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五年甘南行程积攒了近10万字的采访笔记,2011年出版的非虚构文学《甘南纪事》用去五分之二,后续部分写作计划2012年冬天完成,这也将是他的封笔之作。
        作家杨显惠为了《甘南纪事》,断断续续去了甘南藏地五年,从2007年到2011年,每年都去甘南藏地两三次,每次少则一星期,多则半月二十天。五年里,杨显惠以兰州为根据地,多次进入甘南草原,进出藏民的牛毛毡房和榻板房做采访。甘南藏族自治州辖七个县,他跑了六个县,去过的村庄有二十个。五年的甘南行程为他积攒了近10万字的采访笔记,2011年出版的非虚构文学《甘南纪事》只用去了五分之二。他把这当作自己写作生涯的最后一次旅行——66岁的杨显惠做过心脏搭桥手术,他的理想是真实地写出甘南藏民自1950年至今的生活史。
        现在杨显惠在进行他的《甘南纪事》后续部分的写作,计划2012年冬天完成。“后续部分是关于藏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描述。藏民族的传统文化、生活价值观也抵挡不住现代工业化大潮的影响”,杨显惠说,“但他们的宗教生活,对佛教的信仰、对长者的尊重……这些是不变的。”


《甘南纪事》中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扎尕那村

        “我编不了故事”
         《甘南纪事》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扎尕那行政村。扎尕那是藏语音译,石头匣子的意思。这是迭山西端的一道山沟,海拔最低处2900米,顺沟往上走二十公里,就上了山顶,翻过山就是卓尼县县境。四个村庄一溜儿排开坐落在山坡上,背靠白色石灰岩的大山,对面的南山上长满苍绿的松树。有三股山水从村后的三条沟流出来,推动着水磨旋转。山坡上风马旗飘飘。
        扎尕那是甘南州风景最美的地方,也是藏民生活得很艰辛的地方。他们的牧场就在村背后的石头山山顶,在海拔3500米到4500米的区域往东延伸约150公里,最远到达腊子口,一直把迭山走完。有的牧民到牧场去,要翻很多山,走两三天。有些孩子就出生在迭山深处的牧场,直到要上学的时候,父母才把他们送到扎尕那来。
        扎尕那村播种、收割的时候,牧场要抽人回来干活。牧场要搬家(转场)时,家里要抽人到牧场去帮忙。家人把磨好炒熟的青稞面送到牧场去,牧场要把牛羊肉和酥油驮回家来。每个家庭的人一年四季要在迭山的山梁和峡谷里来来去去。
        杨显惠曾经和两位牧民骑马从腊子口穿越迭山,因为下雨和途中休息,十天才走到扎尕那。几条山谷里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头疙瘩,第十天从沟里走出来的时候,三匹马里有一匹走瘸了一条腿。
        “到扎尕那,骑马穿越迭山经常累得腿软,下马时一只脚踩到地上,另一只脚还在马镫上取不下来,总是摔倒。每次都要做伴的藏民抱下马来。”杨显惠说。
        上初中的时候,杨显惠在街头经常看到从甘南到兰州去的藏民,大部分是穿着皮袄的妇女。她们背着孩子、炒面口袋和酥油,去探视亲人。她们不会说汉话,拿着写有亲人地址的信,在街头拦住人问路。
        1980年代,杨显惠看过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何多苓的藏地油画,有了去看看藏地风情的冲动。也是那段时间,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来到杨显惠家,他们促膝长谈三天。
        作家扎西达娃曾约杨显惠以援藏干部的方式去西藏,他可以帮助调动——他父亲当时是拉萨市长。但因为孩子还小,杨显惠不忍心把妻儿抛下。
        2001年,杨显惠应《兰州晚报》的朋友邀请去甘南讲课,他在街边书摊买到一本《甘南州志》,这成了他了解这个地区的指南。
        从兰州到甘南藏地的路上,杨显惠奔波五年,他要真的熟悉藏民:“不了解没有办法写。”他花工夫最多的就是到牧民的牧场,看他们一天的生活,怎么挤牛奶,怎么打酥油,烧牛粪还是烧柴禾,到哪儿砍柴禾,用斧子还是砍刀,砍刀是什么样的,扎一个帐篷用多少根绳子拉起来,地下要钉多少根橛子,门帘什么样,怎么掀开,烟怎么冒出去……
        杨显惠把这些事情看成是小说家的功课。帮助过他的藏民,他会接他们去北京玩,负担往返机票和食宿,当他们的导游,跟年轻的藏民以兄弟相称。
        扎尕那下边的四个村寨,从西往东排列,分别叫达日、代巴、业日和东洼。每次到扎尕那,杨显惠都会住在业日村一位叫根登的老人家里。多次藏地行,他和根登成了好朋友。老人生火烧水,请客人喝酥油茶吃糌粑,为客人和面擀面条,把挂在房顶的一块干肉拿下来泡在水里做菜。他们忙碌的时候,杨显惠会带着摄像机去村外的一片高地,从这里可以看见东洼村,也看见西边高坡上的代巴村和它的寺院。
        通过个人命运呈现甘南藏地的生活变迁,是杨显惠写《甘南纪事》的主题。然而已经出版的《甘南纪事》只是杨显惠甘南行旅浩繁内容的一部分,更多素材还在他的文件箱里。
        “也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钱白花,工夫白费,也可能写不好这本书。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我这一生最后的作品。把甘南藏地的事情弄清楚,以后就再不会这么跑出来了。写一点轻松的文字,或者干脆封笔。”杨显惠说道。


杨显惠

        笨人干的事
        “我生性愚钝,编不了故事,所以采用这种实地采访的写作方式。”杨显惠说,“我认为非虚构文学可以真实地记录历史。它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今天,而在于明天。如果没有非虚构文学,将来人们就会把虚构文学歪曲了的历史当做正史。那样的话,我们这个民族就彻底没有希望了。”杨显惠希望自己的写作对得起良心,他对自己的非虚构写作也很有信心:“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没有人会超越我。并不是说我有多大才华,是因为别人下不了我这工夫。光凭聪明是超不过我的,他需要既聪明又下工夫。作家们不愿意吃这个苦——一个人一个人地去访问,大多是老人,没有显赫的声名,除了尘封的记忆一无所有。写出这样的历史,是笨人干的事。”
        此前杨显惠书写1957年的反右运动,记录1960年代的大饥荒,著作中充满对人间疾苦的同情与思考。文学评论家雷达评述《夹边沟记事》时说:“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不多了,当年的生还者大多已离世,少数幸存者三缄其口。杨显惠把调查得来的故事讲出来,意在翻开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夹边沟是甘肃酒泉一个曾羁押右派犯人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这里关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元月,右派分子被遣返,活下来的有六百人。为了写好《夹边沟记事》,杨显惠每年数次往返于天津和甘肃。他像大海捞针一样搜寻到近百个当事人。除了采访亲历者,还查阅大量资料,进行实地考察。
        《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写作也花去了五年。2002年,回到城市多年的杨显惠又返回当年上山下乡的饮马农场。饮马农场有一群来自定西孤儿院的孤儿当农工。跟这些孤儿谈起当年的饥荒和灾难,大部分人很冷静,可是最后谈到惨烈处还是会哭起来。
        “每一次跟他们谈话,我自己泪流满面。他们讲那些事情,已经超出我去访问他们之前心里的预期。有很多村庄,比如有50户人家,300口人,灾难过去以后剩下百分之五十。”
        这样的调查不仅费力,而且伤神。但这是历史叙事,“你不光要讲出你的看法,对事件的呈现也要有根据。你写出的东西,要让读者信赖就要拿出大量的事实来说话,不能靠着想象虚构或者编造。”杨显惠说,“我想要写出我自己经历的那个时代,我的视力所及,这个历史是什么样的,我就怎么样写。”
        迄今为止,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夹边沟记事》被越来越多的读者关注,《夹边沟记事》被译为英、法、德、意各语种在国外出版,由《夹边沟记事》改编的电影参加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展映。
        早年杨显惠受到的文学影响更多来自俄罗斯文学:“我非常喜欢肖洛霍夫的作品,但是我对肖洛霍夫也不是完全迷信,他的写作在不同阶段表现不同,我喜欢他的《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的作品和普希金的短篇小说我也非常喜欢,它们促使我完成了写作的转型。还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认为中国作家全部作品加起来,其分量不如一部《古拉格群岛》。”


《甘南纪事》中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扎尕那村

        “我编不了故事”
         《甘南纪事》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扎尕那行政村。扎尕那是藏语音译,石头匣子的意思。这是迭山西端的一道山沟,海拔最低处2900米,顺沟往上走二十公里,就上了山顶,翻过山就是卓尼县县境。四个村庄一溜儿排开坐落在山坡上,背靠白色石灰岩的大山,对面的南山上长满苍绿的松树。有三股山水从村后的三条沟流出来,推动着水磨旋转。山坡上风马旗飘飘。
        扎尕那是甘南州风景最美的地方,也是藏民生活得很艰辛的地方。他们的牧场就在村背后的石头山山顶,在海拔3500米到4500米的区域往东延伸约150公里,最远到达腊子口,一直把迭山走完。有的牧民到牧场去,要翻很多山,走两三天。有些孩子就出生在迭山深处的牧场,直到要上学的时候,父母才把他们送到扎尕那来。
        扎尕那村播种、收割的时候,牧场要抽人回来干活。牧场要搬家(转场)时,家里要抽人到牧场去帮忙。家人把磨好炒熟的青稞面送到牧场去,牧场要把牛羊肉和酥油驮回家来。每个家庭的人一年四季要在迭山的山梁和峡谷里来来去去。
        杨显惠曾经和两位牧民骑马从腊子口穿越迭山,因为下雨和途中休息,十天才走到扎尕那。几条山谷里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头疙瘩,第十天从沟里走出来的时候,三匹马里有一匹走瘸了一条腿。
        “到扎尕那,骑马穿越迭山经常累得腿软,下马时一只脚踩到地上,另一只脚还在马镫上取不下来,总是摔倒。每次都要做伴的藏民抱下马来。”杨显惠说。
        上初中的时候,杨显惠在街头经常看到从甘南到兰州去的藏民,大部分是穿着皮袄的妇女。她们背着孩子、炒面口袋和酥油,去探视亲人。她们不会说汉话,拿着写有亲人地址的信,在街头拦住人问路。
        1980年代,杨显惠看过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何多苓的藏地油画,有了去看看藏地风情的冲动。也是那段时间,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来到杨显惠家,他们促膝长谈三天。
        作家扎西达娃曾约杨显惠以援藏干部的方式去西藏,他可以帮助调动——他父亲当时是拉萨市长。但因为孩子还小,杨显惠不忍心把妻儿抛下。
        2001年,杨显惠应《兰州晚报》的朋友邀请去甘南讲课,他在街边书摊买到一本《甘南州志》,这成了他了解这个地区的指南。
        从兰州到甘南藏地的路上,杨显惠奔波五年,他要真的熟悉藏民:“不了解没有办法写。”他花工夫最多的就是到牧民的牧场,看他们一天的生活,怎么挤牛奶,怎么打酥油,烧牛粪还是烧柴禾,到哪儿砍柴禾,用斧子还是砍刀,砍刀是什么样的,扎一个帐篷用多少根绳子拉起来,地下要钉多少根橛子,门帘什么样,怎么掀开,烟怎么冒出去……
        杨显惠把这些事情看成是小说家的功课。帮助过他的藏民,他会接他们去北京玩,负担往返机票和食宿,当他们的导游,跟年轻的藏民以兄弟相称。
        扎尕那下边的四个村寨,从西往东排列,分别叫达日、代巴、业日和东洼。每次到扎尕那,杨显惠都会住在业日村一位叫根登的老人家里。多次藏地行,他和根登成了好朋友。老人生火烧水,请客人喝酥油茶吃糌粑,为客人和面擀面条,把挂在房顶的一块干肉拿下来泡在水里做菜。他们忙碌的时候,杨显惠会带着摄像机去村外的一片高地,从这里可以看见东洼村,也看见西边高坡上的代巴村和它的寺院。
        通过个人命运呈现甘南藏地的生活变迁,是杨显惠写《甘南纪事》的主题。然而已经出版的《甘南纪事》只是杨显惠甘南行旅浩繁内容的一部分,更多素材还在他的文件箱里。
        “也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钱白花,工夫白费,也可能写不好这本书。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我这一生最后的作品。把甘南藏地的事情弄清楚,以后就再不会这么跑出来了。写一点轻松的文字,或者干脆封笔。”杨显惠说道。


杨显惠

        笨人干的事
        “我生性愚钝,编不了故事,所以采用这种实地采访的写作方式。”杨显惠说,“我认为非虚构文学可以真实地记录历史。它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今天,而在于明天。如果没有非虚构文学,将来人们就会把虚构文学歪曲了的历史当做正史。那样的话,我们这个民族就彻底没有希望了。”杨显惠希望自己的写作对得起良心,他对自己的非虚构写作也很有信心:“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没有人会超越我。并不是说我有多大才华,是因为别人下不了我这工夫。光凭聪明是超不过我的,他需要既聪明又下工夫。作家们不愿意吃这个苦——一个人一个人地去访问,大多是老人,没有显赫的声名,除了尘封的记忆一无所有。写出这样的历史,是笨人干的事。”
        此前杨显惠书写1957年的反右运动,记录1960年代的大饥荒,著作中充满对人间疾苦的同情与思考。文学评论家雷达评述《夹边沟记事》时说:“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不多了,当年的生还者大多已离世,少数幸存者三缄其口。杨显惠把调查得来的故事讲出来,意在翻开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夹边沟是甘肃酒泉一个曾羁押右派犯人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这里关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元月,右派分子被遣返,活下来的有六百人。为了写好《夹边沟记事》,杨显惠每年数次往返于天津和甘肃。他像大海捞针一样搜寻到近百个当事人。除了采访亲历者,还查阅大量资料,进行实地考察。
        《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写作也花去了五年。2002年,回到城市多年的杨显惠又返回当年上山下乡的饮马农场。饮马农场有一群来自定西孤儿院的孤儿当农工。跟这些孤儿谈起当年的饥荒和灾难,大部分人很冷静,可是最后谈到惨烈处还是会哭起来。
        “每一次跟他们谈话,我自己泪流满面。他们讲那些事情,已经超出我去访问他们之前心里的预期。有很多村庄,比如有50户人家,300口人,灾难过去以后剩下百分之五十。”
        这样的调查不仅费力,而且伤神。但这是历史叙事,“你不光要讲出你的看法,对事件的呈现也要有根据。你写出的东西,要让读者信赖就要拿出大量的事实来说话,不能靠着想象虚构或者编造。”杨显惠说,“我想要写出我自己经历的那个时代,我的视力所及,这个历史是什么样的,我就怎么样写。”
        迄今为止,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夹边沟记事》被越来越多的读者关注,《夹边沟记事》被译为英、法、德、意各语种在国外出版,由《夹边沟记事》改编的电影参加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展映。
        早年杨显惠受到的文学影响更多来自俄罗斯文学:“我非常喜欢肖洛霍夫的作品,但是我对肖洛霍夫也不是完全迷信,他的写作在不同阶段表现不同,我喜欢他的《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的作品和普希金的短篇小说我也非常喜欢,它们促使我完成了写作的转型。还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认为中国作家全部作品加起来,其分量不如一部《古拉格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