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国家，各民族生活在一定的“区系”地理当中，具有相对独立的文化特性；另一方面，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还存在着跨越边界的迁移、互动、交流和融合，沿着自然地理的通道流动，形成“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和“南岭走廊”等三大民族走廊。这三条民族走廊，在历史上我国境内各民族之间，乃至与国外民族之间的交往过程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在这些走廊里，宗教间相互接触，各民族的宗教文化传统相互融合，形成一个个新的文化复合体。
藏彝走廊包括青藏高原东部南北纵贯的横断山区及其周边地区，高山峡谷相间、岭谷高差悬殊，地势崎岖、地表破碎。生活在其间的民族种类繁多、支系复杂。“两山夹一沟”的山谷地带作为相对独立的人文地理单元，发展出多种自成体系的民风民俗，而民族走廊的连接与流动特性又促成了多元文化共生、共存、叠加和互相借用。
历史上，藏彝走廊多民族互动，形成了许多“融而未合”、“和而不同”的文化现象。这种情况在康巴文化中心区域以东、彝文化区以西的广大地带表现得最为明显，行政区划上包括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砻江及以西地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绵阳市西北、雅安市西南、凉山彝族自治州西北，以及云南省丽江市、迪庆藏族自治州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藏彝走廊宗教文化所面对的是日渐复杂的多元样态，这也是全球化的今天，各地方宗教文化所面对的共同现象。笔者日前在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乡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了极为有趣的现象：在纳西族聚居地方生活的普米族男子，娶了在怒族聚居地方生活的藏族女子，并在怒族村寨举行藏族式婚礼，而门上则贴着汉族的囍字。参加婚礼的人传统上崇奉受藏传佛教影响很深的本土信仰，而现在普遍信奉的却是天主教，念的是用汉字写成的藏语发音的《圣经》。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众多民族迁徙流动、多种文化交汇融合于藏彝走廊这一巨大的褶皱带中，形成了层层叠压的古老而丰富的文化堆积，保留了大量古老而独特的宗教文化形态。藏传佛教的诸多教派，如在西藏地区业已消失的觉囊派，以及在其他藏区已大为衰落的苯教，均在此区域得到完好保存。原生宗教与外来宗教经过长期的融合互动后共生同处，代表不同宗教文化传统的宗教职业者可以围坐在一起举行宗教仪式。生存其中的人们对于宗教文化也具有多种选择。
不过，藏彝走廊各区域中原生性的文化生态正急剧消逝，本土宗教职业者后继无人，祭师数量不足，无法举行传统仪式的情况非常普遍。诚然，某一种民族或是文化传统逐渐转变抑或消亡，在历史上是普遍发生的事实，但是正如意大利藏学家阿德里亚诺·克莱门特在讨论苯教价值时所说的那样，“在我们所处的年代，理解这些具有原生意义的仪轨的价值和意义，意味着开启了了解和认识各种人类原始体验和知识的宽广大门。当代，我们曾亲眼目睹建立在几千年文明基础之上的价值观和文化的消失。当今人类似乎已经忘却，正是人类的那一部分构成了古代人的神话和仪轨的核心。有鉴于此，与古代文化休戚相关的某种文化灭绝的威胁就意味着属于全人类的一种知识的丧失，因为它是我们在全球宗教文化中能看到的初始智慧或全球视角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