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藏学研究发生变化的根源和动力
中国藏学家、活佛代表团访美受热烈欢迎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藏学出现令人注目的新的变化，是时代特征在美国藏学研究中的体现：宏观上，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国际藏学发展演变的结果；中观上，是波澜壮阔的中美关系在美国藏学研究中的反映，并且打上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烙印；微观上，美国藏学的新动向既与美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又是美国的涉藏因素和“藏独”在美国活动的反映。
（一）政治动力－－西藏问题的促进
1、美国因素――藏学研究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国家，其学术研究与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以哈佛大学的中国学为例，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是经世致用，中国学研究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积极为促进美中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出谋划策。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美国与中国在国家利益和发展战略上存在对立，美国企图利用西藏问题肢解中国，大力支持达赖集团的“藏独”活动，导致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这从政治上促进了美国的藏学研究。
2、中国因素――美中关系的变化对藏学研究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对外开放，被西方人称为“香格里拉”的西藏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西方藏学家能够进入西藏进行实地调查，美国藏学家戈尔斯坦成为进藏调查的第一位藏学家，这对美国的藏学研究起了积极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了解和认识中国成为西方学者的一大愿望，研究中国的西藏政策成为美国藏学家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这从客观上推动了美国的藏学研究。次仁夏嘉在《龙蟠雪域》一书中抱怨，西方学者对1950年代以来的西藏不屑一顾的局面，认为不是学术，这种局面现在正在改变。
3、国际因素――西藏问题国际化对美国藏学的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既是美国政界、学术界和传媒推动的结果，又推动了美国学者、官员、传媒和民众对西藏、西藏问题、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的关注，反过来又促进了美国藏学的发展。
（二）宗教动力－－藏传佛教的推动
藏族高僧的传教活动对美国藏学的推动。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一批活佛从印度或欧洲辗转到达美国（格西旺杰1955年，达塘活佛 1969年，曲嘉仲巴活佛 1970年，噶鲁活佛 1971年，都钧活佛1972年，十六世噶玛巴1974年，达赖喇嘛1979年）藏传佛教在美国得到传播和发展，从而推动了美国的藏学研究。首先，活佛高僧本身就是藏学专家；其次，藏族高僧将一批珍贵的藏文典籍带到了美国，丰富了美国的藏学文库；第三，部分活佛高僧受聘于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推动了美国的藏学研究；第四，部分高僧在美国建立传教中心，对美国藏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五，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活动和影响，推动了美国的藏传佛教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藏传佛教通过三条途径西渐：一是流亡藏人聚居区，7万多藏人于1959年流亡印度和尼泊尔后，60年代在当地建立了一套自治的学校制度，并仿照西藏的原样建立了三大寺、上下密院、楚普寺和萨迦寺等，使藏语文、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得以传承，为藏传佛教西渐奠定了基础。二是南亚地区，印度北部的西藏文化圈以及尼泊尔、锡金和不丹。三是佛教传播到西方。流亡藏人初到西方的目的并不是传教，而是作为政治流亡者、难民，或作为大学教授或研究人员，到西方的喇嘛，最初在西方大学里学习，如转世喇嘛曲嘉仲巴活佛和索嘉活佛，他们后来都是藏传佛教西渐（在西方传播）的重要人物。佛教教义的传播需要五个条件：完善的佛教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佛教经典的翻译，博学的活佛和喇嘛，多功能的佛教寺院，古今结合的传播方式。1960年代以来，美国的藏传佛教已具备了上述条件，藏族高僧通过举办法会、翻译佛教经典、开办佛学讲座、四处游方弘法、出版发行藏传佛教经典、创办刊物、建立网站等方式，使藏传佛教在美国得到广泛传播。
（三）文化动力——学术和传媒的作用
1、学术交流的活力。美国藏学渊源于欧洲藏学，并在与欧洲和中国等藏学界的学术交流中发展。近年来，美国的国际藏学交流日趋频繁，走出去，请进来的活动增多，这既加强了美国藏学界与中国和欧洲藏学界的联系，又为美国藏学注入了活力。
2、传媒的作用。美国的传媒对美国藏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现代传媒主要有书报刊、广播影视、出版社、声像、互联网等，美国与西藏有关的传媒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非西藏传媒，如美国的三大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国会图书馆，好莱坞，CNN，Yahoo等；另一类是西藏传媒，如波士顿的香巴拉出版社和智慧出版社，纽约上州伊塔卡的雪狮出版社，加州伯克利的达磨出版社，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博物馆；“美国之音”藏语部，“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怀俄明州杰克逊的TIN美国分部等。第一类传媒的对西藏的反映（“西藏观” ），对美国藏学的发展起到了间接的推动作用；第二类传媒则直接促进了美国藏学的发展。
（四）经济动力——谋生的手段
在美国，藏学一般都附属于各大学的系、所或其他研究机构，几乎没有专门的藏学机构，因而美国的藏学家只有少数是专业的，多数是兼职的，即藏学只是其职业或工作的一部分，还有部分是业余的。有的人将藏学研究作为职业，成为“职业藏学家”；有的人将藏学研究作为谋生的手段，成为“业余藏学家”；有的人将藏学研究作为文化产业，如影视、声像、报刊、出版社等传媒，成为“藏学同好”。正是这种职业、兴趣或同好的取向，促进了美国藏学的发展和变化。
（五）人的因素——学者的贡献
美国藏学的发展和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在美国生活、旅居或游学的各类人物的知识和智慧形成的合力。一是美国藏学家（“西藏通” ）的贡献。如金·史密斯，霍普金斯，罗伯特·瑟曼，范德康，杰妮特·嘉措等，他们长期致力于西藏研究，对美国藏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藏族学者的智慧。旅居美国的藏族藏学家对美国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国际知名者有：被小罗贝兹称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藏学大师的格西旺杰，西雅图华盛顿的德雄活佛、索康·旺钦格勒和孜本夏格巴，哈佛大学的顿珠活佛，哥伦比亚大学的土登尼玛教授，弗吉尼亚大学的格西索巴等。美国藏学家，如金·史密斯、霍普金斯、瑟曼、戈尔斯坦、范德康、杰妮特·嘉措等，之所以成名，很重要的因素是藏族学者将自己的智慧无私地奉献给了他们，这是国际藏学界的共识。三是美国藏人的作用。据1994年统计，美国藏人合计1970人，加上1992年新来的移民和在美国就读的学生，美国藏人总数大约3000多人。（Tibetan Review，October 1994）由于地理环境等条件的限制，美国藏学家不易进入藏区考察和研究，因而美国的藏人和藏人聚居区就成了其研究对象；来自中国各个藏区的藏人的现生说法，成为美国藏学家了解和认识藏族文化、藏传佛教和西藏问题的第一手材料；美国藏人既是美国学者进入藏学殿堂的启蒙者，又是研究藏族历史和现状的合作对象。四是中国藏学家的推动。中国是藏学的故乡，中国藏汉学者的藏学研究是美国藏学的源头活水；中国藏汉学者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合作研究、进修考察、开会和留学，必然会推动美国藏学的发展。五是美国的中国学家和东亚学家对西藏的关注。近年来，由于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加剧，美国的一些中国学家和亚洲研究专家也开始关注西藏问题，他们虽然对西藏知之甚少，但是却不惜花费人力和财力将各国藏学家团聚在一起，研讨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以哈佛大学为例，该校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神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等机构，从前几乎不涉足西藏研究领域，近年也通过邀请访问学者（如陈庆英、降边嘉措、达瓦诺布等）、召开学术会议（2002年1月和4月）等，将国外藏学专家请到哈佛大学来研讨。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对西藏问题和藏学也十分关注，不仅召开有关西藏的学术研讨会，还邀请国际知名的藏族学者土登尼玛到校坐镇，作高级研究顾问。藏学界以外的学者对西藏的关注，壮大了美国藏学研究的声势。
需要指出的是，在揭示美国藏学研究取得新进展、发生新变化的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美国藏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如1995年康乃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金轭－－佛教西藏的法律宇宙学》（The Golden Yoke: The Legal Cosmology of Buddhist Tibet），部头很大，是耶鲁大学的女学者弗伦齐（Rebecca Redwood French）撰写的，但却是一本错误百出的书，出版之后受到国际藏学界的严厉遣责。这个典型的个案说明，美国藏学界也是良莠不齐的。并且，由于过分强调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和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造成美国学者重近现代而轻古代，重美国而轻别国的倾向；由于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迥异，许多美国学者在研究西藏时不自觉地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加上中美在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美国藏学研究者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和种族优越感的束缚，难以消除文化隔膜，难以冷静地进入中国的史境，不能理性地对待西藏研究，轻视中国藏学研究成果，这些因素制约着美国学者学术水平的提高，阻碍了美国藏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