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为民族振兴忍辱负重、奋斗不止、鞠躬尽瘁的杰出领导人杨岭多吉  འབའ་གཡང་ལེན་རྡོ་རྗེ

作者与杨岭多吉（右）

杨岭多吉主席于2026年4月6日与世长辞，享年95岁。在此，谨以最深切的哀思，向杨主席致以沉痛的哀悼，并向其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杨主席的离去，是我们事业的重大损失，更是民族、社会与国家的深切遗憾。他一生可敬可尊、德高望重，以卓越的品格与无私的奉献，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溘然长逝，令我们痛失一位引路人，其影响之深、追思之切，非言语所能尽述。

为寄托哀思，特将多年前为杨主席撰写的旧文重新整理，再次刊发于此，以表深切怀念。愿此文能成为一束微光，照亮我们追忆他音容笑貌、铭记他丰功伟绩的心路。

杨岭多吉主席虽已远行，但他的精神永存，风范长留。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在这片他深爱并为之奋斗过的土地上。

杨岭多吉于藏历第十六绕迥阴金羊年（1931年）3月28日出生在康南巴塘县城一个贫民家庭，父名尹埃，汉名杨永安，母名巴桑翁姆。他们有俩个子妹，老大是姐姐，名尹兰英，杨岭多吉为弟弟。他13岁时就读国立巴安师范学校。在年幼时期，曾给富贵人家当过差人，吃尽各种苦头，干过各种苦活，是经受过人生酸甜苦辣的青年。1949年参加平措汪杰创建的“中共康藏边区工作委员会”，即中共巴塘地下党组织，成为中共党员，担任青年组织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支部副书记，党小组组长。1950年任义敦县政府秘书。后来在共青团县委、州委、省委书记领导岗上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出色工作，逐步走上共产党县委书，甘孜州民族干部学校校长、阿坝州革命委员会主任、州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西藏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区政府副主席、区政协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中央后补委员等正省部级领导岗位上，成为干部群众中有威望、受爱戴的德高望重、不负使命的杰出领导。只要大家有重大事情向上汇报反映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自然而然地想到他是能为人民说话的大家信任的高级领导人物的楷模。

杨岭多吉担任中共德格县委第一书记时，正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岭多吉”的口号声中，他面抹黑脸，胸挂黑牌、头带高帽白天游街加批斗，夜间坐“牛棚”（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设的监狱）写检讨的日子里，得知有名的德格王（土司）官府已被炸为平地，举世闻名的雪域文化宝库德格印经院保存的藏文图书（藏族百科文献图书馆和文物馆）和木刻印版作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遭到破坏准备烧毁时，首先向造反派和军代表说明这些东西是中华民族的珍贵历史遗产，也是藏族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能烧毁破坏，要加以保护。他们那里听得进这些话，反而给他加上“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政主义）的代理人批斗更加升级，加上“黑帮分子”的罪名，杨岭多吉自然而然想起党中央，于是将德格印经院遭到破坏之事写成书面汇报夹在自己的鞋垫下，交给送饭的妻子阿英拿去补一下，阿英理会“补鞋”的暗示，将此信秘密通过在天津工作的妹妹阿呷呈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总理立即指示保护德格印经院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挽救了德格印经院，挽救了藏族先辈们给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与智慧结晶，挽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他本人也从牛棚中请了出来。这件事在藏区和我国文化界中迄今传为佳话，大家评论说：杨岭多吉身处坐牢的困境之中，不顾个人安危，舍身保护和拯救藏族文化，使举世无双的雪域文化宝库得以保存下来，没有杨峻多吉就没有今天的德格印经院，这在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史上实属功德无量。

杨岭多吉在担任中共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书记时纠正了重大冤、假、错案。1976年杨岭多吉调任中共阿坝州委第一书记时，得知该州的红原、阿坝、若尔盖、壤塘四县和松潘县的部分地区16万人中，就有3万余人被划为“新叛乱分子”，甚至把当时不愿参加农牧业合作社的生产队也被作为叛乱对象进行追究和打击。此事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亲自到基层调查了解，接触参与平叛的干部群众和被划为“叛匪”、“匪属”的人群及家庭中了解情况，问清“新叛乱”的来胧去脉。通过调查了解发现对阿坝州牧区的所谓“新叛”实质上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当时两派群众组织的派性武斗定性为“新叛乱”，有明显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他的想法同州委领导成员和其他了解此案的人交换时，尽管人人心中都十分清楚地知道此案定性有错，但因为此案从州、省到中央早已盖棺定论是“新叛乱”，现在提出重新定性要求平反，这必然是自己去碰高压线，因此大家都不敢表态。经过二年多时间的反复调查，对阿坝州“新叛”定性问题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但大家对此案平反问题仍有很大的顾虑，态度也各不相同，不敢表态平反。怕“新叛”平反了，自己脱不了手。

杨岭多吉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证明“新叛”定性有错，这不是叛乱，而是一起当时群众组织派性武斗的扩大化，他深深地认识到此案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件特大错案，涉及四个县，3万多人，如不妥善解决，冤枉了3万多藏民和被戴叛匪帽子的人们，这是极不公平的严重错误。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杨岭多吉下定决心要为“新叛”平反昭雪。1978年9月在成都召开的全省民族工作会议上，杨岭多吉去掉一切私心杂念,大公无私，实事求是，正本清源，把他对阿坝四县“新叛”的调查情况作了如实汇报，根据调查结果提出“新叛”定性有错，应该给予平反，请求省委对此案进行重新调查，作出正确结论。

参加会议的同志为杨岭多吉的发言，除了对他为民伸冤的大无畏气魄和胆量投以敬佩眼光之余，人人为他捏了一把汗。大家都知道阿坝“新叛”是中央定了性的，现提出平反，岂不是成了为叛乱分子说话的人了。然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和省委其他领导认真听取了杨岭多吉的发言，对这个问题引起高度重视，经过研究，组成省、州调查组，由杨岭多吉任调查组组长，对阿坝四县“新叛”一案进行重新调查。经过实地调查结果，阿坝四县“新叛乱”定性有错，不是武装叛乱，而是两派群众组织派性武斗的升级和扩大化，将调查情况向中央汇报。中共中央于1979年2月10日电函：“中央同意你们对1968年阿坝、凉山部分地区“新叛”问题进行平反的意见”。这桩特大错案得到平反昭雪。当这个消息传到阿坝州时，顿时草原欢呼，雪山笑，村村寨寨跳起锅庄，唱起歌，感谢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政策，感谢杨岭多吉书记声张正义、为民伸冤。对“新叛”中打死的188人，打伤85人在政治上进行了平反昭雪，经济上给予一定抚恤，对伤者家属有困难的生活上给予适当补助；被集训的（实际上是集中劳教）3087人和被划为“叛匪”、“叛属”的734人全部给予平反，恢复其名誉，对“新叛”或与“新叛”有牵连而被戴帽的76人，判刑的143人，经复查摘帽69人，改判41人，撤销刑事处分54人，受行政处分的全部平反。

杨岭多吉纠正阿坝四县“新叛”的冤、假、错案，是一件坚持共产党实事求是细想路线、缓和藏汉关系、消除民族隔阂、深得民心的一件大好事。

自1957年以后， 由于极左思想路线的影响，在民族问题上有人提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轻率地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少数民族问题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1979年在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杨岭多吉以马克思、列宁和斯达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依据，对所谓的“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和否定。他在全省县委书记会上说：“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错误理论成为否定党的民族问题的理论，否定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借口，搞乱了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它严重破坏了民族关系。国家宪法明确规定我国各民族之间是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关系，不是阶级对立的关系。尽管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各民族间仍然存在差异、隔阂以及由于历史形成的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和文化传统上的某些不同，由此产生的摩擦和矛盾，但都属于一个国家中的人民内部问题，根本不是阶级对立问题。对处理民族问题，必须用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段问题是极左路线的思想残余，它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民族观。”用许多客观事例说明“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对我国民族工作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极左路线所造成的冤、假、错案。杨岭多吉的讲话以《简报》形式印发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后，与会领导对他的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水平，以及他对民族关系重大理论问题的鉴别思考能力感到惊奇和敬佩。当时主持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十分赞同杨岭多吉的理论观点，并在会上讲：“我们的民族干部很不简单，他们能够考虑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

在当时政治环境中，对如此重大的理论路线问题敢于提出否定和批判，作者问过杨岭多吉其思想信念和精神支柱是什么？他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饱尝了批斗、关押、痛打、凌辱等辛酸苦辣，受尽了人间折磨。这些都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等极左路线造成的。在当时，我始终坚信我们的党是伟大、正确、英明的党，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发现自己所犯的错误。我抱着这样的信念在等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航线，我们的党重新回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思想路线深得党心、民心。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才敢于批判“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党的正确路线是我的靠山，也是我的信念和精神支柱。”

杨岭多吉和其他人士以及民族问题的专家学者对“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批判和否定，引起了中共四川省委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的通知》（中发（1980）31号文）中指出：“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毛主席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时所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指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垄断集团和反动派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广大黑人同白人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毛主席的这个论断，完全不能适用于我国解放后的民族关系），这种宣传只能在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误解。……轻率地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说成是阶级斗争，那么我们就不但不能加强民族团结，而且必然给内外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所有进藏同志都必须充分了解，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

1980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文章，批判和否定了这个错误理论。杨岭多吉冒着扣戴反党、反革命、反毛泽东思想“三反分子”帽子的极大风险，这对当时民族问题的错误理论给予了反击，拯救了无数藏族人的政治生命，也拯救了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人士的政治生命。从此以后，在全国范围内端正了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纠正了“左”的错误，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开辟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新天地。

杨岭多吉自1981年3月至1985年12月调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书记，区政府副主席期间，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大旗。他把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西藏得以恢复和发扬，反对极左路线、主观意断和浮夸虚报的作风，纠正各式各样左的倾向，把西藏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取得中央的支持。使中国各民族间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到贯彻落实。他牢记毛主席指出“西藏地区考虑一切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要慎重稳进”的教导。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首先，带头到基层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和呼声，他的足迹遍及西藏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密切联系广大干部和农牧民群众，了解真实情况，发现问题当场解决；其次，在西藏开展各项工作，时时与自治区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各阶层人士、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商量，同他们合作共事。因此，他在西藏的工作深得人心。共产党中央政府肯定了杨岭多吉在西藏的工作的成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等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几次听取他的工作汇报，并对他的工作能力、政治理论水平、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几次提到：“杨岭多吉能够考虑重大问题，他提出批判和否定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和平反阿坝新判错案，有水平，有魄力，我们的民族干部，他们在考虑国家的重大问题”。同他一起在西藏工作的阴法唐将军曾评论杨岭多吉：“工作能力强，资历较高，能稳定局势，实践经验丰富，有独立见解，掌握和执行政策稳、工作作风好”。十世班禅大师确吉坚赞先后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藏区大小会议上多次评价杨岭多吉是“国家的好干部，共产党的好党员，少数民族的好领导，宗教界的好朋友”。

国内外许多专家、教授、博士、作家、艺术家、研究生、大学生和民族宗教界知名人士十分敬佩他，尊敬他，信任他，都愿意接近杨岭多吉交朋友，有些拜他为师，有些与他讨论学术和交流思想，有些向他反映藏区社情民意以及藏族人民所思所想所望所求，并请他将这些情况向上级领导反映。杨岭多吉也十分愿意同专家学者交朋友，探讨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并主动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同时把他们反映的藏区问题如实向上级相关部门和领导反映。

为什么那么多专家学者同他交上朋友？除了他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知书达理、亲切热情外，更主要的是杨岭多吉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很多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突出贡献，他在众多藏族高级领导干部中，是一位大家公认的有政绩、有功劳、有贡献、有学问，能担当，敢为民族的前途命运说真话、讲真情、办实事的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因而人们发自内心将他作为值得信赖、交心谈心的知心朋友和父母官来相待。

1989年中国首都北京几十万学生“要求民主、惩治腐败”的“六、四”学潮事件后的九、十月一段时间，有些部门领导为了从中获利和捞政绩而有意制造人为紧张气氛。社会上出现极力跨大藏区政治形势不稳定风波，说什么“藏区很不稳定”，藏区要发生“叛乱”，特别是寺庙首当其冲，藏区干部群众，特别是寺庙僧人极为十分反感人为制造紧张，上下人心惶惶。杨岭多吉闻讯后，主动而迅速走到藏区“最不稳定的”县和寺庙去调查，发现“很不稳定”，“要发生大小叛乱”的说法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他只身还在“最危险”“最不稳定”的两个寺庙住宿了两个晚上，事实证明不存在任何所说的“叛乱”。调查回来后，十月初向省委主要领导杨汝岱如实作了汇报，省委领导采纳了他的看法，澄清了藏区局势真象，明确了藏区是稳定的，不存在任何“叛乱”的事实，同年十月初，四川省委召开的第一次藏区工作会议上，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措施，纽转了为共产党添乱的错误舆论导向。

杨岭多吉关心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发展。至公1956-1959年间，藏区民主改革、四反（反封建、反剥削、反特权、反叛乱）政治运动和1965-1976年10年文化大革命中，藏族文化遭受史无前例的破坏毁灭，加之在藏区提出“藏文无用论”，致使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和藏语言文字遭受破坏和否定。杨岭多吉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也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复兴一个民族，必须首先复兴文化，全面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树立文化自信意识。杨岭多吉调任阿坝州委书记期间，重视民族文化的恢复和发展，起用藏族著名学者木格桑登（毛尔盖·桑木丹）和熟悉藏文化的州委宣传部副部长达尔基，指导他们恢复藏语文教学，必须从准备编写系统配套的藏文教材入手，要求编写出小学一至五册藏文教材（后来还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奖励）。开办了多期藏语文培训班，由木格桑登讲授文法、语法、正字法等，这批学员后来成为阿坝州文化教育部门和各类藏文学校的领导骨干。经杨岭多吉提议成立了州编译局，有了从事研究和翻译藏族文化的专门机构，他建议在马尔康师范学校设置藏文课，将原若尔盖县纳摩乡兽防站专家洛让尼玛办的文化技术学校，改办成阿坝州藏文中学，解决了办学的一系列问题，成为牧区群众欢迎的学校。到2018年已培养了四八千多名各类人才，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后来该校成为牧区办学的一种特殊模式——尼玛办学模式，在阿坝州先后办起了类似的五所藏文中学，至2018年已培养有藏文中专（也学汉文）以上学历的5千多人，成为全州发展民族文化的骨干，他们在复兴、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和学习使用传播藏文化知识发挥着重要作用。

杨岭多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向州委推荐本州藏族著名学者木格桑登担任州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常委。教育部门实干家洛让尼玛成为县、州、全国教育战线上的著名劳动模范，他们为恢复和发展民族文化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木格桑登有不少著作面世，影响很大。

当杨岭多吉发现藏学研究领域里的人才队伍青黄不接，许多著名学者和专家均年事已高，缺乏接班人的状况后，他于1993年在四川大学中创办了藏区硕士研究生班，这批研究生毕业后分赴省内外，为藏区培养了一批高级研究人才。这批研究生现已成长为藏学研究领域内的骨干人才。

杨岭多吉虽在省政协工作，但中共四川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委托他要关心和反映民族宗教统战工作方面重大情况和问题，有些重大问题同他商量，尊重他的意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四川视察时，都要到他家看望，胡锦涛、习近平等到他家看望或在公开场合接见他，同他进行情切交谈；中央来川从事调研考察的人都主动与他交谈、听取、征求他的意见；历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和省长经常到杨岭多吉家中看望他，与他亲切交谈，要他不管在不在领导岗位，都要时时关心省委省政府工作；与杨岭多吉共同工作过的同级和下级党、政、军界领导十分尊重他、敬佩他，都愿意与他交谈和请教,因为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知书达理、平易近人的藏族高级干部。

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编的《四川统一战线人物录》139页记载：“杨岭多吉（1931——     ）又名杨东泉，藏族，四川省巴塘县人。1944年就读于国立巴安师范学校。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支部副书记和党小组长。建国后，历任义敦县政府秘书、县团委书记、团中央后补委员、西康省青联秘书长、共青团甘孜州委书记、共青团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民族工作部部长、四川省青联副主席、共青团四川省委副书记、中共德格县委第一书记、甘孜州民干校校长、中共阿坝州委书记、州革委副主任、阿坝州委第一书记、州革委主任、、第三届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治区政协主席、第五、第六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十三大代表、十二届中央后补委员。”

杨岭多吉按他自己的意愿请求中央调回四川家乡工作后，他担负起保护传承、弘扬发展藏族文化的重任，对藏族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语言文字，科技教育等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学术讨论交流、联络全国知名藏学权威专家学者和青年一代学子，在藏学研究方面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国内外藏学研究领域和藏文化研究学术团体中成为一面旗子。

杨岭多吉于1990年12月组建“四川藏学研究书院”，省内外100多位专家学者、各级官员前来参加成立大会，高度评价杨岭多吉为振兴藏文化所作的务实举措。1995年5月23——26日在四川广汉由杨岭多吉亲自组织召开“四川省第一届藏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上成立“四川省藏学研究会”，大家一致推举杨岭多吉担负藏学研究会的主席。省内外200多位藏学家、大学教授、省部级党政军官员和其他知名人士参加会议。四川藏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民间学术研究论坛史上成为首次高峰盛会，这与杨岭多吉在中国政界、学术界、藏民族专家学者与高层僧俗官员层的号召力、凝聚力有着直接关系。从此以后，杨岭多吉除了履行四川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四川省委、省政府民族宗教工作高级资政官员的政务职责外，担负“四川省藏学研究书院”、“四川省藏学研究会”的领导、组织、联络、协调、研究、策划工作。同时将杨岭多吉家庭所有成员成为这两个民间学会组织的支持、运行、活动的主要工作人员，他们全家为藏学研究书院和藏学研究会在经费、运行、协调等方面作出了无私奉献。

四川省藏学书院和藏学研究会自1995年5月26日成立至今（2018年6月），先后召开了第十次学术研讨会和首届藏族木刻（祥巴）艺术研究论坛（211年7月20 -23日成都）、中国首届藏族弦子、热巴艺术高峰论坛（2012年1月6——9日成都），这几次全国性大型藏学研究学术研讨论坛，对藏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教育、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习惯、民族心理、人才培养、生态环保和当今藏区的重大现实问题、热点问题、难点问题、敏感问题进行各抒已见、畅所欲言、讨论交流、探讨争鸣，为藏区长治久安献计献策。因而杨岭多吉也承受了来自上下左右的各种议论和压力。然而他所作的一切都是在共产党民族政策和国家宪法范围框架内合法合理、光明正大的正义事业，目的动机是振兴民族、社会安定、国家富强、民族和谐。他忍辱负重、知难而进、奋斗不止、雄心满怀，使藏学研究会的工作蒸蒸日上，成果辉煌，深受学术界和社会民众的高度赞扬和热忱支持。藏学书院和藏学研究会编辑出版了由他担任主编的十七辑藏汉《四川藏学研究论文集》发行全国，首届藏族木刻（祥巴）艺术高峰研究论坛和中国首届藏族孩子热巴艺术高 峰论坛均出了《论文集》印发参会者和爰好研究者。还有二辑待出畈。藏学研究会培养了一大批藏学研究人才，特别是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热爰民族文化、具有民族自尊自强自信心，又有一定文化学历和从事研究能力的中青年藏族后起之秀。加强了同北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的专家学者、各级官员、宗教人士、青年学生和社会名流的联系勾通。每次学术研讨会成为来自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各级官员、社会名流会聚一团、相互认识、加强交流、互相学习、互通信息的高峰盛会。

杨岭多吉凭借他在民众中的威望和号召力、影响力，为当地官方难以调解的许多民族纠纷、民事纠纷请他调解，他总是很乐意地先后出面解决了官方难以解决的多起民族纠纷和民事纠纷案件，为确保社会一方平安、使冤家和好相安无事作出了贡献。

2011年3月28日在四川成都举办杨岭多吉80岁生日祝寿盛会，有来自省内外400多位各族各界人士参加盛会。藏族知名学者得荣·泽仁邓珠作为来宾代表讲话结尾时说：“高不过喜玛拉雅山，长不过雅鲁藏布江，杨岭多吉主席对藏族人民的功德恩情比山高、比水长。您的健康长寿是我们藏族人民的福份！”这句话可以说是广大藏族人民对他的崇敬、爱戴和祝福！

杨岭多吉现聘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四川大学历史系客坐教授，收入英国《世界名人录》、《中国人名大词典·现任党政军领导人物卷》等权威性大型辞书中。

——该文旧稿原刊发于《中华儿女》2001年第2期，《四川藏学研究》第6辑（四川人民出版200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