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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万玛才旦,藏族人。“才旦”在藏语里的意思是恒寿,因为我小时候体弱多病,这是家人美好的愿望,“万玛”来自藏传佛教宁玛派尊奉的祖师爷莲花生大师的名字中的两个字。

        我是一个创作者,我写小说、拍电影,也可以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在藏地,有一些人专门说唱《格萨尔王传》,那些说唱艺人们是一夜之间就开始讲故事,而我是一步一步走上了讲故事这条路。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经典的藏族长篇史诗,比《荷马史诗》长很多倍。之前很多年以口头形式在民间流传,叙事的部分用说的,到了情感表达的部分,像对话什么的,就用唱歌的方式表达。什么样的人可以讲这个故事呢?很神奇的,可能是一个牧民,没有上过学,不识字,有天去山上放羊,几天几夜没回家,家人到处找,发现他在山上某个地方昏睡。叫醒之后,他回想起来,就是睡了一觉,梦里看到了《格萨尔王传》的画面,就像看电影那样,醒来之后他就会说唱《格萨尔王传》了。这是科学没办法解释的,大家相信他们说唱《格萨尔王传》的能力是神授的。

        最初我想走出藏区,是因为想读的书读不到。我从小喜欢阅读,但我出生在青海的一个乡村,能读到的书太少。我去县城上初中的时候,全县只有几十本写作辅导书,先去的人买到了,后面的人只能手抄,有时候可能要背下来。县城只有一家新华书店,很小,书很少,没有图书馆,找一本书太难了。我听说过很多书的名字,但是没读过,因为买不到。考大学的时候,文学常识提到很多作家,我都没有接触过。这让我特别想出去,去有很多书的地方。

        后来我当了小学老师,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九十多块钱,马上去县城,买了一套《红楼梦》和一套《水浒传》。那时候,我中专毕业,被分配到一个小学当老师。对很多人来说,考中专是为了找一份工作,当上老师了,那么目标达到了,父母也觉得已经很好了。人生轨迹就这么定了,一辈子当老师,基本上可以望到尽头,将来也没有太多改变自己的可能了。

        可是,我考中专的目的是希望改变自己,走出去。那时候中专很难考,一个县就招几个人。我从乡村考到县城,最后分配去教书的地方却还是一个乡村。在藏区,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是业余写作,不太可能做职业作家。当时,我想做职业作家,把写作作为终身的职业。

        我只好去考大学。通过考大学,才有可能走出去。那时候上大学和现在上大学不一样,现在大学是一种普及教育,那时候上大学对我们这样处境的人来说,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可能性。除了上大学之外,就没有太多走出去的机会了,那是唯一的出路。就这样,我当了四年小学老师后,又考到西北民族大学,去兰州念藏语言文学。

        除了文学,我也喜欢电影。老家那个村庄哪有电影院啊,基本上都是看露天电影,一个月两次,放映队一来,我们提着板凳就跑去看。70年代我们看的主要是革命题材电影,有一次放映队来了,整个村庄只有寺庙的大殿适合放电影,于是就在那里放电影,而且是一部爱情电影。

        关于看电影,还有一段特别的经历。我的家乡在黄河边,那里有一个峡谷,又深又窄,很适合建水电站。于是,有一支水利局的工作队来到我们村庄兴建水电站,驻扎几个月。他们在工作站里设了一个专门看电影的大厅,我们当地的村民也可以买票进去看电影,我就经常去。那里会放一些不太一样的电影,主要是国外的,比如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还有《佐罗》之类的,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另一个世界。

        80年代是文艺作品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小高峰,很多电影改编自优秀的文学作品。看到自己读过的那些文学作品、优秀的小说改编成了电影,我也开始对电影行业产生向往。上大学期间,我想找电影方面的书看,去图书馆找来找去,只有一本《导演编剧的基本修养》,前苏联引进的版本。从那时起,我就希望有一个专业学习电影的机会。

        大学毕业后,我在我们州做了公务员,那份工作跟文学或者电影完全没有关系。当时,与文学相关的工作岗位都饱和了,出版社、杂志社都没机会了,我只能找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又不是我的志向所在。

        又一次,我想要改变,唯一的出路又是考学。所以我又考了硕士研究生,学翻译。硕士读到二年级,我来到北京,在国家翻译局实习,做一些文件的翻译工作。当时我还是想学电影,白天的事情忙完,晚上就从中关村到北京电影学院,咨询有什么学习机会。朋友告诉我,有一个基金一直在资助藏地学生的教育,我马上写了一份很长的申请,说我想学电影。基金那边也觉得,这对藏区来说是特别需要的,我的申请很快就通过了。我终于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两年,跟了一个编导班,读电影学院文学系。那时候,我已经33岁了,才和电影有了正式关联。

        进了电影学院,一开始我不太适应。我当时的观影量远远不够,上课讲到中国电影史,很多片子我是看过的,一讲到世界电影史,从影片到创作方法、创作经验,我完全没有听说过,当时我都不知道长镜头是什么。那两年是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我把文学先放一放,没有写小说,每天早晨8点去上课,晚上12点才回宿舍,不是看电影相关的书,就是看各种电影。因为这个学习的机会太难得了,我非常珍惜。进修两年之后,我拍了剧情长片《静静的嘛呢石》,但是我还想学得更精一点儿,又考了电影学院的导演系硕士,又回到学校学习。

        走出藏区以后,我反而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谁。迷茫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出现,30岁前我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方向,最后我找到了我的路,我知道我要从事什么工作了,就不会想太多,也不会再去看其他的路了,迷茫也就结束了。

        从事电影工作之后,我写作的时间变得很少。所以我始终保持着一种专注力,有了新鲜的灵感,不管所在的环境多么喧闹,必须专注下来,进入书写的世界,一旦进入就停不下来,很快写完。

        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会有很大的不同。像《塔洛》,写小说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么多,就把塔洛写成了一个很孤独的年轻人,整天在山上放羊,却有超强的记忆力,能通篇背诵毛主席写的文章。等到筹备电影的时候,我才发现一个问题,塔洛对毛主席语录这么熟悉,那么他一定经历过“文革”时期,这么算下来,他应该是一个中年人了。所以说,写剧本和写小说完全不同,写剧本就像写论文,必须非常严谨。

        我的电影呈现出来的样貌,其实跟资本进入电影圈有很大的关系。有些资本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拍的大部分电影都是讲述藏区人们的真实生活,没有猎奇色彩或者神化的部分,而且是藏语电影,这样的题材肯定是资本不太青睐的嘛。但是资本仍然会影响我,简单来说就是给我带来一种制约。因为电影的市场架构已经建立起来了,几乎所有类型的电影的投资和回报都有一套非常清晰的数据来衡量,我拍的这些题材,在这个衡量体系中只能找到有限的投资,于是我只能拍小规模的影片,像《气球》《塔洛》,整个时间、空间的跨度都是比较集中的,从电影的层面实现起来成本较低。

        我始终保持着一种专注力,有了新鲜的灵感,不管所在的环境多么喧闹,必须专注下来,进入书写的世界,一旦进入就停不下来,很快写完。

        我刚上电影学院的时候,写的是藏民族的史诗剧本。那时候我还没有跟现实接触,当我对现实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之后,就明白了那样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史诗类电影需要非常大规模的资金,写小说更容易实现。写小说是很痛快的,很纯粹,也相对自由。拍电影是一个宏大的严谨的工程,要投入时间、精力,要考虑各个部门,但有时候电影的层次和丰满度可能比小说更好。本质上,写小说和拍电影是一样的,都是创作,都会带来痛苦或者快乐。

        在藏地,宗教和神话传说是大家认知世界的一个方法。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的人,后来上了学,接受了另一套体系的教育——唯物论的教育,有了一个新的参照,就会做一个对比,我原来的想法是不是错误的?有可能开始反思,也有可能更加坚定了。

        我当然是有反思的,我有两套价值观或者世界观,两套价值观一直在影响我。对于从小接受的信仰,我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比如我经常想,信仰对现实是有推动作用还是有制约作用?所以,我可能不会百分之百毫不怀疑地信奉,只能算是一个近似佛教徒。

        现在我的生活里有一种穿越感,有时候白天在村庄里,晚上就到了北京,甚至到了纽约、巴黎,穿越的不仅是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上的穿越。交通便利了,距离感就缩小了,现在从北京到西宁再到家乡就是一天的事情,我小时候去一趟县城就要一天,那时候觉得县城太遥远,不仅是交通上的遥远,心理上也觉得很遥远,对那时候的我来说,县城就是远方。

        这些年家乡的变化太大了,从外在到内在的变化都有。家乡的基础设施更加现代化了,大家的生活方式也变了,机遇也多了。以前,农民只能种地,牧民只能放牧,现在还可以去城里打工,甚至在家乡那个村庄里就有很多就业机会。电商、直播带货我们村里还没有,但是很多地方都有,慢慢地我们村可能也会有了。

        人们的观念也变了。手机、互联网让大家看到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来得太快了,突然一下子就来了,新的和旧的混杂在一起,带来一种荒诞和变形。一开始大家觉得很好,来了很多好东西,慢慢觉得有点儿不对劲了。就拿大法会来说,以前这是一件大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公共聚会,大家都很认真地对待。现在可能交流方式变了,公共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在公共活动之外,大家还有很多可以挣钱的事情,所以有些人就请假了。原本做一次法会需要七名僧侣,现在可能七个都凑不齐,就算了,简化一下,三个也可以。

        藏传佛教的基本观念是:物质不重要,世俗生活不重要,甚至今世都不那么重要,今世是用来修行的,修一个更好的来世。以前大家都相信这个。现在很多观念通过各种渠道比如电视剧被带进来了,这些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大家就觉得,你看人家活得那么好,我们还等着来世干吗呢?还不如去挣点儿钱。于是,物质和世俗生活变得很重要,今世很重要,来世到底有没有谁知道呢。原本宗教给我们的影响就这样慢慢淡化了。

        以前,把孩子送到寺院去当僧侣是很荣耀的事。现在大家都很实用,别说孩子长大送出去打工了,首先在上学的时候就面临一个选择——让孩子学藏文还是学汉文?学藏文,以后能读的专业不多,能上的大学也不多,毕业之后的就业岗位也不多。学汉文,那学校和专业就多了,以后的可能性也多。慢慢地,大家就只会说藏语而不会写藏文了,甚至也体会不到语言当中的微妙。但是,文化就是靠语言和文字来传承的。很可惜,看到这些我有些焦虑,可我也做不了什么,我就是这样一个清醒的痛苦者。


原刊于“时尚先生”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