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藏学是美国藏学的缩影
2001年2月和2002年1－2月，笔者应哈佛大学之邀，两次赴美参加藏学研讨会，并在美国东部、中西部和东部进行学术考察，增加了对美国藏学研究的感性认识。现结合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评述美国藏学研究的新进展和新趋势，以飨同好，并就教于方家。与欧洲藏学相比，美国藏学是“后起之秀”，但是有后来居上之势。因此，以美国藏学为研究个案，可以窥见西方藏学的动向和国外藏学前沿之一斑。
一、 美国藏学研究之路
（一）国外藏学研究的三次高潮
美国藏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国外藏学、尤其是欧洲藏学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国外藏学从产生至今，出现过三次高潮。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人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oros）出版《藏英词典》和《藏文文法》等，开国际藏学的先河，被誉为西方藏学的鼻祖，成为西方藏学诞生的标志。1904年，英国殖民主义军官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率军侵入拉萨，用枪炮打开了西藏的大门，为西方探险家、旅行家和学者进入西藏扫除了障碍；1906－1908年，英国的斯坦因（A.Stein）和法国的伯希和（P.Pelliot）从敦煌千佛洞盗走了大批珍贵的古藏文手稿和写本，为西方学者的藏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而掀起了国外藏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藏区和藏族在西方逐渐成为专门之学，到20世纪中叶，以法国巴考（J.Bacot）等人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和意大利图齐（G.Tucci）的《西藏画卷》为代表的藏学名著的问世，标志着西方藏学的形成。1959年西藏叛乱失败后，达赖集团逃亡印度，大批藏人流亡国外，并带走了大量藏文文献、档案和文物。一方面，达赖喇嘛在印度建立的流亡政府建立机构、创办刊物、整理和翻译出版藏文典籍；另一方面，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西方财团的资助下，英、美、法、意、德、日等国用钱购买藏人的智力和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献，各大学和研究部门相继成立藏学研究机构，并聘请流亡藏人进行协作研究，各国学者充分利用这些珍贵的藏学资料开展研究，并到锡金、尼泊尔、印度等国外藏人聚居区进行实地考察、搜集藏文文献和藏族文物，撰写出版了一大批藏学论著，掀起了国外藏学的第二个高潮。20世纪60－70年代，“冷战的孤儿”。1978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大门也向外国学者敞开，各国藏学研究者进入藏区进行实地考察，中国藏学家到国外讲学、开会和进行合作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国外藏学研究；藏学与国际政治斗争的关系日益密切，“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与国外藏学纠缠在一起，“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加剧，使国外藏学出现了第三次高潮。
（二）美国藏学的三个发展阶段
20世纪至今，美国藏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以前），对藏区的接触和初步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前，外交官兼学者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著有《喇嘛之国》、《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与清朝的关系》和《1891－1892年蒙藏旅行日记》、《法集要颂经（Udanavarga）――佛教大藏经偈颂选集》、《佛陀的生平与他的指示、仪式的早期历史――来自甘珠尔和丹珠尔的藏文作品》等。1942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费迪南·雷森（Ferdinand Lessing）出版《雍和宫：北京喇嘛庙的一个肖像研究――喇嘛教神学和教派、崇拜考》；后来，他与阿勒克斯·韦曼（Alex Wayman）合作，对一部重要的格鲁派密宗经典的德格版译本《的佛教密宗根本》进行了对勘。博物学家兼探险家洛克（J.F.Rock），其代表作《中国西南部的纳西古王国》（1947年）涉及藏学。1942年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之孙伊利亚·托尔斯泰（Illiot Tolstoy）和探险家布鲁克·多兰（Brook Dolan）进藏，1949年5月，托玛斯父子入藏。第二阶段（1950－70年代），政治上直接插手西藏事务，学术上开始真正研究，对西藏有了初步认识。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后，达赖喇嘛及大批藏人流亡国外。美国一方面对中国的内政进行粗暴的干涉，一方面积极支持西藏研究，在流亡藏人的协助下，设立了一批西藏研究机构。流亡藏人带走了一批藏文档案、典籍和文物，后来一些人经由印度或欧洲辗转前往美国讲学或定居，为美国的藏学研究提供了方便，藏语和藏传佛教课程得以在美国的许多大学开设，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藏学研究，加深了美国学者对西藏的了解和认识。这个阶段以1972年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为界标，可分为两个阶段：1959－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1973－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60－7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变化，美苏关系缓和、中苏分裂、越战失败的震荡、中美关系正常化，政治上西藏成为“冷战的孤儿”，但是在学术上美国政府依然支持中国研究，当然也包括西藏研究。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两国的政治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对外开放，美国学者不能进入藏区，因而其对西藏的认识和藏学研究并未发生大的变化。第三阶段（1978年以来），美国藏学研究兴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中美建交，进入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美国学者可以自由进入西藏进行实地考察，或与中国藏学同行进行交流，这为美国学者认识和研究西藏提供了机遇和条件，美国学者对西藏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1989年以后，东欧发生巨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客观上取得了冷战的胜利，世界逐渐形成一超多极格局，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发生“六·四风波”后，中美关系恶化，美国不仅从经济上制裁中国，而且在政治上利用人权、民主等手段压制中国。这样的国际形势，对美国学者研究和认识西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国人第一次可以深入西藏进行实地考察，美国人对西藏的认识逐步深入，美国学者开始对西藏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美国藏学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国外藏学的发源地欧洲。
经过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近100年对西藏的接触、了解、认识和研究，美国学者对西藏的认识基本定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和鲜明特色的“西藏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