坐在木条椅上,脸色发白。阿爸像祖上一样在过道中不停踱来踱去,皮鞋踏着水泥地,发出单一而烦心的声音。他嘴里叼着一支烟,手中捏着火柴,始终没有点燃。奶奶说:“你走来走去干啥?在这坐着。”阿爸很听话,坐到奶奶边上,开始耐心地擦火柴,他擦了一根又一根,他的手始终有些抖,细细的火柴棍一次次让他划断,火柴浸了他手上的汗,本就难燃,火柴皮给磨光后,更没法点燃。这让阿爸越来越显出耐心,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火柴上。每一次打开盒子,取出一根新的火柴,他眼里都闪烁着某种光亮,他稳住双手,找那黑一些的地方猛擦下去。眼见红色的火柴头一点点磨没,他也并没因此而暴躁。

        杨忠义的女人端着鸡汤和十个荷包蛋赶到医院时,珍还在产房中。她看见奶奶白着脸,没什么表情,阿爸在一边不停地擦火柴,他脚边散扔着许多火柴头。

        “想把鸡炖得再烂些,又怕错过时间。生没?”

        “还没有,说是难产。”

        都不再说话,女人把装鸡汤和蛋的铝盒包在怀中,盯着产房紧闭的门看,他们能隐约听见珍在里边发出一声声疼痛的呻吟。现在生孩子不比奶奶那时候,女人们能进去帮忙,他们不知里边的状况,那声音更让人紧张。揪心的时刻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产房的门才开了,护士推着产车,孩子已洗好包上。奶奶第一个跑上去,她直奔向孩子。阿爸却向躺在产车上的珍跑去。

        “孩子怎样?”奶奶说。

        “乖着呢,一个儿子,生下来就在笑,看他笑得多甜。”护士说。

        奶奶顿时没了话,默默跟在后面。产车推进病房,阿爸将珍抱上床,杨忠义的女人拿出荷包蛋,珍把十个蛋都吃进肚里,又吃下半只炖鸡,喝了许多汤,这才稳住。

        珍大口吃东西时,那个小护士要抱孩子放在珍身边,她看见阿爸的注意力都在产妇身上,有些奇怪地说:“生了个儿子,你怎么不瞧瞧?”

        阿爸这时候才猛醒悟一般,接过护士手中的孩子。他还不太会抱,又怕不小心掉地上,双手搂着,紧紧贴在怀中。

        “你松点儿,这样会箍住孩子。”护士嚷道,“瞧,他一直笑。”

        阿爸看着怀中的孩子,也跟着笑起来,那时候,他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等护士出去,奶奶才长叹一口气说:“怎么得了?又一个笑娃娃。”

        阿爸说:“笑好啊,哪有喜欢哭的。”说着,阿爸就理出这背后的事来,这是一个喜欢哭,怕笑的家族。他再次看看怀中的孩子,眉头开始并拢。

        好一会儿,阿爸又轻松地说:“大人没事,孩子也安全地生下来,这就是最好的,我们有能力把他养好,像照顾爸一样。”

        那孩子就是我,被紧紧裹住,咧嘴笑躺在珍身边。等我能四处走动时,就已习惯和爷爷并排坐在门前米黄色的条石上。

 

 

        街坊们在一个早晨聚集起来,每家都派了代表,阿爸领头,他们像一小股躁动的潮水,滚动着涌出青石板街。

        我和爷爷坐在条石上,小艾没去纺织厂上班,她请了假照顾我们。她一直很忙,帮着把一堆脏衣服全都洗了,还得不时看看我们走开没有。到中午,她端来两碗饭菜。一见小艾,我的眼睛就非常舒服,我咿咿呀呀地叫着,挥动手臂。我们刚把饭吃完,那些一早出去的人才回来,只是他们失去了早晨的亢奋,每个人的脸都像雪地里的石头那样清冷生涩。

        阿爸和杨忠义在屋里说了会儿话,两人又分头扎进了街坊邻居家中。他们从一个家门出来,又进另一个家门,有的家里呆过得久,有的刚进去一小会儿就出来了。有时候他们站在紧闭的门前,耐心敲门,然后霜打了一般耷拉着脑袋离开。

        太阳从天空正中西移,把所有暗影都拉长,直至悬在西山之巅,一点点沉落。天暗下来,小艾将我们领回屋中,杨忠义那患上间歇性精神病的女人做好简单的饭菜,两人才沮丧地回来。他们把酒杯拿出来,沉闷地喝酒。小艾和她妈吃过饭要回屋,临走,小艾说:“爸,你少喝点儿,别把张叔又给喝醉了。”

        只剩杨忠义和阿爸,他们不再慢慢地吮着喝,拿小杯一杯杯干。

        “没想到这街上的人不堪一击,一点儿重话就吓得不敢站出来了。”阿爸忧伤地说。

        “关系到个人利益,各人想法就多了。”

        “哎!我们得坚持住。”

        “我看这状况,想保住老街是不可能了,他们说得也在理,如果整个城市都像老街一样,那是求之不得的,到处打造古镇,这样的地方想保留都来不及。但现在这城市,处处是高楼,街面宽敞,这一溜老街夹在其中,反倒不衬了,怎么看都别扭,像这城市生了癣长了痘。”

        阿爸点着头,又长叹一声说:“就算要拆,我们也得挺住,多挺一会儿,他们的赔偿也会高一点儿。”

        杨忠义说:“我听你的,我们一块儿挺。”

 

 

        那会儿珍还没捉迷藏,有着巨大声响的阿爸还想挣下半条街,奶奶也总是源源不断地发出淡淡的檀香味,日子凝聚着,没有四散开去,幸福因此可以像早晨的太阳一样,温暖木质板房里的人们。

        一切都是从阿爸不穿那套沾满机油的劳动布工作服开始的。有一天他回到家里,给奶奶和珍说他下岗了,单位面临破产,所有人都下岗了。说着,他把那套工作服狠狠地扔进街边的垃圾桶。我不知道下岗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阿爸不再穿那套工作服,他也不再半夜出去和回来,把楼梯踩得疼痛。

        奶奶没能力再提着礼品东奔西走,她甚至对阿爸下岗的事不再过问,她像有意要躲些清闲,时常坐在我和爷爷身边,给我们说话。她一遍遍讲旧日时光,张家怎样在康定落脚,她又怎样被一匹枣红的骏马驮到张家,她把这些事翻来覆去讲过许多遍,讲得我一愣神,就看见爷爷年轻时候的样子,看见他把遮新娘的红布盖在自己脑袋上。

        阿爸下岗了,他不像过去那样穿着油腻的工作服出门,也不帮珍做凉粉生意,他说过那是娘儿们干的事。他现在常坐到二楼寝室的木质方格小窗前,呆呆看老街的青瓦,看老街之外越来越高的楼层,看比楼房更高的跑马山。他的表情带着疑问,还带着某种惊诧。砖厂存在时,他能一分钱一分钱地向曾经的半条街靠近,砖厂忽然倒闭,他的脚步就停下了。

        珍也从不过问阿爸在想些什么,她卖出定量的凉粉,把一家人的生活都打理得非常好。

        事情并没就此止步,最开始是奶奶,奶奶习惯卖完凉粉后去天井的竹藤椅上坐坐,她闭上眼睛休息半小时,才再次随珍一块忙碌。那天中午奶奶静静地坐在竹藤椅上,有一小段时间里,阳光从天井上方斜斜地透下来,刚好照亮奶奶的白发和满是皱纹的脸。阳光中的奶奶很安详,她的表情像在享受整个世界,然后阳光慢慢爬升,越升越高。奶奶一直坐在那里没有动弹,直到阿爸去叫她。阿爸呼唤了一声,奶奶没动,阿爸轻轻拍拍奶奶的肩头,奶奶的脑袋就斜到了一边。

        那个中午我记忆极深,阿爸的声音像一头驴那样响亮和惊慌地猛然响起,只是那一刻阿爸喊的并不是珍的名字,他绵延不绝地呼唤着杨忠义,他从天井一路奔跑出来,那声音也像一辆救火的红车响彻过去。杨忠义和他有轻微精神病的女人匆匆跑来时,珍已在屋里哭得震天动地。

        我知道奶奶将被抬到对面的山冈上了,被抬到那里的人,我只能在睡着的时候才能见到。我看爷爷,爷爷也看我,爷爷同样知道对面山冈上的事,我们笑着相互看了许久。

        奶奶被抬上对面山冈后,这屋里就失了檀香味,阿爸也彻底变了一个人。过去他喝酒,也有喝醉的时候,但不沉溺。现在他几乎每天都喝,有时是杨忠义陪着,直喝到两人都瘫在桌边。他许多时间都出门去喝,有几个一块儿下岗的人成了他最贴心的朋友,他们约在苍蝇小店里,点两样菜,一杯杯去接店中的劣质泡酒。刚开始喝酒时,他们回望砖厂过去的辉煌,讲各人在厂里的趣事。酒到深处,所有趣事都跑远了,几个景遇相当的人嘴里只剩下含混不清的咒骂。

        阿爸喝得天昏地暗,沾酒就醉,他的脸色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青黄之中泛着黑。砖厂倒闭之时,发了一些安置的钱,叫买断工龄。阿爸把钱交给珍,喝上酒后,又从珍手里一点点要出去。他们开始有了争吵,声音不大,每次争吵不了几句,阿爸就摔门而出,他把门摔得山响,珍久久看那道被摔上的木门,动也不动。

        有一天夜里他竟然没有回家,天亮珍开门,才发现他醉倒在门前,一只手搭在石墩上,呼呼大睡,门边全是肮脏的呕吐物。珍召唤杨忠义,一块将阿爸抬上楼。阿爸睡得很沉,直到黄昏才醒来,酒醒之后,他偷偷摸摸下楼,趁珍不注意,又溜了出去。

        那夜珍铁了心,不照顾爷爷躺下,也不让我睡,我们一直等待。也不知到夜里什么时候,阿爸被街坊架着回来,说见他躺在街口,已醉深了。街坊帮忙,直接将他拖到床上。街坊走后,珍才服侍爷爷去小屋里睡下。

        她就不让我睡,她把我领到灶台前,在黯黄的白炽灯光下,她双手捧住我的脸仔细端详。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过去他身上有一种劲头,他要挣下半条街,能不能挣下半条街是小事,那劲头迷人。现在怎么就成了这样?他的劲头不仅散了,身上剩下那点儿东西,直把人往黑暗里攥。” 珍捧着我的脸不知对谁在说。

        我感觉到她的手很烫,这个夜晚她不磨豌豆也不生火搅凉粉,她就那样捧着我看。她身上淡淡的豌豆清香正四散开去,那股茂密森林中流动的小水流却越来越响。我也看着她,我看见她的眼泪不停地掉落,她其实是想对我笑的,我能看出来,她眨巴着眼睛,好几次要努力笑一笑,她的嘴角微微抽动,始终没笑出来。后来,她也许嫌灯光不够明亮,特地点燃了灶台的蜡烛,她端着蜡烛又一次细细地看我,我不明白她在我脸上找什么。我感觉自己的眼皮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我看见珍的脸也越来越狭小,越来越狭小。后来我就跌到黑暗中,再也睁不开眼睛。我在沉睡中能感觉到她又开始对我讲话,我听不清她说的什么,她不停地说着,说了许多。

        天又亮开了,我看见自己躺在爷爷对面。那个早晨迟迟没人来替我和爷爷穿衣服,我们耐心等待,一直等到阿爸醒来。

        我们听见他大声喊着:“珍,快来一下。”

        他从床上跳下来,踩得木板吱吱响。他从楼梯口探头向店里张望了一会儿,脚步更跑得紧了,咚咚咚地踩下楼去,紧跟着又踩上来,推开小屋的门,看着我和爷爷说:“珍呢?看见她没有?”

        他只穿了红色的衬衣衬裤,泛黑的脸被焦急揉成一团,没得到我们回答,他才回到现实,拍拍自己的脑袋,先把爷爷穿起来,再替我穿,最后他把自己穿好,领我们去了杨家。杨忠义打电话去纺织厂把小艾叫回来,他们急匆匆地往老街外走。

        到下午他们回来,阿爸的脸歪了,他的鼻孔一张一翕都是粗粗的气,我听见他身体里开始发出木头坼裂的声音。

        那以后珍就开始捉迷藏。我在屋里一直找不到她,我和爷爷坐在门前米黄色条石上,偶尔,有穿白底碎蓝花裙的女人从路口一闪,我知道那是珍走了过去,我迈着笨拙的脚步想赶上她,我怎么也赶不上,我因此时常走丢。杨忠义、阿爸、小艾和那个有轻微精神病的女人,他们满康定喊着我的名字四处寻找。我叫张聪,这是奶奶给取的名字,在我还躺在阿妈肚里时,她就取了这个名字,她希望我是个聪明的人。

        一大段时间里,阿爸疯狂地寻遍康定的每个角落,阿爸很笨,他一次也没寻到珍。

        凉粉店没法再开,杨忠义帮忙找到人接手铺面,我和爷爷的一切都得由阿爸来照顾。早晨,他给我们穿好衣服,就把我们安置在门前的条石上,然后去屋里忙碌,洗衣服买菜做饭打扫屋子,这些琐碎的事在珍那里算不上是事,但阿爸总会为它们担过许多时间,把这些忙完,他会领我们出去走走,活动活动。

        铺面别人租去后还卖凉粉,打着张家凉粉的招牌,也不磨豌豆,只拿现成豆粉在锅里搅,然后掺黄水,就成了黄凉粉。不仅这样,他们还打出了新招牌,说这个张家就是《康定情歌》里唱的张大哥家,《康定情歌》里唱:“李家溜溜的大姐看上了张家溜溜的大哥。”偶尔,有客人要求见见张家大哥,凉粉店的女老板就把阿爸叫过去,她说阿爸是张大哥,她是李大姐,她这样说时,不停地偷着给阿爸眨眼睛。那些身着各色旅游服的男男女女全都相信,让阿爸和女老板站一块儿,拿相机不停拍,还会让俩人一块儿唱唱《康定情歌》。阿爸唱歌很难听,声音老走不到路上去,女老板嗓门极大,吼得人耳中阵阵发痒。他们不定量做凉粉,能多卖就多卖。他们的生意出奇的好,这让阿爸时常怀疑整个世界都变傻了。

        阿爸再次变了一个人,不再和下岗的朋友们去混。杨忠义忙完,常来陪阿爸,他们两人喝酒,很难再醉。阿爸每天乐于扮张大哥,脸上的黑也一点点在消退,日子像又安稳下来。只是从那会儿开始,阿爸时常希望自己也是生下来就会笑的人。在更多的时间里,他习惯了给自己说话,嘟嘟囔囔地念叨,不停把手挥向虚空。

 

 

        老街里开始有人搬家了,最初是老街里边的一家,农用车没法开进来。他们借来两辆架子车,许多人帮忙搬下沉重的旧家具。他们一趟趟把家具转到农用车上,快到中午时分,那家的老头慢慢出来。他几乎倒着走路,步伐极慢。我和爷爷坐在米黄色条石上,他走到我们身边,停下脚步,也不说话,把我们当着老街的建筑一样仔细打量,直到街口农用车上的人不停催促才离开。

        第一家搬走后,老街的人们全慌了神,每天都有农用车停在街口,载着各式电器、新旧家具、各种想扔不舍扔的破烂、一家老小以及一段时光、一些情感永远地离青石板街而去,他们都去捉迷藏了。

        楼下的凉粉店结清租金,在一个早晨也搬走了。那天早晨,阿爸随我和爷爷坐在一块儿,看着女老板招呼众人搬动桌椅板凳。凉粉店锅碗特别多,像有人不停敲起破锣烂鼓,热闹却又碎裂。爷爷坐一边,我坐中间,阿爸紧挨着我。初时,女老板看着我们,会不由自主地点点头,她的神情极为尴尬。阿爸没给她任何回应,他一直冷着脸,他冷漠的表情与我和爷爷形成了巨大反差。女老板适应了,昔日的张大哥也就这个样,搬出老街,她也不再是那个冒牌的李大姐。

        这条街凌乱起来,街上堆积着破纸屑、烂鞋子、废电池和残破的玩具,感觉像整条街都被扔掉,扔到了世界之外。有风的时候,纸片纷纷扬起,老街开始动荡不安。

 

 

        杨忠义曾经的大儿子叫杨生,他不像杨忠义,也不像母亲。他的个头挺高,人极瘦。杨忠义爱说生这儿子是专门拿来跟自己作对的,他俩总在争吵,一说话就吵,吵得厉害时,杨生拔腿往外跑,杨忠义戴着白围裙站在门前,双手叉腰,像泼妇一般冲他远去的背影嚷道:“你跑吧,你要跑有本事就别再回来。”

        杨忠义的女人溺爱杨生,总护着他,杨生跑掉,她就守在门前张望。无论早晚,总归得回。女人一直守在门前,到月朗星稀时,她还那样站着,屋里昏暗的灯光将她瘦削的身影勾勒成剪影,带着较为尖硬的曲线立在门框中,直到杨生回来。她虽溺爱杨生,这孩子却一样顶撞她,不给一点儿好脸子。他看不上这家中的一切,甚至杨家祖上的行为。杨忠义秉承祖上的习性,一直重视对孩子的教育,这让他和杨生站到了对立面。

        “知道我为啥叫忠义吗?你爷爷让我记住一个人该有忠有义。”

        “这有啥用?”

        “那时候杨家来康定,走投无路,是张家伸出了援手。”

        “你们白吃白喝全靠张家养?”

        “你这孩子,我只希望你能明白感恩,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难怪是张家能挣下半条街,你们全忙着感恩了。”

        “你说啥,你再说一遍?”

        “我就说了,我不会像你们那样,自己没本事,一辈子感别人的恩。”

        杨忠义忙着找竹条,杨生拔腿就跑,他妈妈站在门前张望,看他高挑瘦削的身影快速跑远。

        虽然吵闹,杨忠义却没动手打过一次杨生。有一次他在气头上顺手抓过一根擀面杖,偏偏杨生不跑,他把脑袋支过去,支在高高举起的棒下。杨忠义举着那根棒,像电影里董存瑞炸碉堡时的动作,手臂永不放下,直等到女人跑上前来,抢了擀面杖才下得台来。

        杨生不愿像父母亲乃至祖辈那样没啥本事,一辈子窝窝囊囊,他有远大的理想,他把这些理想都寄托在学习上,玩儿命地学。自小他就捧着一本本厚厚的书坐在门前,一看就是整整半天。这让他极早地戴上了眼镜,镜片不断加厚。他身体里也都是纸张的声音,一张纸被揉皱,喳喳喳地响着。他的成绩一直在学校名列第一,从小学到高中,从没落在第二。他看不起自己的家,也看不起老街,甚至看不起整个康定,他觉得康定太小,离外面的世界太远,山旮旯里的夹皮沟,抬头只能望见巴掌大的天。他高中毕业后想考去北京,并在整个中国的心脏里扎下自己的根。他对我家也看不上眼,尤其是阿爸,不过他还算礼貌,这礼貌把他和张家隔得很远。那会儿珍还没捉迷藏,奶奶也没被抬到对面的山冈,珍时常做了好菜,就会叫来杨家的人,只杨生不来,打死都不跨进张家的门槛,这么多年来,他还没进过一次我家的门。

        读书读得沉闷,他爱把我当成玩具玩,把一只蚂蚁或蟑螂放进我衬衣里。我感觉到背部的搔痒,伸出手,却怎么也够不着时,我脸上的表情一定发生了某种变化。我是想哭的,我的脸皱起来,皱成一团,怎么也凑不成哭相,只让那笑容变得怪异,配合跌落的泪水,一定很滑稽。我露出这种表情时,满头白发的爷爷在旁边也像我一样,只是他的眼睛浑浊了,表情更显生硬。杨生站在一旁哈哈大笑,笑到眼泪都掉下来。如果在冬天,他就把一支冰棱或一小团雪花揉进我的后背,让我许久都直着腰,怕背上的肉黏着打湿的衣服。所以我本能地不喜欢杨生,一看见他,我的背部会有许多鸡皮疙瘩长出来。

        通常,很多人喜欢把我当成玩具,那些熟悉的或陌生的。有两个年轻人,他们穿着破烂的牛仔服,一人叼根娃娃冰激凌,从青石板街走过。他们发现了我和爷爷,他们对爷爷不感兴趣,只把那根娃娃冰激凌给我,我就随他们而去,越走越远。我们到了一个篮球场,他们坏笑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只向他们手中越来越小的冰激凌追去。他们四处躲闪,这让他们有些恼火,他们解下广场上晾衣服的绳子,两个人架住我,将我绑到篮球架下,他们说:“你想吃冰激凌吗?给你吃。”

        他们把最后一点儿冰激凌放进嘴里,用力一抿,只剩一根干净的木片。他们甚至把那根干净的木片也反复舔舐,再放入我嘴里,两根木片都放了进来。我没尝到一点儿甜味,只有木头钝钝的滋味夹杂着一种说不清的怪味。我把木片吐到地上,他们的坏笑更深了些,其中一个捡起沾满泥土的木片,另一个说:“告诉我们你为啥总是笑?你是不是个傻子?你是不是还想吃木片?”

        另一个就想把木片再放入我嘴里,我紧闭起嘴,尽量把头偏到一边,这时候我听见一张纸被揉皱的声音闯来,我不知杨生为啥到篮球场来,他在我身后大喊了一声:“你们干啥?”

        两个穿破烂牛仔服的人一时愣住,看着杨生。

        杨生松了绳索,我又可以活动手臂了,我也转过头看看杨生,我看见他酒瓶底样的眼镜后面一双眼睛全是怒火,他手里还拿着一本厚厚的书,我的后背又本能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两个穿破烂牛仔服的年轻人相互看了看,他们从裤兜里掏出皱巴巴的香烟,一人点了一支,说:“一个书呆子也敢来管我们,找死是不?”

        杨生说:“你们欺负一个傻子算什么本事?”

        那个瘦一点的牛仔服说:“欺负就欺负了,他又不是你什么人,别没事找事。”

        另一个壮实的牛仔服不停地抽烟,把烟雾吐得满篮球场都是,他显得极为焦躁。

        “他是我弟弟,要欺负到他头上,我什么人也不认。”

        “那就来吧。”壮实的牛仔服把烟蒂扔掉,拍了拍双手。

        杨生把那本厚厚的书放在压篮球架的水泥墩上,又捡起一块碗大的石头,他向两个牛仔服冲了过去,我也在这时候撒腿就跑。我有一种本能的预感,满鼻腔都充塞着暖暖的腥味,这是那种红色液体的气味,我害怕那液体。我的心脏怦怦乱跳,我听到身后有石头敲击人体特有的沉闷声,我还听见尖刀刺入皮肤的声音,“嗞”的一声,很小,也很冷。巨大的恐惧裹挟着,让我舍命奔跑。从前,我一直找不到回去的路,一旦远离青石板街,我就会游走四方。那恐惧像一根绳索,将我牵引着,直接领回了青石板街。爷爷还坐在门前的石墩上,我跑过去,也一屁股坐到旁边。

        不过是一盏茶的时间,有人匆匆闯进青石板街,一头扎入杨家。跟着,杨家的人又随他慌张地向外跑。到下午,他们回来了。首先进入青石板街的是哭声,杨忠义的女人声音有些沙哑低沉,像一小股旋风搅动起地上的沙尘。小艾的声音很脆,像一只鸟在山林中啼叫。哭声越来越大,我们才看见一队人走进青石板街,杨忠义拉着车,板车之上盖一大块白布,小艾扶住她妈,两人的脸乱成了一团。

        杨家门外的青石板街上搭起了一溜草绿色的帐篷,在康定,每有人要被抬到对面山冈,就会在外面搭起这样的帐篷。帐篷里摆了简易小桌,备上烟酒茶。满街都飘荡着“斯折”的味道,“斯折”用糌粑、酥油和大茶叶制成,是藏族人用以祭奠亡魂之物。“斯折”缓慢燃烧,那气味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古朴钝厚、一种沾满黑暗质地的黏稠,充满整条老街。每次我嗅到这含混不清的味儿,总感觉非常安详。我看见小艾跪在一个破铁盆前,不停地往里烧纸钱,黄草纸制成的纸钱在铁盆中被火焰翻卷。人们在忙碌,到夜里,帐篷里坐满了人,没人理会我和爷爷,直到夜深,忙碌的阿爸才意识到我们。他把我们领上床,我躺在床上,灯被拉灭了,满屋的黑中我嗅着“斯折”的味儿没一点儿睡意。外面如此喧闹,只有两个声音极其清晰,那是杨生母亲和小艾的哭泣。杨生母亲的哭声一直没间断过,越来越沙哑。小艾脆脆的声音响一会儿停一会儿,她们母女的声音交替着。到天将黎明,一串鞭炮猛然炸响,外面的喧闹更厉害,我知道,把杨生抬上对面山冈的时间到了,他们会看他最后一眼,之后女人们留在家中清理打扫,男人扛起杨生爬山。小艾和她母亲的哭声也像鞭炮一般炸裂开来,有一会儿,她母亲的哭声倏然中断,停了好一会儿才再次响起。让我意外的是杨忠义,这个一直没出声的男人猛像老牛般嚎了几声,很快又安静下来。

        杨生被抬到对面的山冈上,他那些远大的理想、砖头厚的书和高度数的眼镜一并被抬到对面的山冈。他母亲,那个散发出一身黄豆味的女人,一段时间内逢人就说:“唉!我那儿子只是去学校图书馆换本书,他怎么就和两个街痞遇上了?他从来不惹事的。唉!这是咋回事啊?”

        她站在门前张望,凡有路过的人她都这样问。有时候她彻夜站在门洞之中,被白炽灯打出的剪影映在青石板街上,如果谁在夜里路过,猛不丁会听到她问:“你知道我儿子杨生是咋回事吗?”

        没人知道是咋回事,他们说她已有轻微的精神病了,抑郁而孤独。

 

 

        青石板老街只剩下两家人了,杨家和张家。

        小艾去纺织厂后,在厂里分了宿舍。自从老街的人们开始搬家,她也偶尔才回到这里。杨家的油条油饼豆浆店还开着,没什么生意,只偶尔一些老顾客惦记,闲时间来看看,意外见店子开着,进去要上一根油条,一碗豆浆。

        阿爸没事可干,把我和爷爷照顾了,也随我们整日坐在米黄色条石上。老街的人搬空,只剩张家和杨家时,他们也没心情再凑一块儿喝酒。

        有一天早晨,太阳才刚刚升起,天蓝得一丝云影都不见。我们坐在条石上,看见一台巨大的挖掘机开来,突突突地停在街口,一些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工人站在边上,他们看看我们,并不理会。挖掘机调整了一下方位,伸出长长的铁臂,猛向板房戳去,巨大的坼裂声响起,青瓦片纷纷坠落,跌成碎片。捅出一片大窟窿,挖掘机将铁臂插入它们的体内,只一挑,板房就发出绝望的吼声坍塌在地。那些戴安全帽的工人将断裂的木板码在空地上,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散布其中,捡拾曾经雕了花的窗棂或门板的碎片,他们说那是康定的碎片。

        挖掘机推进非常快,一天时间大半溜房子就跌在地上,形成一大段缺口,外面的汽车喇叭声、人声都瞬间大起来。夜里,庞大的机器停在废墟上。第二天,机器的轰鸣又响起,它像孩子一样开始顽皮起来,长长的铁臂不仅捣毁房屋,抽空还在地上掘一下,掘出老大的坑。中午时分,我们刚坐回屋里吃饭,猛听外面的工人欢呼起来,阿爸端着碗就跑了出去,我也跟着出去,那些工人都拥挤在一个废墟中抢夺什么。阿爸端碗站在门前,杨忠义看见阿爸,说:“他们挖到银圆了,袁大头,一个小陶罐装着,满满一罐。”

        “运气这么好?”阿爸说。

        工人们蚂蚁一样涌成一团,有抢到银圆的,努力挤出来,脸上挂着掩盖不了的笑容。

        杨忠义像忽然想起什么,说:“按理说,这银圆有可能是你祖上埋的呢,这些银圆都是你的。”

        阿爸正刨饭的手停住了,他满嘴包着饭,看看杨忠义,又看看乱成一团的工人们。

        “去给他们说说,这是你的。”

        阿爸摇起头来,幅度挺大,边摇边说:“谁能相信这是我的呢?没个凭据,就算能证明是我的,也阻止不了这势头啊。”

        “房拆到这了,我们咋办?”杨忠义说。

        “挺住,挺一天是一天,总会有人找我们说。”

        意外挖到银圆,拆房的进度慢下来,那台挖掘机退到街口,小心翼翼地一点点把地面都挖了一遍。工人疯抢银圆之后,许多人散在废墟之上,希望寻着一两个遗落的银圆。我们坐在条石上,整个下午都看着人群在废墟之中刨来刨去。阿爸显得挺大度,他挨着我们静静地看。直到夜晚来临人都散去,半轮月亮悬在天上,阿爸才去了废墟。他蹲下来,就着朦胧的月光搬起一块块乱石找,不过他很快失去了信心,站起身将一只破瓷碗踢得老远。

        那台挖掘机每挖塌一个房就会仔细翻掘,不过他们再没能从土里刨出银圆。进程虽然缓慢,几天之后也终于拆到了我们这一排房。从这一天起,张杨两家人的木屋里就失去了光亮,失去了自来水。

        夜晚,阿爸点亮蜡烛,微暗的灯火透过头顶的几片玻璃瓦,与天上的星辰交相辉映。

        阿爸每天都得架着木桶去远处担水,这年月难得见人担水,阿爸担着水一路上下摇摆地走,水随他的颠簸也洒了一路,引来无数人驻足看他。终于拆到家门前了,整条老街都成为废墟,只剩两幢屋相挨着孤零零地立在废墟之上,挖掘机就停泊在这孤零零的老屋面前。

 

 

        小艾比我大两岁,有一张鹅蛋脸,像半轮月亮那样皎洁晶莹,纤尘不染。

        和杨生不同,小艾不喜欢学习,从小学到初中,没一科能考及格。在杨生还没被抬到对面山冈之前,他们家会随时爆发出骂她的声音。瘟猪子、降班头儿、弱智、低能……逮啥骂啥,杨忠义骂,她母亲也骂,杨生同样大着嗓门骂。她不仅学习不好,还常爱做错事,洗碗时爱摔碎碗,炒菜时不是忘了放盐就是误把小苏打当盐给放进去。有一天她母亲站在门前破口大骂,说她在高压锅里煮饭,竟然忘了加水。她母亲站在门前,嘴对着整条街骂,唾沫星子四溅。她母亲让她滚到对面山冈上去,要死死远点儿。她母亲黑着脸,把最恶毒的咒骂一一排开在老街上。小艾蹲在门边,不住抽动肩头小声哭。满街的人都出来看热闹,看见烧得焦黑的高压锅扔在门边,里边的许多米成了爆米花。

        街坊们都知道小艾笨,脑袋里少根弦。其实我比他们更早知道,那时候跳橡皮筋,女孩们在老街里绷起黑色的橡皮筋,念着顺口溜,把橡皮筋从脚踝跳到小腿,再跳到腰上。小艾一遍遍学,怎么也学不会,她记不住步骤,要不就是脚始终踏不到皮筋上。后来小艾自己学烦了,又想和她们一块儿玩,每次跳皮筋,她主动撑起皮筋,从不要人替换。女孩们少了竞争,跳错皮筋也缺了惩罚,渐渐失去兴趣,不再让她玩。

        从那会儿开始,小艾就显得挺寂寞,家里人常忽视她的存在,外面又没一个伙伴。

        小艾自小很听父母的话,整个心思都在家里。父母让她记住张家的恩情,她就把我们一家都当了自己人对待。奶奶被抬到对面山冈时,她忙里忙外,哭得比谁都厉害。珍捉迷藏时,她也是跑遍大街小巷。

        照顾我,领我四处去玩,是她对张家感恩的一部分,她不把我当玩具。有大段空闲时间时,她领我转康定城,爬跑马山。没旁人在边上,小艾爱对我说话,她的话像折多河水那样毫不间断。她说她父母都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这传统深深植入他们骨髓里,他们只对杨生好,把她视为眼中钉,她做什么他们都看不顺眼。她有什么办法呢,他们都是这世上和她最亲密的人,她只能默默忍受。她说知道自己笨,有啥办法呢,她也不想笨。

        有啥办法呢?这成了小艾的口头禅。想当万人追捧的歌星。这是她的秘密,只有我俩知道。有时候在跑马山半山腰寂静的树林里,小艾给我唱歌。她的嗓音很甜,非常亮。听她唱歌有一种站在雪山顶上的感觉,没有风,只有蓝天之上阳光澄澈地照透一切。这世上只有我听过她唱歌,她不唱给别人听。

        小艾没能考上高中,在家帮着磨了两年黄豆,就被招到了纺织厂,那以后她常戴顶圆帽,挂着围裙。也是在她进纺织厂不久,杨生就被抬到了对面的山冈上,那之后杨忠义和她已有轻微精神病的母亲不再咒骂她,说话轻声细语,生怕哪句话又会得罪冥冥中领人去对面山冈的神。不过小艾仍然很笨,一点儿没有改变。

        有一天小艾竟然像珍一样穿了件白底碎花的裙子,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听见她身体里也流淌着一小股水。

        她将我领到跑马山的树林中,她说她喜欢上一个男人,那男人能弹一手好吉他。她知道男人有自己的女人,她不会去打搅他们,她也不准备让那男人知道她喜欢他,她就这样默默地爱着他,直到生命终结。

        我听不懂绕口的话,我只看见她特别高兴,满脸都是喝过酒之后的红润,她把心里的秘密说出来,然后看着我。我这张永不改变的笑脸此刻看上去刚好和她内心的秘密达成默契,她说:“你看你,好像听懂了一样笑着,如果你能听懂,我就没说话的地方了。”

        说着,她再次看看我,继续说:“瞧你那傻样。”

        那一瞬间她特别怕羞,她红着脸低下头,又猛抬起头来,突然将我抱住,在我的脸蛋上用力亲了一口。然后她平静下来,自己嘿嘿地笑,说:“我忘了你一直就只这表情,嘿嘿,你嘴唇弯着的模样很像他笑的时候。”

        我想她喜欢上一个傻子了,一个和我一样弯着嘴唇的傻子。不过这不重要,她那一亲,让我身体里充满了气体,像要爆裂开一样既快乐又难受。

        所以我喜欢小艾,希望她领着我出去,希望听她唱歌,听她说话,然后不小心亲亲我。每次看见她时,我的眼睛特别舒服,我会咿咿呀呀地嚷起来,摇动手臂。

        那个有些像我的男人后来见过,夜里的青石板街口。小艾站在街口久久不进来,好一会儿,黑暗中伸出一只手将她拉过去,两个身影重叠在一块儿,小艾挣扎着,挣脱出来,边笑边跑,看见我时也不停下脚步,就算在夜里,我也能看清她的脸红得通透。

        那男人是纺织厂的工会主席,会弹吉他唱歌,他比小艾足足大了十多岁。纺织厂里女工众多,女孩们一进厂子,整个人也跟着改变,忙完工作就聚一块儿喝酒抽烟,和男人们打成一片,相互玩笑时,能把男人的裤头直接扯掉。小艾与她们不同,习惯独自一人穿越纺织厂的院子,工间休息时,也是一个人去河边走走。她和那男人就在河边相遇,快到五一劳动节了,纺织厂要举办一次大型的文艺活动,男人除组织节目,自己也要演出。他坐在河边拿着吉他排练一首歌,小艾站在不远的地方听他唱,听着听着,小艾就像喝醉了酒。男人唱完看见小艾迷醉的眼睛,主动攀谈起来,问了名字和车间。那以后,男人就时常在河边抱着吉他给小艾唱歌,不过他一直不知道小艾也会唱,还唱得特别好。

        有一段时间小艾被关在家里,杨忠义和他老婆挺神秘,他们不再营业,见着阿爸也躲躲闪闪,这些都是小艾被她母亲扶着回老街时发生的。小艾紧紧挨着她妈,她的脸色惨白,一手抚着腹部。小艾的眼睛不看别的地方,只紧紧盯住脚下的路,他们进了门,店子就给关上了。

        穿着红色羽绒服的女人冲进老街时,像一个彩球快速滚动。她滚到店前,看见卖凉粉和卖豆浆油条的铺面并列着,一时愣住,不知该冲向哪边。女人也有办法,站在两铺面正中开骂,她骂了好一会儿我们才知她冲小艾来。凑热闹的人围成半圈,等她极为难听的话骂出口时,人群一阵哄笑。她骂破鞋、狐狸精,还有许多难入耳的话。

        阿爸在楼上睡觉,被她吵醒,跑下楼问:“你找谁?”

        女人说:“谁家有狐狸精我找谁。”

        阿爸说:“你走吧,这老街没狐狸精。”

        女人把阿爸当着了小艾的爹,一把抓住他的领口说:“是你家的吧,把她交出来,有人养没人教的烂货。”

        阿爸不愿意和女人动粗,他比她高出一头,他的领口被她紧紧抓住,不得不矮下半个身说:“你到底找谁?”

        女人嚷道:“我就找你家狐狸精。”

        阿爸说:“我家没狐狸精,我家连女人都没有。”

        女人说:“交出来。”

        阿爸说:“我家就这个老头和孩子,你看,他们坐在那里。”

        女人看了看我和爷爷,我们的笑容进一步激起她的愤怒,她骂道:“笑个屁,把狐狸精交出来。”

        那个男人出现了,我终于看清他的脸,他和女人长得极像,眼皮垂吊,腆着肚子。他跑进老街,拨开人群,站到女人面前。

        女人见他,似长了一口气,声音越发高,嚷着:“你来了,好得很,说,是不是他家的狐狸精?”

        男人满脸尴尬,拉着她手臂说:“你弄错了,不是这里的人。”

        女人说:“你给我讲清楚,那狐狸精究竟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她勾引的你?”

        男人说:“求你了,回家吧,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女人说:“一个奸夫,一个淫妇,我有啥丢脸的。”

        女人还紧紧抓住阿爸的领口,阿爸说:“你撒手,不关我事,你撒开手。”

        女人松开手,一时没了撒气的方向,男人趁此拉住她手臂向外走,女人看见我和爷爷仍在笑,把最后的恶气全都撒到了我们身上:“笑,笑个X!”

        人们哄笑着散开,连阿爸也忍不住笑起来,他打算和杨忠义讲讲这个有趣的女人,才发现不知何时,杨家的店门悄悄给关上了。阿爸若有所思地看着杨家,像醒悟了什么,自己点点头。

        小艾还被关在屋里,几天之后她才出现在老街。几天时间里,小艾的事风一样传遍了老街,知道她与一个已婚男人好上,两人有了孩子,小艾在医院拿掉孩子后,那个已婚男人拿出一个月的工资给小艾买补品,让女人给诈了出来。小艾在纺织厂名誉扫地,他们一家也因此在老街抬不起头,每个人出来都灰头灰脑地匆匆而过。

        这事之后小艾越发不与人说话了,只跟我亲近。她将我领到跑马山的密林中,她说自己很笨,被男人骗了。她一心想死,跳河上吊吃药啥都行,不过她没法死,杨生剥夺了她死的权利。她还说以后绝不踏入男人那肮脏的世界,等有一天把父母送到对面山冈上,就去寺庙里待着。

 

十一

 

        在挖掘机停留在老屋前的某一天深夜,门被谁轻轻拍响,阿爸大声问了一句谁啊。没人回答,门还继续被耐心地拍响。阿爸披衣下楼,领着一个男人上楼来,我听见男人身体里发出石头相撞的声音。

        他们谈了许久,男人的语气时硬时软。阿爸的表情最初强硬和坚决,后来谈到钱和警察,阿爸松懈了,他坐在椅子上,像内部的骨架支撑不起这身体,整个人都向下塌。阿爸的模样让那人非常满意,他让阿爸在一叠纸上签字,拍着阿爸的肩头,说了无数个替他保密后扬长而去。

        阿爸开始忙碌,他想租一个便宜的房子让我们搬过去。他的眼睛总在躲闪什么,尤其见到杨家的人时,阿爸特别不自在,生硬地躲回屋里不照面。

        我和爷爷坐在石墩上,我希望看见小艾,他们的家门紧闭,见不到人。

        也就是那男人和阿爸密谋的第三天上午,一辆农用车驶入青石板街,车停到杨忠义家门前,几个陌生人忙着从他家屋里搬东西出来。在他们忙碌时,阿爸正打算出门,看见农用车,他停下脚步,和我们坐成一排。阿爸原本躲躲闪闪的眼睛这会儿特别坚定,他死死盯着杨家的屋门。我们没见着杨忠义和他的女人,我也没见着小艾。直到车装满了,那个有轻微精神病的女人才从屋里出来,小艾紧跟在她后面,没有杨忠义,他早已躲开。她们都穿着扑满灰尘的工作服,她们的眼睛躲躲闪闪,一直低头爬上车厢,不看我们。

        见到小艾,我的眼睛舒服起来,我咿咿呀呀地叫,挥动手臂。

        那辆车开动了,缓缓驶过我们身边,我站起来,想跟着车走,我不知小艾为啥不看我,我有些悲伤,咿咿呀呀的声音大了许多。这时候我感觉自己脸上被狠狠地扇了一巴掌,眼前有黑色的星星闪耀,我看见阿爸眼睛通红地站在我面前,怒火让他全身颤抖,给了我一巴掌后,他又飞起一脚将木门踢开,愤怒地踩着木梯上楼。

        那台挖掘机这时候启动了,伸出长长的铁臂,只一挑,杨家的木屋就跌在地上。

        阿爸第一次打我,我咿咿呀呀哭起来,许多疼痛在身体里奔跑,我哭着倚在爷爷身上,这个世界里我疼痛的时候没人明白,他们只当我笑得更厉害。只有爷爷能从笑容中看懂我哭,他的脸越发皱起来,笑容也越深。

 

刊于《青海湖》2017 年4月“藏族小说十二家”专号

 

         尹向东,藏名泽仁罗布,1969年生,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一百多万字。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鱼的声音》、长篇小说《风马》。作品被选入多种选刊、选本。荣获多种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