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藏学大家王尧先生(1928年-2015年)在了解和研究藏传佛教的过程中,结识了不少海内外的藏传佛教高僧,此文按照顺序介绍了贡噶活佛、东噶•洛桑赤列活佛、南喀诺布活佛、高瓦喀活佛•曲吉建才、格桑旺堆、木雅贡布、邦隆活佛及十世班禅等8位藏传佛教高僧。

       在藏区,有一个非常奇特、引人注目的群体,由一群男性组成的非农非牧、专门读经念佛、参加或者组建法会的人群。他们分属于各个寺庙、不同宗派。老的,怕有七八十岁了;小的,只有十多岁。他们共同的标志——穿着或披着绛红色的袈裟。这一队队红色的人群,被人们统称之为“喇嘛”,其实是不准确的。“喇嘛”(bla ma)是这个群体里的高层人士,意思是“上师”、“高僧”、“大德”,还包括转世活佛和一些领有高级学位的统称“格西”(dgebshes)的人。人们习惯于称呼他们为“喇嘛”。

       这些人当喇嘛,有的是为了献身佛教,有的是为了宏传佛法,有的是为了探讨阐明佛理,有的是为了解决人的生死问题。更多的,是为了学文化、学知识或为了生活。进入寺庙,皈依导师,刻苦学习,到了一定时候会向高一级层次攀登。其中一部分优异者,到拉萨三大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或者第四大寺(扎什伦布寺)去游学,进入某个扎仓(学院),在某个康村(系科)入学、攻读,完成“五部大论”(《入中论》《现观庄严论》《量释论》《俱舍论》《戒经》)的研读、解经。就有,可能获得某一级的格西学位。当然,最高的“拉然巴”(lha rams pa)格西,则需要在每年一度的“传召大会”(smon lam chenpo)上获取。这可以说是万人瞩目的盛事,几乎相当于“一举成名”的科举折桂。

       这样的一个群体,年复一年,在藏区成为了特殊的人群,社会地位高,备受人尊敬,与官府打交道,就是一种身份。总之,是一股社会力量。对于这个群体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它在社会上的作用,值得认真地研究。这里,介绍几个侧面、断面,叙说我和几位喇嘛的交往。

       一、贡噶活佛

       1952年春天,当我们获知要进藏了,要到贡噶(Gangs dkar)雪山上去投奔贡噶活佛了,心中十分兴奋,也夹杂着些许惶恐和不安:贡噶雪山路途遥远,怎么去?从哪里去?经过哪里?贡噶活佛是一个怎样的人?能接受我们吗?经过火车、轮船、汽车一路来的颠簸,行军安排,终于要乘马进山了。横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在藏区能否习惯?还有与“活佛”相见将会怎样?真与贡噶活佛见面时,他那样慈祥和蔼,面带微笑地用温热的大手摸摸我的头说:“啊!你姓王,藏名就叫旺杰——旺堆杰伯(dBangvdusrgyalpo)。”说着还口中喃喃有词,念了几句咒语给我,算是一种祝福吧。于是,我的藏名就这么定了。懵懵懂懂、精神恍惚地记住了我的藏语名字——“旺杰”(dBangrgyal)。此后若干年,因为在藏区工作的关系,人们就加上了“通司”(译者)二字。于是,我就成了“通司旺杰”了。在藏区多年,上上下下,来来往往,认识了很多朋友,走过不少地方,就小有名气了。

       在我们之前,进山求教于贡噶活佛座下、礼拜上师的人很多,有陈健民、屈文六和张澄基几位。他们都是学佛有成的人,尤其是陈健民著有《曲肱斋文集》16卷传世。张澄基是张笃伦(官拜西昌行营中将主任)的儿子,也是国民党监察院长、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幼女的东床快婿。著译有《佛学今诠》、《米拉日巴全集》以台湾版传世。他在海外,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是C.C.Karma Zhang。我进山时,他们都已经离开了,分别从印度去了台湾,再转去美国。还有一位出奇的女法师,据说是满洲贵族,名叫申书文。她在贡嘎山学佛以后,到了台湾,自称“贡噶老人”,建立了一所“贡噶精舍”,也算是一件盛事。

       当时,与我们一起拜在贡噶上师坐下的,还有德格人南喀诺布(洛代活佛)。那年他19岁,是个极为聪明能干的青年,喜欢学习新事物,也对我们的到来有强烈的新鲜感。后来,在1957年,他到锡金弘法,住在噶玛巴下院——戎德寺。阴差阳错,离开了祖国,辗转到了意大利,成为欧洲著名藏学家图齐(G.Tucci)教授的藏文助手。实际上,图齐正是靠依仗他,解决藏学上的不少疑难问题的。再后来,他成为那不勒斯大学东方语文系的主任教授。当年,我们在贡嘎山上共同生活,丰富多彩。他主动要求学习汉语,很快就学会了国音的拼音符号和一些常用语词。他有另外的任务,用藏语德格方言教授当地集中学习藏语文的一班同学。当时,我们称呼贡噶活佛是“老活佛”,他是“小活佛”。

       在山上,贡噶上师给我们设置了课程,知道我们是专门学习藏族语言、文化、历史为主的学生。他做了如下安排:第一门文学课程,《萨迦格言》。这是13世纪萨迦派的大师萨迦班智达的传世名著。深入浅出,颇多人世教诲,设身处世,多有关怀。这部书,可真启发了我对藏文化的兴趣。全书共7大章,计457首格言,每首4句。前两句训言,后两句比譬。巧言为训,饶有趣味。我贪婪地学习,后来把它们一一译成汉语。巧得很,后来被《人民日报》编辑部看中,连载刊登,每天两首,几乎登了一年。第二门史学课程,《米拉日巴传》。这是噶举派圣者米拉日巴一生的传记。从凡夫经历磨难,到最后修得正果,即身成圣,是藏传佛教徒的典范样板。他的传记平白如话,把人生的苦难一一道来。尤其是记叙父死,母亲携孤儿幼女,家道中落,受尽欺凌的人世沧桑,历尽苦难,悲痛难言。米拉日巴受到母亲的刺激,发誓学法报仇,也取得了应验,使仇人三十余人失去了生命。杀害生灵的痛苦经历,令他幡然悔悟,痛悔前生,最后归依正法,获得正果。我在学习中欢娱尽兴,平日也十分有味,真是上了佛教与人生的最重要一课。第三门课程,《释迦牟尼佛赞》。这是贡噶活佛自己的著作。它以诗歌体歌颂佛陀的一生,每段以偈赞歌颂,再以长行进行叙述,夹叙夹议,穿插很多故事,也是饶有趣味。让我初次了解到佛陀释迦牟尼的一生,也初步感悟到人生的真谛。以上三本书,可以说为我铺垫了在藏学上的坚实基础。有时,贡噶活佛按排了噶玛堪布,详细地讲解、辅导。寺内的出家师傅们,也不时地予以帮助,嘘寒问暖,从生活上到语言上,无微不至地关怀。

       在山上,虽然生活上是清苦的,但精神上是欢愉的。再如节日活动,如藏历年,我们在山上,与四面八方赶来参与庙会的信众共同欢度。记得有一次,我跟着我们的领队斯那尼玛同学,一起到附近的牧场参加一个婚礼。那个场面,我第一次见到。在牧场上的一座帐篷里,挤满了人,来自四面八方的藏胞,见面时礼拜、问候,笑语连篇。帐篷里烟雾腾腾,木柴生着旺旺的火,人们互相祝贺道喜。后来,斯那尼玛和我代表我们同学,给新婚夫妇送上礼品、哈达和四块银元。在欢腾笑语中,赞礼人站在台上,大声唱道:“喂,大家听着,是贡噶上师的弟子,来自北京的学生们,送来吉祥的哈达和喜庆的白洋。”台下一片欢笑。斯那尼玛和我,感到无上的光荣和欢乐。那一个晚间,我们生活在欢乐的海洋中,不停地传送青稞酒、牛羊肉,听着歌舞,尽情欢唱。后来,斯那尼玛拉我走进欢乐的队伍,我开始什么也不会跳,不知不觉就学会了。从此以后,我对西藏民间歌谣、民间故事、民间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我还给《中国青年报》写过一篇报道,叫做《难忘的牧场上的婚礼》。

       到了1954年,贡噶上师在侍者阿旺诺布陪同下,驾临北京,应邀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以教授的身份讲学。当时,他的寓所十分繁忙,有李济深、陈铭枢、梁漱溟等国家领导人或社会名流前来拜谒。原来,上师曾于三四十年代几度在庐山、昆明、南京、上海弘法,设坛授戒,在内地传播藏传佛教,荣获南京国民政府颁发的“国师”(辅教广觉禅师贡噶呼图克图)荣称。

       当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时,贡噶上师担任藏文翻译处顾问,我作为学徒随侍左右。那时才知道时代的演进,以及在语言上如何跟进等一系列问题。包括《宪法》在内的五部大法,在翻译过程中,语词审定、决定译名、确立标准、选择方言等一系列问题,上师躬自参加讨论,最后确定,十分辛苦,使我增长不少知识。以“人民”一词为例,究竟用mi mang、mi ser还是mi dmangs,究竟从历史语言学上用哪个词,煞费苦心。最后确定,使用mi dmangs。政府安排他去北戴河疗养,上师非常高兴,他虽到过上海,但从来没有见过大海。坐在海岸边,在海水里打弄,甚为开心,连说:“这是嘉措(rgyamtsho,大海)!”一望无际的海上风光,令他心旷神怡,久久不能忘怀。

       1957年初,贡噶上师坚决要求回山。上山以后,就召集弟子们交代后事,然后沐浴坐化。他真正预知了人生生命的终结,是一位自了生死的高人。他的弟子中,有格桑旺堆先生,继续完成了他在内地的教学事业,并曾帮助基督教会完成了《圣经》的藏文译本。当今的藏文版《圣经》,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另一位木雅贡布先生,也是上师的弟子。在成都、北京教学研究多年,在民族文化宫图书馆里完成了《藏文典籍全集类目录》共5卷的撰写工作。500多部藏、蒙作家的全集分类子目,都是他一手完成的,同时还为此撰写了作家小传。还有一位曲吉建才,原是高瓦喀寺(贡嘎山下的小庙)活佛的转世灵童。后去拉萨学经,参加了西藏工业厅工业设计院工作。他是大昭寺、布达拉宫整修恢复的古建工程师,至今仍在古建复原上大显身手。

       贡噶上师是木雅(Minyag)人。据近代的历史研究,木雅是西夏王朝倾覆以后,南下逃亡的一支。他们逃到康(Khams)区,占据了一大片山沟,称为木雅。这一群人修建系列的碉楼防卫,说木雅话。上师与阿旺诺布讲的就是这种话。我是一句都听不懂。上师平时偏爱讲母语,在公开场合才讲藏语。上面提到的格桑旺堆、木雅贡布、曲吉建才几位都是木雅人。这批人生活在藏族中,讲藏语,私底下仍讲木雅话。据信,原有2万多木雅人,现已逐渐萎缩,都成了道地的藏族了。这一切,请历史学家们去探讨吧。

       2003年,贡噶上师的转世——十世贡噶活佛,从印度来访。在木雅贡布师兄的着意安排下,我在他的京东别墅里拜见了上师。说不上什么原因,悲喜交集。一方面怀念已经远去多年的上师,又眼见这位年方26岁的年轻的转世。一代代的传承,看样子还会这样一直继续下去的!他已经去过贡嘎山,拜过灵塔,又在山上筹设讲堂,开办寺中的佛学教育。这一切成就,一一道来,我抑制不住泪水流淌,心头多少往事萦绕。啊!这大概就是与喇嘛结缘的人生吧!

       二、东噶•洛桑赤列活佛

       1959年3月发生的“拉萨事件”,我们受到了较大的震动。怎么和平解放8年了,在西藏会发生这么大的事件?达赖喇嘛不是国家领导人么,怎么会外逃呢?领导层和社会大众都在反思,一致认为,对西藏文化特别是以佛教为中心的文化史观,必须切实地进行研究、调查和探讨,才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西藏,达到团结友好和谐的目标。在政治层面上,已经实行了平叛、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而这个制度,在社会各个方面和各个地区的影响,我们所知甚微。有时,一问三不知。在这种形势下,领导层就有了加强西藏历史文化研究的动力。

       1960年初,授权由中央民族学院开办“高级藏文研究班”。据说是周总理下的手令,我们都没有见过。首先招来了本科藏文班的毕业生,要加以深层次的培养训练。于道泉先生深感责任重大,必须聘请专任的藏族高级专家,由他们来任教,才有可能解决许多文化和历史问题。这样,上上下下,意见逐渐趋于一致了,几经努力,经西藏地方的配合,终于请来三位专家到京。第一位是东噶•洛桑赤列(Dung dkarBlobzangvphrin las)活佛,他是拉然巴格西,著名的历史文化专家,色拉寺出身的优秀学者。第二位是扎西仁青格西,甘丹寺宗教学台柱,因明学的掌门人。第三位是俗官文化的代表——土登格吉,曾在西藏地方政府长期任职,精通官署行文格式,讲究类似等因奉此的文书专家。离开他们,再大的活佛格西,也弄不懂官府文书说的是什么。三位专家到来,立即开班授课。

       与他们所授课程相配合,还组织了一个“佛学讲座”,聘请在京的佛学专家,传授佛学知识。周叔迦先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讲授中国佛教史上的十大宗派(或者八大宗派)。法尊法师:中国佛学院副院长,藏传佛教专家,曾在西藏游学16年,精通藏传佛教的历史,讲授“藏传佛教前弘期和后弘期"的历史与人物。喜饶嘉措大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拉萨版藏文大藏经的雕版主持人,主讲藏文古典文化系列。牙含章先生:社科院民族所所长,主讲佛教信仰和无神论问题。任继愈先生:社科院宗教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主讲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张克强先生: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研究员,主讲藏文本的《印度佛教史》(rGya gar chosvbyung),开课一年,以及慈恩大师的“五不翻”学说。高观如先生: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研究员,主讲佛教与中国文化。戴蕃豫先生: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研究员,主讲佛教与中国艺术。王森先生:社科院民族所研究员,主讲“清顺治帝授予五世达赖喇嘛金印解读”等等。以上讲座,配合了三位藏族专家的课程,赢得了同学们和社会的关注与欢迎。许多教师也前来旁听,真是座无虚席。

       在三位藏族高级导师的讲授指导下,又广泛地吸收了佛学界权威的面授讲解,后来在研究班的学生当中,出现了一批人才。如拉巴平措,曾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现在担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杜泰,担任西藏广电局局长(现已病逝);赤来多杰,《西藏研究》杂志主编;鄂塞,西藏档案局局长,等等。他们都是这个研究班的优秀毕业生。

       研究班主讲东噶•洛桑赤列活佛是一位饱学之士。自幼被认定为七世东噶活佛的转世灵童,受到尊重,迎入东噶寺供养,学习,诵经,写作。后又转入拉萨的色拉寺专门进修,并在传召大会上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声誉日隆。在1959年的“拉萨事件”中,他坚持留下不走。后来居然也受到批斗,真是奇怪,令人不解。他是一位头脑非常清醒、非常敏锐的学者,善于迅速接受新鲜事物。被推荐到北京,进入高等学府这个新的轨道,使他感到新奇和安慰,真正是如鱼得水。东噶先生主讲“藏文古典历史名著选”。在这门课中,他选择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名著《西藏王臣记》(Deb therdpyidkyirgyalmovigludbyangs)作为教材。这是一部非常难以自学的书,但是它在西藏历史著作中很有地位。举例说,“太阳落,月亮升”,它要说成“金乌坠,玉兔升”。用类似这样高雅的同义词,来表现作者的文化修养。对于自学的人可是一道难关。我曾经自学过几次,总有一些啃不动的骨头,横在眼前。这次听他讲课,他在堂上眉飞色舞,大显才华,讲得有声有色,十分动人。我是随堂听课,受益不浅,而且随堂做了笔记,逐章逐节翻译成汉文。可惜,译稿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抄没了。同学们跟我一样,从这门课的学习中,登上了一个台阶。从此,藏文的历史著作,基本上都可以读下来了。

       东噶先生在讲课中完成了他的专著,并且当堂讲授《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他的这本书出版不久,就有三种汉文译本同时出现(陈庆英、唐景福和郭冠忠译本),绝非偶然。书中对于西藏长期实行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来龙去脉做了条理分析,认为中央王朝的大力扶持,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微信图片_20211019141945.jpg1985年王尧先生(左)与东噶仁波切在法国

       东噶先生不仅受到同学们的尊敬,而且声名远扬国外。1985年夏天,他和我应邀到慕尼黑,参加第四届国际藏学会议。这个会议的主持人和主办人,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科学院亚洲研究所的于伯赫博士和邦隆仁波切。东噶先生的到来,受到极大的关注,人们问长问短,围住他问个不休。东噶先生也十分兴奋,他在开幕会上,做了一个令人出乎意外的发言。他说:“今天我能够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参加会议,感觉到非常光荣!”到会的藏学界朋友们感到十分怪异,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才活佛问我,东噶喇嘛是共产党员吗?我笑笑:我哪里知道!可见人们对东噶先生的诧异,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说起来,他也真是有这样的胆气。一次会后,他说:“今天晚上的自由活动,我在下面茶座静候各位,有任何藏学的问题,都可以回答。”他为中国藏学界争足了脸面。会后我们回北京,经过苏黎世转道莫斯科,需要转乘苏航班机回国,在机场要等候6个小时。我和东噶先生在候机大厅里面转悠,巧遇在维也纳居住的刘明铨先生。他见到了东噶活佛,就跟我商量,他想拜一拜东噶活佛。后来他们成为极好的朋友。而今,这两位都已先后作古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东噶先生完成了一部巨著——《东噶大辞典》(Dung dkartshigmdzodchen mo)。这是以他个人署名、独力编成的历史文化词典。词条按字母顺序排列,有15万条。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重病的疼痛,奋力完成了初稿,最后怀着难分难舍的心情,撒手西去。

       我和他的友谊,介乎师友之间。我真把他当作老师来尊敬,他对我亲切如兄弟一般。在我的几本著作中,都有他写的诚恳友爱的十分关怀的序言。后来,他转回西藏大学任教,并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兼职,可惜骨癌病魔向他袭来,离开了人间。至今人们还是十分怀念这位勤恳一生的藏学工作者,他是我永远难忘的喇嘛朋友。

       三、南喀诺布活佛

       前面提到了,我们到贡噶雪山,跟随贡噶活佛学习。与此同时,当地新成立的自治区政府,也组织了一个与我们相应的学习藏文的班次,从当地各机关抽来的知识青年在这里学习。而与此配套的是,从德格县邀请了南喀诺布(Nam mkharv nor bu)活佛,一起到了贡嘎山上。他一方面也拜贡噶活佛为师,同时还担任这个班(当时称作二班)的藏语教师。我们习惯地称呼他为“小活佛”(只有19岁),这是相对于贡噶活佛的称呼。

       小活佛可不简单,是极其聪明的知识青年。他在家乡,自幼就以聪慧出了名。到了贡嘎山上,更是扩大了知识视野,接触了许多新事物。当时,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看到介绍北京以及全国新气象的图书和照片,非常感兴趣。我们学习藏语的进步也很快,和他用藏语、汉语夹杂着交流。年轻人嘛,在一起没有隔阂,交流方便,坦开胸怀,尽量吸收新鲜事物。在一年多的交往中,我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比如,当时刚刚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他在一个星期就学习并掌握了。有一次,我把泸定桥上朱总司令的题词交给他,“万里长征犹忆泸关险,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他很快地用现代汉语拼音拼了出来。这是见证我们友谊的一次交往,至今难忘。当时流行的“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无数荒草连山野,巨石满山岗”的歌,他也迅速地用汉语拼音记录下来,一起高唱。所以,他既是我们跟随贡噶活佛学习的辅导老师,也是藏语班深层次的同学。这样欢快的日子,过得飞快。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结下了难忘的友好情谊。当我们决定回北京了,他呀,坐卧不安,提出要和我们一起到北京去。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谁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没有办法,只好恋恋不舍地分开了。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天,我们已经下山走了很远,他在山上呆呆地站在那儿,向我们挥手示意。天哪,那是一位活佛朋友。

       直到1981年,天旋地转,我才又打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在维也纳召开的纪念乔玛(Alexander Csoma,匈牙利人,欧洲第一位藏学家)的国际藏学会上,我的活动由新闻界在西方透露了,他也从报纸的新闻当中知道了我的信息。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上,都很焦急。

       1986年,我在西德(联邦德国)波恩大学任教,突然接到从意大利打来的电话。哇,是他!这位在贡嘎山上相识的活佛朋友,真使我惊喜莫名,他居然在意大利!离德国不远!谁能想到呢,这也是一种因缘吧。随后,他对我发出了邀请。我在波恩的同事、藏族宁玛派的喇嘛白马才仁,知道他是我的朋友,原来他们都是宁玛派的出家人,希望跟我和妻子一起前去访问。于是,我们三人结伴,坐火车终于在罗马重逢了。这才知道,他在1956年去锡金游方化缘,1957年以后一直留在那里传教。直到1959年“拉萨事件”以后,意大利罗马大学藏学家图齐教授趁机到印度选人,就把南喀诺布带到了罗马大学,作为他的助手。事实上,图齐教授此后的藏学研究与西藏有关的知识,可以说南喀诺布出了很大的力。后来,他和图齐教授分手了。就在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担任了那不勒斯大学亚洲系的主任。至于他和图齐教授的关系,就一言难尽了。

       多年不见,喜从天外飞来。我们畅叙了别后的多种遭遇,他还十分惦记着于道泉教授、格桑居冕先生,我们痛痛快快地在一起度过了三个星期。其中,有时掩面悲戚,有时仰面狂笑。人生又有多少事,尽在不言中。接着,我也约他回国探亲。不久,他和他的夫人及一对儿女到了北京,由国家民委交际处负责接待。我前往宾馆相会,然后一起到中国佛学院,请他向佛学院的学子作演讲。他主讲戒律对人生的重要意义,讲得很通俗,很有文采,很有说服力。意思是说,佛教徒最起码要遵守五戒。五戒,就是戒杀、盗、淫、妄、酒。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尊重社会、尊重人格、尊重生命。他说,止杀就是尊重生命,止盗就是对财产所有权的尊重,止淫是对个人和社会道德的尊重,止妄是对客观事实的尊重,止酒就是对清醒理智的尊重。总的说来,佛教徒守的戒律,是对人类的尊重和对社会的尊重。他的演讲,全程我充当口译,受到佛学院学员和法师们极大的欢迎。大家一致认为,这样来解释戒律,真有意思,十分重要。后来他在北京友谊宾馆,还设宴招待了我们全体在贡嘎山的同学。

       1990年,他倡导召开国际藏语藏文研讨会,胡坦教授、索南班觉副总干事、格桑居冕教授、张济川研究员和我应邀参加。同时,在印度的达赖喇嘛也派代表参加。这样,我们终于坐下来,谈谈藏族语文如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对于新的语词,新的概念,藏语如何翻译和创造,固有的语词如何适应新的变化。大家坐下来商谈,虽然也有一些激烈的言词,但总的说来还是心平气和的,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意见,使国内外新词口语逐渐接近。开会地点,是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一个叫做“阿吉多所”的地方。他在那里建立了“大圆满教法中心”,广泛地收集苯教文献,建立了苯教文献资料库。他认为,西藏的古代历史文献与苯教发展有很多关系,建立这个中心、这个资料库,是深入研究藏族古代文化史的需要。当然,这与他信奉宁玛派教法,占有很多古文献有关。为此,他还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如《藏族古代史话》(共2集,英文)《藏族牧民生活探源》《大圆满教法和汉传佛教禅宗的关系》(藏文),等等。

       后来,他几次回乡探家,为建立小学和医疗中心出资出力,受到德格地方领导的关注。最近,他的事业发展到了拉丁美洲,在巴西建立了道场,继续弘扬藏传佛教,拥有一大批信徒。听说身体欠安,令人挂念。我只能在这里,默默祝愿他早日康复,重振佛教法鼓,利益众生。(藏网小编:2018年9月28日,南喀诺布仁波切圆寂于意大利)

       四、高瓦喀活佛•曲吉建才

       这是贡嘎山下的又一高人,高瓦喀(Go wakha)寺的转世活佛曲吉建才(Choskyirgyalmtshan)。他是噶居派(白教)贡噶上师门下弟子,又是格鲁派(黄教)扎雅活佛(昌都地区活佛,清朝受封呼图克图,曾在德国出版《藏传佛教艺术史》)的外甥,地地道道的木雅人。他熬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哄闹,躲过了数不清的无端指责和刁难,一心上进,坚持学习。

       我们的第一次相会,是在拉萨。他原在拉萨色拉寺学经,后来性之所至,应聘到西藏自治区工业设计院做助手。由于年轻时候的经验积累,兴趣在古建筑上。对于拉萨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木鹿寺以及三大寺的辉煌建筑,及其古老的文化积累,久已崇敬在心。他对此细心琢磨、衷心赞叹,同时相信佛教教义中重要的人生观“成、住、坏、空”的规律。他也相信,这些古建筑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必然有颓败和修复的需要。他取得了长期的积累以后,一次次的实践获得了不俗的成绩,成为西藏自治区工业设计院有名望的古建保护工程师。于是乎,一个又一个西藏古建保护修复的重任,落到了他的肩上。我们在拉萨的相会,非常愉快,充满欢乐。他已还了俗,组织了家庭,有了妻子、儿女。因为我也是贡噶活佛的弟子,我们算是“金刚兄弟”了。

       1998年,在美国布鲁明顿—印地安纳大学召开的第九届国际藏学会上,我们又一次相遇了,分别从北京、拉萨到那里聚首。他做了一个十分精彩、令人难忘的发言——《布达拉宫:古建的修复和整容》。依据原始资料调查,彻底建立了这一宏伟的古代建筑的信息档案。近300年来木结构的腐朽颓坏,香火的熏习,鼠啮虫蛀,状况十分严重。这次,国家下决心进行全面、彻底的整修。他肩负重任,既光荣又艰巨。有时要偷梁换柱,有时要托上换下,有时要真正的“顾大体,保局部”。总之,要修旧如旧,保持原貌。他在会上,将布达拉宫整修的全过程做了介绍。这是维修布达拉宫的空前的光辉壮举。他的发言,使国外关心西藏的人们十分赞叹。当然,那些不协调的声音,说中国人在破坏藏文化,如何消灭藏文化等等,谣言不攻自破,成为笑料。我们是多么感激他啊!

       后来,他深情地邀我去看他拍摄的“贡噶上师故居”短片,我才知道贡噶活佛当年被确认为转世活佛时的家庭情况。简单的陈设、朴素的藏民家庭环境,圈养着牛羊,焚烧着牛粪的茶炊,亲切的话语,保持了藏族劳动人民的善良品行……这一切令我肃然起敬,感叹不已。贡噶上师离开我们已经好多年了,我这次是第一次从他这里了解到活佛的出生背景、家庭素养和人文环境。我是多么感谢曲吉建才活佛的努力呀!此外,他还着重介绍了木雅人雕楼的建筑特点。这可以说是已经逐渐藏化了的木雅人保存下来的文化古迹,也可以说是木雅人的原始民族记忆。换句现代的话说,这就是历史文化遗产吧!看着散布在雅砻河沿岸的高耸入云的古代碉楼,可以遥想当年金戈铁马、狼烟蔽日的战争风云。木雅人的历史,很值得人们去探索。如今他风华正茂、前途无量。和许多藏族才俊青年一样,正在和国内外同行比翼齐飞。请接受我这样一个年老的民族工作者的祝福吧!

原载于《中国藏学》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