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蒙古、新疆北部、青藏高原到中南半岛的缅甸、暹罗、柬埔寨和老挝,佛教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形成了一道环绕中国西、北、南三面的“佛教长城”。这道“长城”遏制住了伊斯兰教的东扩,从而使得中国避免了印度的命运,也使得日本、朝鲜和越南避免了南洋群岛的命运。

       在今天世界的宗教版图上,佛教徒仅占世界人口的7%,远逊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信徒人数。但是在历史上,佛教曾经拥有非常辉煌的时光,是东亚世界上信奉人数最多的宗教,至今仍然是东亚世界的主要宗教之一。不过,与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相比,佛教可谓多灾多难,其演变过程充满了曲折和苦难。

敦煌莫高窟佛像

       佛教的初传

       佛教于公元前6—前5世纪在印度创立后,在孔雀王朝时期达到鼎盛。当时的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广建佛塔,刻敕令和教谕于摩崖和石柱,从此遍传南亚次大陆的很多地区。同时又派传教士到周围地区传教,东至缅甸,南至锡兰(今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等地,使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佛教向亚洲各地传播,大致可分为两条路线:南向最先传入锡兰,又由锡兰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北传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佛教的南线传播

       在印度本土,佛教在阿育王时代之后逐渐衰落。尔后在大夏王弥兰陀和月支王迦腻色迦的护持之下,再度盛行一时。其后又逐渐衰落。到戒日王、佛陀笈多王和嘉增王统治印度的时代,又得复兴,盛极一时。后来到了婆罗王朝,佛教一度大兴,以后即一蹶不振。随着印度教的兴盛,佛教日益式微。到了公元13世纪,佛教基本上在印度消失,但是在印度周围地区,佛教的命运却很不相同。

       佛教很早就通过锡兰传入东南亚地区,几乎和婆罗门教同时。但早期佛教在大部分地区的影响力不及婆罗门/印度教,而且也是兴衰起伏,命途多舛。

       锡兰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基地,阿育王曾派他的儿子摩哂陀去锡兰传授佛教。公元前1世纪,锡兰出现了两个佛教派别:大寺派和无畏山寺派。大寺派被认为是南传佛教的正统派。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的佛教都承受锡兰大寺派的法统。

       锡兰虽是南传佛教起源地,但是到了11世纪初,南印度的朱罗人侵入,统治锡兰达53年之久。统治者大力提倡婆罗门教,打压佛教。到了毗舍取婆诃一世(1055—1114年在位)复国时,佛教在锡兰已经衰微。毗舍取婆诃一世遣使缅甸,邀请缅甸孟族僧团至斯国弘扬佛法及传授比丘戒法。到了12世纪下半叶,波洛罗摩婆诃一世协助佛教推行改革,促使大寺、无畏山寺、祗园寺三派团结,虽未能完全达成,但从此大寺派势力日盛。在波洛罗摩婆诃及其继承人治下,佛教得到极大的繁盛,吸引很多东南亚比丘至锡兰受戒及求学,使锡兰大寺派传到缅甸和泰国等地。后来锡兰佛教再度衰微,又从缅甸和泰国引进教团。

       在中南半岛,公元2世纪时已有小乘佛教出现于今泰国南部地区。到了5世纪,佛教在缅甸中部旧勃朗(Old Prome)也已存在。从公元6—11世纪,孟族人建立在包括今日泰国及下缅甸的大部分的堕罗钵底(Dvaravati)国,并接受了小乘佛教。尔后通过与孟族人的接触,小乘佛教也传入了中南半岛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泰国佛像

       佛教由锡兰传入缅甸约在公元4—5世纪。在此之前已有婆罗门教传入,稍后佛教由孟加拉、奥里萨等地传入。最初传入缅甸的佛教是上座部佛教,10世纪以后,大乘佛教及密教也陆续传入。1044年,阿奴律陀统一全国,建都蒲甘,建立缅甸最早的统一王朝——蒲甘王朝(1044—1287)。他奉大寺派佛教为国教,在蒲甘修建了瑞德宫佛塔,历经两代才完工。1057年,蒲甘王朝征服了打端,请回比丘、三藏圣典、佛舍利、宝物等,又由高僧阿罗汉(Arhan)领导改革僧团,虔诚信仰上座部佛教,原先的大乘佛教、密教、婆罗门教逐渐消失。在蒲甘佛教的全盛时期,上缅甸共有13000多座塔与僧院。12世纪时,缅甸的僧团分裂为锡兰宗派与原有的缅甸宗派。锡兰宗派不久更分为尸婆利、多摩陵陀、阿难陀等三个僧团。虽然分裂,各派仍极力弘扬佛法,所以佛教仍十分兴盛。锡兰国王毘舍耶婆诃一世曾遣使到缅甸,求赐三藏,请派僧团,一时缅甸成为南传佛教的中心。以后历代王朝都保护佛教。

       佛教在5—6世纪时传入扶南(今柬埔寨)。6世纪扶南改称真腊,宗教信仰为大小乘佛教和印度教同时存在,这明显地反映在宗教仪式和9—12世纪吴哥城的许多宫殿建筑上。达朗因陀罗跋摩二世(Dharanindravarman Ⅱ)倾向于大乘佛教,转变了王室的宗教信仰。1181年,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Ⅶ)被拥立为王,为吴哥王朝最强盛时代。阇耶跋摩七世在位四十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的两位王妃也都是热心的佛教徒。他以极高大力建筑佛寺,使大乘佛教普及盛行,佛教获得迅速的发展。阇耶跋摩七世在约1219年死,死后谥号“伟大最高的佛教徒”。但在他的统治下,婆罗门教并未受到歧视,婆罗门教僧侣依然在宫廷任职。中国旅行家周达观一行在1296年抵达真腊,停留大约十一个月,写了《真腊风土记》一书,是今天研究柬埔寨中古史最珍贵的资料。从这本书的记载可以看到,当时柬埔寨的宗教以婆罗门教及佛教为主,而佛教更为深入民间农村,而且佛教可能已从大乘佛教信仰转变为南传佛教信仰。

       佛教传入泰国过程颇为曲折。8世纪时,南洋群岛的室利佛逝王朝国势强盛,信仰大乘佛教,传教士越海传教至马来亚、泰境南部、柬埔寨等地。9—12世纪,柬埔寨安哥王朝兴盛,信仰婆罗门教及大乘佛教,势力伸展至泰境的罗斛、素可泰、披迈等地。到了1044年,缅甸蒲甘王朝兴起,热心推行上座部佛教。泰族人在泰境北方建立兰那和兰沧两个小国,因受蒲甘佛教的影响,信仰上座部佛教。后来兰沧一系向泰境东北发展,就成了以后的老挝。素可泰王朝(1257—1436)建立后,大力提倡弘扬锡兰佛教,特别是第三代坤蓝甘亨王(1277—1317),他致力于与锡兰通好,选派比丘或比丘前往锡兰求戒和学习,回国后成立僧团,精研三藏。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上座部佛教在泰国取得统治地位。

       在老挝,明确记载有佛教信仰是在14世纪后期法昂王创建南掌国之后。法昂王幼年曾追随父亲流亡高棉,受到摩诃波沙曼多长老教养。他的王后是高棉王之女,是虔诚的佛教徒,法昂王受她影响,于是恭请高僧、铸造佛像、建立波沙曼寺,普通民众也逐渐转信佛教。

       在南洋群岛,佛教从公元5世纪起开始传入苏门答腊、爪哇、巴利等地。据中国高僧义净的记述,7世纪中叶印度尼西亚诸岛小乘佛教盛行,以后诸王朝都信仰大乘佛教与印度教,直至15世纪。

       简单说来,在15世纪之前,佛教虽然已经传到东南亚上千年,但是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仅只限于少数地区,也没有像婆罗门/印度教那样成为上层社会普遍接受的宗教,在普通大众中更没有广泛的基础,因此常常兴衰不一,在许多时候成为婆罗门/印度教的附庸。

玛哈泰寺“树抱佛”

       佛教的北线传播

       在北面,佛教的传播顺利得多,也成功得多。公元前3世纪,在阿育王的大力弘扬下,佛教从印度北部传播到犍陀罗和克什米尔。两百年以后,佛教从犍陀罗传入大夏,从克什米尔传入于阗,同时也从克什米尔传到吉尔吉特,从印度北部传到现在巴基斯坦的南部,并穿过伊朗东部传到安息。公元1世纪时,佛教从大夏向东传到粟特,并沿着塔里木盆地南缘进一步传播,传到喀什、楼兰。2世纪时,佛教势力达到塔里木盆地北缘,传到库车和吐鲁番。在西面,佛教于公元1世纪传到了中亚大国贵霜帝国,并迅速传播。贵霜国王迦腻色伽一世大力弘扬佛教,修建了富楼沙的大讲经堂,把胁尊者、世友、众护、马鸣等一批出色的佛教学者招到自己身边,并在胁尊者的提议下召开了佛教高僧大会,对经、律、论三藏重新作出了解释。贵霜帝国一时成为了佛教中心。贵霜在其鼎盛时期(105—250)疆域从今日的塔吉克绵延至里海、阿富汗及恒河流域,在国王迦腻色伽一世和其承继者统治之下达至鼎盛,被认为是与汉朝、罗马、安息并列的亚欧四大强国之一。由于贵霜帝国国土广大,又是扼丝绸之路的要冲,与中国有密切商业来往,佛教也由此传入中国。

       之后,佛教也被中亚和北亚突厥语系诸民族接受。他们建立的柔然汗国,从5世纪初起,统治着以蒙古为中心、从库车到朝鲜边境的辽阔地域。柔然人信仰一种于阗式和吐火罗式混合的佛教。公元551年,柔然汗国被其统治下的突厥人推翻。新建立的突厥汗国很快又分裂成东、西两部分。东突厥汗国统治着蒙古,信奉当地的柔然佛教,并添加了汉文化的因素。西突厥汗国则信奉中亚的佛教。在西突厥汗国,佛教十分兴盛。高僧玄奘描述了西突厥统治下的喀什和大夏佛教寺院的兴旺情况。在喀什,寺院成百,僧侣数万;在大夏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夏的最大的寺院是位于该国主要城市巴里黑的纳缚僧伽蓝。该寺院是整个中亚的佛学高级研修中心,在大夏和安息都有其附属的寺院,与于阗的关系尤为特殊,向于阗派出众多僧侣。于阗先前信奉小乘佛教,5世纪始传大乘佛教,在5—8世纪期间成为佛教文化的一大中心,对于佛教的东传影响颇大。高僧法显于东晋隆安五年(401)到了于阗,见这里的人民尽都信奉佛教,有僧众数万人,多学大乘。到了唐代,玄奘来到于阗,也说此国人知礼仪,崇尚佛法,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都研习大乘佛教。位于吐鲁番地区的高昌也是一个佛教重镇。9世纪中叶回鹘(即回纥)西迁,有一支进入吐鲁番地区,建立了高昌回鹘国。这些回鹘人原来信仰摩尼教,到了这里后与当地居民融合,改信当地流行已久的佛教,创造了优秀的高昌回鹘佛教文化,历经数百年而未衰。高昌、龟兹和于阗并称我国西域三大佛教重镇。

高昌壁画

        因此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佛教是中亚地区最重要的宗教,特别是在大夏、克什米尔和塔里木盆地。在犍陀罗和蒙古地区,佛教也受到欢迎,但尚未植根于普通民众之中,而在吐蕃地区则只是刚被引进。在中亚、吐蕃这些地区,佛教并不是唯一的宗教,除了佛教外还有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印度教、聂斯托里派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萨满教以及其他土生土长的信仰体系,各种宗教信仰大体上都和平共处。

       佛教也从印度向北传入西藏。佛教未传入前,西藏居民信奉苯教(又称苯波教,俗称黑教),是植根于西藏的一种巫教。公元4世纪中叶藏王拉托托日年赞时期,西藏开始出现佛教。到了791年,藏王赤松德赞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禁止苯教流传。但是到了9世纪中叶,佛教受到严重打击。836年,信奉苯教的贵族在发动政变,刺杀赤祖德赞,拥立其兄朗达磨为王,朗达磨在位期间展开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封闭佛寺,涂抹壁画,焚烧经典,迫害僧侣。这次灭佛行动给西藏佛教带来严重的打击,史称“朗达磨法难”,成为西藏佛教史中的“黑暗时代”,也结束了西藏佛教的“前弘期”。到了978年,佛教重新传入西藏,进入了西藏佛教的后弘期。自此以后,佛教在西藏的统治地位确定了。而在此同时,佛教在印度屡遭变乱,特别是1203年穆斯林入侵时,印度佛教各大寺庙都被毁坏,很多印度佛教学者纷纷前往西藏取经,可见西藏已成为佛教的新的中心。元朝建立后,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获得了朝廷的尊重,萨迦派法师八思巴被忽必烈奉为国师(后升为帝师),赐玉印,任中原法王,命统天下佛教,并兼任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使来管理吐蕃事务。这标志着佛教在西藏已经成为主要宗教。

        佛教的扩张

       到了15—17世纪,伊斯兰教的第二次东扩浪潮席卷了东亚世界的西部和南部地区。这一历史事件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文化版图。如果不是出现另外一个变化的话,中国乃至东亚世界东部地区的历史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个变化就是佛教的复兴,或者用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的话来说,就是“在16、17世纪,佛教也经历了有限的扩张的过程”。这个复兴(或者有限的扩张),也分为南北两部分。

日本镰仓大佛

       佛教的北线扩张

       早在公元7世纪的印度,随着印度教的复兴,佛教修行者吸收了印度教的一些修行方式(例如念咒语、比手印等简单而易学的方式),形成了密宗。密宗的教义也略有改变,自认比大小乘佛学更进步,自称真言乘。这是印度佛教的最后一种重要形态。

       密宗兴起后,很快进入了西藏。在8世纪,藏王赤松德赞把密宗上师洛本贝玛从印度请到西藏来。洛本贝玛后来被尊为莲花生大士,成了西藏佛教的开宗教主,其宗派为宁玛派,由于该派的僧人都戴红色僧帽,所以也被称为红教。到了11世纪,密勒日巴大师创建了一个新的宗派——噶玛噶举派,被称为白教,成为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个派别,也是藏传佛教中第一个采取活佛转世制度的宗派。到了14世纪,宗喀巴大师发起了宗教改革,认为先前的作法有失佛教皇旨,生活易于胡作乱为。于是他建立新宗派——格鲁派,即黄教。他强调戒律,提倡苦行,不娶妻、禁饮酒、戒杀生;在教义上必先学习显宗,尤其是大乘各法,然后才能进入密宗的学习。由于宗喀巴的改革,西藏密宗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藏传佛教皇派。今天所说的藏传佛教,主要就是指这个教派。

       明朝永乐五年(1407),明成祖册封噶玛噶举派第五世法王得银协巴(哈立麻)为大宝法王。噶举派势力逐渐抬头,大宝法王这个封号至今一直被噶玛噶举派历代法王所专用。1415年,藏王根敦朱巴拜宗喀巴为师。1419年宗喀巴圆寂,1474年藏王根敦朱巴圆寂。藏王根敦朱巴圆寂后,要找新的继承人,采取了寻找转世灵童的方式。于是藏王根敦朱巴成了达赖一世,新藏王成了达赖二世。因此黄教在西藏的地位日益提高。

       蒙古人先前信奉萨满教,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建立蒙古汗国时,萨满教发展到兴盛的顶峰。忽必烈统一中国建立元朝后,藏传佛教进入蒙古宫廷,从忽必烈的个人信仰,很快变成蒙古王室的共同信仰。1260年,忽必烈当了蒙古大汗,封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忽必烈迁都北京,设置总制院管辖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任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管总制院,八思巴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

       然而佛教传入蒙古后,广大蒙古百姓并没有皈依佛门。佛教在普通蒙古人的宗教生活中影响有限,他们主要还是遵循当地习俗与萨满规范。元朝覆亡,蒙古汗廷北撤塞外后,在蒙古民间具有深厚传统的萨满教复兴,佛教一度在蒙古社会中销声匿迹。到了16世纪后期,经过宗喀巴改革过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再度传入蒙古,开始了第二次弘传。在这次弘传中,两个人起了关键性作用,即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和俺答汗。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是成吉思汗第十九代孙,也是俺答汗的侄孙。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率兵远征土伯特,在锡里木济之三河交汇地方,派使者致信于藏族宗教首领,说:“你们要是归降于我,我们就共同信仰你们的宗教,不然的话,我就加兵于你们。”藏族宗教首领归降他后,他把其中三位带回蒙古,并奉他们为师,学习藏、汉文佛经,在藏族宗师的教习下,他掌握了藏文,成为了通晓蒙古、畏兀儿、藏、汉多种文字的人才。他与俺答汗关系密切,多次劝说俺答汗接受藏传佛教。因此清初成书的《蒙古源流》说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是第一位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皇族。

云岗石窟

       俺答汗(1507—1582),亦称阿勒坦汗、索多汗,他皈依藏传佛教后又称格根汗,明人称为阿不孩、俺滩、谙达等。他是蒙古土特部首领,皈依藏传佛教后,在他的影响下,蒙古各部汗王相继皈依藏传佛教,促使藏传佛教再次传入蒙古地区。万历六年(1578),俺答汗以高规格礼节与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察卜齐雅勒会晤,史称“仰华寺会晤”。俺答汗亲自主持了这次会晤,蒙、藏、维、汉等各族十万多人与会。在会见仪式上,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代表蒙古向索南嘉措一行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并在大会上接受了索南嘉措给予的封号。宴会上,俺答汗烧毁其供养的“翁衮”像,从此取缔了蒙古人长期信仰的“翁衮”偶像。他还下令了在蒙古地区传播藏传佛教格鲁派、修建召庙、翻译佛经、颁行戒律、禁止萨满教、取缔殉葬制度,采取行政手段禁绝萨满教,使得萨满教急剧衰落。到了万历八年(1580),俺答汗病重弥留之际,土默特部分贵族对藏传佛教产生了怀疑,甚至要毁经灭教。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得到消息后,从鄂尔多斯赶来,协助俺答汗把诸首领和官员召集起来,给他们讲经教的好处,制定法规,让他们发誓遵守法规,不毁经灭教。在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的大力协助下,这场风波最终得以平息。到了17世纪中期,大漠南北的大部分蒙古人已信仰藏传佛教。

       俺答汗决定接受藏传佛教的决定,对中国意义非常重大。范文澜先生在谈到唐代吐蕃兴起、占领西域时说:“这个新形势,从长远处看,吐蕃阻止武力传教的大食东侵,使汉族文化免于大破坏,又为后来回纥西迁,定居在天山南北作了准备,对中国历史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他的这个论断,对于明代中国更是贴切。

       佛教的南线扩张

       在南方,佛教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缅甸蒲甘王朝没落后,政权转移到北方的掸族人手中,此后缅甸陷于分裂达二百余年。不论北方的阿瓦王朝,还是南方的庇古王朝,都重视弘扬佛教。但是由于孟族僧团和锡兰系僧团互相对立,影响了佛教在缅甸的传播。到了达磨悉提王(1473—1492)当政时,进行佛教改革,选派僧众至锡兰在大寺重受比丘戒,回国后依锡兰大寺制度,规定比丘重新受戒,不合法的命令舍戒还俗,至此缅甸三百多年僧团的分裂,重归统一。到了16世纪,东吁王朝(1531—1752)兴起,成为东南亚强国,佛教也得到更大发展。

千佛之国缅甸

       在今日的泰国地区,在大城王朝以前处于堕罗钵底、室利佛逝、罗斛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堕罗钵底人民信仰的是最早传入的小乘上座部佛教;室利佛逝因受到爪哇的势力影响,人民大多信仰大乘佛教,但也有少数人信仰原有上座部佛教和婆罗门教;罗斛国则信奉印度教和采用佛教礼仪中的一些习俗。1350年,拉玛铁波底(乌通王)建立大城王朝后,进行了佛教改革,派遣使节到锡兰迎来僧人,整顿僧伽组织。自此,大城王朝(1350—1766)、吞武里王朝(1767—1783)、曼谷王朝(1782—至今)都以南传上座部佛教为唯一的信仰。1408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到达暹罗国。随从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说:暹罗国“崇信释教,国人为僧为尼者极多,僧尼服色与中国颇同,亦住庵观,持斋受戒”。14世纪中叶后,柬埔寨成为泰国的属国,上座部佛教随之传入。以后,老挝又从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

       由于缅甸和暹罗是中南半岛上的强国,在它们的扩张中,佛教也得到发展,形成了中南半岛的佛教文化圈,从而在中国的南方遏制了伊斯兰教的东进。

吴哥窟的佛像

       这样,从蒙古、新疆北部、青藏高原到中南半岛的缅甸、暹罗、柬埔寨和老挝,佛教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形成了一道环绕中国西、北、南三面的“佛教长城”。这道“长城”遏制住了伊斯兰教的东扩,从而使得中国避免了印度的命运,也使得日本、朝鲜和越南避免了南洋群岛的命运。因此对于中国以及东亚世界东部地区来说,这道“佛教长城”的出现,具有非常重大意义。

       (作者:李伯重,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经济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