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关键词：能海法师；康萨仁波切；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
摘要：民国时期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增进了汉藏民族团结的民意基础，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重要影响。能海法师作为中国现代佛教界著名人物，为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民国时期他与拉萨哲蚌寺高僧康萨仁波切的师徒往事，可谓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能海上师传》《康萨喇嘛传》及《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褊》等汉藏文献史料记载了能海法师两次入藏，师从康萨仁波切学法的史事。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政治关系稍形疏离，而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却很频繁，既有九世班禅(1883-1937年)、诺那呼图克图(1865-1936年)、多杰觉拔格西(1874-?年)、喜饶嘉措(1884-1968年)等藏地高僧在内地弘法；又有法尊法师(1902-1980年)、能海法师(1887-1967年)、欧阳无畏(欧阳莺、君庇亟美，1914-1991年)、邢肃芝(碧松法师、洛桑珍珠，1916-)等汉僧游学西藏；而且，这一时期内地还兴建了诸多与藏传佛教相关的机构，如重庆汉藏教理院、上海菩提学会、北京佛教藏文学院等。可以说，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下，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与此相关的研究论著发表较多，如《民初游学西藏的汉僧及其贡献》等论文以当事人的回忆录等汉文资料为基础，围绕汉僧游学西藏这一主题展开。本文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利用藏文《康萨喇嘛传》、汉文《能海上师传》《吴忠信入藏日记》《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等史料、档案，记述能海法师两次入藏依止拉萨哲蚌寺高僧康萨仁波切学法，以及1941年四川各界人士邀请康萨仁波切赴内地弘法等史事，探讨民国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其意义。
一、能海法师首次入藏途程及康区学法
民国初年，以太虚法师(1890-1947年)为代表的内地汉传佛教徒及居士，为推动汉传佛教僧伽制度改革，改良佛教的生存与发展现状，开始向日本、西藏地方的佛教传统学习。太虚法师的弟子大勇法师即于192I和1922年两次东渡日本专修密法。但大勇法师在比较分析了东密的历史本源与藏密的脉络体系后认为，藏密在教派传承与经典保存上较东密更为严整，决定赴藏学法，组织“留藏学法团“。
能海法师与大勇法师有相似的经历。青年时投军报国，毕业于陆军学校，曾在四川、云南等地任军职。1915年东渡日本半年，考察政治、实业，以图救国富民。回国后，在北京大学聆听张克诚(1865-1922年)先生讲授哲学、佛经，深为折服。因救国之志未遂，萌生出家之念，1924年在重庆天宝寺礼佛源法师为剃度师，出家为僧，法名能海。不久后，能海法师在北京雍和宫阅览藏经目录后，了解到密乘经论甚多，遂发学密之心。初拟再赴日本学习密法，继而从报上读到大勇法师由日本归国，为探求藏密之奥，拟赴藏学法的报道，能海遂亦决心赴藏学法。
1926年正月，能海由雅安起程，经大相岭，到达康定(打箭炉)跑马山③，依止降巴格格，取藏名云登嘉措。因地方官不准其久留，月余即起程。3月抵达理塘，值巴塘西南盐井地方民众抗税路阻，能海依止理塘杂哇格西学习因明等。1926年10月，大勇法师率领北京佛教藏文学院学生，组成“留藏学法团”南下入藏，抵达康定。能海听到剃度师佛源法师圆寂，拟返重庆，为大勇法师劝阻。能海又与大勇法师等依止降巴格格学藏文，以及《比丘戒》《菩萨戒》《菩提道次第论》《俱舍论》等，并经灌顶，受度母等密法。同年秋，大勇、大刚、能海、法尊、永光、观空等17人，重组“留藏学法团”，共发誓愿：“赴藏求法乃吾侪之志愿，境愈困难，志愈坚定，纵令碎骨粉身，尚期来生满愿，何况其他乎!”
1927年，能海与永光到达理塘那摩寺。在这里，能海遇到了一位促使他下决心速往拉萨学经的关键人物——降阳清丕仁波切。这是一位以“精进第一”著称的老格西，曾用十余年时间从拉萨磕长头到达五台山。在五台山驻留多年，返回康区后，他已高龄，不久圆寂于理塘那摩寺。在那摩寺期间，能海依止降阳清丕仁波切学习《六加行》《朵马仪轨》等。降阳清丕仁波切还劝告能海，拉萨的佛法极为殊胜，若能海前往拉萨学经，“于汉地宏布法流必能起大作用”。他还特意致函拉萨哲蚌寺的康萨仁波切，为能海引荐。能海遂决定赴拉萨学法。同年冬，能海为筹备资粮返回成都，翌年春，前往重庆等地讲经，四五月再次回到康定。此时，降阳清丕仁波切已圆寂，留赠能海法语及法物。
1928年6月20日，能海法师与永光、永轮、永严四大起程赴藏。康藏边界一带有藏军把守，严阻汉族人通过，只籠绕过官守之处或趁半夜早起而行。
途上山高路险，气候恶劣，“昼热夜冷，若更转寒，势必下雪……雪积七八寸，一片茫茫，不辨道路与沟壑，沟中布满荆刺，因靴前后底早穿，仅留中间片段，雪地践行，荆剌入足心，冻僵无感觉，午后转暖，方知有剌”，“河水结冰，须赤足涉冰而渡，虽牛马亦畏寒不敢行……赤足行久，脚底皮增厚，趾长肉甲，衣成膏油，虱满全身”历经艰辛，终于当年9月27日抵达拉萨。
二、能海法师与康萨仁波切首结师徒缘(1928—1932年)
到拉萨后，能海先赴大昭寺朝佛，后入住哲蚌寺洛赛林扎仓之甲绒康村。这是汉僧在西藏学法的常住之处。能海先随一位格西学法，但他对能海“多所求索，并限制求法”。随后，能海转入郭芒扎仓哈尔东康村之瓦秀弥村，这正是康萨仁波切的常驻地。
(一) 康萨仁波切生平略述
康萨仁波切全名阿旺土登曲吉旺秋，法名曲增贝桑布，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格鲁派高僧，曾“被奉为’西藏之月轮’，或’大皈依处’”。据《康萨喇嘛传》记载，藏历第十五饶迥土鼠年(1888年)，他出生于拉萨的居囊家族。幼年时，被认定为哲蚌寺郭芒堪布洛桑南杰(的转世。7岁时，被迎入哲蚌寺，进入郭芒扎仓，学习五部大论等经典。于木龙年(1904年)拉萨祈愿大法会获得格西学位。因常驻瓦秀康萨，故得名康萨仁波切。之后，入下密院学习大密金刚乘一切法要。
康萨仁波切由第十三世达赖劇嘛土登嘉措亲授沙弥戒和比丘戒。曾依止达扎•阿旺松热(1941-1950年担任西藏地方摄政“司炯”)、布堆・洛桑益西丹贝坚赞、帕邦喀・贝德钦宁布等高僧学经，精通显密。第十四世达赖的正经师雍增林活佛南杰赤列是他的首要弟子。随其学法的弟子还有第四世普布觉强巴仁波切(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作者)、第十二世达擦活佛晋美坚赞、第五世嘉木样活佛丹贝坚赞、第94任甘丹赤巴伦珠尊珠、第95任甘丹赤巴扎西东堆、格西喜饶嘉措等著名高僧、学者。
能海法师在康区时，已从降阳清丕仁波切处听到康萨仁波切的声名，在多次跟随僧众听受康萨仁波切讲经后，能海向康萨仁波切提出了学法的请求。而康萨仁波切“悯汉人求法不易，特予方便”，“欣然矜许”。
(二)能海法师敬重康萨仁波切
进藏之前，能海法师在内地已是有名的佛学家，在成都、重庆等地讲经说法，“听众常无虚席。《俱舍》二字，曾讲七天，足见学识已甚深广”。而且，从年龄上说，能海法师也略长于康萨仁波切。但是，能海法师非常敬重上师康萨仁波切，“每日三次礼拜，每晨用坛远道背水登楼，供喇嘛供水烧茶，晴雨寒暑无间，并作擦杯扫地等离杂务”，“恭敬承事，数年如一日”。
作为有名望的高僧，康萨仁波切时常被请去外出讲经，一去便是数日路程，能海也不问上师赴何处，必随侍前往，以便每日请教。所以，康萨仁波切也很喜欢这位徒弟，“慈悲见教，不计时间，随到随教”。能海“长随五年，深得喇嘛(即上师康萨仁波切——引者注)显密法要”。
(三) 能海师从康萨仁波切学经
语言障碍。这是摆在能海等汉僧面前的首要问题。虽然到拉萨前，能海曾在内地学习藏文，又在康区跟随当地的藏族僧人学习经文、戒律等，或多或少具备藏语基础。但卫藏方言与康方言毕竟有差异，而且跟随三大寺的高僧学法更需要较高的佛法功底。能海法师记道，“初学之时我等虽不甚明了喇嘛之语，然喇嘛能会达我等夹杂不适之藏语。遇我等不解喇嘛语言时，喇嘛或为指示书中文字或为多方讐解，如说‘觉’字不解，又为说’智意’’了知’，等等，必使解达而后已。如此将及半年，遂亦勉强能听讲。”可见康萨仁波切非常体谅这些汉地来的僧徒，尽可能以明白的语言教授佛法奥义。可以说，藏地高僧对入藏汉僧的宽容接纳、耐心指导，正是能海等汉僧学有所成的重要前提。
学经次第。最初跟随康萨仁波切学法时，能海等人随意请法，不知次第，不到半年，“意中所求之法已悉传毕”。能海法师意识到，历经艰辛オ得以入藏，几经曲折オ得以就教于康萨仁波切这样的善知识，怎能半年就结束呢?而且，这样不讲次第地学经，无法获得系统的认识。于是，能海法师请康萨仁波切开示学修途径。面对能海有关学修途径的疑问，康萨仁波切林说：“汝等亦有此问乎?”看来，康萨仁波切早已注意到能海等汉僧学经不讲次第，遂指示从《现观庄严论》开始。随后，能海等汉僧即跟随康萨仁波切，遵循格鲁派学经次第，逐步学习显密教法。
每次听讲前，能海法师必先预习二三十页书，再去听讲。教学过程中，康萨仁波切先让能海等人陈述自己的见解，随后再为其详细讲说。即便这样勤奋学习，能海等人还是感到难以学成，于是请求上师指示一个补救的方法。康萨仁波切于是令能海等坐静修行。
两次坐静。能海法师在《康萨仁波切行迹记初稿》中回忆了第一次坐静修白文殊时，租住的屋子里臭虫特别多，不堪其扰，但他坚持坐满三个月的经历：“其屋臭虫极多，从屋顶木板缝中纷纷降落，身如薄纸，引头四望以觅食，有时落于阿刚、巴当之中，又须起而救之，超一法师不堪其扰，藏身破［被］囊中，唯留头部在外，因头部所系之带松开，面部为臭虫所螯［蟹］，如生漆疮，遂离去。予虽坐满三月，然以臭虫之扰故，无所成就，若少有成就者，恐亦出于臭虫之助也。”这段记录令人感慨当时学经的艰难。此后，能海又根据康萨仁波切的指示，“坐静百日，修漾降马”。能海忆道，“经此二次坐静之后，学法似稍易”。
能海法师所学显密法要。显宗经典以《现证庄严论>为主，结合《般若》五会(即小品般若)，兼及《人中论》《俱舍论》《戒律》《因明》，并包括各派注疏宗要；密法则以《文殊大威德仪轨》为主之四部密法及灌顶开光等。
1932年，能海法师“因感财力不足，拟返川一行”，征得康萨仁波切许可，即取道印度回川。据《能海上师传》称，自拉萨步行一月始达印度。途中突患重病，立下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之愿，病愈，乘船回国。返回内地后，能海法师曾在上海海潮寺、佛教净业寺讲法，重庆长安寺，成都文殊院、近慈寺，五台山广济茅棚，善财洞，武昌三佛阁、万广寺等处讲授《倶舍论》《仁王护国经》《龙树菩萨劝戒五颂》《菩提道次第科颂》等经典，主持法会，兼弘显密教法。
同时，能海法师仍精进学法，求教于康定、五台山等处藏传佛教上师。1935年，他再次前往康定跑马山，从降巴格格学习《中观论》。1936年在五台山，能海法师又随西藏地方派驻五台山菩萨顶的扎萨喇嘛，随学随译《现证庄严论》，兼学其他密法。同年，能海接任五台山广济茅蓬住持，领众结夏安居，念《大威德十三尊仪轨》，讲《菩提道次第摄要颂》等。但是，能海法师也感到，“藏密法派与内地僧团共住一寺，难免抵触”，“欲弘宗大师法流，非独自建立道场不可’。经与扎萨喇嘛商议后，于1937年初，将大威德双身像及众弟子，迁至善财洞。1937年春，受山西省主席赵戴文(1866-1943年)等邀请，到太原弘法，讲《菩提道次第科颂》《文殊五字真言》等。因“七七事变”爆发，率领徒弟经武昌等地回到成都。1938年，在成都近慈寺正式成立“专修黄密”的“护国金刚道场”。“最盛时常住比丘近二百人，沙弥七八十人，讲经传戒期间七〔聚〕众约五、六百人，黄密道风，名闻中外”。
三、能海第二次入藏学法及迎请康萨仁波切赴内地弘法
1940年，能海法师从由西藏返回内地的汉僧慈清法师(1912—1978年)处得知，康萨仁波切愿来汉地传法。能海闻之甚喜，决定二払藏，迎请康萨仁波切来内地。能海法师在成都购置了大量备印藏经的纸张、缎子、哈达、茶叶等，带领弟子多人，于5月6日从成都近慈寺出发，第二次赴藏。
(一)能海法师第二次入藏学法(1940—1941年)
能海师徒一行，途经雅安、康定、雀儿山，到达德格。起初，该地边防官不允许他们通行。能海法师遂令随行弟子普超(1903-1982年)致电康萨仁波切等，请求协助。一个月后，经康萨仁波切呈请，西藏地方政府下令放行。而边防官又因未给其财物，欲留难能海师徒。能海法师现“怒相”，地方官等顿生敬畏，乃派乌拉随送。几经曲折，终于9月间抵达拉萨。
到拉萨后，能海法师再次依止康萨仁波切学法。“常随喇嘛学法，喇嘛任住何处”，“悉随之”，“每日早午晚三次顶礼，不分晴雨”。1941年传大召期间，能海法师在大昭寺供佛及布施僧众一万多人，还多次在所属康村供施僧众，“诸寺莫不知有云登嘉错(能海法师藏名——引者注)者"。为了让随行的弟子更好地适应和学习藏地佛教，能海法师令弟子们住在哲蚌寺，还一再教导要守寺规，不可有特殊之处。因此，能海等汉僧除广泛布施外，尊重西藏地方的风俗习惯，遵守藏传佛教寺院寺规，也是其获得西藏僧众接纳与认可的重要原因。而藏地高僧宽容接纳入藏汉僧，悉心传授佛法，则是入藏汉僧学有所成的前提。
康萨仁波切悉心傾力传授佛法，能海法师得“康萨喇嘛四百多种大灌顶”，“半年内传完各种仪轨，金科、护摩、坛城等无一不备”。能海法师“即得全部密教传承”，“获得宗(喀巴)大师清净法流之全部宝藏”。
(二)迎请康萨仁波切来川弦法与各界人士加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愿望
1941年4月，能海法师致电内地佛教会，请电迎康萨仁波切来内地弘法。5月，四川省佛教会和成都佛学社致电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孔庆宗(1895—1981年)处长，请转康萨仁波切望莅临成都传授佛法，电文如下：
拉萨驻藏办事处孔处长请转康萨上师慈鉴
世界大乱日益蔓延，死亡流离，悲惨万状。正法不明，人心陷溺，祸灾之来，正未有已。吾师戒行精严，悲智无롤，全시蝴紫［素］景仰恭深。拟恳飞锡莅蓉，伟授大法，起度群伦，开佛知见。务恳垂慈俯允，以態人心。除电请西藏政府代为敦请，并祈能海法师代表迎接外，特电致忱梱，不胜翘企祷祝之至。
四川省佛教会暨各丛林成都佛学社同叩。
几天后，四川省佛教会和成都佛学社再次致电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请转西藏地方政府，邀请康萨仁波切莅临成都弘法。随后，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1884-1959年)也专门致电驻藏办事处，要求办事处与西藏地方政府接洽邀请康萨仁波切来川主持峨眉山西藏佛教道场，电文如下：
川省各佛教团体及向传义等呈，为建立峨眉山西藏佛教道场，托能海延请康萨佛来川主持。迎请及驻锡费由信众自筹。惟非得藏政府许可，不便成行。恳代为接洽，并据能海电，同前由。希即代向藏政府接洽为盼。忠信 铣。
从这份电文看，不仅四川省佛教会等佛教团体，而且时任四川省参议会会长向传义等知名人士也呈吴忠信，拟请康萨仁波切来川主持佛教道场，请蒙藏委员会代向西藏地方政府接洽。这一方面与当时内地连年战乱、民众希求安宁、各地兴起举办法会及学佛风尚有关。另一方面，国民政府自1937年底迁都重庆后，巩固西南大后方成为其现实的政治需要，通过加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增进与西藏地方的联系、稳定西南，成为国民政府的必然选择。因此，国民政府中央主管蒙藏事务的机关——蒙藏委员会也顺应各界人士对于迎请藏传佛教高僧到内地弘法的热望，出面协调迎请事宜，客观上有利于保持和加强与西藏地方的联系。
此外，身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吴忠信之所以亲自过问此事，还与一年多前他奉使入藏期间，曾与康萨仁波切晤面并邀其到内地游历有关。
1940年吴忠信入藏期间，代表中央政府完成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及册封热振活佛辅国普化禅师，授予司伦、疇伦等勋章，还开展布施寺院、宣慰僧俗官员及民众等活动，以期达到“收拾人心，树立信用”的目的。吴忠信一行“既达藏境以后，凡遇寺庙，即予布施”，从1939年12月23日抵印度与西藏地方交界的春丕附近之吉格寺，立即布施供养，随后一路到下司马附近东喝寺(今亚东东噶寺)、江孜八角阙丁寺(今江孜白居寺)、浪卡子等各地寺院均予布施。抵达拉萨后，不仅多次在三大寺举行大范围的供养、布施，还频繁拜访高僧名士，致力于加强与西藏僧俗上层的联系。
据《吴忠信入藏日记》，1940年3月17日，吴忠信曾专门拜访哲蚌寺康萨仁波切。当时吴忠信向康萨提出，“抗战终了，将来可赴内地一游”。“康萨现年五十三岁，以其精力论，尚可远行也”。3月28日，康萨仁波切回访吴忠信，“并赠自绘护身佛像及後編等物”。康萨向吴忠信提出，希望于中央者有两事：1、维护藏传佛教格鲁派；2、西藏人民困苦，衣食不完，请转达中央予以救济。吴忠信感叹，“真仁人之言也”。可见，上述1941年吴忠信亲自过问邀请康萨仁波切来内地弘法之事，应与他上一年在藏与康萨有过交往不无关系。也反映蒙藏委员会及国民政府高层，重视利用汉藏文化交流等渠道加强与西藏地方的联系。
1941年6月20日，四川各界人士，包括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原国民革命军23军代理军长刘肇乾，重庆大学倡建人朱之洪等四川省政界、军界、文化界知名人士又联名致电驻藏办事处，请转西藏地方政府，表达了邀请康萨仁波切来内地弘扬藏传佛教的热切愿望。函电写道：
众生业重，咸望救拔。此间僧俗企仰藏教有如饥渴。夙钦哲蚌寺大德康萨仁波卿慈悲悯众，法雨普施，已委祀〔托〕近慈寺法主能海法师入藏迎请，即祈贵政府劝驾东来，莅川行化，驻锡名山，建立道场。大救东来为时已至。伊此一家，当蒙惠允。专电奉恳，不胜待命之至。
这说明，当时不仅内地佛教界人士希望迎请藏传佛教高僧到四川弘法，而且内地各界人士也有这样的愿望。尤其是电文中提到的“此间僧俗企仰藏教有如饥渴”，“大教东来为时已至”等语句，都反映出当时四川省僧俗各界对学习、了解藏传佛教有强烈應望，客观上也有助于加强内地与西藏间的联系，维护汉藏民族的团结。
值得一提的是，邀请康萨仁波切赴内地弘法并非特例，这一时期内地各界人士、文化教育及蒙藏委员会等机关，纷纷遂请藏地高僧赴内地弘法或传播藏族文化，成为一时风气。如1936年，法尊法师第二次入藏，就是为了迎请安东格西绛白若必洛追赴内地弘法；1937年，喜饶嘉措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的邀请，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主讲西藏文化等课程。此次，四川佛教会及各界知名人士联名邀请康萨仁波切赴内地弘法，蒙藏委员会也カ图推动此事，虽然康萨仁波切终因患病未能成行，但这些事例说明，这一时期不仅内地与西藏地方的民众之间有加强佛教文化交流的强烈愿望，而且国民政府中央层面也希望通过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增进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可以说，加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已成为当时朝野上下的共识。
(三)能海法师高蔵前接受康萨仁波切衣钵法器
当时，成都近慈寺多次致电，催促能海法师起程。因这段时间康萨仁波切患病，所以，能海迟迟不愿起程。康萨仁波切得知这些情况后，令能海速返，“汝速归，我即愈”，并强作藏地跳神状宽慰能海。无奈之下，能海只得准备返川行装。离藏前，康萨仁波切将平生弘法之衣物法器如法衣、钵、法螺、宝瓶、铃杵、靴子及显密法宝，全部传予能海法师，并允将到内地弘法。能海“不胜欢喜”，著徒弟照通返川后准备轿子，再来藏迎请。而能海法师接受康萨仁波切法衣法器则表示尽得其密法传承，接受衣钵之意。因康萨仁波切被视为宗喀巴密法传承的第二十八代，能海法师则被视为其二十九代传承。
起程返川当日，能海法师前往哲蚌寺拜别康萨仁波切，又带回约两铁箱的经书。出发后，因负责返川乌拉的藏官在拉萨附近做生意，行程迟缓，数日未出拉萨境，所以，能海法师又请人引路取捷径返回哲蚌寺，想看望康萨仁波切。可是，此时康萨仁波切已去曲水，病情加重。能海法师一路挂念康萨仁波切。藏历九月初八日，康萨仁波切因足疾圆寂于曲水解脱洲寺。能海行至康定，始悉康萨圆寂，痛哭不止。
通过两次入藏学法，能海法师对汉藏佛法、显密两教，融会贯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将藏传佛教的教理修法介绍到内地，译注、撰写《菩提道次第》《大威德生起次第入门津要》等经论70余部，在成都、五台山、重庆、上海等地建立道场，创办译经院，培养了诸多藏传佛教人才，为近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近现代史上沟通汉藏佛教界的代表人物。
四、讨论：民国时期汉僧入藏学经的历程及特点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是几千年来汉藏民族关系的重要纽带之一。20世纪20-40年代，基于复兴汉传佛教、推进僧伽制度改革等需要，内地佛教界部分人士主张派人赴藏学法，沟通汉藏佛教成为众多汉僧入藏学经的动カ。由于连年争战、生活困苦，民众希求和平、安定的生活，因此，各种弘扬密法、护国息灾法会等活动得到内地民众及官员的欢迎与支持。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逐渐加深了对佛教在沟通汉藏民族感情、解决西藏问题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有意支持和加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活动，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沟通汉藏文化、融洽中央与西藏地方的感情成为政府稳定西南大后方、巩固边陲的要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众多汉僧跋涉千里，历经艰辛，负笈求法于雪域高原。
据现有的资料，从1925年“留藏求法团”成立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见于记载的游学康、藏的汉僧约有70余人。考察这些汉僧的学经历程，可归纳岀以下四个特点：
(一)初期汉僧入藏游学主要得到民间资助，20世纪30年代后期(1937年起)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国立中央大学等开始资助汉僧入藏求学，但民间资助仍是主要渠道。如1925年大勇法师组织“留藏求法团”，其赴藏经费、生活费主要来自居士胡子笏等私人资助。1936年12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制定颁布《补助汉藏僧侣游学规则》(十二条)，规定从1937年起，国民政府每年资助2名汉僧入藏学经，每人补助往返旅费250元及每年生活费80元，汉僧由佛教总会报送，经蒙藏委员会考核后派遣进藏，游学期限为5年。1942年后，资助人数和经费有所增加。据邢肃芝(碧松)回忆，他虽是接受政府资助入藏学法的汉僧，“但政府所提供的一年一千多两银子远远不够，而且这笔补助只提供五年”，所以碧松本人就是“靠了张莲菩提和法尊法师等人的资助”，“オ有能力继续在西藏学经，直到考到格西”。1940年1月，吴忠信抵达拉萨后，曾接见在藏汉僧19人，包括碧松等4名蒙藏委员会官费资助学僧及15名自费学僧。这15名自费学僧中包括了后来成为“台湾藏学之父”的欧阳无畏。他“获聘国立大学驻藏研究员，缘此学法生活得以支持”'。这说明，除蒙藏委员会官费外，当时还有国立中央大学等机构资助汉僧入藏学法。
(二)汉僧在藏学经逐步遵循藏传佛教学经序。前期入藏的汉僧，如能海法师、法尊法师(1931-1933年及1936年在拉萨)、朗禅法师(1931-1933年在拉萨)等原“留藏求法团”成员在藏学经，主要以听受上师讲授佛法典籍，接受密法灌顶为主，而后期入藏学经的欧阳无畏(1934-1941年哲蚌寺学经，历15学级，完成五部大论，获得格西候考资格)、密悟(1935-1946年哲蚌寺学经，获拉然巴格西学位)、永灯(1943—1954年色拉寺学经)等则长期驻留拉萨，多则十数年，除学习显密教法外，还参与辩经、格西考试等学经程序，更有密悟等汉僧考取藏传佛教显宗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
(三) 抵达西藏前，多数汉僧曾在康区学习，为赴拉萨学经做准备。但前期入藏的汉僧多是由于康藏纠纷，不得已而滞留康区；而后期入藏学经者，则是主动拜访康区高僧，以便为入藏学经做准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康藏局势及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变化。如1926年“留藏求法团”在大勇法师带领下抵达康区，因康藏纠纷未解，西藏方面疑心大勇法师怀有其他目的，拒绝该求法团入藏，导致成员滞留甘孜、康定等地，大勇法师则于1929年抱憾逝于甘孜。求法团部分成员，如法尊法师、能海法师等人滞留康区期间，于当地拜师学经，接触、融入地方社会文化网络，为入藏做准备，最终得以入藏学法。也有部分成员在康区滞留一段时间后，中途折返，未能到达西藏。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第三次康藏纠纷结束后，康藏关系日趋平稳，道路基本恢复通畅。而且碍于英人把持由印入藏道路，不予发放签证，阻碍内地人士经印赴藏等原因，部分到西藏学法的僧人还是选择由康入藏，并在康区拜师学经。此时，汉僧已不再是滞留康区，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到拉萨学经，提前做好语言文字、佛经戒律及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准备。
(四)部分汉僧在藏期间，或从事教育工作，或收集资料反映西藏情况、提供治藏建议，参与国民政府的西藏工作。1946年国立拉萨小学的教职人员中就有入藏学法的汉僧，如校长邢肃芝(碧松)、教师甘文峰(寂禅)等。也有汉僧就职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如密慧(1943年8月起任驻藏办事处办事员，协办出纳、会计事务)、大刚(“留藏学法团”成员，1940年8月抵达拉萨，1943年3月起担任驻藏办事处咨议)等。正如学者所言，国民政府不仅“有意识地加强支持、扶植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各种形式的活动，并越来越赋予它政治化的含义和内容”"句。这一点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入藏汉僧为中央政府收集、提供西藏情报资料等方面。如邢肃芝于1945年7月以蒙藏委员会专员名义二次入藏，在藏期间他向国民政府军务局提交机密报告《碧松和尚呈一年来西藏政局概况》，涉及西藏内部政治局势、国民党特工人员的工作状况，并建言国民政府应设法补救日渐衰退的贸易以挽回西藏民心等；汉僧满月于1948年从日喀则致函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所见所闻爰成报告数篇，今寄尊前，祈转寄会中藏事处处长。”“因生入藏时，曾暗约过，无论动静，均当写以报上”。也有汉僧感时忧国，以沟通汉藏为己任，思考治藏良策，如法尊法师在《西藏与西藏佛教》中专门提出“治理西藏的意见”六条；欧阳无畏据他1937年7月-1938年1月藏尼之旅、1938年7月-8月达旺之行的实际调査，写成《藏尼游记》和《达旺调査记>，也为国民政府处理藏事提供资料及政策建议。
结语
总的说来，民国时期，由于英国等西方势カ的干涉，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困难，部分西藏上层人士疏离外向，西藏与内地间存在隔膜。但是，由汉藏民间僧俗大众掀起，并得到历届民国政府支持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汉藏民众之间的交流与了解，拓展了内地与西藏民间联系的基础，对汉藏民族的感情维系和团结产生了积极且深远的影响。
以法尊法师、能海法师为代表的入藏汉僧返回内地后，直接推动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传播，有利于增进内地民众对藏民族信仰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了解。以康萨仁波切为代表的西藏高僧②宽容接纳来自内地的学经汉僧，为藏汉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内地与西藏民众间这样持续不断的交流交往，为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奠定了深厚的民意基础。
作者简介：邱熠华(1980—)，女，纳西族，云南丽江人，博士，主要从事近代藏族历史研究。
原刊于《西藏研究》2016年12月，原文版权归作者及原单位所有，注释及引用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