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尘埃落定》的第一个韩译本在韩国正式出版之后,阿来作品中已有3部长篇小说、1部小说集和1篇短篇小说在韩国翻译出版,韩国学术界也已有学者开始对阿来作品进行研究,但这些并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本文主要通过整合韩国图书借阅系统、韩国主要网络书店官网、韩国主流报刊、学术网站上的相关信息,来综合考察阿来作品在韩国的译介和接受情况,并反思其得失原因。

 

一、阿来作品在韩国的译介和馆藏状况

 

《尘埃落定》是阿来第一部被翻译成韩文的长篇小说,主要有两个译本:第一个版本是中国译者季琨翻译的《藏地孤独》,2000年底由韩国阿拉克尼出版社出版。另一个版本是由韩国译者任季宰翻译的《浸染》,2008年由韩国狄俄涅出版社出版,这两个译本都分为1、2两部进行出版销售,任季宰译本还在2013年推出了电子书。阿拉克尼出版社评论《尘埃落定》“既有趣味又富有艺术性,将会给没有机会接触西藏作品的韩国读者带来新的冲击”。狄俄涅出版社称赞阿来会“语言炼金术”,“语言朴素精巧、冷静锐利,视线神秘绝妙,幻想和现实主义相互交织。写作笔锋充满激情,视线却无比平静。这个陌生而又有趣的西藏故事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样神秘、悲伤”。韩国小说家韩胜源评论道,这部作品能“散发出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的文学中都找不到的雪莲花般的文学气息”

2009年韩国光环出版社出版了韩国译者全秀贞和中国译者梁春姬合译的《格拉长大》韩文版《少年成长》。这是阿来第一部被翻译成韩文的短篇小说集,被韩国《学校图书馆频道》杂志的图书推荐委员会选定为“2010年度青少年文学推荐图书”。荣获韩国东仁文学奖、现代文学奖的韩国作家河成兰评论道:“本以为在莫言、余华、苏童、毕飞宇小说里感受到的大陆气质,从中显露出的中国式夸张是中国小说的共同特征。如果不是阅读阿来的小说,怎会知道广阔的大陆上众多峡谷和山谷处还低声流淌着这样一种声音。在众多中国作家的小说中,阿来的小说更容易让我产生共鸣。” 小说家、《小子万得》的作者金吕玲评价说:“很难找到剧情展开迅速,构思又如此缜密的小说。如同淡淡的麝香飘散,香气怡人,又如亲自放牧羊群似的栩栩如生。阿来不加修饰的率真,充满了力量和神秘。”翻译家金泰成评论道:“大部分中国作家都执着于现实生活的细枝末节,而阿来以美丽诗意、粗犷有力的修辞,穿越了现实与梦想、城市与自然的界限。他通过近似于寓言的短篇,记录了人生的原始真相,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另一个篇章。……阿来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风格进行了现代升级,在梦想和现实、汉族和藏族、城市和自然、历史和现在的交汇处探索人类和生活本质。” 

阿来受邀参加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杰米·拜恩发起的“重述神话”国际出版项目,写出了重述西藏格萨尔王传奇的作品《格萨尔王》,2009年由重庆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发行。2016年1月韩国文学村出版社发行了由文炫善翻译的《格萨尔王》韩文版,被收录在《世界神话丛书》里,并入选“韩国文学村出版社编辑推荐的2016年不可不读书目”。

2017年12月韩国艺坛出版社出版了阿来的长篇小说《空山》,这部系列作品由韩国翻译家金泰成翻译,分为三册进行出版发行。艺坛出版社称《空山》是献给我们失去的自然和故乡的最美礼赞,是最真切地了解西藏的方法。

此外,阿来的一部短篇小说《草原的风》被赫伯特·巴特 (Herbert J.Batt)  译成英语收录在短篇小说选集Tales of Tibet 中,2001 年由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出版。2005年又经由韩国译者李文熙从英文翻译成韩文,由韩国别样的我们出版社出版。小说集借用其中收录的小说《游神》命名。

阿来作品在韩国的译介情况,按照出版时间顺序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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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阿来这个算不上高产的作家来说,其作品在韩国的译介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为韩国读者了解和接受阿来作品提供了有利条件。

图书馆是文献信息资源的集散地,是传播文献信息资源的枢纽,图书的馆藏数量也间接反映了一个社会对一本图书的接受情况。为了考察韩国社会对阿来作品韩译本的接受情况,笔者利用“书海服务”和“书连书服务”这两家韩国全国性的图书借阅系统对阿来作品韩译本在韩国公共图书馆的馆藏情况进行了调查整理。对阿来作品韩译本在韩国主要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情况,先利用“书海服务”进行查询,对没有参与其中的大学图书馆,直接进入大学图书馆的主页进行查询。

经过查询整理,发现馆藏有阿来作品《格拉长大》韩译本的韩国图书馆一共有185家,数量最多。其次是收录阿来作品《草原的风》的短篇小说集《游神》,有171家图书馆馆藏。馆藏《尘埃落定》韩译本《浸染》的图书馆有168家,馆藏《格萨尔王》韩译本的图书馆有158家,馆藏《空山》韩译本的图书馆有152家。而馆藏有《尘埃落定》韩译本《藏地孤独》的图书馆数量最少,仅有92家。总体上看,韩国馆藏有阿来作品韩译本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数量并不算少,在韩国的分布也比较广,大体上可以让阿来作品呈现在较多的韩国读者面前,为韩国读者阅读阿来作品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从馆藏图书馆的数量我们可以看出,阿来作品中《尘埃落定》韩译本《藏地孤独》在韩国社会的接受度最低,在图书馆中被韩国读者接触到的几率也最小。

 

二、韩国新闻媒体对阿来及其作品的报道

 

由于媒体以传播新闻为第一要务,文学领域中具有新闻价值和能够实现媒体文化功能的事实、信息无疑就会约定俗成地汇聚成为媒体的报道选择与传播取向,媒体选择作家进行报道与作家的新闻价值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作家及其作品又可以通过媒体的宣传获得更多读者的关注,吸引潜在的读者受众。

在韩国综合检索网站NAVER上共检索到51篇阿来的相关报道。韩国媒体对阿来的报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阿来作品韩译本在韩国出版时的相关报道,共计35篇;另一类是在中韩作家会议期间,对会议进行报道时介绍阿来或对阿来进行的专访,共计16篇。总体来看,韩国媒体对阿来及其作品进行报道始于2000年,在2009年到达高峰,合计19篇。除《游神》出版的2005年、《浸染》出版的2008年,韩国媒体进行的相关报道比较多以外,其他年份报道量大概在0~3篇,随着2017年底《空山》韩译本的出版,2018年又出现了5篇相关报道。

韩国新闻媒体介绍阿来及其作品时,有27篇报道强调了阿来的藏族作家身份,24篇报道提及“茅盾文学奖”,可见阿来的藏族作家身份和获奖经历是韩国媒体最为关注的地方。

大部分韩国新闻媒体介绍阿来的作品时,重点关注作品的主题,认为阿来的作品真实反映了藏地的自然和藏族人的生活、文化、宗教。《韩国经济》评论《尘埃落定》“是第一部被翻译介绍到韩国的藏族小说家的作品……小说通过貌似傻子的贤者真实刻画出了西藏的现代史”。《每日经济》评论阿来作品“平静而犀利生动地展现了西藏的风俗和历史,对西藏的文化、情操、生活、风俗、神话、宗教等进行了精巧的描写”。《首尔新闻》评论《格拉长大》“描绘出了西藏的自然和历史、藏族人的生活和宗教、苦恼、不安、希望、欲望”

还有一部分韩国媒体意识到阿来创作上的成功,称赞阿来的描写生动、细腻,语言富有诗意。《东亚日报》称赞阿来“描写生动,引人入胜”。《联合新闻》评价“《格拉长大》中的14篇作品描写得十分细腻,与韩国人熟知的其他中国作家粗犷的男性化作品氛围截然不同”。《联合新闻》评价《空山》这部小说“语句诗意优美,突显了神秘的空间里错综复杂的现实故事”

尽管阿来如实地描绘了藏族人民真实的生活场景,但韩国媒体对阿来作品进行报道评论时仍不免会戴上有色眼镜,故意扯一些错误的政治观点,诋毁中国的民族团结。

 

三、韩国学术界对阿来作品的研究和读者评论

 

韩国学术界对阿来作品的关注和研究始于韩国外国语大学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韩相贤在其硕士学位论文《阿来的<尘埃落定>研究》中从主题、结构和人物三个方面对《尘埃落定》内容上的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从叙述视角、语言问题和修辞三个方面对作品的叙述特点进行了考察,认为《尘埃落定》中文体诗歌化的特点,不仅是受到了以口传文学为中心的西藏文学影响,还和作家创作诗歌的经验密不可分。阿来采用了隐喻的修辞手法、丰富的色彩熏染、作品整体性的对比结构和作家特有的幽默感,使整个作品的艺术效果得到很大的提升。阿来通过《尘埃落定》的创作,超越了以往种族式的书写,消除了读者对西藏的陌生感,进而让读者更容易接近、理解藏族文化。

裴桃任在《重写神话:以李锐的<人间>、叶兆言的<后羿>、苏童的<碧奴>、阿来的<格萨尔王>中的“反英雄主义”比较为中心》里对李锐的《人间》、叶兆言的《后羿》、苏童的《碧奴》、阿来的《格萨尔王》这四部重写神话作品中神话人物的“反英雄主义”进行了探讨分析。他认为四部作品中都出现了救人类于水火的神话英雄,在重写的神话中,给读者呈现的英雄形象不再高高站在民众之上,而是具有了人类的感情和性格。

朴正元、裴桃任在《阿来小说中“母亲”形象的双重性研究——以<格拉长大><尘埃落定><格萨尔王》为中心》里对《格拉长大》《尘埃落定》和《格萨尔王》里的母亲形象进行了分析,认为《格拉长大》描述了没有父亲的格拉和母亲之间的矛盾和解、创伤治愈,以及被村民接受的过程。《尘埃落定》中傻瓜儿子的汉族母亲贪婪、自私,有着巨大的权力欲望,给了儿子生命,却放弃用爱来照顾和养育儿子。奶娘德钦莫措虽然用奶水养育了傻瓜儿子,却是一个给予不了爱的假母亲。《格萨尔王》中格萨尔的人间母亲梅朵娜泽和儿子共同历经苦难,是爱子的母性化身;代替儿子承受业报坠入地狱后接受了儿子的超度,又是一个受儿子保护的母亲。天母朗曼达姆对儿子进行点化和教导,在儿子完成大业返回天界时又热烈欢迎,从这一点来看,天母是观念上抽象的母亲。儿子眼中各种出身不完整的“两面性”的母亲形象以及“(藏族)儿子-(他民族)母亲”的构思是阿来的文学志向和作家使命感之间冲突和矛盾的产物,也是作家思维和文学性隐喻投射的结果。

朴正元、裴桃任在《阿来小说<行刑人尔依>和<尘埃落定>中土司三父子的“权力欲望”研究》中认为《行刑人尔依》和《尘埃落定》中土司三父子之间的矛盾、对立都始于对权力的欲望,并认为《行刑人尔依》和《尘埃落定》是把同一类型的相似画面以另一种视角、另一种方式组织起来,只是《行刑人尔依》以“儿子尔依”的视角展开,《尘埃落定》以“傻瓜儿子”的视角进行表述而已。论文得出结论:第一,在权力面前,人类软弱无能,在权力欲望的驱使下,人类可以变得无比残忍、卑劣;第二,在以前的身份制社会里,权力是无情的,只存在统治者/被统治者、下达命令者/遵从命令者、杀人者/被杀者的逻辑,只存在吃人的人和被吃掉的人;第三,无论身份制度、命令体系多么森严,刑罚执行多么严格,也会存在要求改革的抵抗声音和抗争。

朴南用在《对阿来小说中的西藏想象和记忆研究——以小说<格拉长大>和<空山>为中心》中认为阿来在诗作创作时对自己的故乡、自然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化进行了抒情的形象化描写,小说创作中则以魔幻现实主义叙事方法来反衬西藏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现实。论文称阿来的小说可以说是一位作家对西藏的想象和记忆的产物,阿来在他的小说中展现了真实的西藏,描述了自己的藏族故乡逐渐实现现代化的过程。

朴南用在《阿来诗歌中藏族文化的塑造》中认为阿来以诗歌的形式歌唱了自然,以诗人敏锐的感性,形象诗意地呈现了西藏的自然风光。阿来通过对自然直接的观察、不断的思索,表现了藏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不仅如此,阿来还观察、捕捉到了藏族生活和文化,经常表达一些与藏传佛教相关的形象。文章同时指出阿来的文学世界反映了西藏的现代化过程和藏族固有风俗和文化的转变;阿来的文学创作是怕忘却即将消失的文化记忆而做的抗拒行为,具有巨大的意义。

金泰成在《另一个文明——阿来的文学世界》中提到通过阿来作品的韩译本,韩国的读者能够更加具体地了解西藏的过去与今天、西藏人和西藏文化。阿来的作品不算是农村叙事,也不算是神话或宗教叙事,而是正确而美丽地反映西藏的自然、生活、历史和人性的非常深奥的文学世界。

裴桃任在《阿来小说<尘埃落定>中的“复仇意识”研究》中认为多吉罗布兄弟仇人明确,是“暴露的”复仇者;而索朗泽朗则将对“不正当”母亲和“坏”父亲的不满和怨恨投射到塔娜和她的情人身上,属于“潜在的”复仇者。多吉罗布兄弟和索朗泽朗由于缺乏家庭温暖,都满心怨恨,有着复仇的动机,并实施了复仇行动。多吉罗布兄弟是土司一己私欲的牺牲者,复仇只停留在个人恩怨上;索朗泽朗是土司律法和制度的牺牲者,急于恢复失去的自由民身份。多吉罗布兄弟和索朗泽朗将在个人怨恨和愤怒之下的杀人正当化,没有走向对生命的探索和反省。他们的目的在于无条件的复仇,无法消除压迫和治愈伤痛,无法敞开胸怀去宽恕,达到和解。他们的复仇仅局限于少数人的消极解恨层面,未能扩大、发展成为多数人的积极抵抗。

从上述韩国学术界的研究论文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学者对阿来作品展现出了一定的研究兴趣,但研究成果尚不太多。韩国学术界只有朴正元、裴桃任、朴南用、金泰成、韩相贤等少数学者关注和研究阿来作品,相关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也只有1篇。但研究的对象比较广泛,包括了《尘埃落定》《格拉长大》《格萨尔王》《空山》等多部作品,涉及阿来的诗歌和小说。

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评论主要基于个人的文学素养、文学阅读经验等个性化因素,读者评价可以更全面、真实地反映一部文学作品在一定范围内的接受情况。本文主要搜集了韩国四家主要的网络书店——YES24、阿拉丁、教保文库、图书INTERPARK上韩国读者对阿来作品的评价,以便更为具体地把握韩国读者对阿来作品的接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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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所示,在 YES24、阿拉丁、教保文库、图书 INTERPARK 线上书店上,韩国读者对《浸染1》和《少年成长》的评论较多,其他韩译本的读者评论较少,读者评论的数量差异悬殊。《浸染1》和《少年成长》的读者评论集中发表在2008年和2009年,也就是《浸染1》和《少年成长》出版的当年。可见这两本书一经出版就受到了韩国读者的关注,而其他韩译本寥寥几条的读者评论却不是发表在韩译本出版的当年。

韩国读者对阿来作品韩译本的评论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接触藏族文学的新奇感。韩国读者在阅读阿来作品之前很少有机会接触藏族作家写的藏族故事,很多韩国读者表明是第一次看藏族作家的作品,部分韩国读者有猎奇心理。“这是藏族作家写的藏族故事,不得不让人心生好奇。”“一个以西藏为背景的藏族故事,太让人好奇了。”“我看到中国现代文学最高权威‘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这一华丽文句,翻开了书。”可见韩国读者对藏地的好奇心、阿来的藏族作家身份、作品获“茅盾文学奖”都是促使韩国读者阅读阿来作品的原因。

第二,通过阅读阿来的作品了解到真实的藏地。在读阿来作品之前,韩国读者对藏地知之甚少,有的韩国读者甚至“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韩国读者臆想中的藏地和宗教脱离不了关系,“说到西藏,会联想到什么呢?绿色草原上的羊群,空气更为清新的高原地带,身穿橘黄色僧袍的喇嘛僧侣?”是“神秘和高尚的精神之地”,同时也是落后贫瘠的。但通过阅读阿来的作品,韩国读者发现藏地“也和我们生活的地方一样,是散发着人情味儿的地方”。韩国读者认为阿来的作品“体现了很多西藏的传统和风俗”,可以让读者“了解当地人真正的生活面貌”,“了解西藏的许多历史信息”。从上述的读者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韩国读者在阅读过阿来的小说之后,才了解了藏地的风俗、文化、历史,改变了之前对藏地的严重误解,意识到藏地也是人生活的地方,当地人一样有着悲欢离合。

第三,对阿来卓越的写作功底和文学作品本身的欣赏。在阅读过阿来小说之后,很多韩国读者被作者阿来出色的写作能力和作品魅力深深打动。很多韩国读者认为阿来“是位具有很强洞察力的作家”,故事“展开很自然,描写也很出色”“对景色和人类心理描绘得非常细腻简洁,有些诙谐,读起来没有负担”“故事情节十分有趣,还蕴含着某种哀伤,易于阅读又引人入胜”。

第四,从阿来作品中感受到了亲近感。文学不分国界,虽然藏民族文化和韩民族文化有着巨大不同,但正如阿来在给韩国读者的序文里提到“西藏也只是这世界上的一个地方”而已,也有着与其他地方相似的人间烟火。韩国读者从阿来作品中发现了韩国人民和中国藏地人民生活的相似之处。韩国多山,韩国读者在机村的自然风光和乡村生活中似乎也找到了韩国以前乡村的面貌。有些韩国读者觉得机村“就像小时候生活的村子,乡村的风景、孩子们的游戏、大人们的样子并没有多大不同”,甚至认为阿来作品中村民的生活状况“和韩国以前的农村面貌非常相似”。韩国的乡村也曾经受过经济浪潮和科技发展的冲击,而机村的发展变化,也让韩国读者回忆起曾经的新村运动时期,认为书中描绘的场景“有时与(韩国)新村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相似”。读过阿来的作品,韩国读者意识到西藏也生活着和他们一样的人。

第五,难以理解和接受。韩国读者在称赞阿来作品的同时也有一些批评意见。有读者认为“或许是翻译上的区别,或是文化差异,也许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有些地方看了几遍都不太理解”“偶尔会出现一些不太能理解的习俗或单词,但是没有注释,我想可能是怕注释妨碍理解故事、整理思绪”“刚开始读的时候有点吃力,不太适应”。由于文化不同, 一些韩国读者初次接触充满异域风情、经过语言思维转换的翻译作品时不太适应,不太能理解阿来小说的内容。

第六,对阿来其他作品的期待。很多韩国读者被阿来的作品吸引,乐意去寻找和进一步阅读阿来的其他作品。“《格拉长大》勾起了我阅读《尘埃落定》这部作品的想法”“虽然只读了阿来的两部作品,但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位我喜欢的作家,很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

从韩国读者对阿来作品的总体评价来看,韩国读者因好奇开始阅读阿来的作品,尽管有一些不太理解之处,但被作者阿来出色的写作能力和作品的魅力吸引,从中体会到了人类共同的喜怒哀乐,产生了亲近感,从而喜欢上了作家阿来,进而去阅读阿来的其他作品。

 

结 语

 

通过分析藏族作家阿来作品在韩国的译介和接受情况,可以发现以下几点事实:

第一,阿来作品在韩国的译介和馆藏数量已具一定的规模。韩国图书馆对阿来作品韩译本的收藏比较全面,除了《尘埃落定》韩译本《藏地孤独》,阿来作品的其他韩译本在韩国公共图书馆的收藏数量相对较多,分布也较为广泛,这些都为韩国读者接触和阅读阿来作品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第二,韩国社会和读者对阿来作品的韩译本反响不一。结合韩国媒体对阿来及其作品的报道、韩国出版社的推介、读者评论,我们大体可以发现:《尘埃落定》的韩译本《浸染》和《格拉长大》的韩译本《少年成长》在韩国的译介比较成功,不仅引起韩国媒体的争相报道,还成功地吸引了韩国读者去阅读进而了解真正的藏地,认识阿来这个作家。但韩国社会对《尘埃落定》韩译本《藏地孤独》的接受就不那么乐观,馆藏《藏地孤独》的韩国图书馆数量比较少,和其他作品的韩译本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此外,图书出版时,仅有1家韩国媒体进行了报道,截至绝版,售书网站上只有3条读者评论。在5年后,收录有《草原的风》的Tales of Tibet 韩译本《游神》在韩国出版时,有些媒体竟不知道已有藏族文学被引进韩国。韩译本《游神》虽然没有受到韩国读者过多的青睐,但从韩国图书馆馆藏数量和媒体报道数量上看,起码引起了韩国图书馆和媒体的关注。而《尘埃落定》韩译本《藏地孤独》尽管是阿来作品的第一部韩译本,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却没有引起韩国媒体、图书馆和韩国读者的足够关注,可以算是一次没有太大成效的译介。此外,馆藏《格萨尔王》韩译本和《空山》韩译本的韩国图书馆数量虽然不少,但读者评论较少,韩国读者对这两本书的接受度也不甚乐观。

第三,不论是韩国新闻媒体还是韩国读者,在对阿来作品韩译本进行报道和阅读时,都存在一定的误读。尽管阿来作品中描写的是四川藏地的社会生活、人文风情和历史,但在韩国人的理解里,藏族人聚居的地方就是西藏,自动将阿来作品中四川的藏族聚居地区认为是西藏。在韩国国立国语院《标准国语大辞典》《高丽大韩国语大辞典》等韩国权威词典中韩国人熟知的“티베트”一词就是指“西藏自治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韩国对我国藏地的理解是片面的。

总而言之,阿来作品在韩国的译介有成功也有遗憾。《尘埃落定》的韩译本《浸染》和《格拉长大》的韩译本《少年成长》引起了韩国媒体、图书馆的广泛关注,受到了韩国读者的喜爱,其他作品的韩译本却反响平平。那么哪些因素决定了阿来作品韩译本的 成败?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第一,媒体和作家的互动。媒体利用作家的名声寻找新闻话题,作家又可以凭借媒体的报道宣传自己的作品,提高知名度,达到双赢的局面。2009年韩国媒体对阿来的报道达到了高峰。阿来多次参加中韩作家会议,作为“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有较高的知名度,韩国媒体乐意在报道会议时向韩国读者介绍阿来及其作品。2008年《尘埃落定》的韩译本《浸染》获得了较好评价,韩国媒体于是也加强了对2009年出版的《格拉长大》韩译本的报道,正是韩国媒体和作家阿来的良性互动,提高了韩国读者认识阿来及其作品的几率。而《尘埃落定》的韩译本《藏地孤独》和《格萨尔王》《空山》的韩译本在韩国遇冷也正是因为相对缺乏这种积极互动。

第二,译介的持续和间断。整体上看阿来作品在韩国的译介没有明显的持续性,从2000年《尘埃落定》的韩译本《藏地孤独》出版,到2017年《空山》韩译本的出版,十几年间只翻译出版了3部长篇小说、1部小说集和1篇短篇小说。相对图书出版的数量来说,时间间隔过长,不太利于培养读者的忠诚度。当2008年出版的《尘埃落定》韩译本《浸染》在韩国读者中间引起一定的反响之后,2009年推出了《格拉长大》的韩译本《少年成长》,就可以使喜欢《浸染》的读者进一步阅读阿来作品,而被《少年成长》的魅力打动的读者可以继续去阅读《浸染》,相对持续的译介为韩国读者阅读阿来作品提供了便利。而当2016年《格萨尔王》韩译本在韩国出版时,之前那些被阿来生动描写、诗意语言感染,被《浸染》《少年成长》的魅力折服的韩国读者们早已忘记以前阅读阿来作品时的感受。可以说过长的时间间隔阻碍了读者的继续阅读。尽管2017年又推出了《空山》的韩译本,引起了韩国5家媒体进行报道,但还是没能成功激起韩国读者的关注。

第三,译者和出版机构的影响。阿来作品的每个韩译本译者都不相同,除了《尘埃落定》两个韩译本的出版社属于同一个公司,其他出版社各不相同,这就无法保证翻译文笔和出版推介的统一性。阿来的作品本来就颇具藏族特有的文化特点,对韩国读者来说不易理解和接受,而不同的译者在翻译时也会附加各自的翻译风格,不利于保持译文风格的统一。此外,出版社的不同也不利于韩译本设计风格的持续。总之译者和出版机构的不断更换不利于持续地、有计划地译介阿来作品。

作为一位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少数民族作家,阿来作品在韩国的译介和接受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韩国读者对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认知和接受程度,阿来作品在韩国译介的成败经验也能对其他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韩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译介提供一些启示。

 本文刊于《阿来研究》第19辑 

注释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外语专项项目(SC19WY033)成果,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当代藏族作家汉文创作文学在韩国的译介研究”(2020SYB11)  成果。

① 阿来:《藏地孤独》,季琨译,阿拉克尼2000年版,封底。

② 《学校图书馆频道》杂志专设了图书推荐委员会,对青少年、少儿读物进行严选,每年都会刊发年度推荐 图书目录,成为韩国中小学推荐图书、父母购书和孩子阅读的一个参考。

③ 阿来:《少年成长》,全秀贞、梁春姬译,光环2009年版,封底。

④ 阿来:《少年成长》,全秀贞、梁春姬译,光环2009年版,封底。

⑤ 阿来:《少年成长》,全秀贞、梁春姬译,光环2009年版,封底。

⑥ 张帆:《阿来作品在德语国家的译介与接受》,《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⑦ 韩国的《世界神话丛书》出版的是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的“重述神话”书籍,是由全球三十多个国  家和地区知名出版社参与的首个跨国出版合作项目。加盟丛书的作者包括诺贝尔奖、布克奖获得者和畅销书作家,如大江健三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中国作者作品还包括苏童《碧奴》、叶兆言《后羿》、李锐《人间》。

⑧ “书海服务”是以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为主轴,共有1275家图书馆(以2023年9月数据为准)参与的相互借阅服务,https://books.nl.go.kr/PU/contents/P10100000000.do.

⑨  “书连书服务”是2010年开始由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教育厅、地方自治团体合作推进的一项事业,共有 2615家公共图书馆加入(以2023年9月数据为准),https://books.nl.go.kr/PU/contents/P20100000000.do.

⑩ 操慧:《文学与社会互动的媒体取径——以媒体报道阿来为例》,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5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⑪ 资料来源于韩国检索网站 https://www.naver.com,检索时间为2020年4月到2022年12月。

⑫ 윤승아:《티베트 雪山花 향기나는 장편..알라이 장편‘티베트의 고독’》.《한국경제》,2000-12-22.

⑬ 전지현:《쓸쓸한 몰락,슬픈 티베트…아라이 장편소설‘色에 끌들다’》.《매일경제》,2008-06-20.

⑭ 박록삼:《낯설지만 영롱한 티베트 이야기》.《서울신문》,2009-09-12.

⑮ 박선회:《티베트 산골 마올에 고무타이어가 들어온 날》.《동아일보》,2009-09-12.

⑯ 고미혜:《슬프고도 아름다운 티베트 이야기》.《연합뉴스》,2009-09- 08.

⑰ 임미나:《순수의 세계는 어떻게 파괴되나…소설 ‘공산’》.《연합뉴스》,2018-01-14.

⑱ 한상현:《阿来의〈尘埃落定〉연구》,서울: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2011.

⑲ 배도임:《신화 다시 쓰기:李鋭의〈人間〉,葉兆言의〈后羿〉,蘇童의〈碧奴〉,阿來의〈格薩爾王〉의‘반영웅주의’비교를 중심으로》,《중국학연구》2015년 제 3 기.

⑳ 박정원 배도임:《아라이 소설 속의‘어머니’형상의 양가성 연구—〈소년은 자란다〉,〈색에들다〉,〈거짜얼 왕〉을 중심으로》,《중국연구》2018년 제 4 기.

㉑ 박정원 배도임:《아라이의 소설〈형 집행인얼 이〉와〈색에 물들다〉속의 투쓰 삼부자의‘권력 욕망’연구》,《중국연구》2019년 제4 기 .

㉒ 박남용:《아라이(阿來)소설에 나타난 티베트에 대한 상상과 기억에 판한 연구-소설〈格拉長大〉와〈空山〉을 중심으로—》,《세계문학비교연구》2019년 제 4기.

㉓ 박남용:《아라이(阿來)시에 나타난 티베트 문화의 형상화》,《중국연구》2019년 제 2기.

㉔ 金泰成:《另一个文明——阿来的文学世界》,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10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61页。

㉕ 배도임:《아라이 소설〈색에물들다〉속의‘복수 의식’연구》,《중국지식네트워크》2021년 제 2기.

㉖ 本文中读者评论内容源自韩国网络书店:YES24,https://www.yes24.com/Main/default.aspx;  阿拉丁, https://www.aladin.co.kr/home/welcome. aspx; 教保文库,https://www.kyobobook.co.kr; 图书 INTERPARK, https://book.interpark.com/bookPark/html/book.html,检索时间为2020年4月到2022年10月。

㉗ 아라이:《소년은 자란다》전수정 양춘회 역,아우라2009년출판,제7페이지.

㉘ 国立国语研究院:《标准国语大辞典》,斗山东亚1999年版,第6479页。

㉙ 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国语辞典编纂室:《高丽大韩国语大辞典》,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2009年版,第6582页。

㉚ 韩国阿拉克尼出版社和狄俄涅出版社同属于阿拉克尼•狄俄涅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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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海满,女,山东人,文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朝鲜语系教师,曾在韩国文学翻译院进修韩中笔译特别课程。先后翻译有《韩国语2》《欧洲早该这么玩,7天玩转捷克、奥地利、匈牙利》等多部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