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凉州,现称武威,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武威市,地处河西走廊东端,辖凉州区、民勤县、古浪县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土地面积3.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93.11万人。凉州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相互间长期的交流、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具有多元文化特征和地方特色的凉州历史与文化。

凉州是佛教传人中国较早且发展迅速的地区,也是佛教东传的枢纽和藏传佛教在西北地区的传播中心。有深厚的佛教渊源和基础,其中藏传佛教在凉州地区的影响尤为深远。自公元8世纪下半叶吐蕃进入河西以来,藏传佛教文化在凉州大地传承不断。元朝时,藏传佛教受到蒙古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萨班与阔端"凉州会谈"的成功,既得益于凉州深厚的藏传佛教基础,同时,又极大地促进了凉州藏传佛教的发展。现存的宋、元、明、清时期的文献典籍、佛教寺院、石窟壁画和绘画作品中,藏传佛教的影响极为深刻。

日前,从凉州古城传来消息,在该市博物馆曾经尘封已久、无人识得的一批历史遗存藏文典籍,经有关专家数月时间的仔细研究和鉴定,于近日得到确认,这批藏文典籍中有大量罕见的吐蕃时期的珍贵经典,还有部分吐蕃时期的木牍和大量明之前的典籍。属国内古籍整理和藏学领域的重大发现。获悉这一消息后,记者迅即对此进行了采访。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2004年下半年以来,武威市文化局、文物局抽调专业人员,开始对一批在武威市博物馆搁置多年的藏文典籍进行系统整理。2005年初,武威市政府又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凉州藏文典籍抢救保护问题。聘请多识教授等三位藏学专家为顾问,借西北民族大学实习生力量,集中时间,集中人力,对各类藏文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整理后的典籍经专家们仔细翻阅,查阅对照相关藏汉文史料,对其传承渊源、内容、版本、数量、产生年代、文物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于近日写出了鉴定报告。专家共同认为,凉州藏文典籍的历史可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吐蕃历史文献、西藏萨迦寺珍藏的大量藏文典籍相媲美,年代之久远,数量之多,书写用料之昂贵在国内实属罕见,具有重大文物考古价值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出自凉州,藏地罕见

据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译审、凉州藏文典籍研究课题组负责人苏得华(藏族)介绍,经专家考证,这批藏文典籍以《大藏经》为主,间有吐蕃木牍和吐蕃写经。《大藏经》共计409函,吐蕃写经4件,吐蕃木牍4块,丝织品藏文祈愿颂词1件,特殊版本的藏文抄经16页(双面)。手抄本《莲花生大师本生传》1部。《大藏经》基本属于《甘珠尔》部,也有少量《丹珠尔》部。根据函数和纸张格式,约在3套以上、5300多部、10万余页、8000多万字,98%属手抄本。所选用的纸张是历史上产于甘肃临洮的上等优质藏纸,装裱十分考究。据载,因为临洮的木材质优,吐蕃时期在临洮建造的藏纸造纸厂是吐蕃四大造纸厂之一,专供抄写佛经所用。凉州的这些藏文典籍,既有蓝边黑底的,也有灰边黑底的,质地柔软光滑,书写部分加有防虫、防腐剂。主要采用金、银、珍珠、珊瑚、海螺等贵重物品,研磨成汁,精工抄写。另有少数几部经籍更是在上等墨汁中加入金粉、麝香、紫檀粉等贵重物品抄写而成。这些典籍虽经历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但字迹仍然新鲜如初。大多数佛经的封面上都绘制有精美的佛像,在《贤劫经》每页的中心位置绘有千佛,最后一页绘有四大天王像。有些佛经的扉页上还绘有藏王松赞干布、牟尼赞布的画像。从佛像的造型艺术上看,多属藏传佛教宁玛巴和噶当巴传承。其中《甘珠尔》以《般若》部起首,因残缺,《总目录》只有6页,属于西藏纳唐版《旁唐目录》。这些典籍的年代之久远及其抄经原料之珍贵丰富,在藏地亦不多见。另外,有4函铜刻朱印本《大藏经》,是明永乐年间在北京铜刻的赤字版。5页题记中注明抄经的时间、地点、供养人姓名等。特殊版本的几张抄经所选用的纸张是非常稀有的棉花纸。

另据专家确认,凉州藏文典籍大都属于当地信教群众捐资抄写。《大藏经》的题跋中明确记载:抄写佛经的善业功德完成于"凉州赛姜"(即金凉州)的"甘珠尔宝殿"。这说明凉州藏文典籍出自本地,而非来自外地。同时在供养人名字前冠有部落名称,如丹玛、宁布秀、琼察、强萨、洛巴等,均为凉州六谷藏族部落名称。

上溯吐蕃,横跨数代

据凉州藏文典籍研究课题组学术顾问、西北民大教授更登三木旦介绍,凉州的这批藏文典籍,历经数代,有着藏文厘定的脉络可稽。从吐蕃王朝第三十三代藏王松赞干布(617-698)到第三十八代藏王赤松德赞(755-845)执政以前,吐蕃所使用的文字是真正意义上的古藏文。凉州藏文典籍中的吐蕃早期写经和木牍的文字都是古藏文,是未经厘定的藏文,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献资料一样,非常珍贵,在西藏本土都很难见到。

藏王赤松德赞执政以后,为了改进藏文,命噶、焦、湘三位译师厘定藏文,统一佛学名词等,这是藏文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厘定。到了第四十代藏王赤祖德赞(866-901)执政时期,对藏文又一次进行了改进和厘定,凉州藏文典籍中的《大藏经》所使用的文字就是第二次厘定之后的藏文规范字,这个时代特征是非常明鲜的,最起码都是以这个时代的写本为抄经底本,距今已有千余年历史。

吐蕃王朝分裂后,末代藏王朗达玛之子奥松在阿里地区建立了古格王朝,古格王益西奥执政时期,命大译师仁青桑布(958-1055)对藏文进行了最后一次厘定。藏文经过三次厘定,更加完善,表述更为准确。凉州藏文典籍中的铜刻朱印本就是第三次厘定后的藏文,跟现代藏文没有太大区别。遗存于凉州的铜刻朱印本《大藏经》虽然仅有四函,但研究价值亦非常大,因为它是明朝万历年间在北京首次雕刻的《大藏经》,而且是铜刻的。此前,《大藏经》没有印刷本,都是手抄本,这个时代特征也是很明鲜的。另外,凉州藏文典箱的一些题记中也明确记载着具体抄经时间,皇帝的年号都是藏文译音,有"天历"、"万历"等年号。看来,凉州藏文典籍历经漫漫漫岁月,即从吐蕃进入凉州开始,经唐、宋、西夏、元、明各朝各代,是名符其实的历史文化遗产,弥足珍贵。

浮出尘埃,其义自显

苏得华认为,这次出人意外和令人震惊的发现,在欣喜之余,使研究者相信,藏学研究又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同时他认为,这次发现,可以说是浮出尘埃,它的意义有几点已勿庸置疑:第一,凉州藏文典籍的悠久历史完全可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吐蕃历史文献、吐蕃写经和西藏萨迦寺珍藏的各类大量藏文典籍相媲美,具有同样的价值,是藏学研究,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宝贵史料。第二,凉州藏文典籍,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属于手抄本,在版本学研究上具有很高的价值。第三,从地域特征上分析,凉州藏文典籍,尤其是《大藏经》,它产生于凉州,独属于凉州,是凉州特有的民族文化珍品。第四,与张掖大佛寺保存的国宝级文物手抄本汉文《大藏经》相比较,凉州藏文《大藏经》的历史更早,数量更多,抄写用料更昂贵。从历史文化价值上讲,凉州藏文《大藏经》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我们要积极向国家文物部门申报定级。第五,凉州藏文典籍封面上绘制的各种精美佛像,是藏传佛教宁玛巴和噶当巴传承的绘画艺术,这种古老艺术只有在敦煌吐蕃洞窟和西藏古格文献中才能看到,是研究唐卡艺术的珍贵资料。它不但具有文化价值,而且潜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

倾力抢救,精心呵护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现藏于武威市博物馆的凉州藏文典籍,解放前属凉州各藏传佛教寺院供奉。解放后文管部门统一收归到武威文庙保管。1975年,武威发生特大水灾,洪水淹没了文庙,使这些藏文典籍遭受很大损坏。1987年,在甘肃省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对凉州藏文典籍进行了一次粗略整理,共整理经包156包。由于收藏单位缺乏相关专业人员,未能进行系统整理,从而一直搁置尘封。

2004年下半年以来,武威市文化局、文物局抽调专业人员,聘请高校和科研部门藏学专家,市政府先后投入资金21万元,开始对这批馆藏凉州藏文典籍进行系统整理。2005年初,武威市政府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凉州藏文典籍抢救保护问题。同意聘请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多识、研究生导师更登三木旦、甘肃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嘎藏陀美三位专家为学术顾问。由武威市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民族大学藏学院的研究人员以及古藏文、佛教专家组成联合课题组。并借西北民族大学实习生力量,集中时间,集中人力,对各类藏文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首先,将原来粗略整理的156包典籍全部打开,按藏文字母排序,分门归类,进行整理,同时把粘连不太严重,能够揭裱的尽量进行揭裱。其次,将归类成形的各类经典按页码一一排序整理。第三,按专门设计的藏文典籍登记表,对典籍名称等23个项目的内容用藏汉两文逐一进行了登记。第四,将具有代表性的典籍版本格式、各类插图等进行了拍照,先后共拍摄了100多张有价值的照片。第五,将经过整理的每部典籍重新捆扎,用有机玻璃对封面进行装裱。

苏得华在采访中告诉记者,凉州藏文典籍现已全部整理完毕,藏汉两文目录登记资料均输入微机,已妥善保管。下一步将着手进行文物等级鉴定,申报立项、研究、利用等工作。

面临困难,亟待解决

多年来,记者熟悉的武威市副市长赵永红,除主管的其他行业外,为当地的文化事业亦倾注了极大的心力。这次凉州的藏文典籍研究,他仍然全面负责领导。当记者采访他时,他告诉记者,这批藏文典籍在凉州保存已久,现在经专家们鉴定确认了其价值和意义,实属国内重大发现。但根据目前整理的情况来看,还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令我们忧心的是:作为如此珍贵的文献,一是尚有77函经书粘连十分严重,无法揭裱;二是霉变、虫蛀等问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存状况堪忧;三是部分页面上的残损脱落情况严重,修复困难;四是无存放专柜、专库,仍在临时库房内垒放,不利于长期保存。赵市长说,接下来,我们将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和申请立项,加强对这批藏文文献典籍的抢救保护和整理研究工作。

文中插图说明(由上而下):吐蕃早期木牍/ 吐蕃早期写经(唐纸,墨汁抄写)/ 初步整理成型的凉州藏文典籍/ 金粉、海螺粉相间的抄经(临洮藏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