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整个白马乡的人都说他是最棒的小伙子，24岁的茨旦吉，身着白、黑、花三色袍裙，头顶鸡翎毡帽，站在楼台上远眺天母湖，英俊的脸上显现出沉着的气度。 “白莫”，这是一种从古时起就被白马藏族人视为精神领袖的身份，到现在尚被保留。尽管“领袖”的意义几乎已削弱殆尽，但“白莫”这一称呼，仍象征着“智慧与学识”。年仅24岁的茨旦吉，已经在这个荣耀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 白马乡距四川平武县城仍有100多公里，山水环绕，林壑幽深。茨旦吉所在的亚者造祖村，坐落在天母湖畔，此湖与九寨、黄龙成一个体系，一年四季变幻五光十色。大自然的恩赐为这里带来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村村通了道路，家家修了新房。 站在平整的村道边，常常能看见年轻的藏族小伙子骑着摩托车绝尘在道路尽头。旅游的显著经济效益为这些年轻人带来了许多新变化，从前与大山内疏远的各种时尚消费品纷纷涌入，他们既跳锅庄，又玩网游，既说藏语，又说“川普”。 但与现代化加速背道而驰的是，包括艺术、习俗等在内的许多白马藏族传统文化正走向消逝。在目前的白马地区，几乎很少有年轻人还记得他们是“东亚大陆最古老的部族”，许多自古流传的歌舞、说唱艺术除了老一辈的白马藏族人还知晓外，已经断代。
“白莫”茨旦吉，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旅游公司文化事业部干事。他正在做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将白马传统文化系统地挖掘、整理出来，并将其流传下去。
“现在还通晓本族传统文化的人，可能只有老一辈了，他们一般都被称作‘活化石’，而我就想成为一个年轻的‘活化石’。”茨旦吉说。 茨旦吉曾经是一名“北漂”，他说，初三毕业那一年，他只想到外面去看看大千世界。茨旦吉在北京干过理发师、厨师、塑钢厂工人，丰富的阅历让他有了为人处世的沉淀。在当时的白马地区，年轻人外出打工是一个好的赚钱出路。“留在这里在当时被认为是没有前途的。”茨旦吉说。 但谷雨——茨旦吉的爷爷不这么认为，他早早地就发现，随着老一辈人的逝去，白马人许多悠久的历史传统正在消亡。谷雨告诉记者：“如果再没有年青一代站出来，恐怕白马族的许多东西都要失传了。”谷雨所言并非夸张，早在2009年，绵阳市对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白马藏族27项文化遗产中，有13项处于濒危状态，比例接近50%，而且还有一些正处于演变之中。
茨旦吉告诉记者，当时在北京打拼的他，并没有太多的纠结，只是感觉到他该回家了，他想去做挖掘、保护传统文化的事。19岁那一年，茨旦吉回到了白马乡。 搜集和整理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世代相传的经书，是极其珍贵的史料，上面记载着白马藏族人许多古老的习俗和事迹。经书上的文字是极为艰深晦涩的古藏文，能看懂的，在整个族群里，也仅有寥寥数人。“这些文字就相当于汉语中的甲骨文，很古老。”茨旦吉说，学习古藏文他很有天赋，寻常人必须学习三五年，而他仅用了一年半便已出师。凭此，他也获得了“白莫”的称号。 困难还不仅来自于繁琐的文献查阅，茨旦吉在最初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包括他的家人。因为像这样年龄的年轻人，已经可以凭本事赚钱。而茨旦吉做着这样的工作，在当时的收入为零。“他们那时都觉得我疯了。”茨旦吉说。 随着“白马王朗”景区的投入运营，茨旦吉被旅游公司看重，招至麾下。这种匹配有一个一举双得的好处：公司为茨旦吉提供必要的资金，茨旦吉负责整理传统文化的文案，交由设计人员设计出文化旅游产品。茨旦吉笑着说：“很多人都觉得这样很棒，因为我可以告诉游客这些产品背后的来龙去脉。” 现目前，提起茨旦吉，白马乡的人们都会竖起大指姆，他已经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尊重。因为族人们已经明白，茨旦吉所从事的工作，不仅是为白马地区打出的旅游形象牌，而且还有可能载入白马文化的史册。
令茨旦吉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白马藏族青年在茨旦吉的影响下开始对白马传统文化感兴趣。这其中包括茨旦吉的“发小”——杨金伟。
“我觉得茨旦吉很酷，我已经拜他为师，准备学习古藏文。”杨金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