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儿女的“第三种生活方式

——漫谈雷建政《风景甘南》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张大勇


        我们在梳理和讨论甘南文学的时候,必然会谈到雷建政和他的创作,雷建政的创作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作品频频发表于《人民文学》《收获》等大刊,引起了全国文坛关注,也广受读者欢迎。就小说创作的思想和文学价值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而言,即使甘南文艺创作经过了如许多年,小说作家也有不少堪称优秀者,小说创作上的收获亦不少,但能与之比肩者并不多,这为甘南文学界所公认。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他的创作转向影视文学方向,2011年8月出版了《风景甘南》“旅游系列电视文学剧本”,开辟了个人创作的新路,而且极大地丰富了甘南文学创作的题材和形式。

        《风景甘南》包括四个独立的剧本,《画》《湖》《界》《歌》,以精妙的故事分别从社会、思想、情感、文化四个方面展现了甘南“古朴纯净的云和风、山和水、人和事、情和义”,作为影视文学剧本,“情”与“韵”始终贯穿其中、萦绕其间。

        特别是《歌》采用“洮州花儿”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将影视语言和“花儿”唱词作了完美融合,为艺术电影、音乐电影、歌舞电影提供了绝佳的文本。该片的拍摄已经提上日程,将在我州冶力关等景区和诸多小康村、旅游标杆村取景摄制,影片暂定名为《花儿哟,两连叶儿》,成熟的剧本、天然的取景地、高端的投入和运作,使它有望成为类似今年上映的《白蛇传·情》一样有独特韵味和艺术价值的佳片。

        我和雷建政先生交流时,他说《风景甘南》之《画》《湖》《界》《歌》,通俗点说,总体都讲情,只不过《歌》讲情的方式比较特殊。文学影视作品讲男女之爱、人伦之情一般有几种类型,有仙凡恋,如《天仙配》《牛郎织女》;有人妖恋,如《白蛇传》《聊斋》中之诸多篇什;人鬼恋,如《李慧娘》《聂小倩》,用这种设定来表现爱情的忠诚和坚贞,表现人性的自由和解放,而《歌》讲的却是人歌恋,人和艺术的爱恋和痴缠。

        我读《风景甘南》,觉得人歌恋依然是人情之恋,核心还是“情”,作家们笔下的这个“情”不仅是爱情,也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而是自然之情、人性之情、传统之情等“情”之综合体,牵惹着人心的不光是男女之间的一个“爱”字,还有这方土地千百年来人民的生活际遇、顽强的生命硬度、不屈的斗争精神、纷繁复杂的社会百态与悲欢离合的人生况味。

        这部剧本集分别改编自雷建政此前已经发表的几篇小说,但是从小说改为剧本,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打磨,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光在文学体裁上。相比于小说,剧本作了更多影像化的处理,增加了许多“镜头”语言,同时,又综合考量,从甘南这一地域纬度来集中展现这一方水土的地理人文、风俗人情和世道人心,为展示、宣传、推介甘南发挥积极作用。

        一个作家某个阶段的创作会有大致集中的题材和较为统一的风格,《风景甘南》之《画》《湖》《界》《歌》,这四部曲统一于时代伟大变革的主题之下——人民从旧时代的难生存、不自由、无尊严、常悲愁到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的幸福生活的对照,表现了时代和社会的深刻变革以及这种变革和人民幸福生活的辩证统一。

        《湖》讲的是在旧时代草原上被欺压被迫害的人民的生活和爱情的悲剧,与故事里不同时空的现代人的自由美好的爱情和幸福美满的生活形成对比,揭示了“旧社会让英雄变成贼寇,新时代让人民成为英雄”这一深刻含义。

        《画》讲述的则是有天赋和才能的底层人民在封建时代受尽歧视和压迫,哪怕胸中有千秋诗画、万般妙相,也没有舞台和机会,无法发挥和施展自己的才能。人民得到解放,改革开放的东风吹绿了草原,民族之花遍地盛开,藏族传统艺术也终于迎来生机勃勃的春天。

        《歌》也具有同样的主题,旧时代旧传统旧规矩,以及贫富阶层的门第壁垒隔断了生死与人情,隔断了爱恋与痴心。劳动人民的爱恨情仇、真情实意无法抒发。多姿多彩的民间文艺也被戴上封建枷锁,使“花儿”唱家喉噎舌结,不能放声歌唱。反观新时代,人民有艺者展艺、有歌者献歌,劳动者可以纵情歌唱美好的新生活,追求真挚的爱与幸福,享受着充实向上、幸福和谐的好日子,整部作品洋溢着健康积极、乐观向上、诙谐幽默的喜剧魅力。

        《画》《湖》《界》《歌》“四扇屏”中就上述时代主题表现最深刻的,应是《疆》。亘古以来,草原上的人们为了生存,为了草地牧场,年年争夺、代代仇杀、怨怨相报、恶性循环,族群与族群、“南部”与“北部”之间绕不开“打冤家”,绕不开因此而起的械斗、伤害、死亡,人间纯真的爱情也因此被扼杀,由于分属“南北”不同的身份和立场,两个真心相爱的人,英武的桑和美丽的拉嘎经历生离死别,拉嘎失去了生命,桑的心也死了。

        在《疆》这一剧本中,现实与历史、人与自然互文呈现,羯、羝、羱生物种群对于生存家园的守护、开拓与争夺与人类社会中南北草地之间生死械斗的“打冤家”相互映照,给人带来一种深邃的宇宙人生感,使得我们能够超越现实思考而通达哲理性的感悟,使读者和观众对“打冤家”带给人们的苦难有了更历史、更直观、更深刻的理解。

        在作者早年创作的小说《疆界》中,由于“桑”的自我牺牲和双方善良人心的救赎,南部草地和北部草地暂时停止了械斗,靠一条长长的石墙来防止双方发生摩擦和冲突,却也阻断了南北往来与联系,而“打冤家”的危险依然存在。“不知哪一年哪一日,一滴雨会浇开一丝间隙,一股风会吹开一道裂痕?不知哪一年哪一日,又一只羝从南部草地或是从北部草地走来,抵翻中界草地中心长长一道石墙上的哪块石头?”

        文学反映现实,艺术来源于生活,党和政府开创性推动和实现尼江问题成功解决的重大现实,给了作家重要的思想启示,2015年雷建政对小说《疆界》重新创作和改编,写成了电影剧本,发表在2015年第12期《中国作家》上,而且他在剧本中直接写入中央电视台2014年10月22日《新闻联播》“甘肃甘南:政府运用群众路线解决群众心结”的专题报道和2014年10月30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融雪车巴沟”的专题节目,也写入了党中央对尼江问题的高度重视和特殊关怀。

        “打冤家”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在剧本中也有了符合现实的理想结果——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天赐的青山绿水、祖辈创造的草原文化、人民群众的勤劳奋斗,共同推动、共同实现的生态有力支撑、生产转型发展、生活宜居幸福的“第三种生活方式”,让人们告别了披星戴月、顶风冒雨,“逐水草而徙”的游牧生活,解除了人们内心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群体性精神危机,解开了草原儿女延袭千年,世世代代为草山械斗、“打冤家”的历史症结,实现了伟大的历史变革。

        尼江问题的成功解决,和以解决尼江问题为标志和引领的时代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历史性进步,以及今天甘南大地上正在发生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绿色发展奇迹远比任何作家笔下的描写都更为壮阔和精彩,划时代的变革和全新的生活方式最终成为一种新的“自然”和天伦,人与万物得自然之全,享天伦之乐,从自然环境到社会环境,甘南进入了历史上最稳定、最幸福的时期,成为一方净土。这无疑是一切文艺家激情创作的不竭源泉,反过来说,运用一切文艺手段反映和表现全新中国和全新甘南,这是新时代一切文艺家最重要的使命和任务。

        从文学剧本成为影视作品,有一定距离,但雷建政的笔下,极富画面感的精彩蒙太奇式的描写:气象万千的草原风物、独特的民族生活场景,“陌生化”的新鲜语言为影视创作留出了丰富空间,这也必将成为影视版《风景甘南》鲜明的艺术特色。

        《风景甘南》也有不足,比如人物形象的典型和精彩程度有一定的“分化”,对于作者所喜爱的吉美、桑吉卡等人物,极尽其笔墨,令人过目难忘,而在历史场景与现代故事交叉叙述中,现代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够出彩和饱满。现代人物剧情台词的处理尚有“碎碎念”式的拖沓及说理式的枯燥之处。在剧情展开上,个别情节略欠自然顺畅,与作品精彩抓人的“草原叙事”部分相比,还有一些差距。

        不过这并不影响《风景甘南》的艺术价值,结合雷建政的其他作品,我认为他倾力塑造的典型,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而是许多现实可感的、可亲可敬的典型人物的综合体,兼容并蓄、淬炼升华之后的一个整体性艺术形象,这个整体艺术形象就叫“甘南”——无论是吉美的坚韧、桑的勇敢、央姆措的忠诚、老头人的慈悲,都是“甘南”这一艺术形象的性格特质之一。

        如果从创拍电影或电视剧来说,《画》《湖》《界》《歌》都是难得的文学剧本。《疆界》有甘南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基础,有生动鲜活、丰富广阔的现实素材。《歌》是对古老艺术传统的一种传承,也是对“花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民间艺术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应该会得到观众的认可和欢迎。《湖》对女主角央姆措深情的刻画动人心魄,使人心碎骨酸,男主角桑吉卡的传奇经历跌宕起伏、连环反转,引人入胜。

        前一段时间,老电影《牧马人》忽然在网络上火了起来,它跟《湖》在通过回忆和讲述来表现两种人生、两种境遇的方式上有点相似,如果说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我觉得也可以不采用新旧对比式的交叉表现方式,而纯粹只讲一个时空下,一个完整的打动人的故事,这样的改动,有可能削弱剧本的悲剧力量,但从大众心理考虑,会得到大多数观众的喜爱:央姆措苦苦等待赛马夺魁、身负冤屈、智取宝马的桑吉卡,桑吉卡并不是像剧本里写的那样,像云一样失去了踪迹。

        我想象的剧情结尾应该是这样的:时光如水逝去,邮递员罗为民踏遍辽阔草原,为等待了一生、已届暮年的央姆措寻找她深爱的桑吉卡。罗为民穿越四季,穿越白雪与雨雾,穿越峡谷和大草原,向着一个人的背影飞马而去,那个人像一块风雨不动的石头。

        留下一个开放的结局,给“甘南”也给有爱的央姆措和桑吉卡们一个恒久的希望!



音乐电影文学剧本《花儿哟,两连叶儿》(暂名)简


编剧:雷建政


        “洮州花儿——生在心里,活在民间。是老百姓唱出来的话,说出来歌。”

        “甘南洮州有一种歌叫‘花儿’。是歌,不唱,难心,唱也难心;是花,不开,殇情,开也殇情。”

        《花儿哟,两连叶儿》采用“过往岁月”与“现今风貌”跨时代“连缀”的叙述手法,立体、形象、艺术地讲述了“洮州”乡土中引人入胜的百姓故事。

        诉说衷肠,渴望挚爱,历来是“花儿”传承不息的生命所在。剧本以预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情节,以生活之真情感之纯的细节,表现了一位痴情女子因只能“听得歌声近咫尺,欲见人面远隔世。”而椎心泣血的单思苦恋。

        民国初年,出生于李姓大户殷实之家的少女雀雀,自幼熟读《女儿经》、《千字文》等蒙学必修篇章,平日里谨守家训循规蹈矩,“离家只走熟悉路,出门回避陌生人。”在乡邻之间被众人仰慕,被众口称赞。然而,雀雀在待字闺中期间,虽身居幽处却被每日黎明不期而至的年轻樵夫的“花儿”声唱醉了魂唱迷了心。青春的催逼竟使她铤而走险进山觅亲,不料事与愿违被专员之子钱少爷“猎获”。从此,与钱少爷的婚姻让雀雀心身分离,每年身怀有孕,每年胎死腹中。一次不经意的娘家之行,那久违了的黎明的“花儿”声居然成就了她做母亲的梦想。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更让人领悟到了“生活传奇”在情感真实上的艺术魅力。

        光阴荏苒,时至现今。一位侨居大洋彼岸的洮州耄耋妇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只渴望能在病榻上聆听到洮州故里的“花儿”歌声。看似偶然实为必然的故事“拐点”,又延续了“花儿”人至暮年情未衰的无尽诉说。

        剧本的创新在于大胆破除了从古至今沿用下来的“仙凡恋”、“人妖恋”、“人鬼恋”的爱情片窠臼,别有心仪的编织了一场“人歌恋”的凄美悲情。

        展望前景,甘南蝶变、旅游大热,参与创作和拍摄《花儿哟,两连叶儿》的各方期望打造一部能与1960年代红遍全国的音乐电影《刘三姐》或《阿诗玛》相媲美的影视作品。用创作升华了的“洮州”本土“花儿”音乐电影让“洮州花儿”自身的历史、文化、艺术来“说话”,为临潭和全州绿色崛起、高质量发展增加文艺力量。

        《花儿哟,两连叶儿》剧本以作者早年发表的小说《歌癔》(原载《飞天》1992年10期)改编。原名为《歌》,是作者创作出版的旅游电视文学剧本《风景甘南》(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系列剧之一。其中部分唱词取材于西北民间(公知素材)“花儿”。


原刊于《甘南日报》202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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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建政,祖籍河南孟津,1953年生于甘肃省夏河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研究生。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发表中、短篇小说60余篇(部),主要作品有《天葬》《西北黑人》《劫道》《壮丽光阴》《命兮运兮》《蛇牛》《皇杠》《往年雪》《太阳劫》《白草地黑草地》《疆界》《缘结》等。有10余篇次被《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小说月报》等转载,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农村读物出版社等出版的专集收选,日本《中国现代小说》译载。获五四青年文学奖、甘肃省委省政府敦煌文艺奖、甘肃省优秀作品奖、甘肃省敦煌青年文学奖等8次。小说集《劫道》由作家出版社于1992年2月列入全国“文学新星丛书”出版。旅游系列电视文学剧本《风景甘南》2011年8月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选《西北黑人》2013年6月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