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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志军是一位思想深邃、功力深厚的优秀作家。他对青藏高原的藏区生活非常熟悉,对藏族人民无限感恩。他每一部描写藏区生活的小说,都带着深深的感恩之情。多年前他创作的《藏獒》就是这样的作品,而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更是这样一部感恩之作。

        小说主要的故事线索非常清晰。父亲作为县上的工作人员,在沁多草原蹲点时遇到特大洪水,是一名弱小的藏族妇女牺牲自己的性命,把他拖出洪流。从此,父亲与这个藏族家庭有了某种难以割舍的亲情关系,几十年来风风雨雨,世事变迁,他们的情感却越来越浓厚,完全融成了一家人。父亲一生就生活在沁多草原,生活在“雪山大地”护佑下的藏区,并且有了一个藏族人的名字:强巴。日晒风吹里,他把自己变成了藏族人的模样,也变得和藏族人一样健壮。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也越来越像藏人。

        为了保护受冤枉的角巴,父亲承担了“瘟牛肉”一案的责任,被免去了刚刚任命不久的副县长职务。经过千辛万苦,在前头人、现公社主任角巴的帮助下,父亲在沁多草原的“一间房”建起了全县第一座小学,自己当起第一任校长,为沁多草原培养出第一代读书人。从这个时候起,“强巴老师”的名字四处传扬,牧人们把他当作草原上的“神”。不可思议的是,父亲的人生理想只是要做一名草原上的牧人。他当了老师,心里却还想着骑马在广阔的草原上放牧。这所草原小学不仅是孩子们的天堂,在特殊年代里还成了一个避难所,一些在城市受到“文革”冲击的干部被“强巴老师”收留在这里当老师,躲过了人生的一大劫难,其中就有省府的副秘书长李志强。正是因为正义感和良知,父亲莫名其妙成了“强巴案”的主角,被判入狱。等他平反出来后,世界发生了大变化,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他的学生都成了现代生活的积极创造者。自己的学生洛洛担任沁多学校校长,每年都有大批学生考上大学、走上工作岗位,沁多教育事业成了全州教育事业的亮点。

        当不了老师,他凭着自己的聪明劲儿,开始学做生意。他带着有恩于自己的牧民、角巴的上门女婿桑杰和几个志同道合者,办起了“沁多贸易”公司,动员牧民把牛羊卖出来,由“沁多贸易”统一运到西宁的市场,换些钱来改善牧民的生活。毫无商品意识的牧民很不理解“强巴老师”的做法,州县领导最初也不支持发展商品经济。“沁多贸易”生意做得很困难,只能一点一滴地启发牧人们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以和外面精彩的世界同步,进入商品社会。多年以后,经济发展了,生活发生变化了,老百姓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

        其实,当时父亲想得更多的,是对沁多草原未来的担忧。大承包解放了生产力,草原牛羊数目快速增加,但草原的资源却过度消耗,出现了退化现象。如果不改变牧民们的传统观念,发展商品经济,后果将越来越严重。他办“沁多贸易”并不是为了赚钱,更多的是因为一种超前的忧患意识。但父亲天真了。后来的实践证明,光靠经济的方式根本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反而会扩大草原的风险。必须有政府的力量、国家的力量介入,才能真正改变草原的环境生态,进入良性发展。于是父亲放弃了所有的生意,接受了组织上的任命,担任副州长、副书记的职务,后来又接任了州委书记和州长。

        在工作岗位上,父亲做了两件改变沁多草原命运的大事。一是请老州长才让出山担任无人区管理局的局长,把那些还看不到更多经济效益但严重挤压草原资源的马群引入无人区,并把无人区提升为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二是为沁多设计更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力主并着手按照现代城市的要求和水准重新规划沁多县,建造一座生态城市,让牧民离开草原,进入城市生活,还原草原生态环境。这两件事也许并不是最科学的解决方案,却是解决当前沁多草原困境、开辟沁多草原美好未来的根本性大事。父亲毫不犹豫选择了这条可能是最艰难的道路,就像他选择自己当牧人一样坚定。

        母亲苗医生的故事是父亲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本在西宁当外科医生,收入固定,生活相对稳定,却阴差阳错到了父亲工作的沁多草原,一来就再也走不了。因为这里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尤其缺少西医,母亲苗医生几乎成了这里唯一的西医。她的医术并不算特别高明,却治好了许多病人,一下子成了当地的美丽传说,成了草原上的“神”。然而一次惊心动魄的医疗事件,揭开了一个几近恐怖的秘密——大量麻风病人都被抛弃在一个叫“生别离山”的地方,无人照管,没有医生,没有药品,几十年里,病人自生自灭。外科医生出身的母亲承担起麻风病医生的职责,拒绝去大医院当院长,自愿留在生别离山,组建麻风病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因为长期与病人接触,母亲染上了麻风病,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一边搞科研,一边当医生。20多年里,她与父亲的联系全靠“两地书”,通过写信来交流,以保持和增进两人日益浓厚的情感。然而母亲最终还是死于麻风病,父亲则在几年后平静地死在考察的路上,面对的是雪山大地。

        故事从感恩写起,落点却在写回报:回报沁多草原的养育之恩,回报雪山大地赐予的勇气和力量,回报藏族人民的深情厚谊。作品主人公用一生的奉献去回报,他的青春、热血、智慧、生命都奉献给了这片雪山大地,奉献给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善良厚道的人民。主人公奉献报恩的情怀像基因一样,传承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小说中的“我”经过人生的历练,回来当沁多学校的校长。“我”的妻子、优秀的舞蹈艺术家梅朵则放弃自己的艺术前途,来到生别离山,当了一名志愿者,继承了婆婆未完成的事业。哑巴才让在“强巴阿爸”西宁的家中治病读书,不仅可以说话了,而且成为一名留学国外的科学家,几经辗转,最后还是回到沁多,建设自己的城市。桑杰把他做生意所赚的几千万元全部捐给沁多学校,自己过着普通人的日子。连一度离开的洛洛和央金,也回来办起歌舞厅。在这种感恩和回报的关系中,小说的主题得以深化和升华。可以说,《雪山大地》的故事有很高的思想品质和很充实的精神力量。



        小说的品质和力量,来自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父亲是作品中下了最大功夫也是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的精神品质,似乎已经超越了我们所理解的感恩与回报、尊重与情感,他和藏区藏人之间有一种很难描述的天然的生命联系,有一种来自骨子里血脉中的爱。他显然比任何一个汉人都知道,只有成为藏人、成为牧人,才能感知这片土地上的雪山、河流、牧草、树林、蓝天、白云,才能听得见草原上牛羊马之间的说话,才能真正融入沁多草原,才能得到雪山大地自然之神的真正佑护。他不仅使自己融入藏民的生活,也使自己融入藏民的文化。他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更学会了他们的情感方式和宗教方式。这样的汉人,能够从藏人的角度和精神层面进行思考,才真正能够把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奉献给这片大地和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们。

        如果把父亲的形象与州委书记王石做一点比较,就可以看出,他对藏族人民的感情要比王石更加深沉、更加宽广,也更加融入这片土地。王石一生都在这里工作,一开始他有严重的高原反应,一度想调回西宁,但最后坚持下来了。他是一位党的优秀干部,是一个对藏族人民有很深感情、一心为藏族人民真心服务的共产党人。不过他始终是一个领导干部的角色,始终意识到自己是汉族干部。他有责任有担当,但多多少少也带有居高临下的视角。所以他思考问题时就没有父亲或者说“强巴老师”那样细、那样对路、那样“藏族”特色,情感中也少了父亲那么一点说不清、道不明、非逻辑、非理性的因素。可能就是这种因素,使得父亲对藏族生活、藏族文化的向往比别人更加强烈,更加入心,更加动人。也许雪山大地的爱就是这样,也许这片土地上的爱就是这样,也许藏族人民内心的爱就是这样。父亲得到了这样的爱的灵魂,也激活了他这样爱着草原上的人民。“那种在泛滥着亲情的气氛里融化成每一个的一部分存在感,就像从土地上长出一片草,真实而自然,从草原上长出一座山,不经意就有了拔地而起的勇气和自信。”有了这种非凡之爱,这种非凡的勇气和自信,人物形象的性格基调也就牢牢奠定了。

        父亲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看上去和藏族人一样单纯朴实,甚至有些天真。他当副县长时,副州长才让要他把角巴公社主任的职务换掉,因为角巴在解放前是个头人。头人是坏人,怎能当公社主任?必须换掉。父亲虽然是党员,却没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认识问题,他觉得角巴过去确实是一个拥有大片土地和草场的头人,可解放后他主动把所有的土地草场和财产都交给了公家,自己一无所有。角巴当了公社主任后,威望相当高,牧民们都听他的,而他听县里的。县里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做得非常好,而且从不抱怨、从不讲条件。这样的人找都找不来,为什么还要撤掉?所以他一直没有执行副州长的指示,从此得罪了副州长。在“瘟牛肉”事件中,副州长要让角巴来顶自己的过失,但父亲认为这对角巴太不公平,自己把责任承担了起来,救下了无辜的角巴,自己的副县长却当不成了。好在父亲志不在当官,他先当了牧人,后当了老师。他这种不计个人后果、一门心思救人的做法使他得到了牧民们的高度信任,也帮助他顺利把学校办了起来。父亲自己是大学生,教学并不难,当老师很对路。沁多草原开天辟地有了第一所小学校,有了第一批学生。父亲是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人们饿着肚子的时候,提出在沁多草原办教育、办学校的,看似不合时宜,却为后来沁多草原的发展准备了人才、储备了能量,很有远见。正是他把自己融入到沁多草原这片大地上,获得了创造的动力,也获得了先进的思想,所以能够站得高、看得远。

        作品并没有把父亲当传奇或神话人物来写。他可以被称为沁多草原的传奇,也可以说是沁多草原的英雄,但他仍然是一个普通人。他无法破解“强巴案”的冤屈,无法改变牢狱之灾的命运。出狱以后,他当不了老师也没有工作,为了生计办起了“沁多贸易”,学习做点生意。他本意是想改变沁多草原牧民只养不卖的传统生活习俗,改善牧人的生活,不想却挑战了沁多的文化传统,触动了沁多草原深层的矛盾和问题。后来沁多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父亲的眼光是长远的,思想是先进的。其实他这个时候也正陷入思想困惑之中,他本想用“沁多贸易”改变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让大家建立一定的商品意识,通过市场调节来化解草原退化的风险、保护生态环境,可他最终发现靠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扭转局面,必须要靠党和国家的力量把大家组织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草原退化的颓势,真正保护草原的生态。于是他萌生了接受任命、回到领导岗位的想法,而沁多草原也一直默默等待着这样一个人来拯救。所以父亲做官,看似有些超常规,实际上是现实的呼之欲出,是沁多草原的历史选择。小说通过这个人物的坎坷命运,折射出沁多草原的历史与现实,也折射出民族地区的时代变化和历史进步。

        父亲形象的确立,引领了其他人物的塑造。母亲是一个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是一个伟大的女性、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作品前半部分还看不出她的性格特点,只知道她是贤内助,一人担起全家生活的重任,也是个善良的女人,带着失聪的才让四处求医。进入沁多草原后,母亲苗医生的形象大放异彩、光芒四射,像是沁多草原的保护神一样救死扶伤。她自己选择走进生别离山,救治那些自生自灭的麻风病人,忠实履行一个医生的担当与责任,这座人间地狱般的恐怖之地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医生,第一次射进了希望的曙光。为了这一切,母亲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个形象在某个特定的时候,比父亲的形象更有爆发力,更有心灵的撞击力。

        角巴这个人物也写得非常好。他原先是个富裕的头人,解放后把所有财产都捐出去,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自己当了公社主任,忠诚敬业,厚道为人,上级交代的事情都干得无可挑剔,用父亲的评价就是“古道热肠,肝胆照人”。这样的人却长期得不到县领导们的信任,就因为他的出身,连王石、李志强都帮不上忙,出身的阴影伴随着他漫长的人生。可他仍然乐观豁达、单纯快乐,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显示出藏族人天然的个性和生活态度。困难时期,省里保育院的几十个孩子没有东西吃,饿得不行,副秘书长李志强实在没办法,求救于“强巴老师”,父亲也只能求助于角巴。角巴立刻建议把整个保育院转到沁多,然后以他的威望发动牧人支援。在角巴的安排之下,保育院孩子们吃上了沁多草原的牛羊肉,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他还爱“多管闲事”,帮汉族女人米玛摆脱困境,还娶了走投无路的米玛为妻。他对“雪山大地”之神虔诚无比,每年都要去转山,一转就是三个月。最重要的是他是父亲最忠实的朋友,每当父亲有困难时,他都会无私地伸出援手。他把父亲当朋友,也把父亲当“神”,父亲的每一次选择,他理解也支持、不理解也支持,有时会显得有些盲从,其实更显出他厚道的本色。他们的友谊保持了几十年,历经无数的时代风雨。

        还有一个人物值得一提,那就是才让。他可以说是沁多草原的一个“小精灵”,角巴预言这个孩子将来会做大事、成大器。可惜沁多草原缺医少药,他得病后无法及时治疗,成了聋哑人。是父亲把他带到西宁家中,由母亲、姥姥、姥爷带着他把病治好,让他进汉族学校。他的天资很早就显现出来,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又进入清华大学读博士,后来在德国留学。担任州委书记的父亲一声召唤,他立刻放弃专业,回到沁多草原当副州长,专门负责城市建设和草原生态保护。父亲过世后,他接任州委书记,继续推动城市建设,最终由于过度劳累,死在办公室里。

        小说重点书写了四个牺牲者的故事,塑造了牺牲者的形象。他们每个人经历不同、个性不同,但同是一家人,同样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沁多草原。如果说“雪山大地”是自然之神,护佑着一方水土的话,那么牺牲者们就是给雪山大地注入了新的生命、新的动力、新的灵魂。他们就是雪山大地。



        父亲的故事、父亲的形象,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在青藏高原与藏族人民共同开辟新生活的历史现实,表现了时代下艰难而伟大的创造精神,其主题和思想内涵有几点应该引发我们的思考。

        其一,作品主题体现了人民的精神。作品一开始就把背景推到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灾害时期,内陆老百姓日子过得很苦。沁多草原虽然牛羊肉还不算短缺,却承担着支援省上的艰巨任务。作品写到,大批牛羊肉都要运到省里,沁多草原的资源越来越枯竭,牧民们的生活其实同样非常苦。但他们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生活的能力,不仅使他们活了下来,也养活了许多汉族孩子。父亲就是在这个年代来到这片土地,并受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激励,也学会了如何生活。是这里的人民用生命的代价把他从洪水中救出,是这片草原养育了他的身体,是这里的人民坚韧地生活着,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精神,传递给父亲无穷的能量和无穷的智慧。他对这片土地无限感恩,也用一生来回报。作品热情歌颂了人民创造生活的精神,生动赞美了每一位普通人。

        其二,作品体现了血脉相连的民族关系。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受尽统治阶级最深重的压迫,与内陆老百姓相比,头上多了民族压迫这座大山。在一些汉族统治者的政策里,少数民族是落后民族,总是处于被欺凌被歧视的地位。解放后,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得到平等的待遇,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文化地位大大提高。然而在现实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还相对滞后,百姓生活还非常艰难,问题还很多,因此需要大批汉族干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帮助当地老百姓振兴经济,改变苦难命运。作为汉族干部的父亲之所以受到藏区人民的欢迎与爱戴,被认为是真正的好人,就在于父亲除了实实在在做事外,还特别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在他眼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但文化却一点也不落后。千百年来,他们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也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与汉族文化同样优美、同样灿烂、同样先进。父亲就是深受这样的文化感染,深爱和崇敬这样的文化,心灵才得到净化和洗礼。如果每一个党的干部都能像父亲那样,从内心深处爱着少数民族文化,在精神上真正尊重少数民族文化,那么民族关系将牢不可破。作品通过父亲的形象,表达了这一思想。在作家的情感、思想和立场里,少数民族文化是一种“雪山大地”的文化,某种意义上说,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文化。一个汉族作家能有这样的认识,难能可贵,这也是这部作品思想情感丰足于其他同类题材作品之处。

        其三,作品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思想。作品中的沁多草原应该与三江源地区十分接近,三江源号称“中华水塔”,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有着深刻关系,因此三江源的生态保护工作意义非凡。从作品的描写看,沁多草原的生态非常脆弱,经济一发展,草原退化问题就马上显现出来,而且越来越突出,触及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层次的矛盾——发展与保护。父亲后半生的工作,几乎都在揭示和破解这个生态难题。一方面,要让牧人的生活越来越好,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惠,另一方面,又必须坚决保护好沁多草原的生态,造福子孙后代。这对尖锐、复杂、严峻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考验着父亲的思想智慧和执政能力。经过深入调研和科学论证,父亲做出了一个决定,即在草原边缘建造一座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让牧民整体迁出、转换身份,学习和适应城市生活,让草原休养生息。也许这种城市化进程也会带来问题和矛盾,但却是当时人们保护生态、绿色发展的最佳选择。作品所表达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我们时代的先进性,深化了作品的思想主题。

        我们当然还可以从更多层面来讨论《雪山大地》的主题,不过,仅从以上几点,就足以看出作品主题是如何挺立起来,如何站到时代精神的高地。



        与其说《雪山大地》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不如说它的气质风格更接近浪漫主义。作品用一种赞美欣赏的态度描写牧场风光和民俗风情,大山的雄伟、草原的宁静,充满诗情画意,犹如美丽的画卷,确实带有浪漫主义文学的气质和品格。特别是对生活矛盾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写,作者显然不忍心用传统现实主义冷峻无情的人性批判手法去加以揭示,而是采用更加温情暖意的表达。例如父亲的性格永远是坚韧执着的,永远守望着自己真实的内心,绝不向现实妥协,绝不受世俗污染。这使他常常处于不利的位置,却保全了他那颗爱与善的人性之心。

        在描写王石与老才让之间的矛盾时,作品也很有控制力,尽可能不让两个人的关系突破底线。老才让一直给父亲“穿小鞋”,甚至在政治上几近迫害父亲,只因为他和父亲说“我不会是一个永远忘恩负义的人”,父亲就原谅了他的所有过失,还找机会让他参与了草原生态建设工程。这个人物的面目不是很清晰,倒是把父亲善良厚道的性格衬托得更清晰。

        小说对父亲特别喜欢的白马“日尕”的描写,也带着浪漫色彩。对于这匹马,作品以“马肉、马精、马神、马心”来具体定义,如“马心”说的是它和主人的关系:“它有人的感情,有对人的模仿,还有献身的勇气。它没有道德感,但它有超强的记忆,其中包括了对亲疏、敌友、是非、荣辱、对错、好恶的记忆。应该说人具备的它都具备,人不具备的它也具备。”日尕就是这样一匹好马。它一直在父亲身边,与他共同闯过了许多难关。当草原退化、不再需要马的时候,它则心有灵犀,主动带着马群离开沁多草原,进入无人区,开辟它们新的生活天地。这样一匹“神马”,被作品赋予了深刻涵义,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式的象征。

        可以看出,作品从故事走向到人物的情感基调、性格基调,以及对沁多草原风物的描写,都透着一种浪漫的情怀,都透着一种如“雪山大地”一般伟大而神秘的自然神性。也许浪漫主义式的描写才真正抓住了沁多草原的灵魂,这样的小说今天已非常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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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陵,文学评论家,曾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文艺报》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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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部厚重、扎实、诗情洋溢的现实主义力作——杨志军《雪山大地》研讨会在京举行


        3月13日,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杨志军长篇小说《雪山大地》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出席并讲话,白烨、梁鸿鹰、彭学明、胡平、张陵、潘凯雄、张莉、李朝全、丛治辰、宋嵩、饶翔、崔庆蕾等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议由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主持,路英勇致辞。

        《雪山大地》同时入选了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者杨志军始终葆有创作激情和人文关怀,他的写作中处处可见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和关注。小说将青藏高原几十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发生的改天换地的变化,当地藏汉民众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沧桑变化以及以父亲母亲为代表的三代建设者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建设、鞠躬尽瘁的日日夜夜展现在读者面前,人与自然、生态与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全景式描绘了藏族牧民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变迁。小说在书写草原时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更在反映草原人民解决问题、建设新草原的文字中难掩激情和乐观。诗性的语言形成了其独具个性的叙事风格,既真实呈现草原生活的严酷,又兼具盎然的诗意。


一部雄心之作、感恩之作、史诗之作


        吴义勤表示,杨志军从出版《藏獒》开始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雪山大地》是他重返青藏高原、重拾自己青春记忆的一部作品,他以自己独特的语言,展现了高海拔地区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可以说是一部生动诠释民族大团结、生动诠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秀之作。作品以其宽广的现实主义视野和雄劲的笔墨生动再现了青藏高原改天换地的巨大变迁,是一部厚重、扎实、诗情洋溢的现实主义力作,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审美风格,其艺术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路英勇谈到,《雪山大地》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入选作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带领青海藏族人民艰苦奋斗、发愤图强,使青藏高原发生历史性巨变的壮阔历程,也写出了高海拔生活区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巨大变迁,展现了草原建设者的群体智慧与牧民朴素的大仁大善,文字中有着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和蓬勃的民族精神。杨志军始终葆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他关注时代变革中普通人的命运遭际,也关注人与自然、生态与发展等比较宏大的命题。在西部大草原的书写方面,杨志军和他的作品确实有着独特的文学地标性意义。

        张亚丽说,在青藏高原度过青年时期的杨志军,对那片荒原有着深切真实、血脉相连的生命体验,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刻骨铭心,也使他始终能葆有一种难得的、珍贵的理想主义情怀。他的目光从未离开这片大地上的万物生灵和时代变革下普通牧民的生活变迁,从《环湖崩溃》《大悲原》到《大祈祷》《高原大劫史》,再到惊艳文坛的《藏獒》系列,杨志军的创作有着醒目的地标性意义。有人曾评论其写作使汉语创作有了回归汉语天性、天赋和天良的自由叙事,恣肆、嶙峋、宏阔、精微。这部《雪山大地》,可谓是杨志军创作几十年来的一部雄心之作、感恩之作、史诗之作。

        白烨认为,《雪山大地》从儿子的角度来叙说父亲,通过书写父亲的无私奉献来反映青藏高原的社会历史巨变。杨志军的父母就在那里工作,自己也在那里生活多年,所以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如果没有真实的生活体验,靠虚构是不可能写出这部作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雪山大地》是当代文坛一部独特的、不可多得的重要作品,没有什么其他作品可以替代。他谈到,这部小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三个人物,即父亲、角巴和才让州长。这三个人物作为不同群体的代表,反映了不同的生活侧面,各有其重要意义,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父亲这个角色,最为丰满和鲜明,也最有分量。父亲有着忍辱负重的人生态度,很多事情都离不了他。他总因为各种原因被不断调来调去,但不论换到哪个地方,他都认真对待工作。这样的干部实际上是很宝贵很稀缺的,藏区尤其需要。他身上实际上也体现了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是整部作品中最为感人的一个人物形象。

        胡平表示,《雪山大地》的书名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雪山大地很形象地展示了青藏高原的宏观状貌;第二,雪山大地是藏族同胞的信仰和精神世界;第三,雪山大地折射了高海拔地域的时代巨变,含义非常丰富。杨志军所了解和经历的这一段生活确实是一座富矿,他所积累的这些东西,样样拿出来都会很吸引人。作品对人物的塑造非常集中、非常丰满,当代作品对于山乡巨变的书写,留下这么多形象鲜明的人物的并不多见。而在《雪山大地》中,父亲几十年来对当地教育业、畜牧业、商品贸易和城市化建设所作的贡献,以及母亲对于当地医疗事业的贡献,加起来几乎涵盖了社会和时代巨变的方方面面,广阔地反映了巨变的历史进程,人物形象真正树起来了。

        在彭学明看来,雪山是父性的,雄奇、伟岸、高大,大地则是母性的,博大、宽厚、温柔,雪山大地实际上是父亲的雪山、母亲的大地。杨志军在厚重的作品中向我们呈现了三种雪山大地,第一种是地域上的雪山大地,它是诗意的、壮美的;第二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性的雪山大地,是精神上的、有灵魂的;第三种是由父亲、母亲以及角巴、桑杰、梅朵、才让、江洋、央金等这些生活在高原上的藏族牧民组成的雪山大地,是动人的、令人敬仰的。这三种雪山大地因为命运的交错而产生交集,让父亲、母亲与高原上的这些藏民间有了一种难分难舍的联系,向我们呈现出了父母与高原上的父老乡亲们骨肉相连、血脉相融、生死相依的情谊,非常感人和温馨。小说中的每个人物甫一出场,性格和形象就自然浮出了,人物间的对话特别真实、自然、生动、接地气,对生活场景的描写也是迷人的。


兼具现实主义视野和浪漫主义情怀


        梁鸿鹰认为,《雪山大地》是一部属于西部、为伟大的西部人民写心立传的作品。小说生动描写青海藏汉群众间的深情厚意,汉族和藏族同胞亲密交往、生死与共,党和国家的温暖被送到藏汉群众身边,西部高原上人民的物质生活特别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得到改变。藏汉群众充满豪情,携手共同改变西部落后面貌。这是一部诚意之作,写出了作家对人生、对人性、对社会的深情,发自作家自己的生命体验,以及对雪山大地的热爱、对父辈所创造业绩的由衷敬佩。这也是一部岁月之书,通过父亲和母亲那一代人的生命历程热情反映时代巨变,他们在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无怨无悔,创造并见证历史沧桑,把自己的一切完全投入到开辟美好生活的事业中去,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面对雪山大地这神灵般的存在,面对广阔的自然和浩瀚的生命,新时代的人们应该怎样奋发,怎样开辟自己事业的新生面,作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潘凯雄说,杨志军是一个有追求、有想法、不断挑战自我、永远有新东西的作家。和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雪山大地》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它的历史纵深感提升了。这个作品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改变农村落后贫困的面貌、引导农民发家致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代共产党人持续努力的结果。二是地域宽度拓宽了。小说的故事以青藏高原为背景进行展开,这在最近几年的作品中并不多见。三是实践行动的丰富性。比如父亲强巴,他一生做了很多事,办了当地第一所小学,建立起当地第一家贸易公司,是这家贸易公司把商品意识带到了少数民族地区。通过贸易公司的交易,城里人解决了吃肉问题,同时大量牲畜被商品化以后,实际上缓解了草原的压力,也是一种对生态的保护。四是在这部作品中,参与到脱贫攻坚事业中的人范围非常广,也非常有深度,既有像父亲这样的共产党人及他们的后代,也有过去的头人角巴、当时的下人桑杰,实际上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是当时真实的社会现状的反映。第五个特点就是艺术表现力非常强。由于主要场景选择在青藏高原,人和动物、人和自然的关系由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整个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实际上是很高的。

        张陵谈到,《雪山大地》写出了沁多草原的巨大变化,是一部对雪山大地的感恩之作,其写作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对山乡巨变的书写和反映。作品中饱含着对这片土地的感恩,故事本身是在讲述主人公是怎么去回报这片雪山大地、怎样用他们的生命去维护雪山大地的尊严,维护他们之间的情感,反映了人与雪山大地、人与沁多草原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与其说这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不如说它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小说对牧场风光、自然风景、民族风情的描写充满诗情画意,这些美丽的画卷都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即便是书写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作品也不太忍心用现实主义的冷峻态度去加以处理,而是把人性的部分写得非常优美。在今天的小说创作中,这样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是鲜见的。

        李朝全认为,《雪山大地》的切入点选得很好,一是选择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这一地域,二是选择了新中国成立到今天的这样一段很长的时间跨度,所选择的叙事视角也是比较少见的。民族关系、干群关系、几十年来共产党和牧民之间的关系、牧区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同层面的矛盾冲突纵横交错,因为这些关系的设置,使得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爱国情感等主题自然而然地被包含在小说里面,这是作品非常巧妙的地方。小说不仅写出了藏地几十年来的变迁史,还通过藏地的变迁史反映出了国家的变迁史和发展史,通过书写两个家庭的变化,以小见大,写出了藏地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生动现实,也折射出民族和国家的巨大进步。

        在张莉看来,《雪山大地》有着当代文学现场少见的壮丽之美,是一部深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草原史诗。小说从“我”父母的角度切入,来书写应该如何建设我们的家园,但作者没有采用家族史的叙事方式,而是将家庭变迁和国家变迁巧妙地联结在一起。这部作品给读者带来的最大感触,在于引导读者去思考这些援藏的人和他们所在的这片土地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首先他们重新建设了雪山大地,让这片雪山大地有了另外一种风貌,这是我们所能看见的;更重要的地方在于,杨志军非常深切地意识到了那片土地实际上也反哺了我们的建设者,让他们融入了这片大地,包括父亲对草原的信仰、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信仰以及两个家庭之间的汉族和藏族的民族融合。长期以来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我们大多时候只是看到一个启蒙者的视角,但实际上支援者和被支援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拯救和启蒙,更多时候是融入。“这本小说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当你去支援这片土地的时候,不仅仅是你在给这片土地营养,这片土地同时也在反哺外来者,让外来者成为雪山大地的一部分。杨志军使我看到了雪山大地如何成为外来者的人生血液,不仅让他们一代代在这里成长,甚至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和生死观,这是非常触动人的。”


来自历史深处,面向时代未来


        丛治辰谈到,《雪山大地》是汉语小说写作藏地、想象藏地的一个集大成者,在讲述党如何团结领导藏族人民过上好日子、古老的民族如何进入现代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部作品最激动人心的地方,正是父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几乎以他一己之力团结起各族同胞,在藏地建立起一系列现代设施,不管是现代医院还是现代教育,这种现代化的蓝图正是小说所能提供的重要想象,也是党和藏族人民关系中最值得浓墨重彩去书写的一笔。尽管《雪山大地》使用了看上去特别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尽管叙事内容非常厚重,但叙事速度是非常快的,包括对藏民的书写,其实非常有现代笔法的意味。小说中最令人感动的就是对人间温情的描写,特别是角巴的部分,这样一个没有什么知识、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以他极其纯朴的是非观,在每一次艰难时刻都帮助了父亲。角巴在某种程度上其实补充了此前汉语小说写作系统从来没有正面触及的主题,就是雪山大地在相当程度上不仅仅只是受到新中国政权的帮助,它反过来也作为新中国的一部分,为我们政权的稳步前进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后方支持。

        “《雪山大地》给我印象最突出的,是它对于史诗风格的内在追求。”饶翔说,这部作品涉及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几个重要词汇,一个是民族团结,一个是生态保护,一个是西部建设,这几个主题都在小说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作品对藏族人民的书写是非常内在化的书写:“写作者在书写乡村时,很有可能是一种理想式的书写,是一种抒发乡愁的、外在式的书写。《雪山大地》在描写藏民时则是非常内在化的,比如写麻风病人,在藏民的信仰体系中,这些麻风病人可能是一些被魔鬼缠身的人,需要被隔绝在一个地方,但对于母亲这样的医生来说,他们就是纯粹的病人,人和事被还原到一个特别现实的层面。包括藏民的其他语言、行为和信仰,我们读起来很有新鲜感,但是不觉得有任何惊讶和震惊,这都是因为作者是在非常内在地描写这些藏族人民,所以他在写到藏民和汉民融合时也没有任何隔膜。”有“史”必有“诗”,《雪山大地》的诗意非常充沛,整体风格像雪山大地那样苍远辽阔,读者能够看到人物游走在雪山之上,身后可能就是牛群,粗犷又充满着浪漫的诗意。

        崔庆蕾认为,《雪山大地》作为一部为西部写实,为西部列传的作品,其核心要义就在于呈现半个多世纪以来青海藏区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中包括了诸多复杂曲折的问题,比如青海藏区人民自上世纪50年代起,先后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新时期的土地政策改革以及新时代的新型城市建设等,可以说当代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作品当中都有着非常清晰的回响。《雪山大地》所着重呈现的是人事物历史化的过程,在漫长的时间当中叠加起一种物与人的蜕变,具有非常充足的历史感,所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觉得这是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的一部作品,它所聚焦的不是剧烈变动的现场,而是一个历史过程。《雪山大地》将这个历史过程重新进行艺术化处理,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进入西部、重新进入少数民族文化的文本,让我们重新审视和理解西部,也重新理解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所走过的道路。此外崔庆蕾提到,小说中一直在为西部树立一个鲜明的形象,包括雪山、高原、大地、草原、藏民、藏语等等,种种元素烘托出了特征鲜明的西部形象,西部作为一个整体,一直潜藏在小说深处,散落在各个细节里面。这部作品可以视作对西部形象的重塑和对西部史的重述,就像书名“雪山大地”本身,其实就是特别突出的西部元素,可以被视为西部形象的典型象征。

        “《雪山大地》是一部面向未来的作品,面向藏族这个民族的未来,也面向雪域草原这片神奇土地的未来。”宋嵩谈到,父亲强巴即代表着草原的未来,具体来说就是“三个面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青海藏区由落后的农奴制进入到现代化,然后再进入到新时代,这就是面向现代化;以才让为代表的新一代藏族知识分子有了世界的眼光,才让甚至还去国外读了博士,这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则更为显著,小说结尾提到一个细节,即这片草原上要建造一座新城,这一点确确实实称得上是“巨变”,也完全符合“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初衷和出发点。

        杨志军在分享创作历程时谈到,自己的父亲终老于青海,自己则出生在青海,又在青海生活了差不多40年,“是草原牧区给了我生命的意义和写作的可能”。“我感恩雪山,感恩生活,感恩草原牧民,我的回报就是不断写出和青藏高原有关的作品。”


原刊于《文艺报》2023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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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志军,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大悲原》《藏獒》《伏藏》《西藏的战争》《巴颜喀拉山的孩子》《无岸的海》《你是我的狂想曲》等。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全国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新浪最佳文学类图书奖,入选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台湾十大畅销书排行榜、“新中国70周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版丛书”,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