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众所周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前提下,产生了另一个概念,即信息化社会(或时代)。信息化社会(或时代)最鲜明的特征是大众传播媒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充斥着很多传统的媒介与文化形态的存在。因此,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我们不能不面临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信息化不可阻挡的潮流下,独具特色的文化能否得到保持?藏语文是藏民族精神的外在体现,也是交际工具,又是文化载体,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影视文化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与形式之一有其独特的覆盖面与包容性,毫无疑问能够正确地利用影视文化,那么藏语文的生存与发展,继承与传播将得到大大的保障,这也是我写关于加强藏语文与影视文化接轨的重要性这一论文的初衷。

摘要

二十一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整个人类步入信息化时代。在信息化时代里大众传播和各种媒介的作用下,人类各族群和文明之间正在发生着大规模的碰撞与融合。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些处于弱势地位的族群和他们的文化受到冲击。藏语文作为藏民族精神的外在体现,交际工具,也是文化载体,在外来文明的冲击下,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影视文化作为信息化社会的产物之一,借助娱乐和传播、消遣和艺术等方面特有的文化功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普及,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信息技术的革命,影视文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独具特色的综合性文化产业。正确利用影视文化,有利于藏语文的继承和发展。
本文通过时代的背景,现状概述,有利条件,现实意义,应对措施等五个方面,对加强藏语文与影视文化接轨的重要性这一论题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信息化 信息化社会 藏语文 影视文化 接轨


第一章 藏语文与影视文化接轨的时代背景

当今社会上有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是信息化对全人类带来的深远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日渐扩展与不断膨胀当中,作为一种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文化形态,某种意义上讲信息化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新阶段,因此信息化对我们带来的任何正负面的影响我们必须要严谨地思考,以便找到科学的令人鼓舞的应对措施。
根据所见资料,公认"信息化"一词起源于日本,信息化的思想是1963年1月由日本社会学家梅棹忠夫发表的《信息产业化》中首次提出。但有关社会现象,则更早就受西方学者的重视和研究,信息化的概念由1967年日本科学技术与经济研究团体提出,基本看法是今后的人类社会将是一个以信息产业为主的信息化社会。[1]所谓的信息化社会(或时代)其收集、传送、处理、储存、交换和获得信息等方面的快速与便捷的优势,自然促成人类不同族群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大规模的融合与碰撞,因此亿万年以来我们生存在地球上的人们通过大众传播的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因特网),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以至出现全球化这样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管从长远看,还是近期看,毫无疑问的是信息化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都带来了巨大的效益,并且随着电子科技与互联网的发展,这种效益飞速地扩展。根据中国文艺研究员王强在《高科技时代影视艺术价值的几点思考》一文里指出:"仅电子计算机从1954年发明至今,就已进入第六代,计算机速度每6年增加10倍,存储量每6年增加60倍。过去需要两百年才能开发的技术,现在只要一年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完全可以说,最近三十多年来开发的知识、技术、信息的总量相当于以前五千年的总和。"[2]然而信息化社会如同洪水一样,横跨全球每个角落的时候,有些处于弱势地位的族群和他们的民俗与文化传统正受到来自强势文化的挤压与挑战。因此,以信息传播为手段的全区化过程中,我们面临着独具特色的文化能否保持、全球化到底要一元化还是要多元化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那么如何衡量一个族群保持自己特有的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呢?这恐怕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究。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认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3]既然语言学家有这样的认识,那么我们通过人类语言的现状去了解当今人类各族群的命运与文化生态。根据一些学者的估计,公元前全世界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又据英国《展望》月刊1999年11月号载,目前全世界大约有6000种语言,其中一半将在21世纪灭亡,即每两个星期左右就有一种语言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消失。这多数是由运用语言的人数状况所致。美国萨默语言学研究所1999年2月发表的一项调查表明,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会讲的语言共有51种(仅澳大利亚就占28种);有近500种语言的使用者不到100人;有1500种语言的使用者不到1000人,有3000多种语言的使用者不到1万人;有5000种语言的使用者不到10万人。这个统计数字中肯定还有一些不确切的地方,但它足以说明当前世界上的确有不少语言面临着消亡的威胁。因此,2000年国际教科文组织为促进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以及多种化,把每年2月21日定为世界母语日。2004年2月21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桂杰特撰文报道说:"中国的语言大约有120种,根据《濒危语言研究》一书的作者徐世璇说,这120种语言近一般处于衰退状态,有几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如赫哲语,目前能用本族语言交际的只有十几个60岁以上的老人,将稍微能讲一些赫哲语的人也包括在内、最多不超过50人。满语,现在只有100人能够听懂,约有50位老人还可以说。塔塔尔语,塔塔尔族总人口5064人,本族语言使用人口不足1000人,还有仙岛语,是阿昌族一个支系使用的语言,使用人数约100人左右。云南大学方铁教授说,现在基诺族有2-3万人口,目前,这个民族放弃了双语教学,统一用汉语授课。"[4]
自古以来,勤劳、勇敢、智慧的藏族人民生活在青藏高原上,通过自己的双手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大量有形或无形的传统文化与文明史诗。尤其自从公元七世纪吞米桑布扎改创藏文以后,雪域大地上出现了众多博学多才的佛教大师和文人哲士。他们以拯救众生,继承和发展藏民族的文化传统为己任,撰写了大量的哲学、天文、医学、音乐、文学、绘画、建筑等方面的书籍,以至于藏民族把他们的著作当作自己永垂不朽的精神支柱,一代又一代供奉在最神圣的佛堂里,让后人能无尽地享用祖先们创作的文化遗产。因此藏语文作为藏族人民交际的工具,不仅成为本民族赖以生存,增加凝聚力的纽带,更是成了对外世界联系的桥梁。可是面对经济全球化与高科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同汉语和英语相比,藏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这些年来,英语几乎是全世界统-语言,利用因特网和影视方面的绝对优势,在全球范围里大规模普及,加上汉语普通话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增加,有些本来处在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语言更是雪上加霜了。尽管国家有关法律明文规定"少数民族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权利和自由。"可是这样一个法规得不到具体的保护措施,仍然无济于事。从事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汉族语言学家胡书津在《藏族文化语言学》一书里提到:"近几年的双语教育,特别是母语教育工作在某些地区有所反弹、削弱,语言文字的现代化、规划化工作进展缓慢,有的地区甚至止步不前,藏语普通话没有确立,影响着语言交流等等,加之面对一些藏族群众不愿让自己的子女学习本民族语言,藏族青年人也从眼前利益出发(如考试、升学、就业)而忽视母语的学习,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开始怀疑藏语的地位与作用,开始担心藏语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总之,以上种种,影响了藏语的语言文化功能的发挥。"[5]身为一个汉族语言学家对藏语给予如此悲观的点评,让我们从事藏语工作的人或者不懂藏语的同胞更应该有一种危机感,至少我们再也不能麻木不仁了。为了更好地拓展我的思路,我在这里不得不举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例子。2004年4月份,几个用汉语创作的藏族青年诗人和作家在甘肃兰州开通了第一个国家公认的藏人文化网。这个网站的建立毫无疑问具有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它如同一匹骏马,穿梭在信息爆炸的因特网上。可是他们的一个负责人说,过去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因为不懂藏语倍受同胞的排斥,因此常常感到愧疚。数年后的今天,有了藏人文化网后,他说愧疚感多多少少减少了,至少可以用汉语为自己的民族做些事情了。当然对于他个人而言,这个"减少"也许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这个"减少"引用到信息化社会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跟藏语文的生存联系起来的时候,至少说明这样两个问题:其一,我们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接受和传播新的事物的时候,只有借助汉语方能勉强表现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其二,如今我们接触现代化信息设备的时候,不学母语,照样得到族人的尊重。这位藏人文化网负责人本身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没有错,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壮举将载入史册,可是当信息洪水一样泛滥的时候,我们居然不能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母语平台,而且我们只能依靠一个藏人经营的汉语网站,并且希望它能够继承和传播我们的文化,更希望它为我们带来信息化社会的所有好处的时候,我们对此需要冷静而细致的思考。
根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市面上已经出现了美国的Sambthta、Trecc、国内北大方正、同元、华光等十几种藏文文字处理系统的软件,可是各自为了经济利益,在因特网上并没有统一起来。据说国际统一文字编码区域里早有藏语的席位,可是至今没人"鼎力此举"。再说这些都仅仅是藏文文字处理的软件,至今网络上没有应用的藏文平台。因此,在人类信息资源共享的今天,因为藏语尚不能大规模应用在互连网上,严重影响了藏语文的传播与生命。对此,有些专家学者开始呼唤了,譬如,青海师范大学的德熙嘉措等学者在《用藏语信息技术发展藏语文的教育和研究》一文里提到:"尽快建起藏文的网络,传送藏文的信息资源,才能使远程教育网发挥作用。才能把藏文传播到全世界,起到与世界各地的文化、教育和科技的交流变成通畅的信息通道,使藏区得到更多的信息,使藏区的"数字鸿沟"得到控制,推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的发展,使世人得到藏文化的营养。"[6]然而我在这篇论文里真正想要探究的并不是信息化社会更不是网络技术,而是离我们藏族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影视文化。因此,在信息化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一方面藏语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另一方面各种先进的传播媒介也大量地出现了。影视(电影和电视等)文化更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大众传播着知识与信息、娱乐与消遣、艺术与审美,还传播着不同的信仰与不同的价值观念。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影视媒介已经超越了语言文字限制的形声仿真符号系统,在逐步走向统一又充满隔阂的当今世界上,为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人们在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观念、精神诉求上的交流和融会提供了最快速最便捷的平台手段。
因而,通过加强藏语文与影视文化之间的联系,让藏语文跟时代接轨,并且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扩展与延长藏语文的使用价值和文化功能,已经迫在眉睫。

第二章 藏语文与影视文化接轨的现状概论

众所周知,影视文化是人类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所创作的电影电视文化样式,具体来说,影视文化是人类重要的传播样式,也是人类重要的艺术形式和娱乐休闲的方式之一。
在公元17世纪,牛顿首先发现了反映在人的视网膜上的形象不会立即消失这一重要现象。1824年,英国的彼得·马克·罗格特在伦敦公布了他的"视角暂留"理论。所谓"视觉暂留",是人的眼睛观看运动的物象和形象时,每个物象和形象都在消失后继续滞留于视网膜上约不到一秒钟的时间,人眼的这种视角特征,使在人的视网膜上组合出运动的形象有了可能。因此,法国的约瑟夫·尼埃浦斯开始了他的照相术研究。他在1822年拍出了第一张原始的照片,爆光时间长达14小时。以此为基础,1888年美国的乔治·伊斯曼发明了胶卷。而且1894年同发明家爱迪生合作制成了首部"活动电影视镜",当时这种技术已经初步具备了电影拍摄、洗印、放映三个基本元素。但它是把15.24米(50英尺)的凿孔胶片放影在一个大箱子里,一次只能供一个人观看。1895年12月28日,在法国巴黎卡普辛路14号一家大咖啡馆的地下室里,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首次公映了他们用爱迪生发明的"电影视镜"和他们自己发明的"连续摄影机"综合成的"活动电影机"所拍摄的《火车进站》、《水浇园丁》、《婴儿午餐》等11部短片。这一天标志着电影的诞生。这一天距离今天不超过111年。1905年,在北京丰泰照相馆里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影片,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京剧《定军山》片段,这一年距离现在不超过100年。电影诞生一百年以来,从黑白、无声到有声、彩色,又从小银幕到立体电影、宽银幕电影,不断进行着技术上的革新与改造当中。尤其近年以来,高新技术进入电影,以电影的整体观念而言,电影的外在技术形态与内在的艺术处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不断增加与扩大当中。胡智锋在《影视文化导论》一书里提到:"如果说电影建立在现代照相技术、洗印技术(化学工业)等技术基础之上,那么电视则是建立在现代无限电电子技术基础上,诞生电视技术的过程,涉及到电视节目的制作、播控、发射、传送等多个环境。"[7]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在伦敦市郊建立电台,开始定期播出黑白电视节目。根据相关资料,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座电视台,这一天距今只有80年。而中国的第一座电视是1958年5月1日开始试播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距今也只有47年的历史。在这短短的一百年里,作为一种新生的媒体,影视文化影响着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生态。影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影响着我们的观念、信仰、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切事物,难怪有人担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西方,尤其美国的政治与经济的挑战,而是以影视为手段的文化霸权主义的出现。据说在法国有些知识分子竟然提出了"50年后欧洲作为一种文化是否存在"的问题。影视作为一次技术革命,促进了后工业化的信息技术、文化现象与技术形态的最大融合。影视作为艺术样式,正在改变着人们固有的审美与判断、消遣与欣赏的不同视角和心态,并且影视继文学、戏剧、绘画、音乐、雕塑、建筑等表现手段后被称为"第八艺术"。影视作为经济产业,对全球经济效益的猛增有目共睹,张凤铸等主编的《全球化与中国影视的命运》中说:"作为超级发达国家的美国,凭借着其雄厚的资金,先进的制作技术,丰富的市场经验,在20世纪始终保持着影视方面的霸道地位,近十年来这种势头有增无减。一部《泰坦尼克号》耗资二亿美元,却截至1998年12月以前在全球已经赚去了18.25亿美元的票房收入。"[8]影视作为一种语言体系,原来的电影与电视的基础上催生了许多新的艺术形态与语言功能,譬如,二维动画、三维动画、影视广告、MTV、电视散文、活动网页、电脑游戏、连续漫画等各种新兴的"新媒体艺术"。
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尔·泼斯特曼所说:"任何一种大众传播工具的迅速发展,都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会逐渐形成另一种政治,另一种教育,另一种文化,这是不可避免的。"[9]在今天,在我们身边,也许有人不读书,不买报,可能会有人没有进过音乐会与美术馆。可能会有人不上网,不听广播,但是谁没有看过电影电视,没有听过音像呢?因此,壮春雨的《电视文化形态的特征》里说:"按着现代心理学的分析,据说人的视觉的信息吸引率为85%,听觉只为11%。视觉注意力集中程度为81.7%,听觉只为54.6%。视觉记忆力为20%,听觉只为10%。"[10]影视文化如同一个无法抗拒的雪球,滚动在大众的视线上。你可以躲避它,甚至讨厌它,但它迅速的发展态势和对社会广泛的干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藏民族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缔造者,有着堪称博大精深的文明发展史与文化传统,为什么不利用起这样一种好的传播媒介呢?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利用这样一个大众传播媒介的目的不是把我们祖先创造的语言文字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把它引进到影视文化传播的领域,让它发挥应有的文化功能与交际作用。
根据本人的观察,影视文化所涉及的面非常之广,很难下定义,可是笔者以自己的小见对它的发展分为"轮回"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是技术开发阶段、制作传播阶段和理论研究阶段。对影视文化发祥地的西方而言,前两个阶段几乎是同步形成。而第三阶段,也就是说研究影视理论工作较成熟的观点则产生在1926年前苏联电影艺术家普多夫金在他的《论电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一文里提出的"蒙太奇学说"。"蒙太奇"指的是镜头的组合,简言之:"将若干片段构成场面,将若干场面构成段落,将若干段落构成一本片子的方法就叫蒙太奇"。当然还有更早的时候的好莱坞叙事传统和后来相继出现的苏联先锋派美学思想,法国"新浪潮"思想观念到六七十年代的"新好莱坞"等影视理论体系。而中国,虽然不是影视技术的最初发明者,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提高,已经对三个阶段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和作为。尽管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受到五四文化运动的侵染后,创作出了电影史上的辉煌业绩,塑造了那个时代中国电影文化的鲜明而独特的精神、气质、性格与形象,可是真正致力于研究影视文化的理论恐怕是80年代第二次迎来"文化热"的时候开始的。那么藏族呢,在上述三个影视文化的阶段上仅处在初级(萌芽期)的制作与传播的阶段,并且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2·1 电影(电视剧)

2·1·1消极的一面
从五十年代的《农奴》到后来的《无情的情人》、《盗马贼》到至今的《尘埃落定》、《可可西里》、《康定情歌》、《天下无贼》等一系列的电影与电视剧里,有极少的藏族演员外,编剧、导演、摄影(像)、美工、录音、剪辑、化装等无不是汉族。其实艺术创作是没有民族和国界之分的,譬如,60年代我国邀请意大利著名电影艺术家Antonioni拍摄长篇电影专题片《中国》。而闻名于世的《甘地传》并非出自最敬仰他的印度人自己手里。中国的《末代皇帝》也是美国人拍摄。这一切都是作为一种外族人独具特色的审美观与价值观,审视自己的一种方式来存在的话是可以的,然而当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与文化传统全靠外族人来拍摄完成的时候,不经意间很多问题出现了。
2·1·1·1强加意识形态的
譬如,《农奴》作为一种特殊的年代拍摄的特殊的电影,我们可以不计较这部电影里体现的意识形态与创造者狭隘的眼光,可是电影作为一种传播手段,从60年代以来在广大受众当中大肆宣传的时候,这部电影把藏民族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一扫而空",以至于很多人一提到西藏就想起那个"阴暗的宗教统治下藏族人受苦的惨状"。政教合一的封建统治下,藏族人的生活习俗和处世观念等方面必然有很多糟粕,可是站在人文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历史过程的时候,一无是处是不可能的。作家温普林在他的《从"农奴"到"红河谷"》一文里说:"对于七十年代以前的内地人而言,对西藏最初的印象几乎都来自于一部电影《农奴》。这部电影以极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六十年代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很明确的印象:西藏几乎是人间地狱。拉舌头、扒人皮、挖眼睛、抽筋、用少女的腿骨做号角、用人的头骨做灯碗。西藏奴隶社会的残酷和西藏宗教的阴森恐怖尽现其中。与这种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欢快的歌舞:《北京的金山上》、《逛新城》。藏族歌手才旦卓玛那种我们怎么也唱不出来的激越之情,和张振富、耿莲凤的'阿爸哎,女儿哎'那种带有调逗、轻快的歌声,真是唱出了人民的心声?"[11]
2·1·1·2不尊重风俗习惯的
譬如,《尘埃落定》,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尽管有很多的争议,但"穿透命运的汉语表现能力",把藏族土司制度末落的过程用如诗的语言写得淋漓尽致,可是当导演以自己惯有的思维与审美把它拍摄成影视作品的时候,在异样的文化圈里引起了轰动。但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这仅仅是导演在经济利益的促使下满足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众畸形的认识与好奇心,也就是说导演通过《尘埃落定》多多少少给大众提供了他自己认为的"藏族人的形象与文化形态"。然而必须澄清事实的是藏族人"性开放",不一定光天化日之下、不分地点的"乱性交"。也许藏族,尤其牧区的藏人对性生活的态度相对比较开放一些,但也不至于堕落到淫乱的地步,更何况这种说法本身在一定的环境与年龄段内才成立,正确对待"性生活",乃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藏民族自古以来也遵循着这样的常规,对比通过性来对一个人、一个族群加以摸黑,那是极其不严肃的。当然了,也许导演认为腐败的土司制度里有这样的可能,因此在很多情节上他有意把老土司与大儿子的风流行为不断重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作为这个"典型的艺术形象"(只要出现在银幕上,已经典型化人物了)背后的藏族人的文化心态难以接受如此变态的"个人行为"。另一方面,比起中华民国,区区的一个小土司,非常鄙浅而渺小,可是为了表现他的"末代遭遇",过分强调他的粗暴与无知,这样,不仅影响整个作品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格调,而且让人怀疑作者(导演)的立场是否站在"艺术求真"上。毫无疑问,不顾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文化心态,对生活的原生态加以"过度解剖"的话,不管你是原作者、编剧,还是导演,对艺术本身可谓是最致命的糟蹋。
2·1·1·3不合乎逻辑的
譬如,电视剧《康定情歌》里的演员清一色都是汉族,更让人们感到惊叹的是,演员的台词里夹杂的一些藏语都是拉萨话。也许拉萨话更能代表藏族,这一点上由衷的敬佩导演的心机,可是《康定情歌》是发生在康巴藏区的一个名扬四海的爱情故事,为什么不用康巴方言呢,难道影视艺术不需要生活的真实吗?还有一个不合乎逻辑的是,木雅锅庄和他的女儿在室内跳双人舞,以藏族人的性情这是可能吗?更何况那是七八十年前发生的事情。还有偏僻的牧区居然小孩都会唱汉语的《康定情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说穿了《康定情歌》里编剧、导演、制作人、演员都是汉族,除了藏式环境与情节,几乎看不到藏族人的影子。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几年前红遍全中国的《红河谷》里有个情节是,黄河边上祭神的一个汉族姑娘,突然倒流到世界屋脊的某个湖边上。一个作者通过各种想象和推断描述作品的情节是可以理解,可是任何的艺术形式都来自于生活,一旦离开了生活的真实,任何形式的文艺作品必将失去艺术价值和说服力。
2·1·1·4 藏语文没有给予重视
这是核心问题,也是自身的问题,若藏族能够独立完成电影与电视剧的制造与拍摄的话,没有"藏语文没有给予重视"之说,可是目前的情况是,内蒙古与新疆早有自己的电影公司,然而五省区的藏族至今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影公司。因此每次拍摄一部电影与电视剧的时候,导演只能选择清一色的汉族演员或着大量的藏族业余演员来完成拍摄工作。这样自然影响作品的艺术效果与表现力度。另一方面,尽管藏族有多布杰等非常优秀的演员,但在演出当中必须听从汉族导演的指示,并且自始至终只能用汉语的台词,这样他作为一个藏族,表现自己的生活与内心世界的时候自然受到异质文化的限制,其结果,一来大大的削弱了演技与艺术形象的真实感。二来阻碍了藏语文的普及与统一。总之,上述现象汉族知识分子里也有异议,作家温普林说:"对于我们内地文化人对西藏的了解远不如对美国的了解多。我在南京、上海对文化人说西藏,他们除了感觉西藏神秘之外,其他基本不知道,西藏虽然被炒得那么热火朝天,人们对于西藏仍然末知。这也是今天《红河谷》依然被误读的道理。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民族能引起这么多人的误读和热情,不能不说是她的博大精深之所在。西藏确实太深厚,几乎让人没法看透她。我至今没有在流行的东西里看到对西藏比较客观真实描写的作品,包括《尘埃落定》。假如我们把这本书的人名和地名作一个移植,换成另外某民族,你会发现一点障碍也没有。把魔幻作为游戏并不难,真正的魔幻绝对产生于日常化之中,如果你一开始就在渲染造神,还有什么真正的魔幻?"[12]
2·1·2 积极的一面
在众多有关藏族题材的电影与电视剧里,尽管有片面消极不经人意的作品,但也有些带有探索性的相对尊重客观事实的影视作品。就国内而言,电影评论家忠常香对此说:"建国以来,表现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大致有两种,一种是阶级斗争为主的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斗争,最后表示从黑暗的社会里解救出来,一种是根据民族团结的政策,一个大汉族突破环境与生活习惯的束缚,跟一个少数民族结婚,中间克服坏人的阴谋与迷信,以此歌颂民族大团结。这两种都明显带有汉民族的文化心灵的痕迹,也就是说擅自把汉民族的文化视角与藏民族的文化形态之间划分等级区别,但八十年代出现了几个比较优秀的少数民族电影,比如说,《青春祭》和《盗马贼》。"[13]的确,八十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的实施,全国上上下下掀起思想开放,实事求是的风浪。尤其是很多知识分子与艺术工作者纷纷抛弃意识形态的禁锢,致力于艺术创作上的求真与人文探索,因此各行各业出现了大量的艺术精品。就电影而言,有《黄土地》、《红高梁》、《老井》、《芙蓉镇》等优秀影片。关于藏族题材的有《盗马贼》、《无情的情人》等影片。毫无疑问,这些出自八十年代的藏族题材的电影,不管是艺术审美还是价值观念上都突破了《农奴》,然而并没有得到藏族人的普遍欢迎。笔者看来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其一,当时(80年代)藏族人在感情上,无法接受落后的带有陋习的"自己",思想上更是无法接受对传统文化的解析与批评。其二是电影创作人已经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架子",但作为汉族人创作藏族题材电影的时候处于本能,细节上仍然没有脱离异质文化的渗透。整个九十年以来也有很多藏族题材的电影与电视剧,譬如《洗澡》、《益西卓玛》、《红河谷》、《极地营救》、《可可西里》、《天下无贼》、《拉萨的往事》、《西藏风云》、《尘埃落定》、《康定情歌》等等。相对而言,电影《益西卓玛》和电视剧《拉萨往事》是比较成功的。《益西卓玛》是藏族著名作家扎西达娃的原创小说改编而成,这个影片里面首次动用藏族演员并且所有的演员都用藏语台词,这不得不说是个突破。此片重点表现女主人公和三个男人之间的纠葛,表现益西卓玛和她的丈夫加措一辈子的心理矛盾和性格矛盾。因为艺术最终还是要以刻画人物和人物关系为主。影片中写的加措原来是个喜欢流浪生活的康巴汉子,后来是益西卓玛千里寻夫,救了他的命并改变了他,使他最终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导演谢飞说:"在这十年中,西藏发展很快而真正写到今天的西藏或者普通西藏老百姓的生活和情感的,我觉得特别少。而扎西达娃的这篇小说恰好就是写普通西藏百姓的生活和情感的,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决定拍这个题材。"[14]而电视剧《拉萨往事》里讲述的是德康这个中等贵族之家的兴衰荣辱及其家人的不同命运。它选择了一个新颖的角度--透过女主人公央吉卓玛那双美丽的眼睛,揭示出上层社会的腐朽堕落、尔虞我诈和西藏地方有识之士对前途命运的思考与奋斗,展现了特定时代西藏社会的面貌、衰败及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必然趋势,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本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西藏的政治风云和社会生活,这部电视剧成功的另外一个因素应该是原作者是土生土长的藏族,她对本土文化的了解与理解、描写与刻画、情感与反思是任何一个其他民族所难以替代的,也因为有了这些,这部电视连续剧得到藏族人普遍的好感。在国外,有关藏族题材的电影也很多,譬如,《西藏的七年》、《贡顿》、《小活佛》、《喜玛拉雅》等影片。以本人看,这些影片不管艺术风格还是文化内涵上《喜玛拉雅》是最成功的,也因为如此,此片获得第七十二界奥斯卡的最佳外国片提名。《喜玛拉雅》是法国人投资拍摄的。《 喜玛拉雅》的成功是真实地还原了当地藏族人日常生活中一些细节,也揭示了藏族人特有的精神风貌。其实,故事情节很简单,老村长的儿子和一批同村年轻人结成商队前往麦乡去贸易的途中,老村长的儿子不幸遇难,因此老村长对他儿子的好朋友深感不满,决定自己带着几个老属下独自去贸易,中间发生过很多有趣的故事,这里面即有老年与青年人做事方法与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又有宗教与世俗对立又统一的意念。总之,充满顽固而温情、世俗而智慧的老村长对自己的追求持之以恒的态度与胜利的渴望,表现出了藏族人在困难面前毫不退缩、锲而不舍永往直前的精神实质。最让我受感动的是,寺庙里当喇嘛的次子,刚开始没有听从特意前来寺庙的父亲的说服,可是最后却突然回到父亲身边,跟父亲和商队一起同难共苦,前往麦乡去贸易,这样的处理,笔者感到非常的欣慰,因为,在现实生活里一个人出家为僧,他不仅仅是菩萨的"忠仆",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就应该对自己的身世与家族的遭遇负责。但影片的精彩部分应该是他平生第一次往牛背上驮运物资的时候,感伤在一边的母亲过来帮他驮运,然后母子俩额头久久碰在一起,以示祝福的一刹那。这一刹那,让我们联想到很多往事,也联想到自己,这里面没有任何语言的衬托,可这是一种强烈而含蓄的惟有我们藏族的情感表达方式之一。从这一点上,这部影片讲述的与其说是一个动人曲折的故事,不如说诠释了对藏族人性格与内心世界的探究。

2·2 电视

电视是当今时代传播速度快捷、传播符号先进、传播覆盖广泛、传播影响深远的大众传播媒介。电影和电视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电影与电视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胡智锋的《影视文化论稿》里说:"从主体形态来看,电影主要以故事形态存在着,而电视主要以纪录性信息为主体形态;电影倾力于艺术作品的创造,电视则倾力于'生活信息流'的传达。总之,对于电影来说,或许艺术是第一位的,传播是第二位的;而对于电视来说,或许传播是第一位的、艺术是第二位的。"[15] 电视作为当今最先进的传媒,电视节目的质量与电视台的数量上多少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目前全美国有大约13000家有限电视站,以人口平均,大约每200人有座电视站,美国每一天每人平均收看电视的时间为7小时10分。相比之下,我国的电视台的数量与人口的比重远远不及于美国。然而我国的电视事业近20年一直趋于高速发展的阶段。1988年中国只有35家电视台,电视观众只有8000万人。在市级办电视的方针引导下,全国各级开办电视台数量达到了高峰。1999年版的《中国电视受众--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一书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无线和有线台有3000多家,由于许多电视台都拥有不止一套节目频道。如果以频道计,总数量还会更多。此后由于政策的调整,电视台数量明显减少,直1999年年底全国正式的有限电视台减少到352座,无线电视台减少到223座。"[16]但根据目前的情况看来,随着信息的膨胀与市场的需求,电视台基本上都是多套节目运作,全国的电视节目频道数应是电视台总量的数倍。譬如,中央电视台有12个拼道,四川电视台有8个频道,成都电视台有5个频道,阿坝电视台有3个频道。如果按照每个电视台平均以7个频道计算的话,远远超过5000个频道。然而520多万人口居住的五省区216.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西藏电视台第一套和青海电视台的两个卫视藏语拼道。根据官方统计西藏自治区内80%以上的人口都是藏族,可是只有一个藏语台,并且除了《在西藏》等少数栏目以外,很多节目都是翻译过来的。青海省七个州(地区)里六个是藏族自治州,可是只有一台藏语卫视,而且藏语卫视的节目全天只有两个小时。尽管各州县都有象征性的电视台,可是藏语节目与从事电视工作的藏族人员少的可怜。比如在宣传争取"全藏第一州"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电视台藏语部只有一挡每天7-10分种的新闻节目,只有一个藏族员工(据说2005年藏语广播与电视合并了)。他一个人负责着编辑、翻译、播音、制作等全部工作。上述内容是电视台的数量与人口的比重。关于藏语节目的制造与质量方面,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具体实施与前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亲自提出的"西新工程"的专项拨款,在硬软件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是节目制作人员的文化素质与节目的文化内质上满足广大观众,还有很长远而艰难的路要走。

2·3 音像

这里的音像主要指的是电视音乐,vcd唱片或MTV等"可视性音乐载体"。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有一股青藏高原风格和藏族文化特色的音乐之风,如同大海的波涛,从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掀起来了。达珍的《向着太阳》、《雪域和我》。亚东的《向往神鹰》、《天葬》、《家园》。容中尔甲的《神奇的九寨》、《背水姑娘》。韩红的《天亮了》、《家乡》,德乾旺姆的《献给阿妈的歌》、《在那草地上》,岗毅的《美丽的高原红》,苏南旺姆的《金色的故乡》,琼雪卓玛的《走出喜玛拉雅》等。这些歌手里很多人都曾进入中央电视台的演出,并且获得过国家级的音乐大奖。譬如,韩红连续两年获得过全国最受欢迎的女歌手等称呼,亚东获得过中央电视台第15届MTV金奖和2004年全国最有潜力的新人奖。容中尔甲和苏南旺姆分别获得过全国青年歌手大赛的最高奖项。如果这些成绩不足以说明藏族音乐的鼎盛的话,《青藏高原》的演唱者李娜和《阿姐鼓》、《央金玛》的演唱者朱哲琴的走红更加说明藏族音乐的无限魅力。美国《纽约时报》的文章说:"1995年,她演唱的《阿姐鼓》在全球56个国家出版发行,是国际唱片史上第一张在全球发行的中文唱片,为她赢得了无数的国际奖项及荣誉。"英国《每日电讯》称:"1997年,她演唱的《央金玛》在全球56个国家出版发行,美国MTV频道在81个国家做世界同步首播,成为全球五位获此殊荣的艺人中唯一亚裔女歌手,全世界数百家媒体争相报道,地球东方的中国音乐又一次用无可争辩的事实震撼了全世界。"[17]然而朱哲琴的走红也有持反对态度的。有人说"目前,国内的音乐界,尤其是藏族。总是面向内地,面向国外。如,以朱哲琴音乐为例,他们想做成一个藏西结合的新型组合,实际上被他们利用的只是一些不足为奇的藏族民歌装饰音,和西方音乐中中国国人不太熟悉的部分的组合而已。不过,他们的确展示给藏族的是他们优越的录音设备和作曲技巧。"[18]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一股藏族音乐文化热?西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的副教授格萨卓玛在他的《关于"藏语音乐文化热"现象的思考》一文里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国际国内藏学热的伴随物。(2)是藏族音乐文化独特艺术魅力的产物。(3)是返朴归真的社会心理走向的体现。(4)是经济和文化紧密结合、相得益彰的结果。当然了,藏族音乐文化跨越地域与民族,走向世界无疑对藏族风俗习惯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有非同小可的深远的意义。但麻木地投入到这个"热潮"里自有负面影响。最重要的是将导致对藏族民间音乐的疏远与藏语文的冲击。且不说汉族人唱的具有藏族风格的歌,比如《青藏高原》、《阿姐鼓》、《回到拉萨》,连我们引以为荣的藏族人自己唱的《向着太阳》、《向往神鹰》、《天葬》、《神奇的九寨》、《天亮了》、《献给阿妈的歌》、《美丽的高原红》、《走出喜玛拉雅》,等等,哪个不是用汉语唱的?尽管有亚东的《思念》、《六字真言》,琼雪卓玛的《黑氆氇》等少数用藏语唱的流行歌,可是用汉语唱的藏歌整个比重上已经占有80%以上。并且有个现实的问题是学习藏文过来的人,音乐素质欠缺,他们以为除了民歌,其他的歌,都认为是汉化了或西化了的歌,他们的音乐里几乎找不到藏语的文化功能。而从内地音乐学院里学作曲的藏族人,藏文文化素质不够,他们往往听不懂传统民歌,不注重内在的民族音乐精神所在。因而导致音乐脱离民众而越来越被汉文化所淹没,如今藏族音乐该走自己的路了。对此藏人文化网上有个叫热巴人的网民担心地说:"目前,在广大藏族地区,众多的音乐人,他们更多的注重写歌,而较少的考虑音乐的整体美(和声,复调,结构,音色,乐器等)单纯的成了歌词的附属品,往往在曲式上站不住脚,在民族乐器的运用上也持怀疑态度。把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截然分开来对待,他们大多数除了在民歌旋律中寻找酥油糌耙味之外,很少在节奏、音色和文化背景中寻找出自己独有的音乐特色。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 师资力量的老化;中国从前苏联那里学来的教学系统,现在远远不能适应发展很快的现代音乐的发展速度,根本赶不上五花八门的不同形式的音乐写作潮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好多落伍了的作曲、声乐等方面的教员,继续在误人子弟,相当一部分人还把持着重要的教学职位。2. 政治色彩浓厚,在很多的领导人员心目中,歌曲仍然还处在宣传阶级路线的主要工具,尤其,在少数民族领导机构和少数民族驻军与少数民族地方之间,仍然有一种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军爱民、民拥军的气氛。例如,"一个妈妈的女儿"呀,"拉萨呀拉萨我的故乡"呀(这首歌原来的歌名是"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3. 由于严重的语言隔阂,使得好多好歌用汉语一唱,自觉不自觉的成了诋毁藏文化的有力工具。由于这种歌曲越来越受内地青睐而经济利益客观,而藏人们自觉不自觉的用结结巴巴的汉语演唱着一些他们也不知道内容的歌。因此,有点文化和有点民族意识的人,他们宁肯接收传统,也不愿意接收不伦不类的加了好多"呀拉索"的汉语歌曲。原因很简单,听不懂。"用母语到底比较自然流畅,琅琅上口。这也是为什么传统歌曲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19]依我看来,相比之下大家所不太关心的被边缘化的弹唱在这一方面的弥补是与日俱增。弹唱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在来自甘南草原的人称弹唱之父的华尔贡的带领下从整个安多藏区的民间兴起。短短的二十几年里,弹唱在安多藏区铺天盖地而来,已经有成百上千的弹唱歌手,其中甘肃的德白、多热、毛兰木、扎西卓玛、贡布东知、卓玛加。青海的斗尕才让、南木卡。四川的日噶等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弹唱明星。德白至今已经公开出版过七十多部弹唱专辑,不久的将来有可能打破世界吉尼斯的记录。在整个安多藏区他享有的名望超过任何藏族歌手,包括一直用藏族人天籁的声音与不屈的性格歌唱而深受藏人爱戴的亚东。比如有些大型文艺活动上邀请他的时候,有一百个当地的弹唱歌手与一百个喇嘛夹道欢迎,在藏区这样盛大的欢迎恐怕连世界三大男高音之首帕老先生都难以享受。
当然了,弹唱有音调重复,乐曲单调,地域的局限性等一系列的问题,可是信息化社会的推动下所有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都大受冲击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作为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而存在的藏族弹唱,它的作用远远超过它自身的功能,第一,继承和发展了民间的音乐。第二,培养了大量的民间弹唱歌手。第三,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民间的音乐需求。第四,加大了藏语文的使用与普及。

第三章 藏语文与影视文化接轨的有利条件

3·1 藏民族有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遗址

众所周知,藏族是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民族。520多万人口,主要居住在藏、青、甘、川、滇五省区216.9万平方公里的地域。约占中国总人口的0.4%的藏民,居住在约占全国国土22.6%的广袤的土地上,平均每一平方公里只有2.4个藏人。自古以来,藏族人居住在被人称为"世界屋脊"、"生命的禁区",或者说"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上,这里自然地貌多样,居住的环境复杂,有雪山、湖泊、森林、河流、草地、峡谷。这里有圣洁的大雪山,空旷的羌唐无人区,闻名中外的九寨天堂,堪称天下第一峡的雅鲁江峡谷,如天上星星般无数的湖泊,神秘难解的古格遗志,黄河长江的源头,遐尔闻名的布达拉,吐番王朝的坟墓和成千上万的寺院等。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丰富,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热忱的已经不但是看球赛,泡酒吧,洗桑拿等娱乐方式。愈来愈多的人把旅游观光当作是最好的消遣内容。因此,这些年国内外大量的游客拥挤到藏区应证了这个态势,也应证了藏区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遗址的无穷魅力。电影、电视、MTV、广告、很多影视作品里特意把藏族的自然景观与风土人情作为背景大肆宣传,甚至有些厂家把有些藏族的自然景观、文化名人等具有一定文化价值的名词都注册己有。且不说数不胜数的有关藏族题材的影视剧与MTV,主题跟藏族没有多少关系的影视剧与MTV都争相靠拢藏族风情。譬如,张艺谋的《英雄》描写的是秦始皇遇刺的故事,可是很多场面取景于九寨沟,冯小刚的《天下无贼》讲述的是内地民工的故事,可是最关键的部分取景于甘南夏河,并且借用藏传佛教加深了影片的思想性与艺术感染力。还有近来红遍全国的刀郎的第一部MTV《2002年第一场雪》内容跟藏族的生活没有任何瓜葛,可是里面的镜头大部分都取自藏区的人文风貌,因此,藏区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貌丰富了影视文化,同时给影视作品提供了最好的取景资源。

3·2 藏民族有灿烂辉煌的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

藏族人民在几千年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灿烂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宗教经典、历史文献、逻辑哲学、天文历算、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这一切不仅是藏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财富。如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竞争愈来愈激烈,人民精神负担也加重了,加上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危急,譬如,军备竞赛、核反应堆爆炸泄露、空气污染、沙尘暴的袭击、城市噪音、恐怖主义、森林砍伐、水土流失等等环境、生态、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好像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藏族文化里宽容、慈悲、利他的精神实质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与社会无争的生活态度,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精神空白,同时人类生存危机的恐惧心理也大大得到安抚。也就是说藏族文化的实质决定了二十一世纪藏族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影视文化作为技术水平最先进的艺术形式与传播手段,所起的作用不可估量。自然藏民族灿烂辉煌的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不得不说是藏族影视文化取材的有利条件之一。

3·3 藏民族有较强的艺术感悟能力与表演天赋

数千年以来,藏民族生活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常年与大自然斗争与和谐相处的过程中,藏族人民积累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与想象能力。并且通过自己的想象创作了大量的神话故事。譬如,藏族《斯巴问答歌》与"猕猴变人"说都是通过神话深刻揭示了藏族人对宇宙和自己的认识。藏民族有丰富多彩的传说与神话故事,也有着严密的逻辑思维与对艺术的感悟能力。公元七世纪佛教在藏区传播以来,成千上万个寺院与憎侣为全民培养辩证思维与艺术感悟能力,号称世界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通过想象与艺术素养自发创作的结果。艺术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它的存在具有普遍意义,但艺术的感悟能力如同哲学比艺术本身复杂的多。每当谈到藏族的逻辑思维与感悟能力,也就是"悟性",我常常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宗喀巴大师的两个弟子过去在整个卫藏都享有盛名,因此他们几乎成了天下第一,可听说安多出了个叫宗喀巴的大师,因此他们千里迢迢前来辩论,可是当他们抵达宗喀巴大师闭关的岩穴附近的时候,遇见一个放牛的老阿妈,因此他们问道:这里有一个叫安多大鼻子(宗喀巴)的大师吗?我们是前来跟他过招的。老阿妈为了考验他们,反问道:那你们得先回答我的问题,请问我的牛排牛粪到地面之时,最先出来的部分朝天还是面地?结果两个弟子弄的哑口无言。上面这个故事里,老阿妈是个普通老百姓,可是她的这一朴素机智的提问足以证明藏传佛教的熏陶下藏族广大老百姓的辩证思维与感悟能力。另外,藏族常年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在一起,男女老少,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载歌载舞,有着先天的表演能力,加上参于跳神等各种宗教仪式和藏戏在民间的普及,表演则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也炼就了人们表演艺术的感悟能力,当然了,远离虚假与谎言,追求真实与真理的性格特点,对藏族人的表演能力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总之,这些年来有些电影与电视剧里藏族业余演员和群众演员的表演获得肯定,也验证了他们的表演天赋。

3·4 藏学已经成为国际国内最热门的显学

近年来,国际国内掀起的藏学热也不得不说是藏语文与影视文化相联系的有利条件之一。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民勤劳勇敢,聪慧内剑,善于学习、借鉴、吸纳并创新各种外来的文化知识,以独特的价值观创作了自成体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尤其藏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宗教礼仪与风土人情,从上个世纪以来广受西方国家与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并且很多国家与地区专门设有有关藏学的研究机构与藏传佛教的禅修中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八十年开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际间学术文化交流,更是为各种团体和个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此,国内外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藏区自然、社会、人文,使藏学研究热潮一浪高于一浪。这些年除了学术以外,探险、文艺、宗教方面也刮起来了一股"藏风",很多诗人、作家、旅行家、探险家、摄影师、记者和歌手等涌入到藏区以各种样式和内容的艺术作品出台,把藏区独特的自然、社会、人文精神展示给内地。在这批艺术家与文化人的鼓动下与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也形成一股影响范围深广的宣传、探研藏族文化的冲击波。这种情况下,影视文化对国内外的藏学热潮提供了最好的传播途径。反而言之,藏学热潮也是藏族影视文化得以发展的条件之一。

第四章 藏语文与影视文化接轨的现实意义

4·1 提高藏文的使用价值与文化功能

藏文是藏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它扩大了藏语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能。藏语文又是藏族人民精神的外在表现。因此自从有藏语文以来,藏族人民不管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还是风俗习惯都充分地利用藏语,为后人留下了丰富多彩的精神财富与物质遗产。以至于全世界都对藏语文记载的浩瀚的人文历史、神话传说和天文数字,还有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的书籍深感敬佩。可是如今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市场经济的竞争日渐激烈,加上藏语文未经统一标准的俨然情况下,藏语文的社会交际功能与文化价值受到各种挑战。语言学家张公瑾在他的《文化环境与民族语文建设》一书里提到:"一种语言文字的交际功能和应用价值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这种语言拥有的信息量,即传统文化遗产和现代科学财富的多少;第二是语言覆盖面的大小,即使用人口的多少和分布地域的大小。第三是人均占有信息量指数的高低,即这个民族使用母语、普及教育的程度和文化水平的高低。还有一个是这个语言传播渠道的畅通程度,即有无母语广播、电视和音像资料以及书刊和报纸。"[20]如果我们把从这几个方面对藏语文的现状进行一次评估的话,显然第一、二项基本没有问题之外,第三四项都是目前藏语文最薄弱最致命的环节。然而今天在此针对性地探究的是第四项,也就是说藏语文传播渠道的畅通问题。由于藏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知识分子松散、文盲率居高不下等情况下,书刊和报纸等平面媒体在藏区大量发行并不现实,也可以说有天生的障碍。我们都知道,整个五省(区)的藏族书刊与报纸屈指可数。单从刊物的出版与发行情况来看,譬如,青海有《章恰尔》、《群众艺术》、《岗尖梅朵》、《日月山》等。拉萨有《西藏文艺》、《山南文艺》、《西藏研究》等。北京有《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布达拉》等。甘肃有《达塞尔》,四川只有《贡嘎山》。可是实际上这些刊物里有些是国家用行政手段发行之外,到底有几个能够正常而如时地出版发行呢?譬如藏族历史上第一个诗歌刊物《岗尖梅朵》在占有40%藏族人口的四川全年只有200多人订阅,而且这200册是通过主编的说服加上当地一些诗歌爱好者的鼎立相助下才有的数字。以目前广大藏族人民的知识水平与地理位置上的特点来看,广播在藏区有相当的市场。青海人民广播电台藏语频率作为一种传煤,对安多藏区的影响任何其他藏区都不能替代,包括西藏自治区。可是如今,外面的世界变得太快了,加上藏族人民整体文化水平有所提高,因此人民不再满足于收听广播这样一个单一的平面的媒介,反句话说,广播已经难以满足大众的信息要求。另外印刷出版方面,目前有很多母语作家用好几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最后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出版此书的时候,发行量最多不过2000--3000册。而且这2000--3000册书需很长时间才能销售出去,有些根本销不出去,只有赠送。据说藏语文学销量最好的是纳布噶桑的《龙本木果》,销量不过才5000册。而且这些书基本上都流动在占总藏族人口16%的文化圈里。然而这时候,电影、电视、音像等具有视听效果的媒介出现在大众面前,也就是说影视文化的时代到来了。20世纪80年代末进行的一次国家性调查表明:在日本、美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人们花在电影、电视上的时间不但超过社交、阅读,其他休闲游乐的等各项目活动的时间,甚至还超过了其他各项活动时间的总和。许多人把工作和睡眠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电影、电视。就我们藏区而言,这些年,有大量的藏族风格的唱片与MTV光谍如同狂风暴雨一样从安多牧区的帐篷里到拉萨八角街的门面里,从嘉容古寨的山坡上到康巴商人的货车上,从贫瘠的甘肃岷县县城到繁华的首都北京都掀起一股浪潮,说明了这一态势。在藏区全面普及藏族自己的电影、电视、音像为主的影视文化,还要很长的路要走。可是影视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一种艺术形态、一种游乐方式、一种传播手段,对藏语文的普及与使用,有着潜在的价值。近年以来藏族的歌碟与VCD光碟,从市场上涌现而来,光盗版的数量都难以估算。很多歌的内容同高雅的诗歌一样继承了藏族的文化传统与精神诉求。青海电视台藏语部的一个叫《论坛》的栏目,邀请藏族各行各业的名人讨论藏族的传统文化与经济生活、价值观念的时候,很多农牧民才知道如今的藏族是个什么概念,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益西卓玛》、《拉萨的往事》、《喜玛拉雅》等比较成功的影视作品承载着曲折的故事情节与艺术魅力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很多普通的老百姓都从中吸取人文素质与艺术营养,也开始思考剧中的人物与自己的命运。因此,影视艺术不得不说是这个时代特有的一种文学样式

4·2 有利于促进藏语文的标准化。

自古藏族传统的区域划分是上三阿里,中四卫藏,下多美六岗。这个辽阔的区域里包括如今藏、青、甘、川、滇五省区的所有藏区。然而,如今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其余的藏区都处于同其他民族大杂聚,本族小聚集的状况。藏族有个谚语说,一个山沟一种话,说明了如今藏语方言繁杂的局面。尽管历史上藏语过去进行了三次改革,可是并没有切断方言的出现。任何一种使用时间较长,使用区域较广的语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方言,然而方言之间的差别到达不同方言区的人们难以进行交往时,才构成了语言问题。目前藏族的方言分布情况来看,这个语言问题有些严重了。戈明的《藏语的自我实现》里:"藏族方言大致可以分为卫藏、安多和康巴三方言,同一个方言之下有不同的次方言与土语。有的方言、土语之间差别很大,通话困难。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到三大方言意义上的异方言区,需要两三个月左右时间才能基本适应当地的生活;文盲和半文盲需要半年左右时间才能到达同样的适应程度。"[21]藏族的方言土语之间的差异情况来看,一般主要表现在语音上,比如拉萨方言和安多方言的语音差距比较大,康方言则在两者之间。语音的差别以铺音词为突出,因此不同地区的方言直接导致信息交换的准确性与时效性。影视评论家倪祥保等主编的《影视艺术概论》一书里,"作为大众的传播媒介,年轻的电影与电视在记录上创造文字,保存、普及、传播信息方面,其巨大作用可以同人类文明史上创作文字、印刷术等重大发明相媲美。"[22]因此,影视作品的制造与发行对藏语词汇的统一与藏语普通话的确定,有着不可估量的协助作用。

4·3 丰富藏族影视艺术的文化内涵。

影视作为现代科技的产物,对人们的生活即有正面影响,也有反面影响。一方面科技的发展给影视艺术带来了新的表现手段、表现方法,丰富了影视艺术的表现内容,因此,为大众的艺术消遣与信息交流提供了最好的平台。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复制、存储方便、传播迅速的影视技术特点使影视艺术日渐趋于商品化、庸俗化,其泛滥的直观图象(如色情和恐怖画面)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1895年路易·卢米埃尔拍摄的长度只有一分钟的一部漫画式喜剧片《机器屠夫》里展示了这样一个情景:一头活生生的猪从机器的一端进去,数秒后,在另一端出来了火腿、香肠等猪肉食品。这个100多年前拍摄的画面,刚开始以漫画戏剧的形式让人们搞笑的,可是如今科技的发展,这个画面几乎成了现实。对此王强在他的《高科技时代影视艺术价值的几点思考》一文里担心地说:"(有一天)活生生的人进入大众文化这台巨大的文化机器之中,出来的是丧失了意识深度和文化个性的单面人;丰富多彩、各具形态的文化样式进入其中,出来的是麦当劳式的无论世界哪个角落口味全部一模一样的文化火腿、文化香肠。"[23]因此,不管哪个国家和民族都利用影视艺术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生活习俗继承与发展下来的时候,影视作品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念显得至关重要。目前国内有很多藏族题材的影视作品,可是除了个别异质文化圈,在母文化圈里深受冷落,恰恰证明了这一环节的缺欠。那么如何加大影视艺术的藏文化内涵呢,只有提高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但更重要的是藏语文在整个影视艺术的操作过程当中应起主角作用与主导功能,换句话说,只有藏语文的采纳,才能提高藏族影视艺术的文化内涵。

4·4 有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目前藏族一共有一个自治区,十个自治州,两个自治县,一个自治乡。加上散居在全世界的藏胞,总人口有近六百万。可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40%的广袤的土地上交通不便、信息堵塞,加之行政区域的不同,互相之间没有多少来往。除了安多和康巴的大量朝圣者前往拉萨之外,没有繁多的有意义的交流。就我国而言,每年春节有个隆重的春节联欢晚会,这个晚会不仅吸引国内亿万观众,而且海外侨胞都从中感受到祖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万众一心的景象。每一年一度通过这样一个大型晚会增加了全球华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然而有着丰富多彩的人文与历史背景的藏族各自为家,西藏自治区有自治区内的晚会,过的是藏历新年晚会,而青海省过的是春节藏语晚会。四川和甘肃、云南等的藏区连较有规模的晚会都办不起。尽管五省(区)有教科编译组,藏文报纸年会,广电协会,藏语促进会等半官方半民间的组织,可是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堵塞,加之行政区域的不同等复杂的原因,未能把全藏有机的联系起来,因此,至今除了宗教信仰没有一个力量能够凝聚全藏人民。
信息化这样一个时代的趋势下,加大藏语文与影视文化之间联系,有利于提高藏民族的整体素质,也有利于增加藏民族的凝聚力。

第五章 藏语文与影视文化接轨的应对措施

上述各种内容说明,藏语文与影视文化的接轨既是时代的趋势,又是社会的需要,既有自身的优势,又有现实意义。那么具体如何实施藏语文与影视文化的接轨呢?最重要的无非是党和国家的重视和相关部门、社会各界的支持。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新形势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总结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十多年来经验,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中作出了若干新规定。比如,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民族文化事业。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加快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24]新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条件下民族地区影视文化在内的文化事业,在过去基础上再次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令人鼓舞的好事,可是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内容里"自主"一词的含义。以笔者理解,这个"自主"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权实施相关规定。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靠自己去实施相关规定。法律只在于授权与保护,具体操作还是要靠人。因此如何具体实施藏语文与影视文化的接轨,应该从自主培养影视人员、成立影视公司、创造影视作品等方面入手。

5·1 培养影视人才

所谓影视人才,广义上有技术性的(制作者),表演性的(演职员),也有创造性的(编导)。电视剧和电影而言,有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像)、美工、录音、剪辑、化装等专业人员。目前藏区的情况是,没有几个专门的机构和学校从事培养影视人员。四川省广播电视学校有西藏班(限西藏自治区)的学生,这也算是几乎唯一的比较集中地培养藏族影视人员的学校,在这里读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中专生,也有少数的大专生,可是笔者曾特意考察过该学校,这里读书的藏族学生条件相对比较优越,有专门的指导老师,有单设的公寓,更是一个月有180元的生活补贴费,可是这里也有消极的一面,西藏班学生单独授课,失去了"融合"普通类学生的大好机会。没有安排藏语文课程,本族文化的精神实质受到冲击。更让人担心的是,他们毕业后悄然回到西藏自治区,再也没有深造的打算,全校100多个学生里,至今没有一个北闯的,也没有南下的。这样继续下去充其量也不过是工具性人才。至于其他藏区,没有专门的影视学校,尽管有些学生用各种途径进入了国内的部分影视学校,但那也是极少数,谈不上什么影视人才。因此,全藏相关部门和教育系统重视并培养影视人才迫在眉睫。至今,各大民族院校的藏学院开始尝试性地开办了藏汉双语行政、经济、法律、旅游,甚至信息处理等新生的专业,可是尚没有听说开设双语影视专业。笔者认为培养影视人才有如下的途径:
5·1·1民族院校的领导人利用自身的优势,可以争取藏汉双语专业的开办,并且逐渐形成系统教学。等有了一定条件和规模的时候,可以选拔一些优秀的学生推荐到北京电影学院等有关影视高校,继续深造,或者直接加入广电部门和剧组。这样一来,既可以提高学校的品牌效益,也可以解决学生的就业难问题。
5·1·2没有条件开设藏汉影视专业的学校,从社会上招收具有歌舞、表演、(口头)表达能力的影视人才进行集中培训,等有了一定专业水平,再考民族院校的双语影视专业,或直接考更专业的影视高校。
5·1·3五省区广电系统组织年轻的从业人员,培训编导、表演、翻译、摄像等影视工作,并且通过加强五省区的广电系统与影视从业人员之间的联系,力争合作拍摄思想性强,内容好,反映藏民族现代生活的影视作品。以此,从制度与结构上提高藏区影视人才的专业水平与艺术品质。

5·2 成立影视公司

现如今是经济高度繁荣的信息化社会,整个世界被各类财团和跨国公司所瓜分,大大小小的公司遍布世界,有史以来恐怕没有比这更好的从商的社会环境,我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英明国策。藏族社会的发展情况来看,不管搞政治、文化,还是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各行各业有当之无愧的巨头,可是惟独商界没有听说亿万富瓮。以笔者看来,这里有很多复杂的主可观的因素,然而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无非是藏族商人的自身素质。纵观整个藏族社会,商人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应该是四川阿坝一带,可是常年以来这里的人,从事的是传统的经营模式,加上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因此,知识经济为前提的信息化社会到来之际,他们已经严重不适应这样的发展态势。藏族的心理上,商人远没有文化人的地位高,可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人主动不去介入并推动经济发展,那么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经济的社会里,"游击战式"的经营方式,不会形成大的气候,也永远不会产生亿万富翁。综观国内外的首富,绝大部分,包括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与我国首富陈天桥(2005年)都并非是来自金融、银行、石油、军火等看起来最赚钱的行业,而他们分别起家于因特网与电脑游戏。这就清晰地表明,现在信息化社会或者说知识经济的社会已经到来。因特网与电脑游戏都与影视文化有紧密联系。从整个藏族影视业的发展情况来看,没有一个较有规模的广告公司和动画制作公司,从事拍摄电影与电视剧的公司,更是很少听到。反而藏族的音像业发展比较快,尤其,1998年,作为全藏区第一个藏族人注册的音像公司唐古拉开办后,整个藏区,乃至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藏族音乐冲击波。七年以来,唐古拉出版发行了很多具有藏族风格的MTV与音像产品。并且他们打造出琼雪卓玛等藏族歌坛的新生力量,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感受到唐古拉带给我们的独特的音乐与视角享受。然而近年来,比起国内其他音像公司,唐古拉显得因业余而力不从心,甚至不顾藏族音乐的原生态,大规模地制造"仿制品",对此,有人开始质疑唐古拉现在的运作方式与经营理念。然而笔者认为任何事物和现象的存在,都不是静止的,不是孤立的,而是运动变化的,是与其他事物或现象精密联系着的。不管怎么说,唐古拉开创了藏族音像业的先河,并且相继带动了一大批藏族人自己经营的音像出品公司。比如说,青藏阳光、亚东音乐工作室、央克儿等,可是更有趣的一个现象是,这些年来很多非专业的普通的藏族人(包括商人、公务员、牧民、学生,僧人),通过各种途径介入了音像出品的行业,尽管摄影、后期制造、销售等主要岗位上仍然依赖于内地的技术人员,可是常年从他们那儿学到相关的技术与制作方法,因而,这支队伍,逐渐趋于正规化。据不完全统计,光成都已经有二十多个个人和团体从事音像出品的工作。他们的这些音像产品成本底,技术含量不高,可是在藏区的老百姓那里得到大规模的高效率的普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起有些日渐趋于汉化的正规公司,他们对藏语文的继承和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了,从整个影视业而言,音像仅仅是部分内容,全面发展藏族影视文化,需要创办更专业的公司,从事开拍浓厚民族特色的电影故事片、MTV、电视剧及艺术性的电影电视纪录片。也可以翻译或配音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影视作品。综观上述内容,关于成立影视公司,笔者有如下三种建议:
5·2·1各大院校毕业的学生,不管应届毕业生,还是往届生,按着自己的爱好与兴趣可以加入影视公司。先学习先进的技术与经营理念,等自己有了一定的势力,可以独资或合资开办公司。
5·2·2有些通过各种经营有一定积蓄,同时又不看好以往的经营项目,而另谋生财之道的商人,以投资人的身份,聘请专业人才,开办影视公司,谋求更高额更有意义的利润。
5·2·3有些从事影视方面的专业人才,比如编导、摄影、演员、制片人,凭借自身的优势,招商投资,创办影视公司,开辟藏族影视业的新气象。

5·3 创造影视作品

自古以来,藏族人居住在自然条件极差的世界屋脊,常年挑战与改造大自然过程当中,充满好奇的先祖们对大自然的各种现象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流传千百年的《斯巴问答歌》和《大鹏巨龟创世歌》对大自然以及宇宙的形成作出了极富想象的描述。藏民族民间文学源远流长,起源于史前社会的史前民间文学,产生于吐蕃奴隶制的古代民间文学及延继至今的现代民间文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神话、民歌、史诗、叙事诗、传说、故事等众多的民间文学体裁。加之,受相继出现的苯教与佛教,并且两种宗教之间大规模的冲突与融合,使得人们对今世与来世、万事万物的解读趋于"复杂化",以此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与独具特色的人文活动。总之,藏族人常年的思想斗争与充满好奇,极富想象力的性格特点,对艺术创作有着坚实的基础。号称世界第一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见证了藏族广大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与艺术修养。因此,歌舞、绘画、建筑、哲学、伦理,尤其文学方面藏族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影视作为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学形式,它的创造与传播都需要大量的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为基础,综观当代藏族文坛,有两支队伍:第一支是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崛起的以根敦群培和后来的端智嘉为首的母语创作队伍,第二支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步入文坛的以丹真贡布和伊丹才让为首的汉语创作队伍。从作品的传播范围而言,由于第二支队伍采用的是使用广泛的汉语文,因此更容易受到国内文学界的关注,这些年来,阿来的《尘埃落定》摘取矛盾文学奖的桂冠,更能说明这一现象。第一支队伍,作为母语文学的创作队伍,它的传播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可是继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表现本民族的生存状况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大量创作与时代接轨的反映藏族当代生活的影视作品,特别需要扩大第一支队伍的创作人员,也需要提高第一支队伍的综合素质。当然了,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突如其来的现今,任何弱势民族的文化都遭受着外来文明的冲击,因此,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对藏民族而言,保持很大规模的创作队伍,非常不容易 。然而根据资料显示,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之一的堪称藏族《人民文学》的藏文刊物《章恰尔》,创办才二十余年,可是早在1996年的时候,发表各种体裁的作家人数已经上千余了。相对而言,有如此庞大的创作队伍,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影视艺术作为手段,更加娱乐,更加快速,更加便捷的方法继承和发展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2003年毕业于西北民院读完硕士学位的藏族青年作家万玛才旦,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编导,在这短短的两年里,他已经自编自导《草原》、《静静的嘛呢石》等电影,并且在国内外连续获奖,以至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当选他中国六个新锐导演之一。他作为第一个进入国内影视界的母语作家(同时兼任汉语创作),并且崭露头角,从整个藏族影视艺术的发展起点来看,也许迟了一些,可毕竟坚定地跨入了这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行业,我们期待他的丰硕与成果,也期待更多的青年作家步入这个行业,并创作或改编思想性强、内容好,反映藏族古代或现代生活的影视作品。关于创作影视作品的内容,可以是电影、电视剧、音像,也可以是专题片,甚至可以是动画片,笔者有如下的建议:
5·3·1挖掘民间文学的潜力,写出《格萨尔王》、《阿克顿巴》,还有《卓瓦桑姆》等传统藏戏的剧本。
5·3·2为了表现和反映藏族的当代生活,改编作家的文学著作,比如比较适合影视作品的言情类小说有端智嘉的《被摧残的花朵》,动作类小说有纳布噶桑的《龙本木果》,生活类小说有达本加的《村长》,惊险类小说有次仁东知的《可怕的黎明》等。
5·3·3藏传佛教是藏族文化的精髓,因此可以编写大量有关佛经故事与大师的传记,比如佛祖的诞生,宗喀巴大师前往拉萨如何开创格鲁派等。也可根据藏族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宗教仪式和风俗习惯,编写出带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影视作品。
总而言之,无论上面谈到的内容多繁杂,所涉及的面多广泛,其最终的目标是:利用信息化这样一个时代背景,通过加强藏语文与影视文化的接轨,继承和发展藏文化,并且最终将藏文化推向世界。

参考文献:

[1]余彤鹰·《信息化概念与意义探究》·网上资料.
[2]王强·《全球化与中国影视的命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3][4][5]胡书津·王诗文·《藏族文化语言学》·内部资料
[6]德熙嘉措等·《用藏语信息技术发展藏语文的教育和研究》
[7]胡智锋·《影视文化导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8]张凤铸等·《全球化与中国影视的命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9][10] 壮春雨·《电视文化形态的特征》·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1][12]温普林·《茫茫的转经路上》·西藏人民出版社
[13][14]中国西藏信息中心·影视栏目
[15]胡智锋·《影视文化论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6]《中国电视受众--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
[17]格萨卓玛·《关于"藏语音乐文化热"现象的思考》
[18][19]藏人文化社区"艺术世界"栏目
[20]张公瑾·《文化环境与民族语文建设》·苏州大学出版社
[21]戈明·《藏语的自我实现》
[22]倪祥保等主编·《影视艺术概论》·苏州大学出版社
[23]王强·《高科技时代影视艺术价值的几点思考》·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4]《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制法》·内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