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公元17世纪中叶，固始汗南下多康地区，征服该区域众多割据政权，打开了进入卫藏的通道，并与格鲁派联合组建甘丹颇章地方政权，从而几乎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在此之前，卫藏格鲁派与第悉藏巴汗的纷争使格鲁派惨遭失败，吉雪第巴作为格鲁派重要政教领袖之一，不得不离开拉萨逃亡安多。吉雪第巴的到来和他的传法活动，对格鲁派后来在多康区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在建立之初亦积极向东发展，委派各级人员试图治理此地，在多康发展其影响和势力。
关键词：清前期；多康；卫藏；政教互动
一、引言
公元13世纪，蒙元把卫藏等所有涉藏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版图后，按地域先后设置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等三道宣慰司，[1]归宣政院管辖，这也是当时吐蕃的基本行政区划。其中，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为朵思麻宣慰司，“朵思麻”为“多麦”即“安多”的藏语音译，辖境包括青海东部和南部、四川阿坝以及甘青川连接地带，辖区与传统地域概念“安多”基本相符。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朵甘思宣慰司，“朵甘思”是“多康”的音译①，所辖地区为康区，即青海玉树、四川甘孜、卫藏昌都及那曲等地。
有元一代，西藏萨迦法王政权不仅统治着卫藏十三万户，也从政教两个方面强力影响着多康②区域。对多康区域的政教影响，主要是靠帝师等萨迦派宗教首领的个人威望，而对多康最直接的管理者，是为萨迦政权派往多康的“朵甘思本钦”及“朵思麻本钦”。
朱元璋建立明朝，在攻下元大都后，即命大将徐达、邓愈、冯胜诸人率军西征。洪武三年（1370年），邓愈进克西部重镇河州，元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镇西武靖王卜那剌等率各自所辖吐蕃各部归降，多康北部地区依次纳入明朝版图。洪武四年（1371年）建河州卫，此后在多康先后设立西宁、洮州、岷州、庄浪、松潘等卫，即“西番诸卫”。查阅《明史·西番诸卫传》等史料发现，明代“西番诸卫”的范围相当于安多地区，明政府对“西番诸卫”推行的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统治体制，“土流参设制”，[2]并以一种较为松散和间接的形式控制“番众”。
二、固始汗南下多康以及与卫藏地方政治关系的确立
（一）和硕特部进驻多康
1637年，原游牧于新疆一带的西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率部迁至青海，在青海湖西北击败喀尔喀部却图汗，得青海，进而继续向西、向南发展，逐步将康区、卫藏据为己有，成为整个涉藏地区的实际统治者，青海随之变为和硕特部固始汗的辖区。其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和硕特各部接踵而至，蒙古人遍及青海湖周边区域。[3]
固始汗势力在多康北部的迅速增长，打破了多康区域原来的民族分布格局。原居于青海湖周边地区的大批藏族迫于压力相继迁移他处，其中一部分前往四川、陕西缘边内地；一部分流落到河西走廊中部，一部[4]地区分被裹胁到漠南一带；而一部分则返回卫藏。
1639年，固始汗率其部众南下康区，以强大的兵力先后击败了今四川甘孜州和云南迪庆州以西卫藏、昌都地区一带的大小地方势力，于清康熙初年基本控制了包括甘孜州南部、木里和迪庆在内的川滇边涉藏地区。固始汗大举南下征服多康区域，其目的是为了打开进入卫藏的通道，进而控制卫藏地区。自元代起，康区一直施行土官、土司制度，和硕特部南下康区之时，因明朝的继续衰落，这一带实际上成为大小不等的割据势力范围。据藏文史料记载，此时在康区的较为强大的地方势力有康北的白利土司（图片）、木氏土司（图片）、德格土司（图片）、囊千土司（图片）等，木氏土司虽为纳西族地方政权，但其辖区居住着众多藏族部落，且与卫藏的宗教文化关系非常密切。
白利土司兴起于公元10世纪中叶，崛起于元代，在与周边部落的夺地争战中，实力不断增强，到明代时已成为名震多康区域的地方势力，史称为“中康白利王”（图片），其辖地东至四川甘孜道孚、西至卫藏昌都类乌奇、北至青海玉树地区，除了康南部分地区外，康区基本都变为其属地。白利王的大本营在今甘孜州甘孜县境内，白利王崇信苯教，其本人也身兼政教两方面大权。
在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发回卫藏的《致全藏僧俗官员书》中，我们发现有一则萨迦班智达在多康东北部与名为“白利王”（图片）的地方首领一同前往的记载。此处“白利王”应为元代之前河湟地区之白利王，辖区基本在今西宁、海南贵德等地，与后期康区的白利王族可能存在亲缘关系。可见，河湟地区的白利王在当时的多康区域有很高的名望和势力。
据藏文史籍记载，固始汗南下时的白利王名顿月杰（图片），他曾与蒙古却图汗、卫藏藏巴汗（图片）政权结成联盟，企图建立一个强大而统一的青藏高原区域性政权。[5]为了达到目的，白利王发兵攻占理塘、昌都、察雅、德格、拉多、结古等地，并烧毁了这些地区的佛教寺院，强力抑制佛教势力，杀死和关押了很多佛教僧人。1639年11月，固始汗几万大军在德格土司、囊千土司等的协助下打败白利王，并将其擒杀。[6]对和硕特固始汗南下康区的目的，雍正初年任过四川总督的年羹尧称：“顾实汗占据此地，以青海地宽大，可以牧养牲畜，喀木地方人众粮多，遂将伊子孙分居此二处，伊则在青海游牧居住，喀木地方伊等纳贡。”实际上也如此，固始汗南下康区的主要目的就是意欲以多康为基地，西进卫藏进而控制整个藏族地区，是和硕特在政治、经济角度考虑所为。从军事角度看，固始汗南下灭白利王首先是为了巩固其在青海的已得利益，再次是为了经略卫藏。藏文史书一般称白利王信奉苯教导致其灭亡，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白利王与藏巴汗、却图汗都信仰不同的宗教教派，而为了政治利益则走到一起，固始汗攻打白利王也是借宗教信仰之名义谋取政治利益。固始汗消灭白利王后，康区的苯教遭到空前的摧残，许多本教寺院被烧毁，亲近白利王的苯教僧俗人士被杀害或强迫改宗格鲁派。因此在这一时期，在固始汗的支持和操纵下，康区的格鲁派势力得到迅速发展。
灭白利王后，固始汗又开始对康南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发动攻击。木氏土司也从元代开始崛起，到明代，势力得到增强的木氏土司受到明廷的重视。明宪宗成化年间始，木氏土司逐渐向北扩展，到明末时基本控制了川滇边康南地区，其势力几度到达巴塘以北地区。明以来藏文史书中屡屡出现的图片（姜萨当杰布），指的就是木氏土司，或称“木天王”。木氏土司历来与康区噶玛噶举派关系密切，后来直接与其结盟，形成某种意义上的政教联盟。同时木氏土司还积极与卫藏达赖喇嘛等政教人物保持联系，曾邀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到其辖地巴塘、理塘传法，1580年资助格鲁派在理塘建理塘大寺长青春科尔寺图片图片[7]在固始汗的打击下，木氏土司不得不退出在巴塘、理塘等地的势力范围，势力速减。对此事件，五世达赖讲：“云南丽江地界之内之属民，亦咸来献纳赋税，贡呈方物，恭敬请将。”[8]
固始汗在对康区的征战迅速以胜利告结，但其在康南中甸（结塘，图片）一带的完全控制则是直到公元17世纪70年代初才结束。赵心愚认为，和硕特部南征康区的行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639年5月至1641年底。这是南征康区军事行动的主要阶段，投入兵力大，战争规模也大，消灭和打败了主要对手，控制了康区主要地盘和驿道，基本确立了和硕特部在康区的统治地位；第二阶段，从1642年至1666年。这是南征康区军事行动的持续阶段，由于投入兵力少，战略规模也较小，除打击残敌巩固统治外，主要是向康区南部边缘地区推进和渗透，进入今木里与迪庆州；第三阶段，从1667年至1674年。这是南征康区军事行动的最后阶段，这一阶段调兵进攻中甸及镇压这一带的反抗，战争规模较大，最后完全控制包括所有川滇边藏区在内的整个康区。[9]”笔者赞同此观点，因为固始汗控制康区并非像许多学者所认为那样一年之内完成。从各类藏汉文献资料对比分析可见，1641年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固始汗随即向西进军到卫藏，打败藏巴汗政权，支持格鲁派建立蒙藏联盟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并在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汗王的名义下继续对康南地区采取行动，直至完全控制整个康区。
（二）固始汗南下对多康与卫藏区域政治关系的历史影响
和硕特部控制多康地区后，亦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机构，在甘丹颇章政权名义下向各地派出“第巴”图片以统涉当地，在巴塘、理塘、结塘（中甸）等最远的康南地区，也设有第巴制度，负责戍守和收税。同时，固始汗利用格鲁派的宗教名望，加大对多康区域的统治力度，从而得到其在多康区域势力的巩固，这种局面一致持续到18世纪初叶。在清王朝直接统治多康之前，这一区域的赋税收入一般都须送到和硕特部在青海的基地，足见和硕特部对南下康区的良苦用心。和硕特部固始汗在进军青藏高原开始已与清廷通使结好，并接受了清廷的册封。所以，固始汗子孙对包括多康在内的藏族地区的统治，可以理解为清初对这些区域的间接统治，为以后清廷直接统治藏族地区和对甘青川滇边涉藏地区的划界奠定了基础。
和硕特部南下控制整个多康区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多康区域各地方割据政权各据一方，互不相让，尤其在明代，在“多封众建”的涉藏地区政策效应下，多康区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百余个地方部落联盟政权和地方政教联盟系统，虽然明廷在这一地区实行土官、土司制度进行统治，但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也大多停留在朝贡和招谕安抚层面。明后期，在多康区域的白利王、木天王势力急剧膨胀，打破了这一区域原来的局面，这些地方政权随心所欲地扩张势力，霸占临近区域，进一步证明了明末对多康区域统治的脆弱性。固始汗南下统一多康区域，为日后清朝统一管理多康和卫藏地方创造了条件。
固始汗控制多康区域还对格鲁派在该区域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环境。固始汗信奉格鲁派，并支持五世达赖在卫藏确立其政教领袖地位，从而格鲁派在卫藏具有了绝对的宗教优势，这使得格鲁派在多康区域也迅速成为最强教派。固始汗南下之前，多康区域教派林立，格鲁派并未成为足以控制地方的教派，尤其在康区，格鲁派宗教势力远不及噶举派。固始汗借宗教之旗帜南下康区，不仅确立了固始汗本人在多康的统治地位，同时还对格鲁派在康区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他大力镇压多康区域境内的苯教势力，抑制噶举派在康区的持续发展，使得格鲁派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居于主导地位，多康与卫藏地方的宗教关系进一步推向了高潮。据调查，川滇边涉藏地区格鲁派寺院多为固始汗南下后创建或改宗形成的。[10]
和硕特部南征多康区域的军事行动，对多康和卫藏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固始汗控制多康区域之前，这一区域与卫藏的关系仅仅保持在宗教意义层面，未能超越卫藏各大教派领袖对多康区域的局部影响。和硕特部收归多康、控制卫藏后，固始汗利用五世达赖的宗教名望建立起了较为强大的“汗王政权”。多康区域虽然未能在行政建制上与卫藏完全同步，但在某种程度上讲，固始汗的这种统治确立了多康与卫藏、多康区域与卫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间的特殊政教关系。
三、吉雪第巴曲结在青海的活动
第巴吉雪巴·索南坚参图片图片，又名吉雪第巴曲结图片或第巴吉雪巴图片，③系公元17世纪卫藏著名的政教活动家，因受第悉藏巴汗的迫害逃亡青海，在青海从事政教活动约20年。公元17世纪初期格鲁派与第悉藏巴汗的纷争中格鲁派失败后，吉雪第巴作为格鲁派重要政教领袖之一，不得不离开拉萨逃亡安多。据才旦夏茸所著《夏琼寺志》的记载，他于1618年时到安多青海地区，在今华隆县的夏琼寺、同仁县隆务寺、湟中县赛康静房、尖扎县、民和县的三川地区及青海湖一带活动。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佑宁寺志》及《安多政教史》等记载，第一世丹麻活佛次臣嘉措（图片1587~约1665）于1637年至1639年任佑宁寺第八任法台时，吉雪巴曾来佑宁寺为众僧讲法释难。据此推断，吉雪巴在安多地区的宗教活动至少有20余年。第一世吉雪夏仲仁波且图片，是吉雪噶丹政权的第巴噶丹巴玉嘉诺布图片的第四子，众人盛传他是克珠杰的侄子象雄曲旺扎巴和贡德夏尔巴·南喀坚赞之转世。其于1603年11岁时，在甘丹赤钦根敦坚赞尊前出家，并受沙弥戒，取名丹增罗桑嘉措。他曾向第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和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学习许多灌顶、随许法。其父为了方便他学经，欲建一显宗学院，遂建成扎西迥乃经院，请来泽当绛玛康萨哇·班觉索南伦珠为上师，给他教授因明、般若、中观、律学、俱舍等。此外，他还学习诗辞，广闻密乘四续灌顶、经教、引导等。1607年15岁时，父亲去世，藏巴、工布、止贡巴、帕木竹巴等噶玛噶举派的诸施主之联军进攻止贡一带格鲁派辖区，摧毁部分格鲁派寺院，迫使一些格鲁派僧人改宗换帽，吉雪第巴益容诺布、公子热旦二人被捕入狱，他们还抢夺吉雪噶丹巴所辖各宗谿之财物。吉雪第巴曲结自己去山南等地许多静修地，修持与学经结合，并一度住居前藏。23岁时即1615年，吉雪第巴曲结在扎什伦布寺以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为亲教师、羯磨师和密证师，受了比丘戒。后于扎什伦布、那塘、绰浦、绒绛钦等寺以五部大论立宗辩经，复又回到扎什伦布寺，于四世班禅尊前聆听无量显密教法，并在后藏许多静修地专事修习。
有关第巴吉雪巴逃亡安多的情况在《安多政教史》记载曰：
（两拉尊）曾与彻辰岱青等土默特王族，哈尔和拉、昆都伦曲叩等喀尔喀王族，第巴吉雪巴·索南坚参，色拉寺哲蚌寺会议中的许多权威人士等结成一体，率蒙古部队和吉雪巴的军队等一同出发。……后藏军队捣毁色拉寺和哲蚌寺，并占领了吉雪巴的领地四个宗，第巴曲结不得不逃亡于青海。[11]
第巴吉雪巴26岁的1618年，大拉尊、小拉尊、色钦岱青等蒙古土默特王族，哈拉呼拉、肯都来曲库等蒙古喀尔喀王族与第巴吉雪巴连同色拉、哲蚌二寺的上层执事，共同协商，准备组织蒙古军和第巴吉雪巴的民兵、色拉及哲蚌寺的僧兵，反击藏巴汗军队。藏巴汗平措南杰率领卫藏十三万户的军队进攻前藏，经过双方交战，后藏军队死伤数千人。交战第二日，后藏军队在拉萨河边扎营，气势更盛，蒙古军惧怕而逃遁，色拉和哲蚌寺僧人、第巴吉雪巴等仓皇逃往澎波和达隆等地，后藏军队攻破色拉、哲蚌二寺，抢夺第巴吉雪巴的诸宗谿，时局十分混乱。鉴此，吉雪第巴曲结被迫逃往青海。他曾前往安多北部地区的大部分寺院，广传显密法流，于1638年即46岁时去世，其遗体火化后灵塔供奉于青海的佑宁寺。④其著作集有一函。⑤
第巴吉雪巴在青海时，1630年拉尊等派出部队抢劫洪台吉在北路的土默特各部落，第巴吉雪巴及洪台吉弟兄等率部逃亡芒拉（今青海贵南县境）地方暂避。据《安多政教史》记载，称“小拉尊曾请第巴曲结著《修菩提心教诫》，其他人情况不详。[12]却图汗伪称是噶举派信徒，实际上他信仰汉族的道士教，是一个异教徒。但是，他却请第巴曲结到青海湖畔，诡称他对于各教派不会偏袒，对所讲经法，极为喜悦。说：‘看到喇嘛您，虽使我产生信仰，但一见这种帽子，使我心中火起。’使与他的一个幼子结成法缘。”[13]
史书载，“固始汗请第巴曲结到青海湖畔，多次接受其灌顶、授记、随许；巴图尔洪台吉及其随从等请求了《金刚鬘》灌顶之后，返回家乡。固始汗及其随从、吉雪第巴义雄等前去卫藏。”[14]从固始汗在青海多次接触吉雪第巴曲结和其圆寂后与吉雪第巴义雄诺布（图片）一同前往卫藏的情况来看，固始汗欲通过吉雪第巴与格鲁派上层建立政教关系。吉雪第巴义雄诺布很有可能是把固始汗举荐给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及强佐索南饶丹的中间人物。由此可见，第巴吉雪巴对固始汗与格鲁派的初期接触及后来举兵进藏消灭藏巴汗等事情起了关键的作用，第巴吉雪巴的特殊身份和其在青海地区的积极活动，影响到固始汗南下青海初期安多北部与卫藏的宗教、政治关系。尤其在政治角度而言，我们不得不把固始汗后来统领整个涉藏地区、把多康区域纳入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政治事件与第巴吉雪巴的政教活动联系起来理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第巴吉雪巴在藏巴汗迫害下逃亡青海从事政教活动，虽然不能说是固始汗进藏的直接原因，但其在此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吉雪第巴在甘肃一带也有传教活动，《安多政教史》载：“一切知大师嘉木样活佛曾讲过吉察沟的阿塘有一处可建大伽蓝的地址，离那儿不远之处，从前吉雪第巴曾修建佛殿并塑造了许多神像，被称为吉察王”。[15]
吉雪巴作为格鲁派达赖喇嘛系统在卫藏的重要政治伙伴，其在安多地区的政教活动影响甚大，他的活动不仅扩大了其家族和个人势力在安多的影响，还打开了五世达赖一方在安多地区全方位渗透的门户，对后来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建立以及该政权与多康区域的关系打下了基础。
四、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建立及其与多康区域的早期互动
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建立之初，其属地分配大致如下：卫藏全区及多康农区为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直接管辖区域，其余牧区及青海湖周边广大区域为和硕特汗王私属辖区；固始汗向措卡（即青海湖周边地区）、中部康区委派人员行使主权。固始汗还与五世达赖和第巴·索南饶丹商议，派遣罕都驻于芒康、贡觉等地，总管康区事务。[16]
固始汗后裔“用兵芒康，武力征服打箭炉以上整个多康地区，同时征伐大理国”。[17]不久，“大理国以上地区均被纳入治下”。[18]在甘青一带，固始汗在之前统治基础上又积极渗入，以甘丹颇章名义加强其在甘青一带的统治力度。同时，五世达赖也对青海地区行使政教权利，“委派郭莽上师陈列巴等人到青海，与色钦洪台吉等人商议划分青海各部落地界。虽划分地界，但当时包括整个青海右翼、康区戎、热贡、卓尼以上松潘以下的安多地区均是汗王的统一辖地，生活富足。”[19]
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建立不久，在临近康区的地方发生了噶尔巴图片领导的反抗并与和硕特军队开战。噶尔巴为康区一家族名称，早在仁蚌巴执政时期，该家族与卫藏地方发生过联系，并侍奉噶玛噶举派。当时，噶尔巴父子驻于洛扎，秘密策划于后藏、前藏、工布三地掀起叛乱，准备处死固始汗和其所立第巴·索南饶丹，将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带往工布关押，救出关在内邬的第悉藏巴汗，欲夺回藏巴汗政权。[20]此时，雪卡瓦图片率军从后藏占领楠木林、仁蚌、江孜等地，并包围了白郎、日喀则，四世班禅险遭俘虏。固始汗与第巴迅速出击，在较短时间内歼灭了雪卡瓦军队，并消灭了工布叛军八千余人。同时，在喀尔喀蒙古达彦诺颜等人的协助下，平息了后藏的骚乱。这此叛乱后，固始汗下令处死关在大牢的第悉藏巴汗，康区信奉噶玛噶举派的人士所举行的反抗也以失败告终。不久，1644年不甘示弱的噶尔巴又再次反叛，甚至与不丹的竹巴噶举势力联合反抗，但也很快平息了下去。
同时，康区民众也参与过第巴雄政府对布鲁克巴（不丹）的第三次南征。据五世达赖传记《云裳》记载，1656年，包括卫藏、蒙古、康、工布等地的蒙藏联军在盛夏时节发兵南征，征讨布鲁克巴。[21]
固始汗死后不久，青海蒙古频犯内地，达赖喇嘛要求蒙古各台吉“划分汉蒙边界，禁止盗匪，开通商通，安于界内”，同时，为平息青海各台吉内部纷争，特派哲蚌寺堪布陈列伦珠到青海，召集蒙古诸头目以划清各自立帐之地，最后将青海蒙古诸台吉划分成左、右二翼，使之安居。[22]
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建立后，五世达赖凭借其独一无二的宗教威望和政治势力不断加大对多康区域的影响。他通过各种途径，比如加封多康籍上层人物，任命寺院堪布和主持等，逐步加快了与多康地区的互动关系。五世达赖不仅册封和支持多康地区宗教领袖和部落头人，还不忘册封远在多康的固始汗子孙以笼络和加强与固始汗一方的关系，如固始汗“第六子阿克扎什巴图尔被五世达赖委任为青海蒙古总管。”[23]另外，在青海蒙古中，“献于达赖喇嘛之部落，称为雄德图片，献于班禅喇嘛之部落称为扎德图片，各派有堪布经理。公派堪布称为索罗玛堪布图片，住在东科尔寺附近之处，有一座小寺。[24]”甘丹颇章地方政权还派人员到中康镇压过反抗势力[25]，以巩固其刚刚建立的政权。《清圣祖康熙皇帝赐封朝克图为头等台吉之敕谕》出现“先辈达赖喇嘛之部属夏惹郭里（图片蒙语音译，青海蒙古部地名）”的记载，[26]说明五世达赖喇嘛在多康区域拥有自己属地的事实。
五、“第巴雄”对多康区域的权利渗透路径
固始汗和五世达赖的相继圆寂，对第悉·桑杰嘉措的权力运作来讲是一个大好的机会。由此，在“第巴雄”（图片第巴政府或第悉政府）时期，第悉·桑杰嘉措凭借其独一无二的政教权利及个人影响，在卫藏扩大政治权利的同时，在多康区域注重与当地的互动调适。
1696年，在蒙古传法的第六世达察活佛济咙阿旺贡曲尼玛准备返藏时，第巴·桑杰嘉措借五世达赖之名委派他前往调解蒙古喀尔喀与厄鲁特部的纠纷，最后济咙也病死于北京。1697年，第悉·桑结嘉措“把青海各部纳入了他自己的权势之下，为蒙汉的友好关系系上了金线。[27]”17世纪末，“五世达赖喇嘛封授哲蚌寺郭莽扎仓的前任堪布霍尔阿旺伦珠为诺门汗，派往青海地区。他到青海后，于浩门河（图片）上部的秀夏柏东的河口汇流处，在原准噶尔曾占据过的达合纳寺附近召集诸部头领，为他们划分了各自的管辖地区，形成左右两翼。由此直至木土年的动乱前这一时期，他们都处在相互和睦，人畜两旺的幸福之中。”[28]
实际上，自1642年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建立起，第巴政府就十分注重派遣官员到多康加强其影响力。如第悉政权曾派军到云南结塘地区，[29]建立自己的政教机构，设置第巴机构，配备第巴2员，协翁（图片）5员，论本（图片）5员，德本16员。并先后于1673年、1674年、1683年、1691年、1693年颁布一系列政令，强调其在结塘的统治权力。另外，第悉·桑杰嘉措时期，曾在“汉藏交界处创建结塘噶丹松泽林[30]，中部康区创建苏芒艾勒林（图片图片）”，两处寺院一个在云南中甸，一个在青海玉树，都是格鲁派寺院，从而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格鲁派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第悉政权还一度把这些地区收归直接统治之下。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反清事件后，西藏地方[31]第巴雄政府接管了结塘、理塘、巴塘、昌都等地区，几乎囊括了大部康区，清廷也承认了此事。⑥第悉·桑杰嘉措时期，第巴又派营官攻略打箭炉，杀了甘孜东部的明正土司，抢占了其地盘。⑦在巴塘，《卫藏通志》载“其地有喇嘛寺一座，系达赖喇嘛委放堪布大喇嘛一名，掌管黄教，为各寺喇嘛之首领。拉藏罕委放大小第巴二名，管理地方百姓，数年一换，历代相传。”[32]
在云南中甸一带，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大和渗透。《第六世达赖喇嘛传》出现“结塘执事人员梅卓念仲巴滚噶”[33]的记载，说明六世达赖坐床时结塘地区已经被第巴政府所接管，并派有自己的人员。另有“结塘执事人员更顿罗追”[34]“结塘执事人员曲水格结巴”[35]等记载。这些记载充分说明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势力已经进入这一地区，已开始任命官员治理地方。另外，据《卫藏通志》记载，理塘一带在清初已“隶青海岱庆和硕气部属”。第巴·桑杰加错执政时期，对青海玉树囊谦地区的政教参与也较为频繁。[36]
从藏文史书记载之“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打箭炉）被藏差营官昌策、集烈等，戕割占据”[37]“理塘宗堆巴多瓦献《甘珠尔》朱印本”[38]1698年“康区苏芒囊谦土司献礼”[39]“朱倭土司觉柔图台吉献礼”[40]1698年“打箭炉谿堆扎西泽巴坚”[41]1700年“打箭炉执事人员冷朗巴”[42]1698年卓尼土司前来致礼[43]1699年卓尼部落代表格隆迥乃到卫藏[44]1700年“结塘送马人”[45]“朱倭土司索南诺布带厚礼回乡”[46]等情况，也能说明第悉·桑结嘉措时期多康区域与甘丹颇章地方政权间发生着极为广泛的政教联系，双方互动不断。
甘丹颇章地方政权也不忘远在多康区域的经济管理。有史书记载，第巴政府派拉康巴和巴珠等官员到康区打箭炉等地，清查土地、人口，编制户册，将这些地区各宗、谿的土地、资源、赋税详细登记，[47]加强对多康区社会经济的管理和赋税征收。
《第六世达赖喇嘛传》有“持有敕书的卫、藏、康三区九大活佛”[48]的记载，说明在第巴·桑杰加措执政时期，来自多康的政教首领也正在参与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政教事务。
《第六世达赖喇嘛传》还记载举行六世达赖坐床前期宗教仪式时，第巴·桑杰加措在措卡（青海湖地区）、多（打箭炉）、结塘（中甸）等地派人员从事法事活动。[49]这里虽然只提到了法事活动，但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派人员前往这些地区召集政教首领举行盛大仪式并不仅仅限于宗教活动，其中定有其他因素。从当时的藏汉文献资料看，第巴·桑杰加措时期确有对上述地区享有一定的控制权，第巴派人到边远地区举行宗教仪式并不是空穴来风。
松巴堪布著《青海历史》记载曰：“水蛇年（1713年），达延洪台吉和率准噶尔部新来的切钦台吉为驻扎在右翼还是左翼发生纷争，五世班禅洛桑益西派多杰增巴活佛前去调解，安排切钦台吉居住右翼，从而平息了这场纷争。”[50]从中能够看出，即使在五世达赖和第巴·桑结嘉措逝世后，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对多康区域的影响还在持续。
从当时的情况看，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对康区的政治、经济渗透较为频繁相比之下，对安多的政治影响力还比较薄弱，原因是安多地区在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建立之初被划入固始汗及其子孙的私人属地（即汗王属地），固始汗虽为甘丹颇章政权的支持者之一，但作为私属辖地，安多地区的官吏任免和税收及土地分配权均在固始汗子孙家族手里，与甘丹颇章第巴政府并无多少关系。所以，安多作为多康区域的重要部分，其历史命运与康区不同，在固始汗家族的强力管控和尽心经营下，安多地区基本成为固始汗子孙的实际控制区，达赖喇嘛系统和甘丹颇章地方政权除了宗教上的至高权力外，安多地区军政大权基本由固始汗子孙家族掌控。可见，甘丹颇章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它是依靠蒙古军事力量的帮助和清中央王朝的强力支持认可下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固始汗子孙在安多地区的统治就是其最强有力的支持。
六、结语
由于特殊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宗教至上观念的影响，历史上藏族人常常把宗教上的隶属和政治上的隶属等同起来理解。这虽然得力于宗教高层人士的竭力宣扬，但在普通民众的观念上亦是如此。所以，按当时的藏族地区政教趋势和特殊的政治人文环境，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借宗教名义继续影响甚至左右多康区域是不争的事实。这从当时大量的藏文历史档案文献能够印证，如《五世达赖喇嘛禁止增派绒布曲结（法王）差税之法旨》曰：“颁与北方大地的全体众生，特别是青海湖、霍尔安多……等知晓……”[51]《六世达赖喇嘛颁给活佛阿旺丹巴坚赞等之追封文》曰：“世间一切众生，尤其是生活在青海、上下玛尔康等地区属民、土司、王公、王族……等知晓”[52]《七世达赖喇嘛颁给噶丹彭措林之追封文》曰：“生活在南瞻部洲本土之汉、藏、霍尔、蒙古等一切众生，特别是居住在三围、四部、六冈之王公、王族……一切众生共同知晓”[53]《八世达赖喇嘛颁给牛曲科林寺之追封文》曰：“三围、四部、六冈之域”[54]《八世达赖喇嘛颁给噶丹达吉林寺之追封文》曰：“三围、四部、六冈……居住在青海的王公、王族、大小官员、台吉……等共同知晓”[55]《多罗郡王颇罗鼐颁给噶丹彭措林所有权之文告》曰：“通告居于世间王土上之汉、藏、霍尔、蒙古之全体众生，尤其声息在阿里三围、四部、六冈地方之王公……生活于阳光下的人们一体知晓”等。[56]
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所颁发的文告、封文、敕令等公文中也出现这一方面的不少内容。《颇罗鼐颁给囊谦地方有关安置流散百姓之铁券文书》是专门发给康区囊谦地方的文告，其曰：
囊谦官民要承袭传统。囊谦地方的奴隶，早先在达赖汗时，常弃家流散外地，有五人投靠了绒布寺法王，得到寺院全体喇嘛师徒的护持。他们渐渐得到发展。近时，因18户中有9户于霍尔王在位时，叛变霍尔公爵，其余各户仍居住在绒布寺内，囊谦官员阿夏抵达绒布寺后，虽然设法要奴隶返回，但他们与绒布寺长老相处和睦融洽，愿意继续保持原状，留在寺内。随同问候书柬，附送最佳礼品及格式武器，抢五支，觉蒙牌气枪三支。往后为不再制造纠纷，立有甘结（协议）。霍尔公爵未能召集9户外逃者返回。由于反上，故平定霍尔纠纷后，将卫藏外逃的所有奴隶召回。而居住在绒布寺的9户即移交给绒布寺了。现在已过多年，而且为大皇帝效力担负支服十三马岗差役，上述全部保持原状。全体贵贱人众，以奴隶为借口继续故意制造纠纷者，必惩。于木牛年（1745年）二月十八日[57]
文书中所提之“霍尔公爵未能召集9户外逃者”，据《摄政阿齐图呼图克图次臣坚赞颁发维护夏曲地区僧人财产之文告》记载，是从青藏交界霍尔部辖区麦玛三部落及黑河、谢等地出逃之人。[58]
《摄政阿齐图呼图克图次臣坚赞颁发维护夏曲地区僧人财产之文告》记载称：“自绒布法王罗桑赤勒始，为主持边地寺院，广济佛法众生，严明正教，博学经典，前来至吉祥哲蚌寺扎西果芒扎仓之讲经院。嗣后，次人为了主持和发展讲、修、闻、思之寺院而返回青海，因其忠心具善，弘扬佛法，为此，本人考虑应予褒赏，特赐名‘额尔德图墨尔根法王’，另赏给马旗一对。”[59]《摄政额尔德尼诺门汗阿旺楚臣给噶丹达吉林寺之封文》曰：“生死轮回所笼罩的整个动物界，特别是青海之汗王、贝勒、贝子、王族、宰桑、米桑、霍尔、上下安多、霍尔拔擦，常驻麦玛地区的上下僧俗。[60]”《摄政阿齐图呼图克图次臣坚赞颁发维护夏曲地区僧人财产之文告》曰：“通告阳光普照之有情界，特别是居于青海湖畔，以王为首之贵族、僧徒执事、霍尔、安多上下、霍尔拔擦、麦玛等部落之上下僧俗之众……以及所有文武官员一体知晓”[61]《噶厦颁给德吉康萨管家达念巴之封文》曰：“在南瞻部洲上的众有情，特别是上区阿里三围、下区多康六冈、中区卫藏四部等地域的诸上师、土司、大小官员、军官、代本、宗本、管家……总之所有普天之下的一切众生知晓”“密乘寺院曲科林，原系以卫地密续扎仓委派的一位募化者图片所住地方为基础修建的。至今在这里还保存着达赖喇嘛亲自颁发的谕敕。[62]”这些文告多半与宗教有关，但由于当时涉藏地区特殊的政教合一制统治模式和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在宗教方面产生影响的同时，其政治含义也不容忽视。（原标题 调适与互动：清前期多康与卫藏区域之间的政教互动）
注释：
①至此时，汉文文献大多把“多康”或“朵甘思”逐渐理解为康区，但与传统意义上的康区有所区别，包括了部分安多区域。
②文中所用“多康”地区，是指包括安多在内的传统意义上的多康地区，即安多、康区的一种统称。
③有的史书称之为“曲杰丹增洛桑嘉措”图片图片。
④此师之后，从吉雪夏仲阿旺丹增赤列起，有数世转世，但未见详细历史。
⑤关于第巴吉雪巴的记载，有隆务夏日仓·噶丹嘉措所著《至尊一切智丹增罗桑嘉措贝桑布传·开启信仰之门》，共46页，收入夏日仓·噶丹嘉措的全集ka函中。
⑥至公元18世纪前期，清军乘入藏时机在此地实行改土归流，故才将巴塘、理塘等置于四川管辖。
⑦清廷于1700年攻打箭炉，驱西藏营官，恢复明正宣慰司，乘胜招抚打箭炉周边雅砻江以东地区瞻对、喇滚、巴底、革什咱、淖斯甲等康南藏族大小部落五十余处，划归四川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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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叶拉太，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藏族史、藏族宗教文明及喜马拉雅区域史研究。
原刊于青海民族研究，2021年6月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