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的洮砚,层林尽染,万紫千红,一条碧绿的洮水,悠悠然飘落九巅峡谷,山光水影,如诗如画。

        洮砚乡政府坐落在古路坪村,距县城50余公里。由于引洮工程的兴建,这一河段上下两岸临水几个村子均已搬迁至瓜州,原址已被库区淹没。顺洮河而下,还可隐约看见原有哇儿沟、丁尕、卡固、纳儿几个自然村的搬迁遗迹。

        在这段流域内,有石门金锁、原引洮工程遗址、藏王坟、摩崖石刻等文化遗迹。



        洮河沿岸分布着洮河绿石砚石料的新老坑洞。喇嘛崖、水泉湾、纳尔、卡固直沟、砚瓦石嘴、卡日山、泉滩沟、崖沟、鹰子嘴等,其中有些坑洞已经因石料枯竭而废弃。然而在人们的探索和挖掘中,有新的石苗被发现,开采毫无节制,纯属乱砍滥挖。

        然而,早在杨土司管辖时期,对洮砚矿区进行严加管理,除采取严厉的行政手段外,还通过寺院等宗教机构来束缚人们。尤其要求采石者必须在采石前向“喇嘛爷神碑”献羊,并经祈祷祭祀后,才能进洞采石。否则,不仅采不出好石,还要遭到不幸,当地会遭受冰雹之灾。土司的这一措施,适应当时、当地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在当时的管理条件下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同时,杨土司深知洮砚的珍贵,对矿区开始严加管理,规定凡采石者必须以土司衙门的“尕书”(相当于今之介绍信)为执照,知会驻纳儿村的老噢什旗总管,再由总管通知达勿(窝)村的采石工去采石,绝不允许其他人无照采石。韩军一《甘肃洮砚志》记载:“惟喇嘛崖石,由洮岷路巡防司令部派人保护,非经土司证明许可,无论何人,皆不得随便入窟凿取一石,即洮州砚工,亦不能任己之欲,擅自崖上挞石也。”达勿村民除担负采石任务外,同时负有监视、保护石窟的职责,经常派出专人守护,如果听到有人私自偷凿砚石,总管就会马上集合村民,前往制止,丝毫不予通融。为此,洮砚石料的滥采乱掘现象得到了控制。

        当时的洮砚石料通过三条流通渠道往外输送:一是老噢什村民将采得的上等石料交给土司衙门,顶替当年的部分差赋徭役,土司衙门中的专业砚工们在收到石料后,专门雕刻贡品和土司用来结交权贵、上司及社会贤达的礼品;二是外地商贩中以贩石、贩砚为业者,设法求来土司尕书,直接去老噢什矿区采购石料,然后卖给新城等地的砚工制砚;三是本地的采石工将每次采得的石料,挑选出给土司的贡品、购石者的售品,所剩质量、体积稍不合规格者,廉价出售给本地砚工制砚。

        据清光绪三十四年土司衙门的统计,通过以上三条渠道,每年流出的石料,折合砚台约六百方,客观上起到了对洮砚石料资源的保护作用。

        民国后期,朝政腐败,横征暴敛,加上战事不断。地方官吏为了八面应付,只有加重对其属民的盘剥和榨取。作为贡物的洮砚,数量猛增。到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前后,年流通量近千方,其中一半以上属土司衙门对外的贡、赠品。由于洮砚需求的增加,开采量也相应增大,对矿区的管理逐渐趋于混乱,资源浪费严重。很多中、下品石料得不到综合利用,全被弃掷、掩埋。数眼优质矿石洞窟被毁坏、坍塌而不能采石。整个矿带,在十数年间被凿剥得满目疮痍。

        建国初期,这里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洮砚矿区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而归农业社集体所有。石料亦由集体采挖,作为集体的一项副业收入而出售经营,矿区管理又逐渐趋于稳定,混乱局面也得以扭转。

        1958年的“引洮工程”期间整天炮火连天,飞沙走石。喇嘛崖也被当时“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气势所腰斩,就连历来让人顶礼膜拜的“喇嘛爷神碑”也不知去向。

        1961年6月,“引洮工程”下马。在此阶段,洮砚石料矿由人们自由采掘,石料经当地砚工辛勤雕琢后,去换取一些粮食、面粉,以养家糊口,为砚乡人们维持生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1960年到1964年初,洮砚石料矿区虽属纳儿大队辖区,但处于无人管理的状况,放任村民们自由采取,让洮砚石料加入生产自救的行列,每年开采、雕刻砚台仅300余方。这一段时期,洮砚石料的流通渠道只有供新城、岷县、扁都及本地砚工使用。砚台的流向也仅幅射到这些地区。1964年初,历代居住于扁都、党家沟等处的老砚工们也重操旧业,利用农闲时节早晚抽空雕砚,洮砚的产量和石料的需求逐渐回升。此年年底,收集整理民间艺术的潮流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兴起,甘肃省工艺美术社也在此时增设了洮砚雕刻业务,以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培植这一民间艺术,使之发扬光大。同年,在纳儿村组织民间刻砚老艺人成立了加工点,石料的需求量猛增。并在喇嘛崖矿区开发扩大的同时,增开了丁尕、水泉湾、青岭山、纳儿等处矿点。洮砚地区各生产队的主要劳力全部抽调开采矿石。提倡产量第一,大打“人民战争”,使洮砚石料的开采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由于采取大面积的爆破,使开采的三分之二的石料被粉碎,或落入河底。有人做过统计:仅1965年至1967年间浪费掉的优质原料,就足够本地十年的生产用度。如能合理开采,综合利用,其经济价值可比当时增长50倍左右。“文化大革命”期间,洮砚的挖掘、雕刻销声匿迹。                

        1978年,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这一巨大变革给洮砚石料矿又一次带来了新的活力。洮砚乡的纳儿村委会以敏锐的经济眼光迅速捕捉到这一信息,并牢牢抓住了矿区的所有权、管理权。首先规定:喇嘛崖、水泉湾、卡古直沟等处矿点,为丁尕、卡古、纳儿、上、下达勿五村村民共有,严禁外地人随意采掘。对内规定:丁尕村采管直沟石;卡古村采管水泉石;纳儿、上下达窝三村采管喇嘛崖石并水城右边石。各村均有固定的矿坑,每村一至两个。旧坑采到无法再采时才能换新坑。采得的石料,谁采谁得,属个人所有,而石坑则由全村人轮流采掘,每户轮得的天数公平相等。采得的石料,全部集中在卡古村中待售。

        自1983年以来,洮砚乡所在地哇儿沟附近的村寨,从事洮砚雕刻的个体砚工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原材料用量又出现历史高潮。石料的产量和售价同步上涨,据1984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年产石料约40吨,年生产大小砚台5000余方,从事洮砚制作的砚工有500余人,参与石料和砚台贩运者近百人。到1990年,洮砚石料开采达50吨左右,砚台的生产盛况空前。然而,受“引洮工程”的影响,许多优质洮砚石材已永沉河底,上等洮砚石材也将逐渐枯竭,那些被称为洮砚石料中极品的“老坑石”将会真正成为稀有之物,用其雕刻的洮砚也将成为“无价之宝”。



        即使这样,采石人也不怕千难万险,依然坚持探险不止。他们为了生计,为了找到更优质的洮砚资源,走遍了喇嘛崖周围的山川河谷,寻矿、探矿,一但发现新的矿苗,他们便不舍昼夜,凿不出好石头誓不罢休。在洮砚一带把采石料称为“打石头”,打石头的人家,有的是祖辈传承,有的是半路出家。自古以来,采掘洮砚石的人主要是达勿、纳儿、卡古、丁尕等村人,他们既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又有历史久远的属地传承渊源。

        近几年,由于引洮工程的实施,纳儿、卡古、丁尕等村随之成为移民,其中部分村民按照计划已迁往河西的瓜州县。这样,采石的工作主要由上下达勿村民承担。目前这些人中主要有卢永才、杨金荣、王桥生、王虎生、卢主秀、陈丹波、卢兴平等。他们是洮砚地区采石最早,具有很好的采石技术,尤其在识别石料优劣,选矿采矿方面经验丰富,技术娴熟,而且深知洮砚矿区山脉走向,矿层分布规律。

        然而,洮砚的开采并非是一帆风顺的,直至今日,砚工们面对一个个矿洞,望而却步。因为一千多年来,这里的砚工们开采石料的方式依然如故,那就是粗放简陋的人工开采,只是开采的工具有所进步而已。洮砚石的开采形式自古到今离不开两种方式:一种是洞窟采掘,一种是露天采掘。洞窟采掘相当于其它矿类的井下作业。这类矿体露头都夹在断裂带形成的悬崖峭壁上,洞窟随着矿体延伸。喇嘛崖就属洞窟采掘,是直接从岩面开洞口往里向着水平面斜着开采,每开凿一步就极其艰难,而且充满了危险,求石极其不易。有俗语说,“十日采石九日空,一日能补九日工。”就是说,采凿十天石料,有九日采不到一块好石料,而倘能在第十日采到一块好石料,那就能弥补前九日的亏空。因此又说,“洮石一斤,价值千金。”露天开采指的就是洮砚石料有些矿带的露头部分在山崖的表面,如水泉湾、纳儿、直沟等处,因开采量不大,矿体露头面积大,一般采石者只在表层剥取,都不愿打洞采石,最多刨几个石坑,坑稍一深,或因坍塌,或因积水,无法继续开采,于是就在别处找矿源。这种方式极具破坏性,且浪费很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有人用炸药爆破的,但这种做法的效果极差:一是爆破的石料被震裂粉碎,很少有整块的石料,浪费资源;二是缺乏安全。由于震动过大,影响山体岩层,容易造成预料不到的坍塌。而且经过爆破的石料表面看来无损,但大多都有内伤,对制砚极其不利。对此当地人已经达成共识,不宜使用。

        石料采掘后,还要进行挑选。尤其是洞窟中的石料,更要进行筛选。由于洞内仅用传统的小油灯(现在用充电电灯)照明,光线太暗,矿床中围岩和矿体夹杂一起,分不清哪些是围岩,哪些是石料,无法进行鉴别。所以只有搬出洞外进行筛选,将采的石料选出等级,还要将有裂缝的石料挑出来。洮砚石料的矿体与围岩均为板页岩结构,劈理较发育,挑选剥凿时须得用力得当,谨慎细心。要有丰富的凿石经验,既要掌握石性、石理,又要懂得雕刻砚台的基本常识,包括石型、薄厚、纹理、颜色等,否则前功尽弃。当地自古有谚云:“十个石头九不全,一日作功九日闲,一天挣的九日钱”。就是形容这种采石过程中的后期加工。同时,要把选好的石料从洞口运到山下或是路边。但从矿洞到洞外,再到公路沿线还是全靠人力。运输石料的工具主要用背斗,竹筐、铁丝背兜等。背斗是当地人生活、生产方面必备的工具之一。它多用竹篾、藤条、柳条等编成,全靠人力背运。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采石工的运石工具已大大改进,长途运输不再用人背石头了,大多用自行车驮和人力车拉运,量大的还用三轮、四轮拖拉机或汽车运输。

        几十年来,洮砚的开采依然处于无序状态,除喇嘛崖的旧坑外,先后又在纳儿、结拉、社科、达勿、水泉湾、喀日山、砚瓦石嘴等处陆续开掘的大小矿点(包括旧坑)多达30余处,但大部分矿点或是石料枯竭,或是无法继续开采而已被废弃。这些矿点的采掘方式各有不同,或用炸药爆破,或用机械开掘,或用锤钎敲凿。特别是喇嘛崖的旧矿坑,经过几次坍塌,道路崎岖,攀越艰难,稍有不慎就会跌落悬崖,葬身大河水底。而且经过多少个朝代开掘的老矿坑越来越深,越来越危险,洞里洞外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但即使这样,一个老矿坑里每天也能采掘出一百来斤矿石。可这危机四伏的老矿坑,不知何时又将夺取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这些生命在利益的驱使下,每天在与死神打交道。当那一天,从这里采出来的老坑石经过艺术大师的雕刻,成为洮砚精品摆放在那些达官贵人,或文人画士的案头的时候,有谁还能想象到这块砚台背后所隐含的坎坷经历和辛酸故事。

        如今丁尕、卡固、纳尔村,大多已被搬迁至瓜州,其中丁尕村的部分住户依然坚守故土,依然从事打石头的副业。

        此次顺流而下,不仅仅是为了观赏这美丽的湖光山色,观赏这高峡平湖里一群群水鸟,忽而翔集水湄,忽而划破湖面,留下一圈圈涟漪,轻轻荡漾而去。我只希望看见那些采石人,哪怕是几个。

        路上很少有行人,更看不见采石人的踪影。我想,此时正是农闲时节,也是以往采石的最佳时期,不知何故,如此例外。



        达勿村可谓一个文化村,出生在达勿村的西藏第一世摄政王策墨林• 阿旺楚臣,因被乾隆皇帝两度任命为西藏摄政王而闻名于世。因此,这里的藏王寺与藏王坟,被当地群众视为圣地,常有藏族农牧民和藏传佛教信徒前来参瞻顶礼。

        藏王坟在下达勿村北一公里处,全称“藏王策墨林墓地”。该墓地位于下达勿村果园之中,是藏王策墨林一世家族墓地,因其一度在西藏摄政而被称为藏王,并开创策墨林传承制度,使其故乡闻名于整个藏区。

        一世策墨林阿旺楚臣,7岁出家为僧,33岁赴藏深造,入色拉寺习经学法,由于勤奋苦学,升任为寺院主持。1762年奉召赴京担任雍和宫大喇嘛和堪布达16年,以其精通教法、处事干练而深获乾隆皇帝的赏识,封为“札萨克达赖喇嘛”。1777年,西藏摄政王六世呼图克图第穆圆寂,乾隆皇帝任命阿旺楚成前往西藏办理商上事务,旋即又经清朝中央政府的批准为八世达赖喇嘛经师,参任西藏噶丹寺策墨林。阿旺楚成第一次就任摄政时间长达九年,期间曾与驻藏大臣促成了六世班禅进京朝觐乾隆皇帝之行,为密切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阿旺楚臣就任摄政后,治理有方,得到各界的支持与拥护。1791年圆寂,享年71岁。其家族将骨灰迎回故乡安葬,遂有藏王坟之称。

        达勿村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近半个世纪以来,从达勿村走出去的文化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达勿人的生活命运。文化学者、社会贤达、政府官员,无不带动一方文化教育、政治经济,以及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有名的“莎目舞”誉满藏区,已被列入省级非遗文化保护项目。

        然而,81年前的达勿村又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呢?我们看看民国官员韩军一笔下的达勿村。

        民国官员韩军一时任甘肃河州镇守司一职,他先后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民国二十三年(1935年)、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到达过卓尼。并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考察了卓尼洮砚喇嘛崖一带山岭、村落、交通等情况,尤其对达勿村的造访记述详细。他在《甘肃洮砚志》一文中,对达勿人的生存环境、妇女的社会地位、当地的教育状况作了实地考察。他写道:“达窝(勿)森林繁茂,草深,畜牧甚丰饶,而童稚皆失村塾。劳力妇女,被人踏践,亦罔然少所知识。应尽先办起简易小学或识字练习,民绅官商,尽可通力合作普及小学教育。尤不当漠视藏族儿童,驯至要也。否则,徒言开发,莫切实际。”又写道:“不设学校,达窝(勿)子女,自必逐渐向下颓废,成为愚蠢之民。”并对当时达勿人的生活照明条件也作了描述:“古人桦皮卷蜡,可以代烛(蜡质在皮,乾则自卷。)所谓桦烛。予向闻之书中,今于达窝(勿)始见” 。

        而今,大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如今的达勿村今非昔比。但那些打石头的营生却传承至今,只是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对谋生前途的选择举步维艰,正是令人堪忧。


李德全202010.jpg

        李德全,又名清泉,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辞赋社会员,中国辞赋家协会理事,中国诗赋网特邀评论员,卓尼县作协主席。诗歌、散文分别收入多部作品集。出版诗文集《生命如歌》,诗赋集《岁月如诗》、地方风物传记《话说洮砚》《洮砚散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