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与舅舅伊丹才让直接的相识和接触，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时年，我30岁，舅舅50岁，对于甥舅而言，这种情况似乎有点不合情理，但实际的情况又的确如此。
1983年，我以果洛民师教师的身份，正在中央民院汉语系进修，此时，我刚起步文学创作，由于是初始阶段，创作不得要领，屡遭挫折，好在有了一个在中文专业进修学习的机会。80年代是文学被膜拜的年代，功成名就的作家诗人在文学青年的眼里，几乎是神一般的存在。作为一个身在其中的文学初学写作者，也深受文学被崇尚之风的影响，崇拜和敬重那些文学的成功者。我平时更倾向于关注藏族作家和诗人，比如扎西达娃、益西卓玛，比如饶杰巴桑、丹真贡布、伊丹才让等，这是从文学的意义上，从一个初学写作者和文学成功者之间巨大差距的意义上，但此时此刻，我绝没有想到伊丹才让这个在藏族文学界声名卓著的诗人，有一天会成为自己的亲舅舅。这个事情似乎太有点传奇，充满了戏剧色彩。那么，在一对亲甥舅之间何以出现这种充满戏剧性的剧情?之前，外甥和舅舅之间何以不相识?又何以失联?待我慢慢讲来。
1960年代初，家里来了两位身着华丽藏袍的年轻男子，母亲顿时高兴坏了，含着喜悦的泪水指着其中一位身材墩实的男子说，这是兰州阿舅。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也是第一次见兰州阿舅，这里的兰州，是指这位阿舅的工作地。从此，记住了兰州阿舅这个称呼按说，阿舅是最尊贵的客人，何况多年没来我们家了，应该用最好的食物招待，但由于当时刚刚从二年饥荒中过来，生活还没有恢复元气，加上父亲刚过世，家境太贫穷，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招待。母亲从邻居家借来一碗糌粑，给舅舅两个人每人搅了一碗糌粑面糊吃，这个情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这就是我小时候唯一一次见到兰州阿舅。后来兰州阿舅再没来过我们家，虽然母亲时不时地念叨过，但也只是念叨而已。从此，兰州阿舅的印象从记忆中淡去，以致最后彻底忘却。
1982年，在北京进修的我，在该年的一期《民族文学》杂志上见到了诗人伊丹才让的一组诗，本来是从出于崇拜名家的角度拜读这组诗的，但在无意间，从附在诗后的作者介绍，心中不由产生了疑问，这个伊丹才让怎么会跟自己同属一个地方? 以前怎么没听说过此事?我产生了怀疑:这个诗人，会不会是多年前小时候见过的兰州阿舅?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按照《民族文学》杂志对伊丹才让的地址介绍，大胆冒昧地给伊丹才让写了封信。说大胆冒昧，是因为伊丹才让是名家，一旦认舅认错了，不仅太唐突太尴尬，而且对对方也是一种冒犯和不敬。但现在似乎顾不上那么多了。为了确认此伊丹才让是否彼兰州阿舅，只好唐突地冒这个险了，如果是，那这个险冒得也值了。
1982年寒冬的一天，我在北京终于收到了期盼中的地址落款甘肃省文联的来信，信的内容如下:
才旦:
来信收到了，你想说的话说得很清楚，我理解你的心情。收到你的信，使我震动，我高兴，也难过感情上受到的冲击，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等心情平静下来后，想了许多事情，我想到了 (你信中所写的)那年到你们家的情况，阿姐面容显在眼前，你们几个孩子也记起来了，但只忆得几个娃娃，你们的面孔一点也记不得，谁想到，今天你已经是成材之人了，我赞赏你给自己选择了一条艰难的，甚至常常受到人们的冷遇的道路，你已经知道，这是一条有骨头有志气的人走的道路。生活有时候对人是很苛刻的，但有骨气的人往往从生活的逆境中走来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为你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高兴，你应当是重迭山峰无畏的攀登者! 在我看来，现在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风调雨顺的播种季节，愿我们努力地垦拓、耕耘，三五年之后，我们的文学有所收获。藏民族是有文化的民族，甚至说有着极灿烂文化的民族，我们现在的文学状况与我们民族璀璨的文学史是极不相称的，就连我都被人们冠以“著名诗人”的桂冠，简直哭笑不得。但是，请你相信，这几年崛起的这一代人，即是有希望的一群，也将是民族文学的新的拔地而起的群峰，愿你的毅力，使你毫不踌躇地步入这一群峰之列。当然，现在还不是，有志者事竟成，将来会是，通过奋斗，就会是。希望我们的子孙不是把檀香木烧成木炭换取茶食的败家子。再明亮的眼睛代替不了眼睛的功能。学习藏族传统文学、民间文学会给你的创作带来极大的好处，甚至可以说会给你的创作带来极大的好处，会使你的创作突飞猛进，更富民族特色和自己的创作个性的，会使你在创作的道路上立于不败之地。这一点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 能够用藏文创作那就更好了。
最近我去拉萨开第二次五省区藏族文学创作座谈会刚回来不久，情况是喜人的，明年在甘肃召开五省区藏族文学期刊会议，后年在四川召开第三次座谈会，并要举行藏族文学第一次评奖大会，我希望在这个行列中能看到你。
给你寄本我的诗集，你是可以说长道短的，希望你说长道短。近来准备整理近年的诗作，出个集子，不过尚未动手，诗的出版困难很多。你的作品都发在那些刊物上，若手中有的话，寄几篇来，若不便请将刊物名期号告我。写信时，替我问候你的母亲。
伊丹
1982.11.15
读完信的第一感觉，就是舅舅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也就是此伊丹才让就是彼兰州阿舅，此时此刻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谁能相信平时自己所崇拜的名家竟是自己失联多年的舅舅!
舅舅随信寄来了他的诗集《雪山集》，这封信夹在诗集中，还有一张5寸大的黑白半身照片，照片上的舅舅戴着墨镜，身着藏袍，内着白衬衣的右臂露在袍服外，看上去派头十足，这是我第一次通过照片认识舅舅。舅舅在诗集《雪山集》的扉页上写着“才旦指正”的字样，这使我诚惶诚恐，不说我此时刚走上文学初创之路，没有资格评价舅舅作品的资格，即便有，哪有一个外甥对舅舅的作品说长道短的道理?
舅舅的这封信写的比较长，从信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舅舅倾注和表达了发自内心的真情和感受。舅舅之所以看到我的信感到震动、难过，感情上受到冲击，是因为60年代初父亲去世后，我们母子度过了一段极其艰难的人生岁月，直至我成人大学毕业，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残酷现实。作为诗坛名家，舅舅在信中极力肯定和赞扬了我走文学之路的选择，并指出走这条路的艰难性，但又不乏鼓励和鞭策，期待我能成功。
1982 年寒冷的北京冬天，收到舅舅这封信后，我不仅感到了亲情的温暖，更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自豪原本所敬仰的陌生的名家突然变成了舅舅，从此，我将拥有一座强大的文学靠山，并仰仗和借助这座文学靠山，去从事自己心仪的文学事业，这是别人所无法拥有和羡慕的文学资本。舅舅的信以及舅舅身份的确认，成了我文学创作上的一种动力，我将借助这个动力，将自己的文学事业做大做强，事实证明，我后来做到了。
在北京进修期间，我写了一篇叫《恭喜路上的风波》的短篇小说，因为考虑到舅舅甘肃文联专业作家和甘肃作协副主席的身份和影响，我将这篇小说给了甘肃的《飞天》杂志，由于处了初创阶段，作品不是很成熟，对该作没有多少把握，便写信给舅舅，请他去编辑部打听下情况，不久后，收到舅舅的来信:
才旦:
来信收到，内情知悉，很高兴。关于你信中所提到的小说稿，我去编辑部问过，回答是收到了，据看稿的编辑说：他已看了，很有基础，他本人喜欢，至于用否，尚不得而知，等小说组研究后才有结果。按惯例，小说组一经通过，一般就定了。小说很少有主编抽下来的，诗歌则是经常的。编辑说，讨论的结果他会写信告诉你的。
你的辛勤耕耘会有收获的，但是探索必须得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你不见树木在风雪雷雨中成材吗?!
精进。
伊丹
1983.3.20
舅舅的确很认真地过问了这件事，也希望我能在文学创作上很快成长起来，舅舅的这种认真的态度和精神令我感动，但由于这篇作品不成熟，最终未在《飞天》发出来。
舅舅的信一如既往地充满了鼓励，而且语言采用形象的手法，使人感到亲切有力量，这就是一个舅舅对外甥所寄托的希望。
《恭喜路上的风波》一作始终牵挂着舅舅的心既然《飞天》未用，他建议投给藏区的刊物，藏区的刊物上稿要求不是太高，且内容适合刊物性质。我听从舅舅的建议，将稿子给了《西藏文学》,《西藏文学》于1984年第7期头题刊出。
题外的话是，由于稿子本身的问题，第一次给《飞天》投稿虽未投中，但后来随着创作的成熟，和《飞天》建立了很好的编作关系，陆续发了不少作品，其中有一篇叫《香巴拉的诱惑》的短篇被《小说选刊》选载。当然，这时候我的创作已经成熟，脱离了舅舅的呵护，或已度过了舅舅的提携栽培期，创作上已羽翼丰满独立。
二
1983年8月，我结束在中央民院为期一年的进修, 参加了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和中央民院共同举办的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讲习班，在讲习班上聆听了诸多名家如玛拉沁夫、刘绍棠、陈荒煤、女青、张炯等人讲课，并认识了到班讲课的舅舅的好朋友、中科院藏学研究所藏学和格萨尔研究专家降边嘉措先生。
8月底结束讲习班的学习，回到果洛的当天，突然听到消息说，舅舅和降边嘉措先生正在果洛考察住在州委招待所，听了这个消息，真是令人欣喜异常想不到刚从北京回来，会在我的工作地遥远的果洛见到舅舅，这实在是个天大的机缘巧合。于是，急匆匆地赶往州委招待所。走进舅舅的房间里，除了前不久刚认识的降边先生和几位面熟的当地人，惟一面生的就是舅舅了，但这个面生是相对的，虽说小时候只见过舅舅一面，印象也早已全无，但凭着舅舅上次寄来的那张照片的感觉，以及甥舅之间与生俱来的亲缘关系，我还是将感觉中的舅舅和现实中的舅舅对上了我想，在我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甥舅会面。
当然，此时的舅舅还不知道我是谁，当我报上家门，叫了声舅舅后，舅舅终于明白我是谁了，于是，我们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此时此刻，甥舅的心跳在了一起。接着，舅舅将我们甥舅之间几近戏剧般的故事，以及前不久通过通信相认的情况，绘声绘色地讲给大家听，听者觉得我们甥舅之间的经历的确充满了戏剧色彩。随后，舅舅拿出一瓶酒斟在茶杯里，让大家轮流喝，足见出舅舅热闹好客，爽朗狂放的诗人性情从见到舅舅的那一刻起，我足以见识了舅舅风趣幽默的个性，屋子里时不时发出一阵由舅舅的风趣幽默语言引发的欢声笑语。风趣幽默是机智和智慧的体现，只有有智慧的人，才会表现出这种个性。智性的人说话讲求艺术的效果，思想的灵光毕灵毕现，舅舅就是这样的一个智者。
这天下午，我请舅舅和降边先生去家中做客，降边先生因有事未去成，我便请舅舅去了家里。这一夜，我和舅舅喝着酒聊了很多，从甥舅亲情，到文学创作，尤其在文学创作方面，当面聆听了舅舅的教诲，这使我受益匪浅，获醍醐灌顶之效。由此我也深深感受到，对于一个刚起步文学创作的初学写作者而言，实在太需要舅舅这样的文学名家的指导、帮助、教诲，而我很幸运地得到了这一切。
三
我在散文《阿妈》一文的开头中如此写道：阿妈于1917年出生在被藏语称作“沙盖尔曲库”的著名药水村——平安县三合镇冰岭山村。“沙盖尔曲库”可治百病的药水和肥沃的土地，不仅孕育了母亲，也孕育了一位诗坛名家，他就是诗人伊丹才让，他们是对同父异母的姐弟。
在我的记忆中，舅舅就来过我们家60年代初的那次，而我们甥舅之间也是几十年后通过通信才相识，而且如果不是我喜欢从事文学，也不可能知道舅舅的身份，以及出于文学目的给舅舅写那封信，如果是这样，也就没有后来的剧情了。那么，作为甥舅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面即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家庭和舅舅工作远的原因。
我的外公先后娶了两任妻子，这倒不是我的外家是大户人家，相反，外家的家境十分贫困。外公之所以娶两任妻子，是因为前外婆去世后，续弦娶的后外婆。两个外婆先后为外公生下了13个儿女，这样的家庭，人丁是兴旺了，但家境却是没有得到丝毫的改观母亲是前外婆生的，兄妹6个，1男5女，母亲老幺；后外婆生了7个儿女，5男2女，舅舅排行老4，上有两姊1兄，下有3个弟弟。在全部13个兄弟姐妹中，母亲老6，舅舅老10，母亲大舅舅15岁。由于兄弟如妹之间的年龄差距大，当最小的还没有出生时，长兄长姊已经成婚或出嫁，并且已经有了孩子，这就是个兄弟姊妹众多的家庭的特色。
一个家庭十几个孩子，加上家境贫困，日子过得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尽管长兄已经成人，长姊们已经陆续出嫁，但家境贫困的状况依旧没有得到改变。甘肃诗人高平在给舅舅的一本诗集的序言中如此写道：他从五六岁起，就跟随父兄放羊、干活，由于家境贫穷，十岁才开始上学，而且时断时续，为了抵债还到塔尔寺附近放了一年多牛马，直到解放都没有念完小学......的确，别看舅舅兄姊众多，但他也吃过不少苦，因为除了两个长兄，其他都是长姊，而长姊们随着到龄都出嫁了，生活的担子自然就落到了还未成人的舅舅身上。因此，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放羊、割草、背土、垫圈，替父兄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也就成了舅舅分内的事。
由于年龄的差距，母亲对这个小15岁的弟弟几乎没有多少印象，因为母亲16岁出嫁时，1岁的舅舅还在襁褓中，舅舅后来对母亲最大的印象，也就是母亲回娘家或自己被兄长们带着去看姐姐时才见一面，这样的见面毕竟有限，因此，年龄的差距造成了姐弟之间感情关系上的相对疏远。在母亲的印象中，这个小她十几岁的弟弟从小诚实聪颖，做事有个人的主见且尊重长姊们，直到后来舅舅出外上学后，就很少见到舅舅了，姊弟的感情也似乎疏远了。这就是我记忆中为什么舅舅只来过我们家一次的原因。当然也不排除舅舅工作地远、工作忙、姐姐众多、难以一一看望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
大致是解放初，舅舅去省民族公学 (青海民族学院的前身) 上学，民族公学的性质是培养民族干部，1952年，19岁的舅舅从省民族公学毕业后，分配至在甘肃的西北民族学院歌舞团 (后改为甘肃省歌舞团)工作。这期间，因工作只需，舅舅时常深入基层从事民族舞蹈的调查普及工作，这为舅舅提供了了解民情，熟悉生活的机会，也是这期间，舅舅收获了爱情，结识了后来相伴一生的舅母。
舅舅的主要工作是搞编舞、写歌词，这是从事艺术工作，而文学艺术永远是一个话题的两个方面，分家不分锅，而写歌词，就是诗歌创作的另一种高难度的行为和创作，诗人高平在舅舅的诗集序言中如是说在歌舞团工作期间，伊丹才让写过歌词，创作过歌曲好诗不一定能唱，但好歌必定是诗。歌词比诗更难写因为它受的制约更多。
因此，如果说起初的歌词创作，为舅舅后来的写诗起了同门相类的作用，那么在长期的下基层深人生活中，广泛接触民族民间文化，则为舅舅后来的诗歌创作补充了极为丰富的文学养料，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对一个诗歌创作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从1958年开始舅舅诗情勃发，走上诗歌创作之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直至后来成为誉满文坛的诗人。
四
1985年7月，西北5省区文联联合在新疆召开“中国西部文学”研讨会，各省区文联派代表团参加，我有幸成为青海文联代表团的一员。代表团成员汇聚西宁后，按照行程安排，首先集体乘火车到达兰州，在兰州住一夜，第二天在兰州机场乘飞机飞赴乌鲁木齐。到达兰州是中午，住进黄河饭店，带队领导宣布，今天下午可以自由活动。到了兰州，我自然想到了“兰州阿舅”，于是想利用这半天的闲时去看望舅舅，这也是个难得的机会。同行的撒拉族作家马学义和舅舅相熟，提出跟我一起去。
此前未去过舅舅家，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但知道甘肃省文联的地址在东岗路，于是两个人一路打听着，找到了舅舅家。7月的兰州正值盛夏，当我们冒着酷暑走进一平房小院子时，只见舅舅和一中年男子正在院子的凉棚下吃西瓜，后经舅舅介绍跟舅舅一起吃西瓜的人是甘肃省文联副主席、东乡族诗人汪玉良。舅舅见了我和马学义既惊讶又高兴，随即吟了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后邀我们一起吃西瓜，吃瓜间，我们说了去新疆参加西北5省区文联共同举办的“中国西部文学研讨会”的事，汪玉良插话说，我们甘肃文联也已经组成了以文联副主席杨文林为团长的甘肃代表团，明天和你们一起登机去新疆。
话语间，舅母端上了饺子，这也是我第一次认识舅母。随后，我打听舅舅的儿女情况，舅舅说两个女儿，一个在兰州上大学，一个上中学，这是舅舅的全部家庭人口。这天，两个表妹都不在家，没见着她们人，时至现在，我也没见过她们。
吃完饺子后，舅舅拿出了酒，马学义见状说，这天气能喝酒吗? 舅舅笑着说，人家歌里不是唱朋友来了有美酒吗? 为什么不能喝? 于是几个人就聊着天喝上了。舅舅依旧保持着爽朗、风趣、幽默的个性风格，谈笑风生，不时抖出一句包袱，引得大家欢声笑语不断。
在舅舅家酒足饭饱，天色将晚时，我和马学义才辞别舅舅返回饭店。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舅舅家。
1987年，青海省作协及相关单位，在海南州州府所在地恰卜恰，召开全省第一次藏族文学创作会议会议邀请省内的藏族作家参加，研讨藏族文学的发展，并请省外的藏族作家诗人与会指导。可惜的是，我因故未能参加这个会，后来听说舅舅被特邀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做了讲话，就藏族文学创作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建议，受到会议的高度评价。如果我参加这个会，免不了和舅舅的一场亲切晤面，藏族文学界甥舅作家的佳话将会得以传播和延续。
至80年代后期，我已在果洛工作了十几年，这时我最大的心愿是离开条件艰苦的果洛，调省文联工作，这有利于我的创作和文学事业的更大发展，但要实现这一心愿，又何其之难。这时，我想到了舅舅的关系，当时的省文联主要领导和舅舅关系不错，于是我给舅舅写信，请他从中活动一下，看有无可能疏通这个关系。但舅舅久未回信，我知道此事难度大，不好办，也就再未向舅舅问讯此事。90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调到了地处海南的一所省属高校工作，由此也就彻底放弃了调文联的想法。不料这期间收到了舅舅的来信:
才旦:
你好，来信早收到，因为所托之事未办，所以未及时回信。十月初，我去了趟青海，听省文联的相关领导说，不久前你到西宁开了什么会，好像是说与创作有关，他们对你大加赞赏，说你的一个什么中篇小说写得好，很出息，作为舅舅，当然非常高兴。因此我借机将你所托之事跟他们谈了，他们说你是有成就的作家了，我们会考虑这个事，要不......后面的话没有明说，但好像有具体的想法了，我想，等有了结果，他们会跟你联系。
此次主要是去海南，来回住了两晚。目前有何变化吗? 请来信。
祝创作丰收!
伊丹
1990.11.12
首先表明这封信是从果洛转来的，因为舅舅写信时不知道我已调到了地处海南的省属高校，因此，舅舅的信辗转到我手里，时间已过去了多日。其次这是封迟来的信，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也怪自己没有及时跟舅舅联系告诉我已调新单位的事，致使舅舅空忙碌了一场。不过，这件事情的结果倒是挺诱人的，后来文联真有人打电话说这个事，如果不是我刚调到新单位，调省文联的事也就十之八九有着落了，可惜的是这好事来得有点迟了，但也感谢舅舅始终心里记挂着此事。
舅舅在信中最后提到这次来青海主要去了海南这让我大为惊讶和遗憾，因为舅舅来海南的时间，我很可能已经在新单位上班了，这可是在我的工作地与舅舅失之交辟啊！如果舅舅知道我已经在海南，或我知道舅舅来海南，免不了我们甥舅之间会有一次亲切的遇面，只可惜这个难得的机会被错过了。
五
自1985年去新疆开会，途经兰州去舅舅家以后虽不时有书信来往，但很少见到舅舅人了，而再次和舅舅遇面，已到了90年代中期，这中间已过去了 10年时间。
90年代中，省作协召开了一次规模比较大的文学创作会议，参加的大都是省内比较活跃作家诗人，来自基层的吃住在离省文联大楼不远的商业厅招待所，这是当时省作协的定点招待所。会议在文联会议室举行，这天傍晚会议结束，大家准备去商业厅招待所吃饭时，好像是省作协主席朱奇告诉我，说我的诗人舅舅来了，现在在商业厅招待所门口等我们，听了这话，我高兴至极，急忙朝商业厅招待所赶去，在商业厅招待所门口果然见到了舅舅，和舅舅寒暄了几句话后，开会的人也陆续到来了。
吃饭坐桌时，舅舅被省作协主席朱奇邀请坐在主桌上，我也陪坐在舅舅旁边。舅舅与青海的几位老作家都是老朋友，今天吃饭时和人家都见了面。吃饭间，我跟舅舅聊了一此我母亲的事，并告诉他母亲在 1987年去世了。舅舅听了半天默然无语，我明显看出了舅舅的伤感，这是可以理解的，虽说平时由于忙于工作和事务，少有时间看望姐姐，但一旦去世了，也免不了动感情，毕竟是一父之脉，这是人之常情。
饭后，我请舅舅到房间里坐坐，同去的还有老作家王立道和多杰才旦等人。多杰才旦拿来了一瓶从家里带来的纯正的青海酪馏青裸酒，这可是市面上见不到的稀罕物，于是大家就品着酪馏聊起了天。
大家聊至夜里9点多，舅舅说要回去，他住在黄河路上的循化办事处，我劝他别回了，在商业厅招待所登一间房子，舅舅说那里登了房子不住浪费，执意要走。这时王立道说，既然伊丹不住，我刚好和他同路，我给他做个伴儿。于是，我将两人送到商业厅招待所门口的公交车站，看他们坐车而去。
有个应该不被忽视的情况是，当时手机虽还未流行开来，但家庭电话已经基本普及了，我想，我和舅舅应该都有家庭电话了，可记忆中没有和舅舅进行电话联系的印象，作为外甥、作为小辈，这是我的失误和过错，我应该记住舅舅的电话，平时保持联系，这个联系即有甥舅之间的亲情所系，更有文学方面的需要，因为我们甥舅之间的相识、接触、交往，皆因文学而起，这也更能丰富我们甥舅之间的文学内容，可惜，我没能做到这一点，也忽视了其重要性。
自从 90年代中期那次西宁开会吃饭时和舅舅遇面后，后来直到2004年舅舅去世的近 10年中，再未见到舅舅，也没有通过电话和通信联系，因为手头没有保存下来的舅舅的来信，这近 10年，和舅舅的接触和交往变成了一片空白，这是我作为外甥的不礼和不孝舅舅逝世于2004年10月21日，终年71岁，由于以上的原因，我没有得到舅舅去世的任何消息，直到一个月余后，我在收到1份藏人文化网的纸质资料后，才知道舅舅已去世月余了，我顿时目瞪口呆，半天没回过神来，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继而潸然泪下。
可想80年代初和舅舅通过写信初次相认，时间已过去了20年，这20年中，由于相隔较远，见面的机会少，有事时，也是通过写信联系，所以和舅舅的接触和交往少之又少。
如果不是文学，这辈子可能与舅舅不会相认难以遇面，这也是文坛的一个佳话。有人称我和舅舅是藏族文坛的甥舅作家和诗人，而且有人还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当然，我是不能和舅舅相提并论，等同而语的我只是沾了舅舅的光，受了舅舅这棵大树的庇荫的。相比于别人，我和舅舅是一对特殊的甥舅，我们之间无论是通信，还是遇面后的交谈，更多的是围绕着文学的话题，包括我们更早的相识，皆起因于文学。因此，可以说我们是一对文学甥舅，是一对正常甥舅中的异类，我高兴并自豪做这样一个外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