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诺布朗杰尚未谋面,但甘肃青年诗人里,他是唯一一个让我感到有种奇怪熟悉感的人。大概十年前,我们都在高校,几乎同一时期露角。他那时写诗已经非常有特色,这或许来自他的藏地元素,这也是我注意到他的原因。那时我处在海南溽热的包围中,读到诺布的诗,只感到一种干燥清新的草原野性气息扑面而来。真正和诺布有正面交流,我竟然已记不清。大概这是被那种天生的熟悉感给模糊的缘故。

        诺布老家在舟曲县勒阿村,一个小小的村庄,我网上搜索了一下,它的曝光次数基本都在诺布朗杰的诗歌里。诺布朗杰的第一部诗集就名叫《藏地勒阿》,巴掌小的诗集,只收录了49首诗,就像一种对世界的试探,内容基本都跟勒阿息息相关。那时我正在拉萨工作,他寄来的这本小小的诗集,封面是绿色,我更倾向于把它看作草原的底色。藏地的部分此时成为我们灵魂相同的颜色。诗集《蓝经幡》,相比那本手掌诗集,这是一本大张旗鼓的诗集。内容依然是跟勒阿相关的元素。我从未见过一个年轻诗人,将最后的故乡如此融入自己的命脉:回故乡工作,写了几百首故乡的诗,并打算一直将故乡写下去。这让我想到电影《小森林》,回故乡的年轻人,真的心里接受了一辈子在故乡充分地生活吗?他说,电影《百鸟朝凤》,他看了不下七次,特别契合他的心态。

        诺布朗杰刚开始写诗的时候,就有了为故乡做一个类似于代言的想法。他想用文字对故乡的变化做个见证。但是写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更丰富的外延。他开始关注这个小地方的一些人事的动态变化,开始用不同的维度看问题,在封闭落后的故乡,他慢慢地在传统中解放着自己的灵魂。

        除了要经受城乡二元结构带给他的一些创伤和挣扎,诺布朗杰的藏族身份给了他更多内里的冲突。他出生在藏族聚集区,到现在他周围依然是藏语的环境,身边都是说藏语的人,平日打交道的也基本是藏族人。诺布朗杰不会写藏文,只会说藏语,他说他身上大约有60%藏文化,40%的汉文化。两种差异非常大的文化在他身上交织冲撞,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我看到的诺布朗杰却把种种冲突奇迹般地融合了。他甚至无意识把它给弥合了。

        和诺布朗杰聊天,我总能被他感染。他天生的快乐说来就来,让人可以随心随意跟他聊天。他的这种性格,奇怪地和他的诗歌产生了一种“分离”的错觉。诺布朗杰“遗嘱”式的写作,最显著的是他对故乡一些非遗的转化。他尝试把勒阿很多有意思的口口相传的东西,用诗歌和歌谣的方式记录下来。我说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形式呢?他觉得那些东西,就适合诗歌和歌谣。比如非遗的东西,民间的小调,听起来很土,似乎与这个时代不太匹配,可能要慢慢进入博物馆,或者随着老人的去世而消失。这些都是众人的智慧,他想把这些传说、歌谣或唱词记录下来。他已经把这些非遗写成了一本诗集《拾句集》。这是他被选为《中国诗歌》“新发现”诗人后,出版的一本集子。

        我问:“你真的能融入家乡的文化环境中?”他说:“我太能融入了。”说着,给我发了一段视频。是一口大铁锅里,煮着一大锅猪肉,升腾的热气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到。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太熟悉,但又让我觉得古老。是的,古老。我说:“你生活在大点的城市,能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的同时,也不妨碍你记录啊!”他坚定地回复:“那不一样,身在其中,融于其中,才能更好地发现、发掘。再说,我习惯不了城市的生活。”我很欣喜地想象,他这样的人,写出一个世界性的勒阿的可能性,就是要大于像我一样这种单一文化背景下的有各种忧虑的人的。我想,一个更加丰富立体的勒阿慢慢要从他的诗中走出来。

        我在藏区待了多年,知道藏族的年轻人在信仰上的复杂性。我直接问,他更是直接地回:“让我信仰什么宗教,我可能做不到。我是通过宗教的思维看待一些现实问题,把一些生活里解不开的谜团,通过这种方式解开。”或许是出于对信仰的谨慎态度,但他的这一回答貌似有一种天大的讽刺。但是认真一想,却又有一种天大的对自己的诚实。这种诚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精神方面,上天赐予诺布朗杰一个好妈妈。比如他有着与生俱来的对纸张非常疼爱。他绝不会把书垫到屁股下面,或坐在书本上,他觉得这是最起码的对文字的尊重。诺布朗杰说:“我记得四五年级的时候,我们一学期书和作业本用完了,很多人会把这些纸撕成一块儿,放在厕所里,但是我妈妈从来不会这样,她觉得上面印有字,要尊重这些字,宁可烧,卷着抽烟。我觉得对别人而言,这种坚持简直一文不值,但我写作的时候,也把这个观点运用到里面,就是有意义和有用这个问题。有些事情是无用,但是有意义;有些事情是有意义却无用,它可能有意义却没有改变什么,但是我觉得人还是要有自己的内心的这种这一份坚持。”

        除了这一份看上去有点“笨笨”的坚持,他身上还有一种我们同龄人所缺少的慢。这种慢也是来自他的妈妈。“走得慢,才能到”。他在自己的生活里,写作上,也践行着这样一种慢悠悠的研磨精神。他的这种坚持,这种慢,这种认真的态度和践行仿佛宗教一般。我想了想,是这样的。

        诺布留了长发,放在全国的年轻人中间,他便属于另类;但放在勒阿,他却是守旧者。我太熟悉这样的打扮了。前不久在甘肃青年诗歌论坛上,因为疫情的原因,那场活动基本是以线上的形式举行,诺布被邀请发言。他穿着藏装,坐得随意,顶着一头长长的卷发,并时而不时撩起掉到脸上的碎发。会后我就打趣他:你也太臭美了吧!总是撩头发。他一脸茫然地说:“没有啊!哦,头发有点长,挡住脸了,得拦一下。”藏族人是很爱美的,这本无可厚非。我曾在阿里地区支教的时候,我的学生在把又丑又大的校服拿回家后,都被他们同样爱美的妈妈们修改了。由宽改为牛仔裤版型的窄,并且在袖口裤脚镶上一圈花花绿绿的藏式边儿。我当时被这种对美的追求暗暗称奇。但没想到诺布一本正经地说:“我没有爱看镜子的习惯,因为我不看镜子的时候,可能还有0.01%的自信,但是一看镜子我就觉得这是全世界最丑的脸。”

        诺布写歌词就跟他的“丑”有关。他从小热爱唱歌,并且嗓子也很好。“但是自从发现自己很丑以后,我不打算唱歌了,因为唱歌是老天爷赏饭,要生的像花瓶一样,里面要插满很多好花。”他写了诗以后,就认为现在的诗歌严格来说是诗,没有歌的成分了,押韵的诗歌才是诗歌。但是他觉得诗歌不押韵好,因为有些为了押韵而破坏诗的意境,这是对诗的一个伤害。于是他除了写诗,还写歌,也算是对诗的补充。

        诺布朗杰也写歌词,他很享受他写的东西被人们传唱,尤其是被身边人哼着。相对比写诗,就寂寞多了。虽然我认为他写的歌的确没有他的诗好,对于不懂歌词的我来说,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读。但他一边写安静的诗,一边写热闹的歌,这两种写作却达到了一种很好的平衡。就像务虚和务实的平衡。诺布始终是踏踏实实在写作生活的诗人。我希望落在他身上这么多的矛盾和冲突不要成为他的枷锁,而是一种天命。就像他的诗集《蓝经幡》,向着蓝色天空的蓝经幡,象征博大之爱的蓝经幡。

        诺布朗杰说:“蓝经幡只能在风中舞蹈,也只有风才能替它开口说话。风的方向在于没有方向,而写作的招正是在于无招。有招则可学,无招怎么学?我觉得,写作应该是一个人的修行。”写作于他而言,便是修行,便是他真正的宗教。


原刊于《北海日报》2022年3月26日

白朵.jpg

        白朵,女,甘肃通渭人,有诗作发于《诗刊》《星星》《飞天》等诗歌杂志,衷于诗歌,深爱草木。

诺布朗杰.jpg

        诺布朗杰,藏族,甘肃甘南人,1989年出生。2018年9月,作为甘肃省作家代表,赴北京参加由中国作协和共青团中央主办的第八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文学作品发表在《特区文学》《诗刊》《翠苑》《飞天》《西藏文学》《草地》《湖南文学》《民族文学》《草堂》《诗林》《诗探索》《湖南文学》等刊物。著有长篇散文诗藏·三部曲《白海螺》《金嘎乌》《红使者》。出版诗集《拾句集》《藏地勒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