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兼谈甘丹寺、哲蚌寺嘉绒“康参”
摘要：康参是提藏传佛教中由寺中同乡僧人和寺院共同参与，自然形式的一个个单独的地域性组织。但是，长期受学界冷落，几近无人涉足。由此，本文以1959年以前的嘉绒康参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地域性特点，为今后专题研究做一点基础性整理工作。
关键词：寺院；制度；嘉绒；康参；地域性
康参(khams—tshan)是西藏三大寺内部组织制度中除了措钦(tshogs—chen)、札仓(gary—tshang)之外的第三级基层组织，大的康参还设有米参(mi—tshan)。康参、米参是由寺中同乡僧人和寺院共同参与，自然演化的一个个单独的地域性组织，是寺院中极为精妙与高效的一个微观组织。它通过寺规与乡土观念的整合，管理着地方僧人的日常生活、学习、财务、交往和康参的修缮等事宜。它是出家人的家舍，是小沙弥的学经基地，也是老年僧侣的福利院。这一层面的组织为寺规的执行，良性的学经竞争氛围的形成，经论人才的储备以及格鲁派教区的拓展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关于康参有许多内容值得探讨，比如入寺的程序、承担的杂役、学修的过程等等，但本文只对康参具有地域色彩的特点予以关注。笔者以嘉绒康参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僧源分布、各地方言、地方神的祭祀，以及“地方性”僧才的盛产四个方面来提炼嘉绒康参的乡土原色，为考察作为先决条件的地缘性与康参组织运行效率之间的关系做一些基础工作。
三、从祭神行为看嘉绒“康参”的地域性
色拉寺公共法规规定：“护法神亦如过去，只有札仓公认的神应崇敬供奉，其余康参、米参、山间小寺等不可每人供奉一位鬼神。同时，亦不可在僧舍屋顶立放香罐和树立经幡等。也不能修建地方神的居所等”。[10](p123)但是，据阿旺措成老师和森嘎·土登尼玛活佛所告知，嘉绒地方神“嘉尔摩墨尔多”是在拉萨三大寺和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得到了认可的，系获准在康参里煨桑祭祀的世间神灵。此外，目前在嘉绒本地还留存一种说法。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曾为此神著有祭文，四世班禅大师罗桑确吉坚赞也曾为此神绘过唐卡，并著有颂辞等等，未见依据，待考。
色拉寺麦札仓经堂北侧最西边是护法神殿，主供札仓不共护法神“特沃”。殿中还供奉有六臂大黑天、十三面大威德等本尊。其中的“特沃”系世间神系统。“特”就是佛陀的简称，“沃”是下面的意思。这个护法的来源是他原来居住在一座寺院里，这座寺院有一尊佛像，而他就住在佛像的下面，所以就得了“特沃”的名字。色拉麦札仓的护法置身殿堂内的神龛中，龛门两侧站立红、绿瑜伽师各一个。色拉寺嘉绒康参的主供本尊为无上瑜伽父续的大威德金刚，其左侧供有护法“特沃”骑野驴像一尊，其右侧供有吉祥天母一尊。需要说明的是，在苯教中吉祥天母即“斯巴杰姆”，她是在雍忠苯教所有母系护法类的首领。她是所有雍中苯教里的不供护法，是一位遣除障碍的护法神，以其忿怒的方式来转化负面能量，从而利益一切有众生。
恰巧，在嘉绒民间口碑中，“拉钦嘉尔摩墨尔多”神山是“大力女神嘉尔摩的圣山和地方神墨尔多的居所”。[11](p13)这个久远的传说与“斯巴杰姆”信仰相关。也与象雄最为古老墨氏王族的后人在青藏高原西部遭遇吐蕃兴起后的冲击，迁徙至嘉绒有关。可能是墨氏王族祖先崇拜的存证。其周围有三座生神神山(分别是鄂克什生神，古藏语sku—lha的发音即“斯古拉”，后来演变成了么妹“四姑娘”的传说，位于今小金县；汗牛生神，位于今小金县；折多生神，位于今康定县南麓)[1](P229)、四部厉妖神山(分别是肖沃年青，萨沃年青；宇朱年青，托沃年青，[1](P229)和六十二座大山，此类诸神被传作是墨尔多山神的伴随。它们共同构成了“嘉尔摩墨尔多”信仰。那么在顺利转化“斯巴杰姆”为吉祥天母之后，“嘉尔摩墨尔多”也在寺院中获得了烟祭的权利。
然而，真正将此“嘉尔摩墨尔多”神山开辟为自然圣境，影响扩大至整个嘉绒，并最终让卫藏承认其地位者为新苯教的代表人物是桑杰岭巴(1705～1735年)。桑杰岭巴与嘉绒土司、民众的共同参与，将墨氏王族祖先升格为了共同的地方神，使得嘉绒拥有了一个超越其他所有地方祖先“私”神的公共神。[12](P379-389)
“嘉尔摩墨尔多”与嘉绒康参的结合，则是地域性组织中的地缘关系对血缘关系的超越。寺院对此神的承认，可以理解为一种对所有嘉绒地区僧源释放友好的信号。就当时而言，此神在嘉绒籍僧伽心目中已具崇高地位，不可撼动，寺院方面做出妥协实为上策。
旧时三大寺嘉绒康参的负责僧人会经常煨桑烟祭墨尔多山神。在祭文中有求福禳灾内容，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便是祈求僧源广进(随着安多地区广建诸多格鲁派讲修院导致卫藏僧源减少)。由于在寺院内部，僧院、康参、米参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为了胜出，他们都会利用各自的渠道实施不断扩充僧众的策略。嘉绒康参又以辈出政教人才而著称，康参期望不断有新人加入而保持这种优势。由此，康参的祭祀仪式可以被理解为这种信心和凝聚力的一种强化。
四、从僧才看嘉绒“康参”的地域性
三大寺院嘉绒康参先后出了八个甘登赤巴，诸多札仓堪布(法台)。如果计上那些被寺院派驻其他格鲁派诸寺的堪布，以及那些选择幽静山洞修行的高僧，500年间三大寺院嘉绒康参培养僧才无数。这自然得力于寺院各级组织的高效运转。其间，康参则充分发挥了作为文化中心与和边缘地带嫁接的介质作用。
(一)嘉绒籍七位甘丹寺法台
如果一个普通僧人想到达格鲁派最高法座——甘丹寺的赤巴(法台)位置，必须具备已考取“拉让巴”格西的资格，另外还必须进入上下密宗院修习密宗，取得密宗“阿让巴”学位，然后担任一年或半年执法僧，三年领颂师、三年法台，再转为堪苏(卸任法台)。若为上密院的堪苏就等待甘丹寺夏孜札仓(东院)法台的位置，若为下密院的堪苏就等待甘丹寺绛孜札仓(北院)法台的位置，然后甘丹赤巴这个职位依次由夏孜和绛孜的候补人轮流交替递补担任。任期七年，期满卸任。
1、色拉寺嘉绒康参的三位甘丹寺法台：第七十四任琼绒·洛桑伦珠(1843-1846年在任)，1782年诞生嘉绒上部的卓克基，曾经担任十一世达赖喇嘛克珠嘉措的经师[13](p166)；第八十三任强秋南喀(1886—1890年在任)，出生年月不详，出生地也只知属于嘉绒地区[14](p385)；第八十四任洛桑措成(1890—1896年在任)，诞生于卓克基。[14](p386)
2、哲蚌寺嘉绒康参的四位甘丹寺法台：第六十三任卓囊·洛桑木龙(1785—1793年在任)，1729年生于嘉绒卓囊地区；[14](p377)第七十六任洛桑钦绕旺秋(1853-1859年在任)，出生年月不详，出生地为康定一带，曾经担任十二世达赖喇嘛赤列嘉措的经师、摄政，1865年赐德竹呼图克图称号[7](P47)；第七十八任嘉样丹木曲(1867一l873年在任)，出生年月不详，出生地嘉绒，其灵塔设在南无寺；第八十二任益西群培(1880--1886年在任)，生于康定。[14](p385)
(二)派驻到格鲁派分寺的主持
西藏的三大寺培养了大量的嘉绒籍经论人才，他们被派驻到了格鲁派诸寺去担当法台，主持闻思院教务事业。据《安多政教史》记载，历史上出现了大量的嘉绒高僧，有关他们的僧源所属问题，基本与上述惯例一致，或者由于出生地记录不详，无法证伪。比如“担任下密院堪布嘉绒洛赛林僧人洛桑搓成、索南雅人(属小金，作者注)洛赛林札仓僧人嘉措丹达、洛赛林札仓僧人嘉样丹曲；担任色拉寺杰札仓堪布洛桑西绕；担任色拉寺麦札仓堪布索朗达杰、洛桑丹曲、洛桑班丹；担任(隆务地区，作者注)萨迦派俄尔·艾旺寺堪布的康定人措成伦珠；担任哲蚌寺嘉瓦札仓堪布的卓囊人洛桑顿竹；担任帕邦喀堪布、下密院卸任堪布旦增桑布；担任泰宁寺堪布的色拉麦格西下密院僧人阿旺嘉措……又都是加卡人(指理县，作者注)”，[5](P778)等等。他们的成就，提升了康参在嘉绒乃至藏区的影响，吸引着更多的同乡来三大寺求学。．
(三)例外
1、少数“打破”嘉绒康参僧源分布惯例者
一般僧源都会遵循入寺的规则，但是，也有打破上述僧源所属惯例者。譬如，担任过“上密院堪布的小金人色拉寺麦札仓的僧人嘉样赤列”，[5](p778)以及，羌北“索赞丹寺堪布僧各宗人(属赞拉，作者注)色拉寺麦札仓的僧人嘉样桑旦，他还担任过芒康波沃寺及后藏强巴林寺的法台”。[5](p778)照例，他们都是哲蚌寺僧源。相反，“担任泰宁寺堪布的……洛赛林僧人下密院强曲门龙”，[5](p778)由于是加卡人，属于色拉寺僧源。
正是这些“非正式”的嘉绒籍僧人的存在，为“正式”渠道进入色拉寺的嘉绒籍僧人赢得了一个在寺内特别的优待。一般僧人在色拉寺大经堂入座时，需按照资历入座。除了两大僧院分东西入座之外，没有其他的分别。但是，嘉绒康参的僧人有一个专座区。这是在1791年在抗击廓尔喀人侵者时，来自小金的嘉绒将士在山地战中表现优异，护教护国有功，寺院方优待嘉绒籍僧侣，间接褒奖嘉绒将士所设形成的一个惯例。当时荣归的嘉绒的将士们为杀生行为进行了忏悔仪式。他们中的部分人员选择放下屠刀，受戒，遁入空门。他们当年所使用过的盔甲、盾牌、刀剑、火枪等目前都搁置在拉萨东郊拉莫寺大梵天护法殿内的椽子之上。该寺梵天降神者影响较大，系噶夏政府咨请的对象之一。
2、非嘉绒籍贯的高僧
(1)第二十二任甘丹寺法台旦巴塔杰
关于克珠旦巴塔杰(1565-1568在任)是否嘉绒籍贯一直存在争议。东嘎大师认为他是1493年生于澎波龙须卫纳(今林周县境内)，为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授近圆戒的羯磨师。编写了色拉麦扎仓的教程，嘉绒地区的一些格鲁派寺院采用的就是他编写的中观、般若等科教材。[14](p358)
(2)帕绷喀
帕绷喀德钦宁波(1878—1941)大师是上个世纪弘法事业最广大的高僧。大师有四大弟子，即达札仁布钦、铃仁布钦、赤江仁布钦及康萨仁布钦。康萨仁布钦的弟子中有一位汉僧法号“能海”。他后来把格鲁派教法带到汉地，摄受了无数僧俗弟子，由他建立的道场多不胜数，甚至在今天，在成都、北京、上海、浙江、山西五台山等地仍有很多他的再传弟子。
7岁时，一世帕绷喀随父母来朝拜萨巴仁布钦(嘉绒人)时，被指出是章嘉国师的化身，但因时局，便确认大师为帕绷喀寺方丈之转世。又命他人色拉寺嘉绒康参出家。在西藏寺院传统中，僧堂长老必须照顾其徒的生活所需，而长期照顾一位转世者则更需巨额的金钱。由于大师家境并不富裕，僧堂中的其他长老不敢收这位转世者为徒，只有一位住色拉寺嘉绒僧堂的大藏寺老僧肯承担此任，大师便就此入了色拉寺，与寺中来自大藏寺的学僧共同生活。由于这种关系，大师虽未到过大藏寺，但被视同该寺僧源。
一世帕绷喀的转世，依照活佛入康参的惯例，自然进入色拉寺嘉绒康参，成为一名“大藏寺”学僧，不幸在年青时就圆寂。第三世帕绷喀情况也基本相似。
(3)降央伦珠
降央伦珠(1853-1921)生于江西计安府，两岁时随做官的父亲来到了康定，被认做拉姆孜寺的活佛。8岁时，随着一位色拉寺嘉绒康参的募化者一起来到了色拉寺学修，后来考上了格西。十一世达赖喇嘛说他是汉族里出的第一个格西，特赐堪布名号。他先后担任了安雀寺和拉姆孜寺的法台，人称江西格西。[7](P46)
即使不考虑籍贯因素，活佛进入三大寺，一般都会仿效第一世活佛求法路径。[7](P46)照此，降央伦珠活佛本应去哲蚌寺嘉绒康参报到，但因与这募化者不期而遇的因缘，又去了色拉寺修学。
此类“反常”现象意味着僧人在选择不同寺院的康参时的主观灵动性。这和僧人的机缘相关，跟他上师曾经的求学路径相关，跟地方寺院的某位破例者的影响相关，或者跟去拉萨求经路上的巧遇和三大寺康参管事的接纳与否相关。总之，虽有惯例，但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相对于活佛而言，由于不影响原有利益格局，一般僧人在选择康参方面更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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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2010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西藏社会救助制度研究(1900—1959)”(10SZYZJ19)阶段性成果；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硕士点建设经费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旦增遵珠(1973一)，男(藏族)，博士，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与公共政策。
原刊于《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第22卷第144期），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