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要在电影《撞死了一只羊》下线很久之后才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并不想去蹭这部电影的热度。我在这篇文章里想说的,或许与这部电影无关。
        在我看来,作为一部小众的文艺片,电影《撞死了一只羊》是拍得非常不错的。万玛才旦紧紧抓住人性,将人面对一只羊的死亡以及面对一个杀父仇人之间的故事娓娓道来,结局令人感慨、深思。这部电影或将成为万玛才旦导演生涯的经典之作。
        在我看来,电影《撞死了一只羊》之所以拍得如此之好,是因为有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杀手》作为基础。虽然电影《撞死了一只羊》取材于万玛才旦的《撞死了一只羊》和次仁罗布《杀手》两个短篇小说。但没有短篇小说《杀手》,也就不可能有如此经典的电影。
        对于次仁罗布的小说,我爱《杀手》的程度超过了他获得鲁奖的《放生羊》。次仁罗布写的小说并不是很多,但在我看来,《杀手》是他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度,他将笔触深入到自己最熟悉的民族,将藏民族的人性刻画得入木三分,在藏族文学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杀手》讲述了一名康巴杀手寻找杀父仇人整整十三年的故事,他像一个乞丐,走遍了整个西藏。从他坐上“我”的货车开始,作为杀手的“恶”就暴露出来了,“我”问康巴杀手去干什么?康巴杀手直言说:“去杀人。”“我”说:“你真幽默”时,康巴杀手把掉落到额头上的几根头发用手指塞进头发里,目光盯着前方说:“你不相信,那我也没有办法。”这样的细节描写,次仁罗布觉得还不够,为进一步突出康巴杀手人性的“恶”,他又写道:康巴杀手咬牙切齿地说:“我都可以耐着性子等十多年,还计较这短短的半天一天时间?”接着,次仁罗布又写道:康巴杀手在山后磨刀,这是杀手要准备杀人了!非常有意思的是,次仁罗布对“磨刀”这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淡然处理,将大量的笔墨用在“羊倌”身上。这是次仁罗布创作的高明之处——以虚写实,让我们从羊倌“无意义”的讲述中,再次读到康巴杀手人性的“恶”。遗憾的是,万玛才旦在电影《撞死了一只羊》中,将这个细节处理掉了。
        十六年前杀害他父亲的仇人玛扎找到了,刀也磨好了,康巴杀手最终却没有杀掉杀父仇人。为什么?因为康巴杀手人性的“善”。次仁罗布在处理康巴杀手“善”的细节上,用了两次“流泪”:第一次流泪,是康巴杀手在茶馆里听到杀父仇人玛扎的准确消息后,“眼里突然淌出泪水,哭了起来……他说:“终于寻到了!”康巴杀手的“流泪”并不仅仅是因为十三年的寻找而激动,还因为他人性中的“善”——杀手也会流泪。有了第一次“流泪”作为铺垫,康巴杀手的第二次“流泪”就是面对杀父仇人玛扎了。这个细节,次仁罗布仍是“以虚写实”的手法,以“我”的身份再现康巴杀手“流泪”场景的:先是陪同父亲玛扎到寺庙转经的一个四岁小男孩子回来了,康巴杀手一定像“我”一样,感到全身起了鸡皮疙瘩,呼吸急促起来。接着,玛扎“上场”了,这人身子已经弯曲,头发有些花白,额头上深深浅浅地布满了皱纹。原来,玛扎自从杀了康巴人的父亲后,一直处于自我赎罪之中,才五十多岁,却已经很显老了;每天到寺庙转轻,还带着自己的儿子……面对这样的场景,再一次深深地触动了康巴杀手人性中的“善”。于是,他坐了一会后,哭着走了。
        我之所以大篇幅地解读《杀手》,就是要告诉大家,《杀手》向我们呈现了真实的藏民族,即人性的“恶”与“善”。
        而在现实生活中,藏族人性的“恶”与“善”是非常鲜明的。藏族人牛高马大、敢做敢为,如与他有仇、有恶,即使天涯海角,即使十年二十年,也要找到你“报仇”——如短篇小说《杀手》的那个康巴人。但是,如果藏族人对你好,他们会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又比如那些三步一磕头、千里迢迢到拉萨、冈仁波齐的朝圣者,还有在大昭寺磕长头的信徒,他们这样做,大多是为了祈求上天风调雨顺、世界和平。这种坚定的信仰让我们看到他们心中的“善”。
        再回到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杀手》上来。次仁罗布如果写到“我”走出玛扎的杂货馆,这篇小说也完全可以结尾了,也可以成为一篇关于藏民族人性的好小说。但是,次仁罗布之所以能成为优秀的作家,他觉得仅仅写出“真实的人性”是不够的,还需要“人性的救赎”。
        玛扎曾经是一名杀手,他需要救赎!他在十六年前杀害了康巴人的父亲,这是“恶”。但自从杀人后,玛扎一直处于被救赎的边缘,并为此付出了代价:“身子弯曲”“头发花白”“额头上深深浅浅地布满了皱纹”……见到陌生人,便以为是来寻仇的,“身子向后倾斜,眼睛睁得如同一枚银圆,口吃地问道:“你、你、你是、是……”脸一片铁青,嘴唇抖动。玛扎知道,他杀了人,这可不是杀了一只羊那么简单!于是,他每天带着儿子去寺庙转经,去赎罪!
        康巴杀手是被自我救赎的,曾经的杀手玛扎是被“我”(也可以说是作者次仁罗布)救赎的。这是人性的救赎,是次仁罗布挖掘藏民族人性的一次大胆尝试。次仁罗布的作品如《朝圣者》《阿米日嘎》《神授》《绿度母》等,包括他获得鲁奖的作品《放生羊》,在藏民族人性的“挖掘”上,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说到藏民族文学的小说创作,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扎西达娃。尽管扎西达娃这十多年来再没有创作小说,但他仍是藏民族文学小说创作的一面旗帜,不管藏民族文学的小说创作如何发展,“旗帜”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在扎西达娃之前,藏族文学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的。扎西达娃不仅写出了藏族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而且是西藏“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编者按:藏族文学的小说发轫于公元七世纪)“魔幻现实主义”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在拉丁美洲兴盛起来的一种文学流派。新时期以来,西方各种文学流派陆续被介绍到西藏,而藏族文学唯独对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一拍即合。并逐渐形成了西藏“魔幻现实主义”的独特风格。扎西达娃的作品如《系在皮扣绳上的魂》和《西藏,隐秘岁月》等等,至今读来,仍可堪称名篇名作。《西藏文学》于1985年第6期推出“魔幻小说特辑”,刊发了《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幻鸣》《没上油彩的画布》《巴戈的传说》等小说,显示了西藏新小说创作蓬勃发展的势头,引起国内外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扎西达娃和次仁罗布,两人的小说风格是不同的。
        扎西达娃的小说,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西藏;次仁罗布的小说,则向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藏民族。说直白点,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老一代藏族作家,写的是西藏这片土地;以次仁罗布为代表的新一代藏族作家,写的则是西藏这片土地上的人。
        最后再回到电影《撞死了一只羊》上来。电影出来后,我专门搜索了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撞死了一只羊》来看,就这个短篇,是不够拍电影的素材的,但万玛才旦是有慧眼的,当他看到次仁罗布的《杀手》,一下子就找到了这部电影的魂!作为藏族的他,也是善于讲藏族故事的。他让两篇小说的细节以电影的方式互补,通过对藏民族人性的挖掘,唤醒、照亮、激活藏民族生命体验中的感知和记忆,让藏民族发现自己或自己的“另一部分”。
        西藏是一个宝藏,等待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藏民族作家去发现、去挖掘、去提炼。文学即人学,我们有理由期待,以次仁罗布为代表的藏族作家,一定会沿着他们的道路,在文学创作中既保持藏民族的属性,又实现藏民族的责任,写出真正属于藏民族的文学作品。

 
原刊于《西藏日报》2019年10月8日
  
        茂戈,本名陈茂兴,四川眉山仁寿人。曾在军旅22年,转业前为西藏军区文工团文学创作员,刊发作品三百余篇(首),著有诗集《雪域兵谣》《西藏在上》,长篇小说《陷入精神病院的诗人》《雪葬》等。获全国全军奖三十余项,作品多次入选年选、收入文集等。
        次仁罗布,藏族,西藏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委。1986年西藏大学藏文系毕业,藏文文学学士。大学毕业后,先后在西藏日报社和西藏文学编辑部工作。小说《杀手》获西藏第五届珠穆朗玛文学奖金奖,入选“2006年中国年度短篇小说”和“中国小说排行榜”、入选《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英文),并被翻译成韩语;短篇小说《放生羊》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界》获第五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小说《神授》获2011《民族文学》年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