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体现曲吉建才身份特点的是，当他带着学生去拉萨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考察建筑，不用额外的手续，僧侣们都会给予热情接待，“因为他既是活佛，又是建筑师”。
活佛木雅
木雅·曲吉建才8年前到了退休的年龄。由于他在古建领域深厚的造诣，西藏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返聘他继续担任古建顾问。他的老家在四川甘孜州的康定县，要往返拉萨和康定两地，成都是中转站，我们便约在这里见面。曲吉建才在一家茶馆出现的时候，是休闲的短衣短裤打扮，很符合这座城市安逸闲适的气质。
曲吉建才在设计院的学生群英见过他的另外一面。那是曲吉建才回家乡参加一年一度藏传佛教传召法会的录影：他穿着隆重的僧袍，老百姓们从很远的地方过来迎接。有摩托车为他开道，他的车上堆满了哈达，“场面隆重震撼”。
曲吉建才的另一个身份是木雅地区的活佛。藏族人一般都有名无姓，前面缀以姓氏，便知道他或是贵族或是高僧的显赫身世。他是古瓦寺、岭古寺、扎卡托寺、九龙久思寺和孜庆曲林尼姑寺等几所寺庙的寺主活佛，这也意味着他统领这几间寺庙的日常事务。虽然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拉萨，但他一直会拿出时间关心寺庙的发展。“那些寺庙建筑是我从80年代开始，回去带着群众一起陆陆续续修缮的，没靠一点外面资金的支持。”曲吉建才说。
除了发挥他建筑师的特长之外，每次去家乡，他也要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问题。“曾经那里要修水库，会淹掉很大一片风景区，我向上呼吁才保住。”曲吉建才还在甘孜成立了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动员喇嘛、尼姑们去关心环境和动物，监督有没有偷猎现象，另外也涉及记录山歌、舞蹈、习俗等方方面面。曲吉建才在家乡的威望很高，他告诉我：“老一辈会告诉年轻人我的故事。”
曲吉建才被认定为活佛的过程听起来十分传奇。他告诉我，他出生在1947年夏天，长到5岁时得了一场病，总是不能痊愈。村里一位在修行的老人算卦，让他一定要去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庙朝拜，否则就有生命危险。于是奶奶就骑着马，背着帐篷，带他前往七八十公里以外的古瓦寺。他在路上就开始显现出灵异的现象，比如路过一片牧场，便捡起一块石头，说“这是我的马圈”，后来证明那果然是他前世的一片财产。到达寺庙后，僧侣安排房间住宿，曲吉建才却偏偏指着山上的一片房子说他想要住那里。那是前世活佛居住过的地方，那位活佛已经去世10年，按照规定还不能有人居住。奶奶拗不过曲吉建才，扎了帐篷住在活佛住过的院子里。
第一次来到这间寺庙，曲吉建才对里面供奉的格鲁派祖师却都能叫得出名字。看到种种这番情况，当时寺庙的喇嘛们觉得曲吉建才很有可能是转世灵童，便搞了一场活佛的确认仪式。喇嘛们在桌子上摆放了前世用过的经书、小佛像、念珠、钥匙包等七八样东西，又放上一套看上去完全一样的僧人物品，让曲吉建才来辨认。曲吉建才说他毫不费力地就把前世用过的东西留下，其他推开。主持仪式的喇嘛刚要宣布结果，一位喇嘛又出了一道难题。他对曲吉建才说，这个钥匙包里面有100来把钥匙，现在管家不在，他们也不知道哪一把是前世活佛房间的，希望曲吉建才能给挑出来。曲吉建才选了一把，众人跟过去，果然一下子就打开了那扇房门。据说，曲吉建才从活佛房间出来时，路过管家的房间，突然跑进去，拿着一个牛角鼻烟壶做了一个抚摸的动作。正在众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个喇嘛说那个鼻烟壶其实是前世送给管家的礼物。
当时寺庙里还有另外一个认定的活佛，但一直没有显露出什么特别的才能。僧侣们决定再来一场辨认物品的测试。按照习俗，两个人如果又同时都答对，还一个分辨的办法是把他们带到寺庙最高的金顶，两个孩子同时都推下去，没摔死的那个就是灵童。结果另外一位活佛主动退出了测试。就这样曲吉建才成为寺庙活佛，在当年9月进行了坐床仪式。第二年他进入寺庙学习，那时他不过5岁。
从5岁到10岁曲吉建才都在古瓦寺学习，每天的功课是藏文的文法、修辞、书法、经文和宗教仪轨。他的经师对他要求十分严格，每当他背诵经文时，他便拿着棍子站在后面，背不出来棍子马上就要落下来。1956年，寺庙普遍开始了民主改革运动，中央代表团来到寺庙，年仅9岁的曲吉建才还做了接待。那时他和桌子一样高，为了让他讲话时露出头来，喇嘛们在他脚下垫上了厚厚的毛毯。
1957年，曲吉建才主动提出想去藏传佛教的学术中心、拉萨哲蚌寺进修。那时川藏公路因为局部动乱不通，他辗转宝鸡和兰州，从青藏线到达拉萨。在哲蚌寺，他住在一个叫作“木雅康参”的院落里，那是相当于一个同乡会的住处，里面还住了许多来自同一地区寺庙的僧侣。曲吉建才的活佛地位较高，在旧时代相当于四品官的噶伦级别，所以他在这里也得到了特殊的照顾。比如一般的喇嘛都是住在一个4平方米的小屋，他的屋子能有十几平方米。“木雅康参”里历史上出了不少高僧大德，这成为他努力学习的动力。多年后他回到这间院子，看到小小的辩经台和背后的度母像，还能想起他当年与师父们辩论的场景。
1959年，曲吉建才又进入了色拉寺小学。他开始接触简单的汉语，“上课”、“下课”、“打铃”、“放学”之类的词语，由军管会的干部为他们上课。饥饿是那段时光最深刻的记忆。早饭和午饭是二两糌粑加酥油茶，晚上是糌粑糊糊，里面加上一点放了很久的骨头渣子。1963年底，他参加了自治区青少年活佛学习班，每月有30块钱的工资，日子渐渐没那么艰苦。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一切又都被打乱了。
曲吉建才在活佛学习班的同学，随着“文革”后落实政策，很多都到了佛教协会工作。在曲吉建才印得满满当当的名片上，第一个头衔是古建总建筑师，第二个是自治区政协常委，第三个是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的副秘书长。“文革”期间下乡劳作的经历，意外提供给他一种新的职业选择，他也因此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如今在设计院，大家都称呼他为“曲吉建才老师”，或者藏语“更啦”，也是老师的意思。“但是媒体经常报道，很多人也知道他另一重身份。藏族人对‘活佛’都很尊敬，日常见面会双手合十，微微点头，叫一声‘仁波切’；如果是在寺庙，还会鞠躬行礼。”群英这样说。
高级建筑师曲吉建才
曲吉建才是他本来的名字。“曲吉”表示对宗教的虔诚，可以翻译为“乐于佛业”；“建才”所对应的藏语，和宗教法器有关，他翻译的时候特地挑选了这两个汉字，表示“对建设的有用之才”。这对他建筑师的身份非常贴切。
“文革”期间，曲吉建才在山南农场度过了7年的岁月。那里的农业建设队搞了不少副业，喂猪、磨豆腐、捕鱼，还有修房子。曲吉建才当时就对修房子挺感兴趣。“不仅仅是体力活儿，木工、砌墙都要有技术才行。”他说。时间久了，大家干活的时候都喜欢和曲吉建才搭档。虽然那些房子都是很简单的一、二层平房，但他对建筑结构建立了基本的认识。业余时间，曲吉建才一直坚持学习汉语，就是抱着《新华字典》看报纸。他出色的汉藏双语，为他之后参加工作也带来不少机会。
1974年“文革”快要结束，曲吉建才回到拉萨。他被分到了城关区建筑公司，在那里因为能读得懂图纸，很快由普通的技术工人变为了工程管理的施工员。1975年，他参加了设计院办的培训班。授课老师不会藏语，下面坐的学生听不懂汉语，曲吉建才于是承担起翻译的工作，那也是他进步最快的时期。翻译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他需要很快消化老师所讲的内容，然后再转成藏语。课程结束后，设计院想要留下几名优秀学员，其中就有曲吉建才，尽管他年龄已经超了。那时曲吉建才有机会调回佛协，但他已经决定从事建筑事业。
如果不是80年代的那次西藏古建筑普查之旅，曲吉建才的专业领域也许会在现代建筑上。那次为调查“文革”之后古建筑物保存状态的旅行，让他看到了祖先精湛的建筑技艺，同时也目睹了它们破败的现状。像是雄伟的江孜宗山城堡，与悬崖峭壁完美地融为一体，又是当年西藏人民抵挡英军入侵的地方，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但当时山下已经在打防空洞，山体遭到破坏，会随时危及建筑。还有壮观的古格王朝遗址，从山麓到山顶高300余米，房屋洞窟、佛塔和洞窟密布群山，可是那里的文物根本无人看管，谁去都可以随便拿走。面对那些十年浩劫中遭到破坏的建筑，曲吉建才心里想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将它们全部修缮？
1987年国家拨钱修复藏传佛教在西藏的第一座寺庙桑耶寺，那成为曲吉建才建筑生涯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工程。桑耶寺的五重金顶完全都没有了，曲吉建才翻遍了所有资料，才找到两张老照片：一张1946年的照片是个外部全景，一张1947年的照片照了金顶的一个角。而桑耶寺最难的是五重金顶的内部：整个金顶以双排柱子为支架，中央空间是个15米见方的方形平面，这一空间没有一根柱子，称作“内无柱”；双排柱子的柱廊间隔，没有用实墙，而采用木架石板隔断，称作“外无墙”。这种出神入化的结构实际上是藏式传统柱网结构和汉式营造斗拱结构合为一体的产物。
在这个时候，曲吉建才原来在寺庙中的生活经验就发挥出来了。为了搞清楚那些内部建筑细节，他找到寺庙里的喇嘛一一来做询问。“比如他们说，这个好像和他们吹喇叭时候的高度差不多，我在寺院也用过那些法器，一下就能明白他们的意思。”曲吉建才说。他把内部结构的平面图和里面图画好，想和喇嘛做最后的确认。可是喇嘛们说看不懂。曲吉建才于是按照1∶10的比例，重新做了大殿的模型。看到模型，年老的喇嘛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说：“我们有生之年就是想看到阳光再次照到金顶上。”由能工巧匠按照模型来复原，桑耶寺不久就重放光彩。如今看上去，飞檐和五层重叠的金顶冲天而上，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
除了宗教建筑外，曲吉建才对西藏民居也很有研究，他称自己是个“复古派”。“拉萨在城市改造过程中，一度有一种错误的指导思想：现代材料就是发展和进步的表现，如果继续使用传统材料就不会进步和发展。”他说，“其实现代建筑材料会有种种质量问题，比如在八九十年代时，老城改造资金有限，但当时新建的民居一定要钢筋混凝土的结构，所以那时水泥砂浆标号就降得很低。这种砂浆干固后没有任何强度，手轻轻一捏就会碎。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能用石木材料？”城市的况且如此，更不用说那些偏远的山村。“特别是钢筋水泥在农村很难保证质量，除了钢筋会有次品和假冒品外，水泥的品种和强度也有差别。就是合格的水泥运过去，不及时施工，也可能会过期和失效。如果坚持传统材料就能避免这些状况。”
曲吉建才认为即使是西藏现代民居的建造，也可以从传统中吸取不少优点。“我们西藏的房间布局基本是方形的，进深不会特别深，因为这里传统没有电暖或者中央空调，要靠阳光来取暖；而要是不懂这一点的设计师，会做成‘车库’形的房间，有太阳和没太阳的地方，温度要差几度。”他说，传统西藏建筑也很重视南边朝向，“比如我们南边就不会放楼梯和厕所。因为南边的阳光太珍贵了。”西藏有不少藏式元素的现代建筑，但这种点缀都没有抓到藏式建筑的精髓，“里面完全是适应内地自然环境来做的设计”。
但是曲吉建才也绝非固执不变的“守旧派”。他参与了两次布达拉宫的保护维修工程，一次是从1989到1995年，一次是从2001到2006年。第二次维修之前，布达拉宫上山的大台阶已经有过几次垮塌。这都是因为近几年来拉萨天气有改变，雨量增大，过多的雨水导致里面土质地垄疏松。曲吉建才大胆地把土质地垄换成了框架结构，相当于现代建筑下面那种条形基础。“气候变了，施工方法也要相应做出改变。何况在外表上依然保持传统风貌。”从2006年至今，布达拉宫的大台阶都保持完好状态。
群英最佩服曲吉建才老师的就是他广博的知识。她是昌都人，本来在南京理工大学学的是现代民用建筑结构。有一次，她在阿坝州看到了很多神奇的碉楼，50多米高的墙体，完全都是垒砌起来的，没用任何水泥。于是她对古建产生了好奇心，追随曲吉建才学习。“像是那种古建筑的开间，说一个面积，老师马上知道里面要用几套梁柱。”曲吉建才说，现在学院里出来的年轻人，的确很难有他当年在寺庙生活或者在农场的劳作经验，所以即使从著名高校毕业，在理论上有很高造诣，但离真正做项目还有差距。有的人对藏式建筑感兴趣，但是藏语不懂，宗教又不懂。曲吉建才好几年前就开始为藏式古建的人才储备担忧了。更何况这里面还有经济因素——现代建筑是可以拿设计费的，但古建维修在费用方面就少了很多。在设计院的古建所里，工作人员就是两个“80后”、两个“90后”，其他“60后”、“70后”已经纷纷转到现代建筑。某种程度上说，曲吉建才既为自己活佛建筑师的身份骄傲，又觉得有些悲伤，因为很难再有人像他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