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多年前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应该不会想到他私卖敦煌文物的行为会成为中华文化史一道历经百年难以愈合的伤痕,更应该不会想到一个多世纪后华夏文明重振世界的时候有众多的学者在殚精竭虑地做着补救。”西北民族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才让说。

  1900年,封闭千年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开启,从此敦煌文物与文献开始被劫掠至海外。敦煌遗书也因此散藏世界各地,这是中国人心中持续了百余年的痛,也是研习敦煌学难以跨越的障碍。

敦煌藏文遗书:从流失海内外到集结出版1.jpg图为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内洪辩像

敦煌藏文遗书:从流失海内外到集结出版2.jpg图为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洞口和第16窟甬道

  近日,在敦煌召开的“2019敦煌论坛:‘6-9 世纪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曾晓红回顾了10余年来海内外散佚敦煌藏文文献的出版历程。

敦煌藏文遗书:从流失海内外到集结出版3.jpg图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

敦煌藏文遗书:从流失海内外到集结出版4.jpg图为《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

  海外敦煌藏文遗书:流散百年 出版面世

  据介绍,敦煌遗书就写本文献而言,除汉文文献之外,民族文献中以藏文文献为数最丰。同汉文文献一样,敦煌藏文文献出土后遭到各国探险队的劫掠,大部分分藏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后运至北京,并有零星散布于中国各地。

  散佚海外的敦煌藏文文献有5000余件(号),其中,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4200多件,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1400多件,俄罗斯、日本等国也有零星收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学者研究这些珍贵文献,主要依靠国外已经发表的少量图版和学术成果。

  2006年,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国外收藏单位合作计划整理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30多册、英藏敦煌藏文文献15册。直至2018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出版了22册,《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出版了9册。此后,还将出版其他国家所藏敦煌藏文文献。

  这些文献的出版面世,使得这批流落海外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珍贵文献终于能够为学人所利用,有利于其保护和传承,成为我国一项重大的民族文化保护工程。

敦煌藏文遗书:从流失海内外到集结出版5.jpg图为《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

敦煌藏文遗书:从流失海内外到集结出版6.jpg图为《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内页

  为最大限度还原文献原貌,《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精心选择用料,正文采用180克彩胶纸,环衬用的是日本进口艺术纸,开本8开,全彩精印,布面精装,精美函套。

  甘肃藏敦煌藏文遗书:劫后余生 史海遗珠

  国内散存的敦煌藏文文献,除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240余件外,主要收藏于甘肃省内各图书馆、博物馆,其中以敦煌市博物馆收藏数量最多。

  1910年,清朝政府将敦煌文献劫余部分运往北京时,尚留部分藏文写经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并下令由当地政府将藏文写经运往甘肃省城兰州。

  1920年,甘肃省教育厅指令敦煌知县“将该项番字经卷,悉数运送来省,交由省图书馆保存”,并派人会同敦煌县地方政府,共同对所剩的藏文写经进行了清理查验。

  当时,从莫高窟藏经洞内清理出藏文经卷94捆,重440余斤;带夹板经书11打,重1744斤。但当时运往兰州的只是一小部分,即卷式写经“一捆四斤”(约10卷左右)、梵箧写经“一打六十六斤”(1000多页),移交甘肃省公立图书馆(今甘肃省图书馆)保管。剩余的藏文经卷由莫高窟寺院和敦煌民众教育馆保存,1950年交敦煌县文化馆(今敦煌市博物馆)保存。至于94捆重440余斤的卷式写经,除运至兰州的一捆外,其余93捆至今无保管和处理情况的记载。

  1978年以来,国内专家学者对甘肃省内各地所藏敦煌藏文文献先后进行了调查和整理,并有少量的研究成果问世。2004年以来,敦煌研究院组成由敦煌文献研究所前所长马德担任负责人的项目组,对甘肃省内各地所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藏文文献进行了全面调查、整理。

  据曾晓红介绍,2016年底,《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项目正式启动,2017年12月,《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第一册敦煌研究院卷正式出版。目前,《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已出版至第24册,全书30册有望年内全部完成结项。

  曾晓红说,《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出版开创了多个第一,她说这是第一次由敦煌研究院主持的大型民族文献影印出版项目;第一个全彩印刷的大型敦煌藏文文献出版项目;第一次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敦煌藏文文献出版项目;第一个获批“十三五”规划的大型敦煌文献出版项目;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入选国家重点出版规划的敦煌藏文文献出版项目。

敦煌藏文遗书:从流失海内外到集结出版7.jpg图为《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编辑组

敦煌藏文遗书:从流失海内外到集结出版8.jpg图为《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编辑组工作现场

  敦煌藏文遗书:集结出版 填补空白

  敦煌文献研究所前所长马德为了《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出版工作殚精竭虑,他认为,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主要有三大价值,一是对敦煌吐蕃时期的写经情况及写经校经制度问题有突出展示;二是有一批文献内容包含了吐蕃上层统治者之间的书信往来、佛教活动的发愿文和契约、诗文等重要社会文书;三是文献中有关于吐蕃时期部分重要历史人物的抄经校经题记,以及有关社会活动的记载。这些文献对研究敦煌和吐蕃的历史文化,以及唐代民族交往、早期汉藏关系等都有重大的意义。

  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所长束锡红认为,国内流传的大部分藏文文献是“后弘期”的文献,这是因为在公元838年藏王朗达玛灭佛以后,大多数藏文经籍文书尽毁。敦煌藏文文献的形成时代主要在“前弘期”,甚至有些文献可能与吐蕃王朝建立、吐蕃文字创制的时间相差不远,是除唐蕃会盟碑以外最早的藏文史料。

  已故藏学大家王尧曾说:“这是藏学研究的里程碑。”法籍日本学者今枝由郎认为,“其意义怎么描述都不会过高”。学界专家认为,敦煌藏文文献的出版面世,从根本上改善了7至10世纪乃至吐蕃建立以前西藏历史资料匮乏的状况,对相关领域研究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图片由万玛项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