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青藏高原东缘川、青、藏交界地带发现一批唐吐蕃时期的佛教摩崖石刻，集中分布于“藏彝走廊”南北流向的几条大江大河及其支流沿岸，地处藏族三大传统区域之一的康区，自古就是汉、藏、羌、彝等多民族迁徙往来、交流交融的重要地区。这批吐蕃摩崖石刻不仅处于唐蕃古道的重要路线上，也是川滇入蕃通道上的重要节点，它们为考证唐代青藏、川藏、滇藏等多条古代通道的走向和路线提供了重要实证。

关键词：青藏高原东部；摩崖石刻；入蕃古道

20世纪5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东缘西藏、四川、青海三省交界地带陆续发现了一批唐吐蕃时期的摩崖石刻，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不少学者注意到这批摩崖石刻与入蕃通道的关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黄显铭就将青海玉树贝纳沟“文成公主庙”雕像和西藏昌都察雅仁达摩崖石刻与文成公主进藏路线联系起来加以探讨，认为文成公主是经东道康区入藏的。任乃强注意到玉树县东南十里有山崖凿大佛像，不是藏式而是唐式，相传为文成公主所刻，文成公主是经过兴海大河坝、花石峡、柏海、黄河沿、野马滩与通天河沿至玉树入蕃的。此处提到的山崖上凿的大佛像指的就是玉树贝纳沟“文成公主庙”雕像，今称贝纳沟大日如来佛堂摩崖造像。20世纪90年代，多杰才旦指出这两处遗存是川滇入蕃通道上的两处重要遗存，川滇入蕃道的重要性不亚于河湟入蕃道。随着新的几处吐蕃摩崖石刻的发现，霍巍提出这些摩崖石刻的分布未必一定与文成公主入藏的唐蕃古道相关联，更应重视唐蕃之间经过川西北高原进行交流的路线。巴桑旺堆对藏东吐蕃摩崖石刻的题记十分重视，出版的《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新编吐蕃石刻集》均收录青藏高原东缘摩崖石刻中的古藏文题记，并且主张沿着题记中多次提到的巴廓？益西央的足迹，经西藏察雅、芒康、四川石渠、青海玉树通往长安、敦煌的通道是唐蕃古道的主道之一。妥超群根据吐蕃摩崖石刻所处位置，结合清末美国藏学家柔克义考察文献中的康藏地名资料和清代康藏地理文献中的地名，对《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入蕃大道康藏段地名和黄河源至拉萨段的路线走向予以考证，赞同巴桑旺堆的观点。上述诸位学者均敏锐地将这些吐蕃摩崖石刻与入蕃通道相联系，认为这些吐蕃摩崖石刻是传统意义上的从长安经甘青至拉萨的唐蕃古道途经地或者是川滇入蕃道的重要节点，但是均未展开充分的阐述和论证。实际上，7-9世纪，由于吐蕃与唐朝和南诏的密切接触，入蕃的通道在唐代已开辟出多条，除了传统的经过甘青的唐蕃古道，从川、滇均有多条道路可以进入吐蕃。这些吐蕃摩崖石刻不是某一条具体路线的途经点，而是多条入蕃通道都要经过的重要节点。本文在既往研究基础上，通过总结青藏高原东缘吐蕃摩崖石刻的分布特点，归纳其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并结合汉藏文献中关于这些摩崖石刻的记载，分析其所在地与入蕃通道的关系，论证其为多条入蕃通道重要节点的可能性。

一、吐蕃摩崖石刻的分布

2011年霍巍先生曾对青藏高原东部发现的吐蕃摩崖造像进行综合研究，当时整理汇总的吐蕃摩崖造像共有7处。十多年来，新的发现不断涌现，目前正式公布的地点已达20余处，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缘的西藏昌都、青海玉树和四川甘孜等地。西藏昌都发现的吐蕃摩崖石刻主要分布于芒康县、察雅县和江达县，芒康县有嘎托镇拉果顶摩崖造像、帮达乡朗巴朗增拉康造像、帮达乡然堆扎金玛尼石刻、帮达乡然堆达琼摩崖造像、帮达乡然堆村崩隆达摩崖造像、帮达乡然堆村纳日贡摩崖造像、纳西乡觉龙村查果西沟Ａ点和Ｂ点摩崖造像8处；察雅县有香堆镇向康造像、仁达摩崖造像、阿孜乡阿觉蔡纳摩崖石刻3处；江达县有西邓柯摩崖造像地点一和地点二2处。青海省迄今发现的吐蕃摩崖石刻主要分布于玉树勒巴沟和贝沟，其中勒巴沟内有古秀泽玛、吾娜桑娜、恰冈摩崖造像3处，贝纳沟有大日如来佛堂摩崖造像与其西侧崖壁摩崖造像2处。四川省发现的吐蕃摩崖石刻均分布于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白玉县有加瓦仁安摩崖造像1处，石渠县发现有洛须镇照阿拉姆摩崖石刻、烟角村摩崖石刻、长沙干马乡须巴神山摩崖石刻3处。在甘肃、青海两省交界的民乐县扁都口石佛寺内亦发现一处阴线刻摩崖造像据不完全统计，青藏高原东缘有详细资料公布的吐蕃摩崖造像已达23处。

观察这些摩崖石刻造像，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分布特点：是大多分布于青藏高原东部几条南北走向的大江大河或其支流的沿岸。在我国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横断山脉地区，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穿流而过，在峰峦叠嶂的高山峻岭之间开辟出一条条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其自古以来便是众多民族迁徙流动与交通往来的“走廊”地带，学界称之为“藏彝走廊”。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考古证据显示黄河上游的原始先民沿着藏彝走廊的河谷通道不断向南迁徙。在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和中游、雅砻江下游、金沙江和澜沧江中游、下游的新石器文化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来自甘青地区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素。进入青铜时代，北方草原民族的青铜文化更是渗透到川西高原各地的“石棺葬文化”中，甚至进而影响到云贵高原各地的青铜文化。春秋战国至秦汉、魏晋时代，氐羌民族在漫长的时间内持续沿藏彝走廊迁徙，这些天然的河谷通道更是成为连通西南、西北的重要干道，甚至一度成为南朝政权连接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到唐代，这些历史上形成的南北走向的通道仍是汉、藏、羌、彝等多民族往来交流、交融互动的重要通道。无独有偶，迄今发现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大多分布于这些南北走向的河流或其支流沿岸：澜沧江及其支流沿岸的西藏昌都芒康县和察雅县各摩崖石刻点，金沙江上游通天河西岸的青海玉树勒巴沟摩崖石刻，金沙江两岸的四川石渠洛须照阿拉姆摩崖造像与西藏昌都江达西邓柯摩崖造像，雅砻江上游支流沿岸的四川石渠县长沙干马乡须巴神山摩崖石刻群，等等。这些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形成的走廊南北连接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西沟通青藏高原和川西高原，是唐代吐蕃向东发展，唐蕃之间政治、军事、经济往来的重要通道，也是佛教传播的孔道。

二是青藏高原东缘的吐蕃摩崖石刻均发现于康区。康区作为藏族三大传统区域之一，习惯上指西藏丹达山以东地区，大致包括今西藏昌都市、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全部以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操藏语康方言的广大地区。目前发现的吐蕃摩崖石刻集中于西藏昌都、四川甘孜和青海玉树，正是位于康区的核心区。这一地区西接卫藏，东连川西高原，在东西方向上是藏、汉民族接触、交流、互动的通道，也是汉、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最为深厚的地区，也被称为“汉藏走廊”。考古学家在这一区域的四川甘孜稻城县发现了青藏高原迄今年代最早、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的超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出土技术成熟、组合完备、代表东亚阿舍利技术体系的大量石器，表明早在距今22万年前，人类就已经踏足这一区域。证明青藏高原出现定居人群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遗址也是位于这一区域，距今5000多年。这一区域尽管海拔高耸、山高谷深，但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拓荒，较早出现人群定居，开发历史悠久。7世纪吐蕃地方政权建立之前，康区存在着大大小小众多部落和不同族群，至隋代仍有附国、吐谷浑、党项、白兰等多个较有实力的部落政权。7-9世纪，这一地区成为唐蕃之间拉锯争夺、接触交往频繁之地。唐代龙朔、麟德年间（661—665年），吐蕃“率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大败，河源王慕容诺曷钵及弘化公主脱身走投凉州”；咸亨元年（670年），唐蕃大非川战役之后，“吐谷浑全国尽没”“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巂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这表明7世纪下半叶，吐蕃东部的版图已大大拓展，不仅占据了青海全境和新疆东南部，东部边界更是已经逼近成都肀原，直接与今松潘、茂县相接，康区几尽纳入吐蕃治下。

7世纪中叶，唐代文成公主和尼泊尔赤尊公主入藏，两位公主均携带有释迦牟尼佛等身像，佛教传入吐蕃。779年赞普赤松德赞时期（754-797年在位），吐蕃第一座正规寺院桑耶寺建立，佛教在吐蕃的发展有了根基。“赞普为了让百姓都奉行佛法，使佛法永不泯灭，便在吐蕃边区和中心地带分别委任佛法教师”也在吐蕃腹心地区和边境地区修塔建寺，写经造像。赞普赤德松赞在位时期（798-815年），其在赤松德赞崇佛措施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任命僧人为相，制定供养佛教三宝的政策，翻译佛经，建盖寺庙等等。其继任者为赞普赤祖德赞，亦称热巴坚（815-838年在位），极度佞佛，规定七户养僧制度，佛寺属民及寺产不征调任何税赋；组织大规模译经、抄经，编写佛经目录；大量建造寺庙，目标要建到1008座，“赞普将一切都奉献给出家僧人，政事按佛法办理，权力归于比丘。经过三位赞普的施政和推广，佛教不仅在吐蕃腹地的卫藏地区站稳脚跟，在吐蕃控制的康区及其他地区也得到极大拓展。青藏高原东缘发现的吐蕃摩崖石刻古藏文题记中，多次提及赞普“赤松德赞”“赤德松赞”的名字，表明这是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上半叶，三位崇佛赞普在位期间，于吐蕃中心及边境地区大力推行佛教、修寺建塔，刻经造像的产物。藏文文献中对吐蕃在康区的佛教发展也多有记载。《拔协》的一个早期版本中记载，早在赞普都松芒布杰隆囊（677-704年在位）时期，就建造朗地日孜佛堂，即林地赤孜佛堂，林地位于今四川甘孜州德格县境内。增补本的《拔协》中载述，赞普赤松德赞因莲花生所讲佛法尚有遗漏，于是派译师毗卢遮那和藏尊勒珠前去求取，二人回来时未能请得班智达回来，于是将毗卢遮那驱逐到擦哇戎地方。擦哇戎这一地名在据称是松赞干布遗训的《柱间史》中也有出现：禄东赞尾追文成公主时，到达嘉茂察瓦绒（即擦哇戎），译注者认为察瓦绒即嘉绒，当今金川一带，较之康区更加东向。毗卢遮那来到康区也被认为是康区佛教传播之始，目前康区藏传佛教寺院众多，四川甘孜地区尤以宁玛派寺院数量居多，有学者提出正是源于吐蕃时期毗卢遮那在此地弘扬佛法所奠定的历史文化基础。［32］赞普兴佛诏书的详细文本共有三份：一份存在拉萨，一份送到康区，一份保存在王库中。可见康区在吐蕃兴佛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另一部早期藏文史籍《第吴宗教源流》也多次提到吐蕃赞普在康区建立寺庙。赞普松赞干布（617-649年？）时期，在四再镇边寺中，有以镇压魔女左手心而建的隆塘卓玛拉康，现在四川甘孜石渠县洛须镇保存一座卓玛拉康被认为是这座拉康。赞普赤松德赞时期，为吐蕃大兴佛法打基础，修建十二座学院，六供养处、八修行处、四大修行院及十二处修心殿，其中朵康、朵麦地区，约相当于今安多和康区，各有四座学院，康区有嘎曲玉孜供养处和四修心学院。赤热巴坚赞普时期，在朵康修建有热东擦神殿。康区在吐蕃王室的支持下，佛教发展积淀深厚。到吐蕃末年佛教被打击摧毁时，康区则成为佛教的避难所和再次复兴地。当时，“在多麦康区的师徒传承并没有中断的消息就传开了。蕃地的有信仰而且想行佛法的人便都到康区去求学戒律。后来，有卫、藏的鲁梅等12人也到康地学法。”鲁梅等人学成后，又返回卫藏，点燃佛教复兴之火。康区被吐蕃纳入统治后，也成为吐蕃王室推行佛教的重地，赞普赤松德赞及其继任者所采取的一系列兴佛措施在康区也得以实践，藏文文献中在康区各地众多发展佛教、修建寺院的记载与现存吐蕃摩崖石刻在康区的发现正是吐蕃时期康区佛教兴盛的有力证明。

青藏高原东缘发现的吐蕃摩崖石刻主要分布于“藏彝走廊”河谷地带，是沟通西北、西南的重要通道。同时，这批吐蕃摩崖石刻的分布范围属于藏族传统地理单元上的康区，是连接青藏高原和川西亭原的“汉藏走廊”，也是汉藏文化交融的前沿地带。地处“藏彝走廊”“汉藏走廊”双走廊的交汇处，青藏高原东缘吐蕃摩崖石刻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中记载的吐蕃摩崖石刻与入蕃古道

7世纪以降，随着吐蕃地方政权的兴起和壮大，吐蕃不仅与东部的唐王朝关系最密切，还与北部和西北部的于阗、迦湿弥罗、勃律等中亚各地、南部的天竺、泥婆罗等南亚各国以及东南部的滇缅等地，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接触与交流，由此与这些国家和地区间的交通往来的道路不断打通，已形成四通八达的高原路网，有学者形象地命名为“高原丝绸之路”。青藏高原东缘吐蕃摩崖石刻的发现印证了吐蕃东向、东南向发展的通道的存在和重要节点的位置。以往学者们多根据这些摩崖石刻的位置论证唐蕃古道或川滇入蕃道的走向，视其为某条通道上的重要节点。实际上，如本文前面所论述，青藏高原东缘吐蕃摩崖石刻地处沟通南北、东西的双走廊交汇地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些摩崖石刻所处的地点不只是某一条道路的途经地，而是多条道路必经之地，是吐蕃与唐朝、南诏交流往来的重要孔道所在。以下结合汉藏文献记载对青藏高原东缘吐蕃摩崖石刻所在地及其所处通道作一论述。

第一，唐蕃古道。唐蕃古道是指一千多年前唐蕃之间政治、军事、文化交往交流最重要的通道，学术界对其走向和路线多有讨论，一般认为是从唐朝都城长安出以后，经陕西、甘肃、青海，过河湟地区抵达吐蕃首府逻些（今拉萨）的路线。唐代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亲迎于河源。文成公主从长安出发，历经数年抵达吐蕃，连接唐都长安和青藏高原政治文化中心拉萨的唐蕃古道正式形成。自拉萨再向南，可通向泥婆罗和天竺，是谓蕃尼古道。通过吐蕃前往印度、尼泊尔的通道全线贯通后，成为中印、中尼之间的重要交通要道。唐代使节王玄策于643、648、657年三次通过唐蕃古道出使北印度，是第一个探索并走完“唐蕃尼古道”全程的人。此后，唐蕃双方使节沿唐蕃古道往来频繁，僧人也多沿此道往来求法、弘法，唐太宗、高宗和太后三朝，经陆路赴印度的19名僧人，有12人取道唐蕃古道至印度或返回中原。

尽管唐蕃古道的开通是以唐蕃联姻为契机和纽带，但佛教的传播和唐蕃的互动交流则是唐蕃古道承载的主要功能。藏文史籍对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及随之而来的佛教传入西藏一事大书特书，并且将青海玉树、西藏昌都境内的吐蕃摩崖石刻与文成公主进藏相联系。现代学者亦将川青藏交界地带发现的吐蕃摩崖石刻作为印证唐蕃古道主要走向的重要证据。

《柱间史》《嘛呢全集》《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等多部藏文史籍均记载文成公主进藏途中在“丹玛”地方勒石造像。比如，《柱间史》记载：“文成公主途中在康区丹玛地方的一处青石岩壁上，勒石刻写了《广论首卷》和《普贤行愿》等经文，在夏德朗纳造立了一尊八十肘高的释迦牟尼佛像。”《西藏王统记》亦载：“汉女公主同诸蕃使已行至邓马岩。曾于岩上刻弥勒菩萨像一尊，高约七肘，《普贤行愿品文》两部。”《贤者喜宴》云：“文成公主臣仆一行到达康地。为了等候噶尔，于山崖上雕刻佛之圆满头像、佛之善行以及八十肘长石佛像。”上述文献中提到的“丹玛”或“邓马”，自吐蕃以来就是康区一著名地名，清以降的汉文译名中又译为“邓柯”“登科”等，今多译为“丹玛”。丹玛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丹玛指今青海玉树、称多一带，下部丹玛指四川甘孜石渠、西藏昌都江达，地跨金沙江两岸。《第吴宗教源流》记载赞普松赞干布时期所建八卡市场中就有丹玛，为下部三市场之一。新近发现的藏文古籍《月族王统记》中也提到“丹玛”之地，说吐蕃赞普赤祖德热巴坚时期，于丹玛江蔡之地修建了毗卢遮那坛城。藏文文献中记载的文成公主于康地丹玛造像一事，国内外的考古学者、艺术史学者将之比定为西藏昌都察雅仁达的摩崖造像，将该处摩崖造像直接命名为丹玛札摩崖造像。近年有学者提出新见。前述史籍中提到的邓马岩或丹玛扎，意思是“丹玛的岩石”，并非一个固定的地名。丹玛是康地的一个地名，玉树和昌都均属康地，藏文的原义是指在康地的丹玛的一处岩石上雕刻了造像。文献中所记刻写的内容有《普贤行愿经》，在西藏昌都察雅仁达摩崖石刻和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摩崖石刻附近均发现有古藏文刻经《普贤行愿经》，据此内容两处地点皆有可能。但在各汉译本中提到的“《广论首卷》”或“佛之圆满头像”，藏文均为“rgyas pa’I dbu dum”。译为《广论首卷》是将之看作一部经的名字，但在吐蕃时期的译经目录《旁塘目录》和《丹噶目录》以及西藏大藏经中均未找到有这样一部经。译为“佛之圆满头像”似为直译，“rgyas pa”意为“圆满的”，“dbu dum”意为“卷首张页”“书籍的开头部分”，引申为“佛之圆满头像”显得有些牵强。考虑到紧接其后行文中的《普贤行愿经》，推测这里指的应该是一部经的开头部分。“rgyas pa”令人联想到最重要的佛经“bum rgyas pa”，《大般若经》，也称般若经十万颂，位于《甘珠尔·般若部》之首。无独有偶，贝纳沟大日如来佛堂东侧约2米处的崖壁上刻写有汉文的《般若心经》，梵文的部分因风化严重，尚不能全部识别，但可判断为一部经的开头部分，不排除是般若经的可能。因此，此处“rgyas pa”极有可能指的是《大般若经》，“rgyas pa’I dbu dum”应翻译为“大般若经起首部分”。其实早在18世纪20年代，大学者司徒班钦（1699-1774年）就已经正确地考证为《般若心经》，在他的自传里记载：“……朝拜了叫做‘贝’的山沟里汉公主修建的毗卢遮那主像及眷属像、梵文的《般若心经》和藏文《普贤行愿经》等摩崖石刻，并举行了会供祈愿仪式……”想必他对于前述各部藏文史籍中的这段记载也是熟悉的，再结合实地考察得到这样的认识。文献中记载的所刻的佛像，《柱间史》记为“释迦牟尼像”，《西藏王统记》说是“弥勒菩萨像”，《贤者喜宴》笼统地称“石佛像”。唯有司徒班钦，将石刻的内容正确地描述为“毗卢遮那主像及眷属像”，西藏昌都察雅仁达和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均雕刻的是毗卢遮那及其眷属八大菩萨造像。综上推断，藏文文献中记载的文成公主勒石造像的地点应指的是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的摩崖造像及刻经，这一地点迄今当地百姓仍称“文成公主庙”。关于摩崖造像的年代，非常幸运的是，这两处摩崖造像均有古藏文题记，载明年代和雕造者等信息。西藏昌都察雅仁达摩崖造像的年代为赞普赤德松赞时期的猴年，即804年；青海玉树贝纳沟大日如来佛堂摩崖造像的年代为赞普赤德松赞时期的狗年，即806年。两处题记中均提到“益西央”此人，他是此项工程的主持人，是由他负责该项大型摩崖石刻工程的雕造，而非文成公主。如此，无论是西藏昌都察雅仁达摩崖造像，还是青海玉树贝纳沟大日如来佛堂摩崖造像，年代均早不到文成公主时期，均为赞普赤德松赞时期，即9世纪初。这一年代更接近于《月族王统记》所记载的吐蕃赞普赤祖德赞时期，并且这两处造像内容均为毗卢遮那佛与八大菩萨，也与《月族王统记》所载“修建了毗卢遮那坛城”相吻合。不仅如此，金沙江两岸遥相呼应的西藏昌都江达县邓柯摩崖石刻点与四川石渠照阿拉姆摩崖石刻点的分布，也属于文献中提到的丹玛地区，造像题材也是以毗卢遮那佛为主。清代以来的藏文史籍中也有不少记载文成公主在康区不同地方勒石造像或修建佛殿，青海玉树、四川甘孜、西藏昌都等地也流传着众多与文成公主有关的传说。例如，玉树勒巴沟口古秀泽玛摩崖石刻礼佛图被称为“文成公主礼佛图”，四川石渠的卓玛拉康也称度母寺等等，这些不应完全被看作是荒诞不羁的传说，而是唐蕃古道沿线历史记忆的留存，看似怪诞的神话传说背后隐藏着历史的真实。

与藏文文献相比，汉文文献中关于唐蕃古道的记载更早，也更客观。唐初僧人道宣（596-667年）所撰《释迦方志》中提到自大唐往印度有三道，“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海西南至吐谷浑卫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峨国，又西南至敢国。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鄯州辖境当今青海西宁、湟中、乐都等地；吐谷浑卫帐即吐谷浑王城伏俟城所在，位于今青海海南州共和县；白兰羌地大致在今四川甘孜康北草原一带；积鱼城当今四川石渠；多弥即多麦，主要指今安多藏区；苏峨在今玉树一带。结合汉藏文献记载，以及青海玉树、四川石渠和西藏昌都江达都有吐蕃摩崖石刻的分布，加之这一带广为流传的文成公主的传说，唐蕃道经过玉树、石渠、江达应无太大问题。过去多认为唐蕃古道的西段，即鄯城至逻些的官道，至玉树后翻越唐古拉山，经那曲抵达拉萨。现在看来经玉树结古、甘孜石渠洛须、昌都江达邓柯、察雅香堆进拉萨也是唐蕃古道的一条重要路线，这条路线不必翻越唐古拉山。

第二，川滇入蕃道。吐蕃自崛起之时起，与唐朝在西南地区和川西高原的争夺就很频繁，可以说贯穿整个吐蕃时代发展的始终。吐蕃通往川滇的通道也有多条，使用频率也较高。有学者归纳出吐蕃与川西的主要交通干线有两条：一是经今甘孜、丹巴、小金川一带抵维州（今理县）、松州（今松潘）的线路，唐人称为“西山路”，亦可称北道。另一条为南道，经今巴塘、理塘、康定一带抵震州（今西昌）、黎州（今汉源）和雅州（雅安）。这两条道路大体相当于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和南线。这两条路线均可与唐蕃大道相接，交汇处在松州通道和今青海玉树一带，即从松潘向北，经文县、天水、宝鸡，可抵长安；或向西经康区经沿河谷西行，抵金沙江河谷，再经邓柯进入青海，经玉树及通天河河谷进入西藏。甘孜石渠、白玉等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刻大体位于前述北线的通道上，同时亦可与玉树相接，再通往吐蕃。

唐时南诏也是唐、吐蕃都力争控制、争相联盟的地方，唐蕃与南诏之间开辟出具有军事用途的翻越剑山、马岭的台登之路、军事贸易用途的三川铁桥之路和大雪山贸易之路等多条道路。不过最为重要的云南至吐蕃的道路是“北至大雪山道”，其走向是从南诏的都城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出发，经唐代的浪穹（今云南洱源）、宁北城（今云南鹤庆以南）、谋统（今云南鹤庆）、神川（今云南丽江塔城）、大雪山（今丽江、巨甸之间的雪山）、铁桥城（今云南丽江塔城）、聿赍城（今云南德钦）、马儿敢（今西藏芒康）抵达吐蕃都城逻些。从吐蕃出发又可去往天竺，这条道路是沿着吐蕃的南境行走，被认为是“与天竺至近”的道路。从芒康沿澜沧江继续北上，可达察雅，与前述唐蕃古道汇合，沿线有阿孜乡阿觉蔡纳摩崖石刻的发现；从大理向东北与西蜀之间亦有多条道路可以通达。因而，这条道路是西蜀通向吐蕃，再通向天竺的重要道路，也被认为是西南最早的国际通道。

在这条通道上，塔城、德钦、芒康都是川滇入藏的要冲，在此交通要冲、滇藏交界处的澜沧江沿岸，西藏昌都芒康的盐井、帮达一带发现有多处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芒康纳西乡觉龙村查果西沟Ａ、Ｂ点两处摩崖石刻地址就位于盐井附近，帮达乡的摩崖石刻分布最为集中，现发现的就不少于5处。西藏昌都察雅仁达摩崖石刻古藏文题记中提到，吐蕃高僧益西央在“悦、隆、蚌、列、勃吾等地广为勒石。”有学者认为，“隆”约为今四川石渠县洛须镇一带，确有吐蕃摩崖造像发现；“蚌”亦译为“崩”，为今芒康境内的古地名，大致在奔岭乡、帮达乡、嘎托镇一带。的确，在芒康帮达乡和嘎托镇发现有与察雅仁达相同题材的摩崖造像，芒康帮达乡朗巴朗增拉康造像和嘎托镇拉果顶摩崖造像题材均为一佛八菩萨，与察雅仁达相同；嘎托镇拉果顶摩崖造像更是与益西央主持雕造的另一处摩崖造像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摩崖造像，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构图配置上完全相同，八位菩萨均为两排横列式布局，佛、菩萨均着蕃装。在藏文文献中亦有关于芒康吐蕃摩崖造像的线索。噶举派高僧卓衮仁钦（1170-1248年）的传记中提到文成公主迎请觉卧佛像入藏，途经木雅、理塘、芒康、察雅、德格等康区各地，并且在“拉堆”修建佛殿，殿内以汉式风格塑造八大菩萨造像，该地有自然显现的毗卢遮那佛。这处造像地点，学者比定为西藏昌都芒康县帮达乡然堆村朗巴朗增拉康，殿内的确保存着毗卢遮那佛和汉式风格的八大菩萨造像。“拉堆”为“然堆”的古称，目前该村及附近发现的毗卢遮那佛相关题材的摩崖造像多达5处。经过“崩”地前往中原的古道，到明代仍在继续使用。明代噶玛噶举黑帽系首领第五世、第六世噶玛巴从西藏前往中原时，均经过“崩”地。如六世噶玛巴通瓦顿丹（1416-1453年）于1441年选择芒康之路，沿着“‘崩’大小之地前往巴塘”。可见芒康不仅是滇藏通道上的重要节点，也是连接川藏、进而通向中原的要地。

三、结语

青藏高原东缘青海玉树地区、西藏昌都地区和四川甘孜地区等地发现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集中分布于“藏彝走廊”南北流向的几条大江大河及其支流沿岸，自古以来就是汉、藏、羌、彝等多民族迁徙流动、交通往来的重要地带。这批摩崖石刻的年代多为八世纪下半叶至九世纪上半叶，该时期是吐蕃在中心腹地和四境地区大力推行佛教的时期，被吐蕃纳入治下的康区也是吐蕃中后期赤松德赞、赤德松赞等几位赞普弘扬佛法、修寺造像之地。青藏高原东缘吐蕃摩崖石刻均位于康区，石刻题记中也多次出现“赤松德赞”“赤德松赞”等赞普的名字，为吐蕃王室在康区兴盛佛教提供了佐证。康区历史上也是汉藏交融的前沿地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一地区东北可通中原腹心地区，西北可达西域，东接川西高原，西连青藏高原，南经滇藏可通往緬甸和天竺，经往交通路线众多。不仅经过甘青的唐蕃古道入蕃要经过康区，从川、滇入蕃的多条通道也要经过此地。青藏高原东缘吐蕃摩崖石刻地处南北“藏彝走廊”和康区的核心地带，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决定其不单单是某一条路线的途经地，而是众多通道的重要节点。唐、吐蕃与南诏之间众多通道的开辟，不仅是军事、政治、贸易往来的需要，也是佛教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孔道，在汉文史书中留下大量记载；文成公主进藏作为唐蕃之间的一件大事，藏文史籍也有丰富的记述，文成公主进藏的路线和路途中的重要活动不仅有众多文献记载，沿线各地也流传着不少传说。通过对文成公主入藏途中勒石造像的各种记载的分析，可以与现存吐蕃摩崖石刻地点和造像内容相印证，辨析出传说之下所隐藏的历史真实；考证这些勒石造像地点与唐代青藏、川藏、滇藏等多条古代通道走向和路线的密切关联，探究其反映的唐蕃佛教的深度交流交融。

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青藏高原东缘吐蕃摩崖石刻与汉藏佛教交融研究” （批准号： SCJJ25ND124 ）和国家民委铸牢专项项目（批准号：2025GMG047）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张长虹，女 ，河南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 ，主要从事西藏考古与艺术、藏传佛教文物等领域的研究 。

原刊于《青海民族研究》2026年3月第1期，注释略，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