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绿绒蒿是什么时候?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是在十几年前,我还是一名媒体记者的时候。那一年,到了冬虫夏草的采挖季节,我去果洛草原采访,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阿尼玛卿山下,第一次见到了绿绒蒿。我是从车窗里看到绿绒蒿的,一抹金黄就像一颗流星,忽然划过车窗,我的目光急忙追随着流星划出的弧线向后看去。我的头随着目光转了四十五度,上身也随之倾斜过去,我看到那一抹金黄的弧线化作一朵小小的花朵,与我们的汽车反向而去,迅速消失了。而就在它消失了的荒野上,出现了更多金黄的花朵,它们紧紧跟随在我看到的第一朵金黄花朵的后面,同样迅速地向后划去,就像是奔赴同一个目标——也许是去奔赴春天的盛宴吧。车窗外再次出现金黄花朵,我急忙喊司机师傅停车。就在我们的车就要停下时,在路的左边,一朵迎面而来的金黄花朵也减慢了速度,缓缓停了下来。我拉开车门,径直奔向了那朵花儿。

        此刻,这朵花儿就在我的面前,她低垂着金黄色的头颅,显得安静而又羞涩,面对我满眼的惊奇,她却若无其事,一副见惯不怪的样子。我蹲下身来,开始仔细地打量起这朵花儿。此时正值高原五月初,草原还一片荒芜,“草色遥看近却无”。这朵金黄色的花儿就站在这片荒芜之中,被细小柔嫩的茎叶托举着,茎叶上满是纤细的茸毛,整个花儿显得孤傲又安静。刚刚下过一场阵雨,一粒晶莹的雨珠挂在花瓣上,这让她看上去像是刚刚哭过一样,显出几分楚楚动人的柔弱来。我从她的身上抬起目光,举目看去,便看到草原上四处散落着这样的花儿,那灼灼的金黄色,就像一盏盏酥油灯,点亮了整个荒野,耀眼而夺目。让这刚刚走出漫漫寒冬,满眼枯黄、色彩单一的高寒草原,有了几分金灿灿的生气。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金黄色的花儿叫全缘叶绿绒蒿,但与她初次相见,她带给我的惊喜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她就那样轻而易举地打破了我心中一个固有的认知。我的家乡在青海湖畔的铁卜加草原,那里海拔三千五百米左右,比果洛草原低了四五百米,但同样已经过了“树线”,除了在河岸、低洼处以及背风的山麓偶尔有一些灌木丛外,四野看不到一棵树,大片的牧草逶迤着伸向远方,在目光所及的远处,便是连绵的山脉,山脉间最高的山峰高昂着孤傲的头颅,终年不化的积雪是他洁白的银冠。那时候我固执地认为,海拔越高的地方,生物的物种就会越稀少,这几乎是一种自然规律,所以,我之前一直认为,果洛草原上的花草树木,一定会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果洛草原上有的,我的家乡一定也有,而我的家乡有的,果洛草原上就不一定有。可是,我错了,这朵金黄色的花儿就盛开在这里,我在我的家乡从来没有见过她。也就是说,这种花儿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不动声色地让我把藏着掖着的无知袒露了出来。她居然生长在比之我的家乡海拔更高、气候更严酷的地方!她们为什么要盛开在这么高的地方呢?似乎就是从那时候起,这样一个海明威似的质问就盘踞在了我的脑际。

        虽然此后我曾查阅一些资料,也向相关专家请教过,但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扑朔迷离。有资料说,因为喜马拉雅山的隆起,冰川的出现和气候的骤冷,让她们不得不学会在高海拔地区生长。但这样的解释并没有解除我心中的疑惑,因为造山运动牵动着整个地球,她们在不断衍化,选择生境的过程中,为什么偏偏遗漏了我的家乡?依我的想象,她们因为太过美丽,鲜亮的颜色总是吸引人类和动物不断采摘、啃食,使得她们不得不放弃条件更好的生境,退居到一个人烟更加稀少的所在,使她们能够在相对安宁的地方开花结果,繁衍后代。就像原本遍及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的藏羚羊难以忍受人类和一些猛兽的杀戮,毅然决然地退居到高寒缺氧、植物稀少的可可西里荒野一样。

        那次果洛之行,让我见识了采挖冬虫夏草的艰辛。那些远道而来的农民和当地的牧民,匍匐在海拔近五千米的高地上,肌肤紧贴着尚未解冻的泥土,在呼啸的寒风和不期而至的冷雪中,手持一把小头,目不转睛地盯视前方,希望从刚刚萌芽的青嫩牧草中辨识出一只冬虫夏草来。而在此时,一只冬虫夏草从众多牧草中闪现,让这些在苦寒中等待希望的人们眼前忽然一亮。这也呼应着绿绒蒿的用心:她们攀缘到更高的高处,把她们的美丽,留给了空寂的天空与大地,谢绝了人们的欣赏和赞美;而愿意追逐她们的人们,则要历经路途艰辛、高寒缺氧,以及刺骨的风雪,才能够碰触她们的美丽。

        那次果洛之行的另一个收获,是知道了那种金黄色花儿的名字——全缘叶绿绒蒿,以及她的藏语名字——欧贝勒。已经不记得她的汉语名字是谁告诉我的,只记得那人还告诉了我全缘叶绿绒蒿的一个秘密:她们之所以选择在草原一片荒芜的季节开放,让花瓣闪耀着酥油灯一样醒目的金黄色,就是想着让那些经过一场冬眠,与她们一起苏醒过来的昆虫们,那些熊蜂、蝇虫和蓟马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她们,给这些昆虫提供花蜜花粉的同时,让这些昆虫帮助她们传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绿绒蒿也是煞费苦心,她们让太阳帮忙,在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她们个个容颜鲜艳。

        绿绒蒿的藏语名字,则是一位正在采挖虫草的牧民告诉我的。当时他刚刚采挖到一只虫草,满面欢喜,一边轻轻搓揉着沾在虫草上的泥土,一边指着不远处的一朵全缘叶绿绒蒿,用带有四川色达口音的藏语对我说:“这是欧贝勒,是欧贝勒赛布,等到了夏天的时候,还有欧贝勒玛布、欧贝勒昂布盛开起来,太好看了!”我知道,置于欧贝勒后面的赛布、玛布、昂布是藏语黄色、红色、蓝色的意思。正是他的话,促成了我次年六月中旬的又一次果洛草原之行。这一次,我专门带上了相机,也带上了我通过查找资料获得的知识,我的记事本里还夹着刚刚发行不久的一套特种邮票《绿绒蒿》。正如那位采挖虫草的牧民所说,我见到了开着红色花儿的红花绿绒蒿、略微泛紫的久治绿绒蒿;那是一种单纯的红,没有一丝杂质,恰如牧人身上佩戴着的珊瑚玛瑙,有一种坚定和果断的美,但她却又薄如蝉羽,阳光照射在花瓣上,瞬间变得通透,难以想象这样单薄的花瓣是如何抵御高原上的风雪的。我还见到了开着蓝色花儿的多刺绿绒蒿、总状绿绒蒿;那是高原紫外线把蓝天融化之后,注入了她的花瓣,我打开我想象力的阀门,想象她们是喜马拉雅古海洋遗落在草原上的宝蓝色浪花。而此时,金黄的全缘叶绿绒蒿正在退场,花瓣已经掉落,结出了果实。显然,作为一朵花,她已经完成了她的使命。她们的颜色,也变成了刚刚开放时,围拢着她们的牧草枯黄的颜色,有一种功成名就之后,完全放弃了对盛名的执着的随意和轻松。我拿着相机不停对准一束束花儿,把那一抹抹红和一抹抹蓝都留在我的相机里,也把干枯了的全缘叶绿绒蒿定格在相纸上。

        这一次,我还把“欧贝勒”这个名字写在了我的记事本上,也记下了她们各自不同的颜色。回到省城西宁,我按图索骥查找资料后发现,“欧贝勒”这个词来自梵语,也就是汉译佛经典籍中时常提及的“优钵罗”(亦写作沤钵罗、乌钵罗等),也就是说,“优钵罗”是“欧贝勒”的汉语谐音写法!然而,在梵语里,“优钵罗”指的是睡莲,是一种水生草本植物,一般适于生长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在青藏高原高寒地带难见其踪。在汉译佛教典籍中,“优钵罗”也被译作青莲华、红莲华等;佛书认为“花华不二”,所以一般称“花”为“华”。那么在牧民的口中,怎么变成绿绒蒿了呢?绿绒蒿是罂粟科绿绒蒿属植物,与水生植物睡莲相去甚远。此前,绿绒蒿缘何选择了海拔更高的地方生长这个问题还没有明朗,另一个问题又接踵而来。

        一次,也是在果洛,与藏族诗人居·格桑闲聊,我便向他请教这个问题,他的一席话让我豁然开朗。他提及了佛教从印度传入青藏高原的那个久远年代。

        佛教传入西藏,大概是公元五世纪的事。先是有一批佛典从天而降的传说,接着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唐朝文成公主和尼泊尔赤尊公主分从两地远嫁吐蕃,两尊释迦牟尼佛像伴随她们的嫁妆进入西藏,西藏为此修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供奉两尊远道而来的佛像。同一时期,松赞干布选派大臣吞米·桑布扎前往印度学习梵文,这位聪慧的大臣,在印度经过七年的寒窗苦读,返回西藏后,仿照梵文创造发明了藏文。这也是藏语中大量存在梵语词汇的一个原因。他还把那批“从天而降”的佛典翻译成了藏文。接着又从中原和印度迎请诸多传教士,开始佛经的翻译和传法,如此,佛教开始在青藏高原传播。

        任何一种文化,当它从彼地进入此地,大都会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佛教也不例外。伴随着佛教传入西藏,那些“从天而降”的佛典落地的地方有了一座名叫桑耶寺的寺庙,几个刚刚改信佛教的藏人便剃度出家,穿上了绛红色的袈裟,一些佛教仪轨仪式也被移植过来,诸如供花、供水、供灯等供奉仪轨也一并传入。其中,供水、供灯经过一番本土化的改造,留在了青藏高原,而供花的仪轨却没有得到顺利传承。原因也显而易见:佛教的原产地印度气候温暖湿润,梵语为“优钵罗”的睡莲在这里四季开花,且色彩鲜艳,有红黄青紫等诸种颜色,佛前供花,对佛教诞生之地的印度来说轻而易举。然而,佛教到了西藏,气候高寒,在海拔四千米的地方,别说睡莲,本地花卉开花的时间也只有短短两个月,剩下的十个月都不见花卉。在这样的情形下,供花仪轨如何延续?

        显然,为了传承供花仪轨,刚刚改信佛教的藏族信徒也是煞费苦心,做了一番努力。他们试图从青藏高原的野生花卉中找出一种可以与睡莲媲美的花儿,作为睡莲的替代品,如此,与睡莲一样有着艳丽色彩的绿绒蒿便脱颖而出,他们赋予了她睡莲的名字——“欧贝勒”,也就是“优钵罗”。

        也就是说,伴随着佛教供花仪轨的传入,供花仪轨的对象由睡莲演变成了绿绒蒿,原本出现在佛经里的睡莲的名字“优钵罗”,也从经卷里走出来,走进了牧民们的口语里,高原野生花卉绿绒蒿自此更名换姓。如此,对青藏高原来说,睡莲,便成了绿绒蒿的前世,或者说,初传佛教的青藏高原借此完成了一次“借花献佛”。

        那么,作为一种高原民族耳熟能详的花卉,如今被藏民广泛叫作“欧贝勒”的绿绒蒿此前叫什么名字呢?出于好奇,我曾向被人们称为“鸟喇嘛”的扎西桑俄堪布请教。扎西桑俄先生稔熟高原生物,曾经参与编写《三江源生物多样性手册》汉藏文对照本。没想到,我的疑惑,也曾经是他的疑惑。几年前,他就曾通过实地和网络在西藏、青海、四川等有藏族人聚居的地区进行探询和调查,得到了答案,他把他的调研结果发给了我。绿绒蒿“欧贝勒”果然曾有过美丽的名字:全缘叶绿绒蒿叫嘎玉金秀,红花绿绒蒿叫阿达喜达,蓝花绿绒蒿叫喜达昂波……

        然而,高寒的青藏高原不可能在一年四季里持续满足供花的需求,在漫长的冬季,包括绿绒蒿在内的众花衰败,这一仪轨依然难以为继。

        如何让供花的仪轨保留下来,让那些信奉佛教的信徒们在佛前表达虔诚之心呢?

        多年以后,我去塔尔寺采访。春节刚过,元宵节就要来临,塔尔寺的两个花院——上花院和下花院正在马不停蹄地加紧制作酥油花,以便在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向游客和信徒展示他们的酥油花工艺,得到他们的观赏和瞻仰。我被特许进入了制作现场。

        酥油花,最早起源于西藏苯教。有一种叫“多玛”的祭祀品系用青稞糌粑捏制而成,其上粘贴着工艺简单的酥油贴花。因为只是用于祭祀,这种叫“多玛”的制品也是在很小的范围和场域存在,所以并不为人所知。然而,它是如何成为塔尔寺等各大寺院一种专门由艺僧制造、广为展陈的佛教艺术品的呢?

        我曾想象,那应该是一个曾经制作过“多玛”的艺僧,改信佛教后,经常奉行供灯、供水的仪轨,但也对高原隆冬季节不能在佛前供花耿耿于怀。一日,应该是清晨,这位艺僧起床诵经,接着便开始用早餐,那天他吃的是用酥油和炒青稞粉拌制的糌粑,当他从糌粑木箱里拿出一块酥油,就要放入碗中时,早年制作“多玛”的技艺在他的指尖复活,他随手就捏制出了一朵酥油的花朵。看着在指尖上忽然盛开的金黄的花朵,这位艺僧忽然想到了什么。“梅朵乔巴!”艺僧忽然叫了一声,放下了还没有吃完的早餐,便出了僧舍,径直朝着大经堂走去,出门前,他带上了仅有的一坨酥油。

        “梅朵乔巴”便是供花的意思,这位艺僧到了经堂,便用酥油捏制了几朵花儿,供奉在佛前。如此,酥油花应运而生。藏民至今把酥油花叫作“梅朵乔巴”。

        酥油是从牦牛奶中提炼出来的,是高原上营养价值极高的一种食材。牦牛产奶量本来就不高,从牦牛奶中提炼出的酥油也就显得极为珍贵。然而,酥油制成酥油花,再把它供奉在佛前的习俗一经开始,便得到了青藏高原广大寺院和民众的效仿、响应,很快,每一座寺院都有了供奉酥油花的仪轨。这是因为,酥油花的出现,解决了深冬季节不能用自然生长的花卉供奉的遗憾。即便这种食材是那么金贵,但比起他们内心对佛法的虔诚,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此,酥油花便成了“欧贝勒”,也就是“优钵罗”的像生花。

        然而,酥油花的制作,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那天,在塔尔寺,我在一位小僧的陪同下,走进下花院的酥油花制作作坊,一眼就看到靠墙立着的酥油花。酥油花占据了整个墙面,色彩艳丽,耀眼夺目,整个作坊就像是一个花团锦簇的夏日花房。几位艺僧还在做着局部修改。作坊里极为寒冷,这是因为艺僧们怕酥油花融化,有意没在作坊里生火。在他们身旁,还放着两只盆子,一只盆子装着冰凉的冷水,一只装着掺和着豌豆面粉的热水。在给酥油花上色时,艺僧手上的温度会使酥油花表层的酥油微微融化,他们便把手放入冷水中降温,而当手上沾染上太多的糅合了矿物质颜料的酥油时,他们又会将手放入热水中清洗。隆冬的高原寒气袭人,艺人们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满怀虔诚,心无旁骛地工作着。

        酥油有着极强的可塑性,于是艺僧们如今开始用酥油捏制更多的工艺形象;其中,有人物,有山水自然,有亭台楼阁,就像连环画一样,讲述着佛经中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而在各种内容之间,依然布满了花卉。每一朵花儿都富丽、繁盛,就像是自然界的花儿恰好盛开到了极致,把自己最美的瞬间展示了出来。

        那一天,我看着那些花儿,问我身边的小僧:“这些都是什么花儿?”小僧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欧贝勒!”

        听着小僧的回答,我感到我的脑际忽然嗡嗡作响。欧贝勒——优钵罗,这是绿绒蒿从印度睡莲那里“盗取”的名字,但她又不能像睡莲那样四季开花,时时被供奉在佛前案上。于是,酥油花替她完成了广大佛教信徒的心愿。或许,我看到了绿绒蒿的今生,或许,这又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借花献佛”。

        藏民族生活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长期与高寒缺氧共存,形成了独成体系的生存智慧。他们深知高原生物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的不易,并且也敏锐地察觉到大自然诸种物种之间共生又相互制衡的道理,所以轻易不会破坏自然生态,形成了自己朴素的生态理念。小时候,父母从来不让我们摘采野花,说那是大自然的头发。“如果我薅了你的头发,你不疼吗?” 有一次我摘了一捧野花带到家里,被我母亲看见后,她便说了这句话,我至今还记着。记得在我的家乡,每到盛夏季节,野花盛开,那些牧民和僧侣面对着漫山遍野的鲜花,便开始虔诚地诵经祈请,口中低呼“供奉三宝”,但却不去摘采花儿,用意念把这些花儿供奉给自己信奉的神灵。这,也是一种“借花献佛”啊!

        绿绒蒿到底有多美?从那些西方人第一次见到绿绒蒿后的惊讶和赞叹可以看出。一百多年前,许多的西方人——探险家、传教士以及植物学家——涌入喜马拉雅山地区,发现并采集了各种颜色的绿绒蒿,其中有后来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植物学家洛克、金敦·沃德、威尔逊等,他们赞誉绿绒蒿是“喜马拉雅蓝罂粟”“我的红色情侣”。苏格兰植物学家乔治·泰勒甚至说:“没有一种植物能够像它这样享有最高、最奢华的名号。凡是能一睹其自然风采的人,都会歌颂它们一番,所有初次邂逅这种花的人都会为它疯狂。”自此,西方人大量采集绿绒蒿的种子带回西方,并在西方园林驯化培育出了绿绒蒿,绿绒蒿很快成了西方园林里的宠儿。

        如今我国许多地方也开始驯化和培育绿绒蒿,希望这种美丽的花儿也能成为我们城市园林的绿化和观赏植物,不要让她总是开在深山无人问津。率先传来好消息的是西藏和云南,但这并不奇怪,西藏和云南原本就是高原,让一种高山野花在高原园林开放,可能相对容易一些。而当我听到北京植物园成功地栽培出绿绒蒿的消息,内心还是掀起了欣喜的微澜。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比如我所居住的城市西宁,是青藏高原最大的城市,是否有朝一日能够以高山花卉作为城市绿化植物,吸引四方来客,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引进一些毫无地域特色的外来花卉来美化这座高原城市。如此,也可以算是这座城市的一种生态标签吧。绿绒蒿在北京初次绽放,这是她首次在平原陆地栽培成功,相对于北京,西宁的自然环境应该更能够让绿绒蒿盛开起来。或许,这才是绿绒蒿的今生,抑或,是她的未来。


原刊于《青年文学》2022年第9期(责任编辑:李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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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仁青,1967年生,汉、藏双语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和出版多部原创、翻译作品。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