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学术沙龙第九场在111会议室举行。本次沙龙的报告人是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跨界民族研究中心的格藏才让老师，黄博副教授担任主持。我所徐君、罗鸿、玉珠措姆、邹立波、许渊钦等老师出席沙龙并参加讨论。本次沙龙同时吸引了川大、西南民大、西藏大学的众多师生前来聆听。

       格藏才让老师首先介绍了他提出问题的历史背景，即公元842吐蕃赞普朗达玛被刺杀之后，吐蕃走向解体，随之西藏陷入战乱分裂时期，后世史家往往将这段时间称为“黑暗时期（841-978）”。这种表述暗示着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吐蕃社会出现了断裂，吐蕃由部落联盟发展为政教合一的过程因此显得模糊不清。在“灭佛”发生后不久，宗教很快就恢复了活力，在寺庙数量、僧人数量、佛经翻译活动等方面有诸多体现。格藏才让老师认为，上述这样一种关于“宗教复兴”的表述是一种由结果推导原因的追溯式表达，对于认识这一过程的细节存在局限。因此，他的问题是：如果摒弃这种表述逻辑，那么一时期宗教内部个各教派的关系是怎样的？不同的宗教团体之间有怎样的互动？这是他关注的问题。

       格藏才让老师在他这项研究中依靠的史料主要包括王统史和教法史、宗教人物传记等文类，他尤其强调了应将两类文献互为参照，对比使用的价值。

       随后他分地区介绍了宗教复兴前夕西藏的历史状况。在后藏地区主要是出现了几大家族，对当地产生较大影响力，如昆氏家族与拉朵王。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学习密法的热潮。在前藏，卫藏十二贤者自安多求法后影响力得到加强；西部地区，主要是达磨赞普的后代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统治，在拉喇嘛益西沃时期开始弘扬佛教。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总体特征是密法盛行、佛教戒律尚未繁荣。由此，格藏才让老师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即这一时期的密教修行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通过玛尔巴、卓弥译师、热译师和米拉日巴四位宗教人物的经历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社会和宗教上发生的一些转变，也能够看到这些密教修行者在当时的影响。

       紧接着，格藏才让老师介绍了他的研究中主要涉及的三个宗教团体，分别是僧人、居家僧和瑜伽僧，并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区别与互动。

       居家僧这一团体传承了莲花生大师以来的旧密法。每一个村落里有一个居家僧，他们负责执行村落里的集体仪式和家庭仪式。他们不仅能够去除病魔，通达各种神灵，而且主持和参与村落里的各种事端的解决。他们有着村民供养的收入。这也是藏族本土苯教的传统，称做“辛”。他们的密法严格遵守父子血缘传承。

       僧人这一团体是完全经院式的哲学团体。他们恪守佛教戒律，并其视为悟道的最核心因素。僧侣生活在寺院里，几乎独立于世俗世界。其生活主要来源依靠王室所供养的农田。僧侣团体是由于阿底侠尊者入藏后积极推动戒律的影响下才得以形成。他们几乎排斥所有的密法而重戒律。

       瑜伽僧这一团体是介于居家僧和僧人之间的一个群体，起初他们修习一些法术，随后逐渐接触从印度传来的一些正统密法。这类宗教团体掌握仪式技术，对佛法也有独特的深刻的理解，并其付诸于实践。他们中有些人组织了家庭，积累财产。随着他们的教说在俗众间深入传播，其周围吸引了数量可观的修习者。如米拉日巴的修法经历就体现了这样一个过程。

       这一时期，随着西藏经济的复苏，民众的生产生活的思维逻辑和巫术的信仰体系之间的亲和力趋于疏远，与瑜伽僧群体间的亲和力增强。尤其，密法交易成为西藏经济社会层面最大的投资，它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理性化的思维方式。学徒们无不都是用金银来换取密法和法术。就如玛尔巴，卓米译师和仁钦桑波大师，他们赴印度求法时，也携带了数量可观的金子。这种由社会经济改变而触发的社会转变导致了瑜伽僧团体的崛起，也使得僧人、居家僧和瑜伽僧三个群体的互动关系出现了转变。这种转变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在传记中可以发现一种结构性的描述，即嫉妒的居家僧下毒于瑜伽僧，而后者超凡的法力发现其阴谋，对他进行一番残酷的教训。这说明瑜伽僧逐渐成为宗教伦理日常化的担纲者，并通过其宗教活动反作用于社会经济行为。

       对于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格藏才让老师认为这三种类型的身份团体围绕宗教伦理、救赎方法和巫术式的法术而展开的互动，促使宗教戒律成为社会道德基础，并逐渐嵌入与社会，也获得了社会话语权。到萨迦派的始祖昆·贡却杰布（1007-）时，作为贵族子弟他本人加入瑜伽僧的行列，拜卓米译师为师，从此，宗教象征资本与贵族土地开始结合在一起，西藏历史进入新的阶段。

       通过上述分析，格藏才让老师最后总结认为，宗教复兴的内部有着复杂的不同宗教团体之间关系。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复苏，宗教伦理通过瑜伽僧活动，开始进一步深入到民众间，使之成为宗教伦理日常化的担纲者。在这过程中，宗教象征资本居家僧转入到瑜伽僧身上。他们在俗民中间传播了宗教戒律，对其社会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因此，宗教伦理的发展在西藏社会历史的进程中有着与土地同样重要的意义。

       沙龙主讲结束之后，黄博副教授首先进行了总结和评议。他由自己研究的西藏西部古格地区佛教在后弘期未能取得突破发展这一现象切入，认为格藏才让老师的研究十分重要。从文化和宗教的角度来讲，瑜伽僧群体的兴起是这一时期西藏宗教社会变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这一群体在佛教后弘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种不同宗教团体社会地位的升降的现象不惟西藏独有，汉地也有类似情况。因此，格藏才让老师的的研究还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随后，在场老师分别以不同角度对报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徐君教授认为这一研究很有意义，尤其是现代藏传佛教僧人入寺之后，依然从原生家庭获得资助，僧人也要反哺家庭。这种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或许与报告中涉及的后弘期僧人群体的转变存在关联，但人需要进一步研究以证实。许渊钦老师认为，从宗教教义的角度来说居家僧、瑜伽僧和在寺僧人这三个概念各有特点，这三个群体的定型也有更复杂的过程，因此文章在使用这三个概念时需要做详细定义和讨论。这一意见将沙龙的讨论环节推向高潮，并引发了关于行文中如何使用特定概念、对于宗教学的解释如何使用等问题。此外，玉珠措姆副教授、邹立波副教授分别从行文表述、史料解读、经济因素与宗教团体变迁之间的关系等环节提出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