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喜马拉雅》、《盐程万里》、《色戒》、《旅行者与魔术师》等国外新近有关藏族文化的电影作品为研究对象,结合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分析了藏文化意象在这些电影作品中的“刻板印象”。

      文章认为,当代藏文化电影作品延续了过去西方白人文化的“香格里拉”印象,在现代文化的“他者”之维上,继续加强了藏文化作为文化另类的形象塑造。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在藏族文化认同方面有双重影响:促进了藏文化的传播,同时又形成了藏文化未来发展的障碍

      [关键词]外国电影;藏文化;刻板印象;多元文化主义

      在一般观众的心目中,西藏是神秘的。在西藏高原的自然神秘之外,西藏作为文化的神秘,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外界对其知之甚少的缘故。这种知之甚少,是由于交流的缺乏。而交流的缺乏有种种原因,比如交通困难、语言障碍、保守主义等。有趣的是,这种种交流的障碍却并没有阻碍藏文化对人的吸引力,反而大大加强了藏文化的魅力。而在这魅力之中,很大一部分是西藏高原之高远激发起来的异文化想象。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格里拉”概念的形成和广泛流传。

      香格里拉,作为地方存在与否,至今并没有定论。比较有根据的说法是,先有美国的瑞士籍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于20世纪20～30年代在今天云南、四川交界处的盐源、木里、稻城、乡城等青藏高原东南边缘高地的考察,有了洛克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关于“独立的喇嘛王国”的文章,然后,才有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根据洛克的介绍,虚构了《消失的地平线》这部广为流传的小说,为西方读者制造出一个迥然不同于伤痕累累的西方文明的“香格里拉”神话。笔者在这里无意去探究“香格里拉”作为地理存在的究竟。笔者所关心的是“香格里拉”作为藏文化意象的文化意义。

      读过《消失的地平线》的读者,很容易看出来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与真实存在的“香格里拉旅游圈”地区的巨大差异。那个超越了所有民族文明、融合了基督教、儒家、佛教文明优秀品质的“香格里拉”,根本就不存在于这个地球之上。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从根本上就是一种远在藏区之外的西方白人男性文化的单方面“臆想”。但吊诡的是,出自“外国人”的这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居然在今天成为很多藏族地区自身自我标榜的“文化标签”和“文化符号”。文化的异质性、风景的独特性是旅游行业的致命诱惑和生存之根。“香格里拉”作为异质文化符号的魅力和影响力,今天依然明显,它表征着广大非藏族地区普通民众对藏族文化的认识、期待和想象的1957年,印度国家旅游局宣称他们在克什米尔的巴尔蒂斯镇找到了香格里拉;1992年,尼泊尔宣称香格里拉就是本国边陲小镇木斯塘;1997年,中国云南旅游局宣称香格里拉在云南的中甸。

      见《康巴———拉萨人眼中的荒凉边地》[Ｍ],格勒、海帆著,三联书店,2005年,第211页。现在四川的亚丁、稻城和木里也都自称是香格里拉。 基本模式。这种基本模式,用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霍米芭芭的术语来说,就是“刻板印象(ｓｔｅｒｅｏ ｔｙｐｅ)”。“刻板印象”的形成、交流信息量的短缺、信息的不对称和现代社会对异质文化的浓烈兴趣是主要原因。“刻板印象”因为其方便快捷,适合接受群体对文化“他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的心理预期,很容易被文化市场看中,继续作为文化呈现的主要路径。对于被赋予了“刻板印象”的民族文化来说,“刻板印象”乍一看起来也是可以利用的,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外界(ｏｕｔｓｉｄｅｒ)对原先封闭状态的民族文化的了解。但是,借助“刻板印象”的广泛流传而形成的民族文化意象,也很容易因为这种简单化而扭曲变形,固化民族文化身份中的非本质成分,进而在未来的文化时空中,限制民族文化本身的发展,也阻碍民族文化知识分子自由地展现自我文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全球性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入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展开,外界进入西藏等藏文化地区的门槛进一步降低,民众了解藏文化的兴趣也陡然高涨,从而最终形成了文化市场上藏文化产品的明显需求。与之相适应,就是藏文化产品生产的增长。这些涌现出来的文化产品,有出自民族文化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展现,也有来自外界的观察和“凝视”。而文化产品对市场不可摆脱的生存依赖,则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不得不看重作为文化消费者、接受者的欲望和需要。同理,由“香格里拉”而产生的藏文化“刻板印象”的广泛流传便反过来再次影响了当代藏文化意象的制造和传播。我们这里具体一些,集中讨论当代国外电影中的藏文化意象。具体的案例,包括《喜马拉雅》、《盐城万里》、《色戒》、《旅行者与魔术师》、《小活佛》等当代各国的电影产品。总体而言,当代国外电影沿袭了“香格里拉”式的藏文化意象的封闭性、异质性、超越性,有些微的变化,但“刻板印象”的范式性特征仍然相当明显。 一、封闭存在 不论是作为行政区划的西藏,还是作为地缘文化概念的藏区,从来都不可能是绝对封闭的,而总是处于某种程度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共在之中。随着全球化而来的交流的加速,藏文化的封闭更日益变得不可能。当然,全球化有全球化的问题,由全球化而带来的文化同质化、雷同化的危机,使得相当多的第三世界、乃至某些第二世界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抵制以美国为代表的单一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和复制。但当这些民族知识分子和文化生产者格外关注文化碰撞和交流的阵痛时,有关藏族文化的电影艺术却被奇怪地搁置在了交流前的封闭状态之中。

      电影《喜马拉雅》是当代著名法国电影人雅克·贝汉(ＪａｃｑｕｅｓＰｅｒｒｉｎ)的“天、地、人三部曲”中的“人部”,①讲述的是一次牦牛运盐的长征途中藏族村落首领换代的故事,依靠独特的题材和绝佳的摄影、配乐在2000年获得了西方影坛的多种奖项。电影的拍摄地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一个叫多波的藏族村寨,在行政上隶属尼泊尔,但对于许多连日本和中国人都分不清的普通西方观众而言,展现在这部气势恢宏的电影中的藏族村寨和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峰,就是藏文化的典型代表,更何况英文中的“Ｔｉｂｅｔ”根本就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异常模糊的概念,不讲中国的西藏和尼泊尔的藏人之区别的。这部纪录片性质的电影,展现给观众的是一个高山藏族村寨的居民为了生计而在艰难的自然条件下用牦牛跋山涉水以盐巴换取过冬小麦的故事,整个电影风光奇特、摄影奇美、音乐优雅、人物性格单纯,故事简单而又有惊险插曲,被认为具有史诗品格。当然,电影中的藏族村寨不再是当年的“香格里拉”,故事里面没有从失事飞机上掉落在藏寨的西方白种男性,也就没有现代的西方白种男性在藏寨时空倒错的惊讶。但是,影片中的故事、人物性格与摄像机镜头中的高原风光一样,依然有着惊人的、单纯的魅力。而这种魅力和“香格里拉”类似,依然来自于文化的封闭和自在存在,并暗合了法国浪漫主义的鼻祖卢梭之“高贵野蛮人”的概念。

      电影中的藏寨和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更没73“天、地、人三部曲”是雅克·贝汉监制出品,分别为《迁徙的鸟》、《点虫虫》、《喜马拉雅》,他本人亲自出任《迁徙的鸟》的导演,电影《喜马拉雅》又名《ｃａｒａｖａｎ》,导演是法国人ＥｒｉｃＶａｌｌｉ,由法国、尼泊尔、瑞士和英国四国合拍,1999年出品,2000年获得年度凯撒电影节最佳摄影和最佳音乐两项大奖,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有现代文明的任何痕迹。然而,这种所谓纯粹的“原生态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人工产品,是当代西方电影人用最现代化的电影设备制作出来的原始文化景观。电影中的人物都说当地的藏语,演员也是自己演自己,如老村长霆雷本来也就是那个村寨的村长头人。牦牛队长途跋涉以盐换麦也是当地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之一。这部纪录片性质的电影当然有它的现实基础。但是,这种“实录”中包含着人为的添加和去除。笔者这里不是说电影的拍摄和剪辑的技术手段问题,而是文化展现的“制作”问题。老村长本人在与摄制组相当长时间内的交流过程中,认识到了电影的力量,同意他们拍摄自己村寨的驮队生活。而剧中饰演孙儿的小演员帕桑,在加德满都受过英文教育,他甚至在演出过程中用英文与摄制组讨价还价。但这些外界文化影响的痕迹,都被摄制组刻意抹去了。而且,电影故事的主线牦牛队的艰难跋涉的目的,本身也是一种经济交流的活动,但交流目的地在电影故事中的省略,最终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藏寨文化封闭孤立的印象。《ＴｈｅＳａｌｔＭｅｎｏｆＴｉｂｅｔ》,中文名字叫《盐程万里》,是另外一部关于藏族人运盐生活的纪录性质电影。

      导演是ＵｌｒｉｋｅＫｏｃｈ,1998年德国出品,获得西班牙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贝壳奖、韩国釜山电影节最佳艺术创意奖等各种奖项。记录电影的特点在于实录,但纪录电影的生命却在于所实录的对象的独特性上。《盐程万里》赖以成名的并非纪录手段,而是它所记录的藏族运盐人独特的生活。这部电影选取在藏区几近绝迹的盐民生活作为对象,他们念经、祷告、做仪式,在制盐、运盐中说外面人根本听不懂的“盐语”,奠定了纪录片成功的必备要素。问题在于它的剪辑、解说和文化象征的选择上。高原区域的运盐尽管独特,但作为电影来说,还要求艺术性要素,似乎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导演刻意把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唱段,穿插在运盐活动的推进当中。当局部的运盐生活与作为藏族文化象征物的《格萨尔》唱诗交织起来后,这种运盐的行为便在对藏族了解不多的西方观众心目中也升格为藏文化的代表。这样,运盐活动的衰微在某种意义上便成了藏文化整体的危险处境的集中表达。尤其是当摄像机的镜头偶尔对准牦牛运盐队旁边巨大的汽车车辙时,现代化的汽车运盐所呈现的也就不再是藏族文化的当代发展或者进步,而是变成了威胁藏文化纯然存在的破坏性力量。篇末解说词更是明确地把牦牛运盐方式理解为藏文化的民族传统,而盐民用牦牛运盐这一劳作方式在机械化运盐迅速发展影响下的式微,则被解释成整个藏族传统文化在别种文化影响下的濒危。而当解说词当中出现“国家”、“自由”等政治性概念时,这一纪录片制作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和单一民族文化独立自治的思想已经昭然若揭了。在《喜马拉雅》中,藏寨的封闭性存在,还有电影“天、地、人”三部曲系列特征的要求作为其艺术修饰的借口,《盐程万里》中藏文化的封闭意象,却明摆着不是出自追求“香格里拉”的浪漫主义冲动,而是直接有着文化独立的明显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