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活佛
“当前藏传佛教在汉地的广泛传播，主要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当时内地宗教市场空白，很容易传法，城市里的白领、企业主容易相信这些。”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曾传辉教授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摩个顶就要600到1000元。”
而汉地的经济较藏区发达，能给藏传佛教的僧侣和寺庙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这也是推动藏族活佛来汉地传教的一大原因。
阿明则认为，除了信仰真空和经济因素外，语言障碍也是促成藏传佛教在汉地大发展的原因之-。“语言障碍会导致神秘化，人们倾向于相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民族学者袁坤（化名）从小生长于藏区，在民族学和宗教学方面都有所研究。他告诉记者，“佛”这个词，原本是指“觉悟了的人，，其本质是人，而不是神。至于现在常用于称呼活佛的“仁波切”一词，则是指“人中之宝，即人中的觉悟者”。
“‘活佛’本身就是汉语的一个词。”袁坤说。在藏传佛教中，并不存在表达“活佛”这个含义的词汇。因为，在藏传佛教的体系中，佛是超越生死的。在藏语中，一般用“珠古”（音）来表达汉语中对应的“活佛”这个词，而“珠古”的意思是“化身”。
对于汉族的信众而言，“活佛”一词显得至高无上，不仅代表了高端的佛法修为，且充满了不可知的神秘力量。然而在藏区，人们却并不这样想。“藏族人其实很实在，”阿明告诉记者，“相较于汉人，藏人没有语言障碍，对当地的寺院和活佛的情况也较为熟悉。同时，即便是一个真的活佛，但如果不能起到一个活佛的作用，如讲经说法或诵经超度，名气再大藏民也会不买账的。”
曾传辉也认为，藏区的信众是有辨识力的，因此很多做慈善的活佛会受到欢迎，而行为不检的活佛则会失去信众。
藏族网友扬卡洛夫甚至在网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痛殴隔壁家的活佛》，颇具代表性地说明了藏族民众对待活佛的态度。文章叙述了住在扬卡洛夫家隔壁的一位活佛，由于口出恶语并动手打人，而遭扬卡洛夫一家围殴的故事。
在藏族民众的眼中，“活佛”的称号只能说明一个人前世的修行成就，仅此而已。至于今生如何，则要看他的具体行为。
活佛被认证之后，也并不代表其具备佛学修为。转世灵童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发现，送入寺庙，由佛学水平很高的经师或高僧进行严苛的教育。
塔尔寺的唐让嘉瓦活佛就经历过这样严苛的教育。他10岁出家，13岁时被认定为转世活佛，如今他已经34岁了，仍处于学习的阶段。“在寺庙里每天基本没有几个小时的休息，日复一日这样生活，特别严格。”唐让嘉瓦活佛告诉记者。
整个学制往往长达二三十年，在学成之后，活佛会来到藏区的大寺庙，参加格西考试。“在长达数日的考试中，活佛必须在几百个高僧面前，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然后才能被授予格西学位。”袁坤告诉记者，“格西是对佛学造诣的确认，没有造诣的活佛是无法服众的。因此，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与几百个高僧辩经，而不出现漏洞和破绽。”
假活佛比真活佛更有市场
“我揭露的很多骗子现在还有很多弟子，根本不可能彻底剪除他的行骗事业。”阿明无奈地说，“最多歇一阵子，换一个法号，然后继续骗人。”
至于为什么假活佛会比真活佛更有市场，不同的人各有自己的看法。
“因为信众不专业和有所求”，这是佛教徒阿明的看法。“为什么骗子会比真正的活佛吃的开，他满足人的虚荣心嘛。他见了你就说，‘你还记得你前世吗？你前世是我的弟子啊。’人们在心理上总希望抬高自己，他说你前世是个修行人，人们就乐于接受。试想一下，如果他说你的前世是一条狗呢？”
研究藏传佛教的袁坤也同意“有所求”是促使信众上当的一大原因。袁坤曾亲眼见过，一群老板跪在一个假活佛的面前，请求加持消业。“他们的钱财可能不太干净，假活佛就拿出一套因果报应来，对方就害怕了。这时候假活佛再说自己可以加持消业，对方就很容易相信”。袁坤说，“德高望重的僧侣也会做消业，但是那是让信众自己忏悔、修行，劝他做好事，甚至劝他去自首的，而不是鼓励他继续做坏事，骗子的伎俩则类似中世纪欧洲教廷兜售的‘赎罪券’。”
除此之外，袁坤还认为，政府对于宗教活动的管理也影响了藏传佛教的传播环境。“真正藏传佛教的大师，在自己的家乡举办一个万人或者几千人的法会，都很难被允许，更不用说来到汉地传法了。结果导致什么样的人从藏地跑出来传法了呢？很多都是被寺庙赶出来的人。”袁坤相信，宗教应该像市场一样，实行自由竞争，这样正常的佛法才会得到更好的传播，当人们的佛法常识得到普及之后，假活佛就难以容身了。
致力于网络打假的吴龙飞表示，藏传佛教中的一些理论容易被骗子利用。“比如说违背上师要下金刚地狱。藏传佛教骗子特别擅长诈骗的方式是，他以上师的身份忽悠了一帮人，给你灌顶，最后就算知道他是骗子，弟子也不敢去揭露他，因为怕堕金刚地狱。”
塔尔寺的活佛唐让嘉瓦告诉记者，假活佛泛滥首先需要国家有成熟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其次，信众不应盲目崇拜“活佛”；此外，寺庙对本寺僧侣的管理也应加强。
而无神论者刘宁的回答则最为简单：“最简单的避免方法就是不要信任任何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