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遗珍 书香中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全国巡展的第一站——位于广西南宁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内，参展的173件古籍珍品、160种1000多册图书，静静地躺在展柜里。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展示的，仅是我国30多年来保护、抢救少数民族古籍成果的一个缩影。这些珍贵的典籍，真实地记录了各民族的发展历程，焕发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璀璨光芒。

       1983年6月，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座谈会，拉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序幕。1984年4月，国务院又发出“少数民族古籍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的指示。自此，我国的少数民族古籍事业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如今我国已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民族古籍工作机构，14个民族的古籍保护工作建立了省区协作组织；培养了专兼职工作人员5000余人；先后实施了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重点出版项目“七五”到“十二五”6个五年规划；抢救、整理散藏在民间的少数民族古籍千万余种，公开出版了10万余种。

       当日展厅中悬挂着各省、区、市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的成果展板。前来参展的古籍工作者相互交流、探讨，分享着各地的民族古籍保护的经验。

       “我们目前共收藏3200余册卷古籍，征集整理了彝、傣、瑶族文献古籍500余册卷，是我国西南地区收藏各民族古籍种类最多、原件最多的民族古籍资料库。我们收藏的南部方言彝文古籍堪称全球第一，收藏瑶族古籍居全国首位。”云南省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龙江莉自豪地说。

       “我们古籍办有25名工作人员，来自9个少数民族。‘十二五’期间，我们共搜集抢救了2385部（件）各民族古籍，现存古籍总数达到了6943部（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工作人员伊斯拉木高兴地说。

       在展厅中，记者还了解到，被誉为“民族典籍之冠”的中国民族图书馆，为了收集整理散落在各地民间的民族古籍、丰富馆藏文献，该馆工作人员跋山涉水，四处奔波，共征集水文、藏文、东巴文等11种珍贵民族文献1672册（件）。

       在展览现场，两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为观众展示古籍修复全过程。他们一举一动有条不紊，需要足够的耐心与细心。

       “很多时候，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看似枯燥乏味，但我们的工作充满意义。我们通过发掘抢救的实例，从中体会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快乐和寻找民族文化珍宝的使命感。”宁夏回族自治区社科院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主任雷晓静说。

       从艰难起步到成果丰硕

       在开幕式当天，来自各地的古籍工作者也有了一次深入经验交流的机会。

       说起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发展历程，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办的韦如柱用“一穷二白”来形容：“广西民族古籍工作起步较晚。上世纪80年代以前，全区没有一个科研机构从事少数民族古籍相关的业务，也基本没有少数民族古籍的收藏，家底可以说是一穷二白。”

       30多年来，广西不仅启动了民族古籍数字化工程，积极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广西珍贵古籍名录，抢救搜集少数民族古籍1万多册（件），还先后翻译整理出版少数民族古籍成果800多种，计6000多万字。以民族古籍整理成果打造的“布洛陀文化”“密洛陀文化”“侗族琵琶歌”“仫佬族依饭节”等节庆活动，逐渐成为广西民族文化的知名品牌。

       韦如柱说，面对“从未系统搜集过”“从未系统整理过”的民族古籍现状，他们的办法是：边搜集、边整理、边研究、边总结，优先选择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较高、影响较大、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整理出版，有计划、有重点、开创性地开展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吸引和团结各民族专家、学者和民间艺人积极参与民族古籍工作。

       对于拥有全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的四川省，流散于民间的少数民族古籍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据不完全统计，现存于四川地区的各类少数民族古籍有49万余册（函）。

      在交流会上，四川省民宗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主任龙彦，也分享了他们的工作经验。

       据龙彦介绍，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和四川省民宗委牵头组织下，四川省古籍办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方协助”的模式，在人才和资金各类资源高效整合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十二五”重点出版项目——《藏族古籍经典系列丛书》之《伯东班钦全集》，就是这一探索的重要成果之一。这部涉及文学、医学、佛学等多项内容的藏族历史文化巨著就是四川省古籍办与成都海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作出版的。该书能够在短时间内以高品质出版，充分体现了四川省民族古籍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创新性和开拓性。

       任重道远的“明天”

       然而，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基础薄弱，“救书、救人、救学科”依然是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当务之急。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要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是对古籍整理保护的高要求。”甘肃省民委少语古籍处的扎西卓玛感慨地说。

       云南省民宗委古籍办主任谢沫华坦言，少数民族古籍传承人不断减少，传承水平不断下降，给云南民族古籍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云南现在保存有近千册普米族古籍，但找不到能识读这些古籍的行家。这些古籍正在成为无人能读的‘天书’。”谢沫华说。

       雷晓静也提出了宁夏的工作困境——缺乏汉语言以外的其他文种专业人才。“目前，阿文、波斯文等方面的人才并不少，但因其语言的实用性和国家对外开放的高需求，这方面的人才大多进了经济领域，从事回族古籍文献整理工作的人才十分稀缺，使我区回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长期以来一条腿走路，短板明显。”

       “补短板、改善现状，是今后宁夏回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要急切解决的问题。”雷晓静表示。

       尽管前路依然有不少困难，但与会人员也表示了对未来的信心。

       “我们要借助数字化技术，用电子扫描、复印、照相、缩微等技术对现有民族古籍进行抢救，加强和改进再生性保护，使我省少数民族古籍抢救、整理、出版工作，借助数字化技术迈上一个新的台阶。”青海省民宗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主任马晓琴说。

       “十三五”期间，云南省民族古籍将着重关注边境、跨境民族古籍的征集与抢救，并针对全省8个人口较少民族，组织、协调相关部门与有关专家、学者进行语音收录。

       新疆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建立健全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机制、人才培训机制和资金保障机制，推进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法出台，充分调动广大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促进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