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巴赤列（1929.10—2011.2）藏族，西藏拉萨人，著名藏医药及天文历算学家、“国医大师”，藏医学界泰斗。1953年6月参加工作，195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西藏青联办公室副主任，拉萨市南城区区长，拉萨市藏医院院长，西藏大学筹备组成员，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党委书记，西藏自治区卫生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西藏自治区藏医学院名誉院长，西藏自治区科协主席，西藏自治区科协名誉主席。1986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中医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网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藏医分会会长，西藏天文历算学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传统卷编辑委员会顾问、《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分卷》副总编、《中国医学通史》编审委员、《中医年鉴》编委、《西藏历算学总汇》主编等职。
祖父是一位著名民间医师
我的祖父多吉坚参是一位传奇式的藏医星算权威。他是举世闻名的藏医、星算专家钦绕诺布大师的老师，曾亲自传给钦绕诺布一个治疗伤寒的秘方。在他去世多年以后的1945年，拉萨瘟疫流行，钦绕诺布大师曾用这个秘方救活了不少病人。祖父多吉坚参曾应邀到不丹王国给王后治愈了疑难病症。他到珞隅地方行医时，还用了一种奇效药丸治愈过一些生命垂危的珞巴族群众，十三世达赖时期，曾重新刻制木板《四部医典》，祖父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的父亲贡觉维色也是一位会采药、制药、诊病的著名民间医师，曾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多仁台吉的保健医生。1924年拉萨流行天花病，他自费从印度引进牛痘疫苗，到农村去给群众接种，挽救不少孩童的生命。
一位老尼姑在神像前占卜
我出生于藏历土蛇年（1929年）。因为我的耳朵长、头颅大，小时候许多人都说我聪明，其实大脑袋的傻瓜有的是。我的记忆力确实好，能背诵几十万字的医学经典，这多半是我幼儿时吃了父亲配置的藏药“西绕洛培丸”及“央金丸”（智慧药）所致。
我学医是一位老尼姑在神像前占卜决定的。记得藏历铁龙年（1940年），那年，我刚满13岁，在哲蚌寺当小喇嘛。一天，我突然接到母亲格桑措姆捎来的口信要我回家。我回到家后，才知道母亲请来一位有名的老尼姑要为我的命运占卜。我和母亲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尼姑面前，她久久端详着我的面孔，念念有词地掷出手中的骰子，然后告诉我的母亲说：“这孩子不能当官，当官活不到18岁；如果学医，将来定会造就伟业，成为雪域高原上的大医生。”
钦绕诺布破例收下
我这个穿着袈裟的少年弟子
我的家江孜冲康，坐落在大昭寺西北角的一个小巷子里，是一幢石头砌成的藏式小楼。我祖父多吉坚参在拉萨行医颇有名气，不久就建起了这幢诊疗兼寓所的楼房。因我的父亲早逝，母亲就不得不在此楼下经营日用百货商店以谋生，所以这座藏医诊所渐渐被称为江孜冲康，意为江孜商店。本来我从小就受到藏医世家的文化熏陶，长大以后当医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料父亲对行医的前程在认识上发生了变化，一心想让我在噶厦政府中谋一官职。但我母亲根据老尼姑的指点，同时为了家传的医业后继有人，仍然决定让我学医。学医没有名医指点是不行的。于是我母亲带着哈达，领我去拉萨“门孜康巴”（藏医星算医院，即现在的自治区藏医院）拜钦绕诺布为师。恩师钦绕诺布曾担任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首席保健医生，拉萨藏医院的创始人。要拜他为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我们谈起我的身世时，钦绕诺布大师想起他年轻时曾从我祖父那里学过医术，一日师、百日恩，于是他便破例收下了我这个穿袈裟的少年弟子，从此我就踏上了漫长的学医之路。
求学年代
我的恩师钦绕诺布是一位博学多才、卓有成就的大学者，特别对藏医藏药、五明学、天文星算学有很高的造诣。我本人在恩师的指点下，每天黎明起床，祈祷、背诵、听课、答辩。经过9年的艰苦学习，我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了藏医藏药、天文星算和语音学等全部课程，并能背诵数十万字的《四部医典》和有关天文星算方面的著作。在求学的年代，我除了到恩师跟前聆听学习外，平时就在住处专心致志地读书，没有空闲时间。从那时起，我就奠定了扎实的文化根底。后来恩师常带我到贫民和乞丐聚居的帐篷区免费行医，贫富的悬殊、世界的不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恩师教导我说：病人是医生的“儿女”，有钱给治，没钱也要治；当官的给治，乞丐也要治。”一想起这些，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因为在我学医的启蒙时期，就遇到了一位学业和品质高尚的大恩师。
传说中的“白衣天使"
藏历铁兔年（1951年）秋天，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开始了西藏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对此有人诅咒，有人疑虑，更多的人则是怀着希望。那年我21岁，作为一名藏医我对解放军医疗队的诊治方法有着极大的兴趣，常常在大街小巷对他们穷追不舍。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我认识到解放军医疗队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与钦绕诺布恩师的教诲是一致的，而且共产党并不像谣传的那样可怕，很像传说中药王城的“白衣天使”。从那时起我就有个愿望，要向西医学习，并且想将藏西医结合起来运用，更好地造福西藏人民。
藏历水蛇年（1953年）西藏军区成立了干部学校，他们要求我去任藏语文教师。这所学校很特殊，宿舍是几顶三角形的帆布帐篷，教师在拉萨河畔的白杨林里，学员是一群优秀的共产党军官、医生和政工干事。他们阅历丰富、机敏过人，年纪也比我大。我们很快成了知心朋友，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诸如猴子变人、劳动创造世界、为共产主义奋斗等许多闻所未闻的指示和道理。
献给毛主席一串祖传的紫色佛珠
藏历木羊年（1955年），我作为西藏青年参观团的一员，从南到北，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工厂、农村、矿山、学校、军营，处处都能感到兄弟民族炽热的情意。特别令我终生不忘的是10月23日那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怀仁堂后花园接见了西藏参观团和我们西藏青年参观团。当毛主席缓步走过来接见我们时，我不顾一切地走上前与他老人家握手，给他老人家献上了一串祖传的紫色佛珠，并把额头紧紧贴在伟人的大手上，此刻顿时觉有一股暖流涌遍我的全身，我感到自己与党和国家贴得更近了。
从那时候起，我就树立起加入共产党的赤诚信念，并终于在藏历火猴年（195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藏族知识分子中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医生，与我同期入党的还有雪康•土登尼玛等。当时作为藏族知识青年之一的我受时代感召，在信仰、行为和思想上来了一次腾飞，走上了一条从爱国人士到共产主义战士的道路。我入党绝不意味着贪图荣誉、享受和仕途，倒是时刻准备着迎接荆棘、坎坷和牺牲。入党后，一些我一直尊敬和信赖的师长友人对我产生了疑虑，有的甚至与我疏远了，因为入党就意味着对宗教的叛变和背离，许多人难以接受，这就是西藏当时的真实历史。但我始终坚信乌云过后将是晴朗的蓝天，他们终究会理解我的。
藏医学枯木逢春
1959年3月，原西藏地方政府反动上层在拉萨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革命武装叛乱，藏医院也屡遭骚扰，被呼啸的子弹打得千疮百孔。恩师钦绕诺布连连祈求菩萨保佑苦心经营数十载的医疗天文机构免遭劫难。而我旗帜鲜明地与分裂分子进行了斗争，经受住了考验，立场更坚定了，觉悟也更高了。
民主改革初期，藏医院也受到了极左思想冲击。有的人误认为藏医院是宗教的产物，“不科学”，故曾一度把藏医院改为以西医为主的综合医院。这时我心急如焚，四处解释藏医药学的科学性，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执着，为藏医学的价值和地位呼吁。当时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在听取了关于藏医工作的汇报后当即指出：藏医是一门科学，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珍贵财富，对于这笔财富，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护、继承和发扬。与此同时，恩师钦绕诺布被拉萨市军管会正式任命为拉萨藏医院院长，我为副院长。我们师徒俩人配合得十分默契，共同努力，扩建古老的门诊部，成立了医学遗产整理小组，首先记录和整理了恩师的医学著作《103种常见病的诊治》、《200种草药的性能和作用》等，藏医学从此枯木逢春，有了新的生机。只可惜恩师钦绕诺布院长因病医治无效，于藏历水虎年（1962年）与世长辞，享年80岁。
搜集失散的藏医典集
“文革”时期，我在劫难逃，先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英国特务”、“假党员”、“宗教迷信的保护者”等，被罢官、隔离、游街、批斗、坐“喷气式飞机”等，我干过烧水、仲裁、扫厕所、赶马车、倒痰盂等活儿。当时我并没有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更没有丧失自己的人格，在那没完没了的揭发交代中，我不曾有任何伤害自己师友的言行。直到如今，使我最为痛心的一件事是，在“破四旧”中我祖孙三代积累起来的八百多部木刻和手抄的医学经典书籍被红卫兵焚之一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一个藏族学者，除了为藏医事业的发展拼搏外，我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于是我便开始搜集失散的藏医典籍，还经常到老藏医家，把他们的经验记在纸上，刻在心头。
10万余字的藏医学教材出版
藏历木虎年（1974年），酝酿多年的拉萨市藏医学校就要招生开课了，但缺少教师和教材，也不让我讲课，而让我编写教材。就这样，我戴着一长串吓人的帽子，承担了藏医学校所有学科的教材编写任务，包括基础学、生理学、药理学、诊断学、病理学、内科学、外科学、五官学、妇科学、 儿科学、药剂学等共11门课程。在那段时间里，我成天只有三件大事：读书、思索和编教材，经常靠微弱的灯光照明工作到夜里二三点钟。由于经常要在半夜工作，并且还要研读那些发黄的木刻书、细小如针尖的挂图说明和一行行蝌蚪般的藏文，我的眼睛开始发肿、流泪，有时就像针刺一般疼痛。医生叫我住院治疗，可是一想到一百多个学生的专业和十多个教师的授课，会因为我的住院治疗而停下来，于心不忍，我便强打精神，在大昭寺西北角的那个小楼里，继续工作起来。两年过去，我的右眼已经无可挽回的失明了。但我没有悔恨：一是学生们得以成长，二是我难得在藏医学的大海里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漫游和探索，三是我终于写出了11本共10万余字的藏医学教材。这套教材很快得以正式发行，并迅速传遍藏、川、滇、青、甘等五省区的藏族地区，成为人们研究和学习藏医的必读书目。藏学家在评价这套教材时指出，它们不仅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藏医的基础理论和临床经验，而且是第一次用现代观点系统地描绘和总结藏医真正奥秘的科学著作。
藏历土马年（1978年）我应邀给青海省藏医学工作者做了一次学术讲座，引用了大量的藏医典故和人物故事，讲述了藏医的发展史。会后，有些专家建议我撰写一部藏医名人传记，这个建议激发了我多年的愿望。一个有悠久历史、丰富医学的藏民族，没有一部记述藏医发展的史籍，中华民族的医学史也是不完善的。在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的驱使下，我终于把《历代藏医名人略传》编写完成，并于1990年出版发行。
我还曾受卫生部的委托，整理和翻译了《四部医典彩色挂图》，这部书后来荣获中国图书评比一等奖。在整理、翻译过程中，我利用长期积累的知识和临床经验，对《四部医典》的内容、语言和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这部医典奠定了藏医学的基础理论体系。经过反复论证，我下面的观点已为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认同：一、《四部医典》不是翻译作品，而是西藏医学鼻祖宇妥云登贡布创造性的科学著作，从而结束了有关《四部医典》著作权的历史争论；二、《四部医典》在总结藏族本土医疗经验时，广泛吸收和借鉴了当时汉地、天竺和尼泊尔等地的医学发展成果，丰富和发展了藏民族医学；三、所谓佛祖讲授《四部医典》之说纯属误传，无实据可证。
国家为发展藏医药事业投巨资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古代巨著《大巨语录》中看到，公元前3世纪第一代藏王聂尺赞普曾提到“有毒就有药”的理论。后来，我在翻阅大量的史书时发现同是在聂尺赞普时期，曾把人群分为十二个阶层，医生是其中之一，既然有了医生就必须得有药。再后来，经过多方搜寻我终于找到了藏医药学家德玛丹增平措所著的一本专记古代药方的书。在此书《解毒篇》中，记载了一位名叫杰布赤西的医生能从马和孔雀内脏中提取结石用以解毒，并指出孔雀的结石疗效最佳。杰布赤西是苯教创始人敦巴西绕的大儿子，而敦巴西绕所处年代又与聂尺赞普相近，都是公元前3世纪的人物，这就说明远在二千多年前西藏高原上就有了专职医生，并且采集药物时已经从植物、矿物深入到动物内脏，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
藏历木鼠年（1980年）7月7日，我以个人名义给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写了一份建议书。当时，我刚刚被恢复拉萨市藏医院院长职务，在书中我提出了以下建议：一、重视老藏医，抢救医学遗产；二、建立天文星算研究所；三、修建现代化藏药厂；四、健全藏医药研究所；五、在西藏大学增设藏医系；六、搜集、整理和出版藏医古籍；七、建立一个有100张床位的藏医院住院部；八、把市藏医院改为自治区直属医院，促进全区藏医事业的发展。建议提出后，有人对我说，八项建议，项项都要钱。刚刚打倒“四人帮”百业待兴，国家还很穷，决不可能为发展藏医拨出那么多钱来。如今18年过去了，八项建议项项都实现了，而且是超规格完成。中央对藏医的关怀，西藏人都是能体会到的。我原来只是建议办一个藏医系，没想到后来竟扩展为藏医学院，现已拥有近300名学生。所属住院部也是高规格的，不但设备一流，环境幽静，而且床位也超过了一倍。除此之外，所有地（市）也都有了藏医院。国家为了发展藏医药事业，投资那么多，这是过去任何时代任何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为此我们确实应该真心实意地感谢党、感谢政府及有关部门。
江泽民主席说：
“强巴赤列你管理有方“
1990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视察藏医院时对我说：“强巴赤列你管理有方。”这是对我的嘉奖，也是对我的鞭策，我从内心深处感到无比高兴。参加革命至今已有47个年头了，如今已经步入花甲之年的我，最大的心愿莫过于看到藏医藏药学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祖国医学宝库中藏医学这枝独特的奇葩在青年人手中越开越艳。为此，我将继续做好传帮带工作，著书立说，直到永远。同时，我也希望年轻的藏医药工作者，不可虚度年华，一定要努力学习，为藏医药的明天谱写新的篇章。
原刊于《中国西藏》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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