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甘南。甘南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南端,甘、青、川三省交界处,被人称为“小西藏”。甘南有农村,有牧区,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遍布境内,藏族、汉族、回族、土族等多民族共存,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宗教文化处处渗透,这些都影响着甘南人的生活和精神。在这样的多元文化交汇、碰撞的地带生活,会令人产生很多感慨。也许正是这片土地上自然风光的大美、万事万物的神性、当地居民的诗意,影响着像我这样的人,使我们在有意无意之中,成为了一个“文艺人”。

  我爱着我的故乡。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像野草一样静悄悄地成长,又在经历诸多往事后渐渐枯黄。但我们的根还在地里,都在酝酿着来年蓬勃的生机和燎原的力量。在这样的地区生活得久了,我们对身边的万事万物就有了神性的认识,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它们静与动的力量:黄昏,像人一样走远了;山顶积雪被风吹起,然后慢慢落下;伫立河岸,就会感觉时间也像眼前的河水一样流走了;你在草坡上昏睡,突然醒过来,就会恍惚觉得身下的草,是从上头走下来的。这样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悟,我们每时每刻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借助于音乐、舞蹈、美术和文学,或热切或沉痛地表达着。而我用文字,将这种发现和感受写出来,就是诗歌了。

  我是忧郁型的诗人。我笔下的自然景物,就是忧郁心灵的承载物。我笔下的亲情和友情,因为其显而易见的易变性,也带有忧郁的色彩。我笔下的爱情,因为其美丽而短暂、刻骨而易逝,更有着忧郁的特质。这或许正是我的性格以文字方式的外显。在人们眼中,我热情、乐观、进取,面带阳光,笑对生活。而在写作中,我认为人生来就是带着罪孽的,需要修行,需要赎罪。生活的本色也必然是暗淡的,需要改变、创造,需要大悲伤之后的大欢喜。这种人生观,直接影响着我的写作。

  影响着我写作的,还有另外几个重要的因素:藏民族对外部世界的无限渴望和锐意追寻,藏传佛教对信徒的召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影响下的生活态度,文学艺术本身的真与美的魅力所在,以及文艺家自身固有的对自由意志的彰显。这几方面并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多种因素相互左右,致使我一直处在精神的漫游状态,无法停下奔走的脚步。

  因此,我习惯于沉思冥想,喜欢把个人化的生命体验与感悟用低沉舒缓的语言描绘出来。正因为如此,与其他当代藏族诗人与作家所创作的作品相比,我的作品的“文学族别属性”似乎并不太明显。我这样要求自己,不要做在作品中贴地域符号的诗人,对藏文化的凸显,应该融在文字的暗流中。如果说在作品中写到康巴、博巴、经幡、嘛尼石、风马、雪山、寺院、雪域……就能代表藏文化的话,那我也不能走这条路子。文学作品的地域化、民族化倾向,虽然有其意义和价值,但文学的核心任务,应该是发掘人性、表现人生、呈现生存的多重可能性。因此,我希望在多层次呈现地域性的情况下,也能兼顾文学的普遍性,即与更多读者产生共识和共鸣。

  这样的文学,才是走向大众的文学、面向世界的文学,当然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