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毯的古老渊源
藏族编织工艺有着悠久的发展过程。历史上的西藏，除了农耕和游牧外，其余的生产活动几乎都集中于手工业领域。民族手工业与农业和畜牧业并列为西藏历史上的三大传统产业。事实上从人类开始从事原始生产活动的那一时刻起，手工业就成了人们最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
根据考古发掘，藏族编织工艺的源头可追溯至距今四五千年前的西藏昌都卡若文化新石器时期。卡若遗址出土了大量骨角锥、骨针，其中骨角锥208件，骨针31件，磨制精细、针尖锋利，说明当时先民已经有了用兽皮或用毛编织物缝制的衣服；出土的陶纺轮，线坠等物，证明了早在四五千年前西藏高原先民已经开始了早期的毛纺织生产活动。
20世纪中期，在青海柴达木盆地都兰县诺木洪古墓群的发掘中，出土了较多用牛、羊毛编织的“毛席”残片织品，有毛带、毛绳和毛线，并已有染色技术，主要以黄褐两色为主，即原色毛与染色毛相结合应用，少数有黑色、红色或蓝色；图案多以色条、色块及点缀色为主。纹饰除采用经纬线编织外，还采用了人字形编织法。经纬线大多为单线，由于是用手捻线，毛线的粗细不匀，显现出古朴的美。据考证这些“毛席”为藏系绵羊毛编织而成。从遗址内还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以及围栏内马、牛、羊、骆驼粪便堆积物等，反映了当时纺织工艺发展的雏形和与纺织相关的畜牧业的发展。
阿里日土阿龙沟新石器时期石丘墓出土的织物残块，有女尸脚上所穿一种酱红色的亚麻布织成的套袜，用黑、红、白三色羊毛编织成的绳索残段。女尸面部两只眼上还残留着一段眼帘一样的织物——“瞑目”。可见当时的毛质编织物已广泛用于生产生活以及死后的陪葬物中。多种色彩毛织物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已初具规模的染色手工艺技术。
纺织品纹样色彩的多样化，纺织成品种类的增多及使用的普及，说明在二千多年以前，藏族远古人类已具有了较发达的编织手工艺技术和对服装、服饰等生活用品除保暖实用功能之外的审美追求。
悠久的发展历程
公元7世纪初，第33代吐蕃赞普王松赞干布嗣位，一举统一整个青藏高原，并定都逻娑（即今拉萨），建立起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松赞干布励精图治，一展文韬武略。在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与中原地区和天竺、尼婆罗、波斯等国进行广泛而频繁的交往。吐蕃社会生产以农、牧业为主。畜牧业发展较早，牲畜种类较多，主要有牦牛、犏牛、马、羊、驴、骡、驼等。畜牧业生产的长足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毛纺织技术和编织工艺的普及和提高，吐蕃时期，大量毛织物和丝织物已广泛使用于人民生活、对外交往、商品交换和军事装备的方方面面。
文成公主的《琵琶歌》即有：“扶桑织丝乡，编竹为缝兮，灰岩为陶兮”的描述。唐蕃联姻使得藏地毛纺织品种类增多，已出现了色彩绚丽的多种毛、棉织品，如毛毯、藏被、棉袍金帐等。尤以牛羊毛所织的黑色和白色为主的毛毡、毛织品，质地优良、工艺精美，多用于制作服饰中缝制衣袍、藏被、睡垫、鞋帽，或是用于牛马驮具、垫具、盛具、包袋。此时期，日喀则浪卡子一带已成为盛产藏被的原产地，此地所产藏被质地平整柔软、厚重美观，并有多种规格和花色品种，纹样、造型的审美追求更加突出，形式种类多样。
至元初的萨迦时期，藏区的编织工艺已有了相当高的声誉。据藏文文献《年曲琼》（年楚河流域宗教源流）记载：元初，萨迦法王八思巴担任大元国师、帝师，结束了西藏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西藏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当时，最著名的卡垫之乡江孜，家家有织机，处处闻织声，商铺昌盛，卡垫业兴旺。萨达法王八思巴去京都朝见忽必烈皇帝，所赠贡品中即有江孜卡垫，江孜卡垫在京都颇受欢迎。
15世纪后，社会安宁，人民生活、生产相对稳定。藏族民间纺织业也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兴盛发展阶段，所生产的卡垫、邦典、氆氇、藏被等牛羊毛编织物非常丰富。传说，在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执政期间，在拉萨召开过—次“全藏区手工业展评会”。当时被评为藏地优质产品的就有江孜的卡垫，贡嘎姐德秀的围裙，郎杰秀的氆氇，墨竹工卡塔巴的陶器，拉萨的缝纫制品，昌都的唐卡，卫藏地区的金银铜铁器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