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是美国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时代,也是马克·吐温的时代。马克·吐温所写的《镀金时代》里,密西西比河上有了轮船,有了繁盛的商业,有了利益追逐带来的人性冲突和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先知先觉的人较早认识到,当大家都还在为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商业繁荣而兴奋的时候,环境压力的问题已经悄然而至。

        梭罗就是这时出现的环保先驱。他是个少年天才,16岁就进哈佛大学,但是他不追求寻常的成功,也没有去谋一个高薪的职位,而是坚持做一个特立独行、有思想的人。梭罗非常崇敬他的师长、美国著名诗人爱默生,爱默生启迪他成为最早开始思考人跟自然关系的人,《瓦尔登湖》就是他后来的一个实践。

        梭罗想知道人能否摆脱工业革命的影响回到过去的状态,所以,他走向城镇旁边的森林当中,用传统的方式给自己造了一间小屋。他在《瓦尔登湖》中也写:“我们的人生被许多无足轻重的事情耗费了。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基本上十个手指就能数得过来,顶多再加上十个脚趾,其他的都是可以丢弃的。简单,简单,再简单!”

        梭罗选了一个独特的日子进入瓦尔登湖,1845年7月4日。这天恰好是美国的独立日,也是梭罗真正的生命回归日。他要回归的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自然的美国,这是他对美国精神独特的解读。

        所以我们可以把《瓦尔登湖》看成是一场巨大的、长年累月的生存试验,是工业时代的人能否再回到相对原始的简朴生活的试验。这种简朴生活的目的跟我们的“隐居”不太一样,它的背后其实是在积极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

        在《瓦尔登湖》的写作过程中,梭罗在进行生命反思的时候,又进行了大量翔实的自然观察,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动物一草一木的变化,湖本身的变化,候鸟的离去和归来,他带着一种现代的科学的体系来观察自然界。关于自然界,有几个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看世界的方法:达尔文、洪堡和林奈。

        当今美国自然文学当中有三本“绿色经典”,除了《瓦尔登湖》,另外一本是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再有一本是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但是《瓦尔登湖》可能是美国自然文学作品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很多人可能知道《瓦尔登湖》,但是并不知道《寂静的春天》,并不知道《沙乡年鉴》,更多的自然文学作品我们可能更是闻所未闻。梭罗自己关于自然题材的写作还有很多,比如他有一本书叫《野果》,记录了他十几年以来对树上一种野生植物的观察,今年是几月几日开始结果、开始成熟,又几年,气候变化没有,它们又是几月几日出现最初的果实。很多读者会问,记这些有什么用处?当我们把这个世界非常功利地分成有用处跟没有用处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知识系统已经面临巨大的缺陷,因为我们对知识、对世界不是全面接纳的,我们总是在挑选,就像在商场、在菜市场挑选东西一样,我们在这样挑选知识。

        梭罗还有一本书叫《种子的欲望》,专门讨论、观察、记录各种植物怎么用它们自己进化来的特有方式传播它们的种子。我们的知识系统可能又会问了,你看一棵树怎么传播它的种子有什么用?知识遇到问用处的人,我们就只能抱以沉默,因为确实看起来是没什么用,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追逐这种看起来“没用”的人增加了,这些人增加了我们经常觉得没用的那些知识的时候,有一天他们的科学、他们的意识会来一次报复性增加。而我们总是在追赶,等你追赶这个差不多了,他们又爆发另一个东西,又追赶。所以现在看起来有用的东西,很多是基于看起来无用的东西的储备,最后形成一种大的爆发。

        《瓦尔登湖》也是这样一本书,梭罗自己的实践和这种意识不光影响到科学家、发明家、公众,也影响到很多文学家。当然我们并不因为梭罗对工业时代有反思就要说工业时代是不好的,要指出的是,面对同一个时代,不同的人有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不同理解,这些基于他们持有的不同的世界观。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工业化时代开始的时候出现这样一本书,我们今天来重新认知它、打量它,慢慢进入它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分读者会说,这本书好是好,就是太枯燥了,所以读不下去。其实它并不枯燥,它有非常丰满的观察,非常生动准确的细节。不是它枯燥,是我们急躁,我们自己的心不能像梭罗那样坐在一棵巨大的鸣山树下面使自己安静下来,审美是需要人有安静的心情。

        有一年,我要去美国讲学,美国方面问我最希望去哪所大学。我说我不在乎它的知名度,更在乎它跟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距离。最后我去了落基山里一所并不知名的戴维斯分校。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我的选择就跟另一个自然文学作家约翰·谬尔有非常大的关联。

        约翰·缪尔写过一本书,叫做《我们的国家公园》。这个人不光进行文学书写,他的工作是美国林业局的一个地方主管,住在旧金山,靠近落基山,优胜美地这么美的地方他经常去,沉醉在山水之间。但他同时发现林业公司在打森林的主意,矿业公司在打矿藏的主意,所以他不光是写书,他也到处奔走、呼吁,到处发表演讲,去找美国的议员做工作,说从国家层面要重视这些问题。他最成功的,居然说动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跟他一起到山间去旅行,跟他背着包在山里漫游,有时候住在小木屋里,甚至有两个晚上露营,露营时还下大雪。罗斯福在他的引导下确实体会到大自然的壮美,体会到红杉林所体现出来的那些浩瀚的生物多样性,和这种生物多样性所包含的勃勃生机。最后,他把这个林业处从农业部独立出来,成立了美国林业局。美国自然文学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不光是书写,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坐而起行,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行动,梭罗的行动、约翰·缪尔的行动影响了更多人。

        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在众多自然文学作品中,独独《瓦尔登湖》比较受中国人欢迎?我想一个重大的原因可能是,我们中国人一直有另外一种比较消极的亲近自然的传统,叫隐居。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对我的胃口,我不为五斗米折腰,我清静去。他们隐居之后主要是喝酒,偶尔悠然见南山,但南山上长什么树不关心,长什么草不关心,有什么动物出生、迁徙不关心,关心的还是自己。所以中国读者对《瓦尔登湖》常常有一种误读,以为梭罗就像我们的隐居一样,是要逃避现实,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梭罗是想做一个试验,不是逃避,而是另外一种行动。

        从《瓦尔登湖》开始到利奥波德、卡逊,自然文学慢慢往前发展,一步一步,而且步步深入,它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读书也是这样,我们经常听人推荐书,大家一开书单,这本书是《瓦尔登湖》,下本书可能跟《瓦尔登湖》毫无关系。我读书更愿意从一本书开始,发现它的来龙去脉。这类写作的源头是爱默生的思想,到梭罗,到约翰·缪尔,到利奥波德,他们在一路往前发展。而我们应该去追溯它,这就比把它当成一本孤独的书有意思多了,我们在追溯中看到人类的一种行为、一种意识,看到它在新的时代下是怎么产生的,环境保护的理念、生态环境的理念,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梭罗的《瓦尔登湖》到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整整经历了一百年时间。

        我之前讲过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我没有过多讲《百年孤独》,看过的人已经看过,不看的人永远不看,重要的还是追溯《百年孤独》以及他们的前世、他们的后传,既然是一个文学运动,它就有始有终,有低潮有高地,有来源有去处。所以,我们要把它作为整体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来考察,不可能仅仅凭一本书就能理解一件事,就像我们要看一片森林,你不能只看其中最大的那棵树,当然它是森林的一部分,但它绝不是森林的全部。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名家讲经典”系列活动的讲稿。整理:樊金凤、周倩羽)


原刊于《文艺报》2023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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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来,当代著名作家,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机村史诗》《格萨尔王》《云中记》,长篇非虚构《瞻对》,诗集《梭磨河》《阿来的诗》,中短篇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散文集《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以及中短篇小说多部。2000年,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9年,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2018年,《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9年,长篇小说《云中记》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