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让教授:我的“文献缘”1.jpg       56岁的藏族教师才让,主要从事藏传佛教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如今,他已在民大的三尺讲台上耕耘了30多年,担任学校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2005年起,才让开始从事流失海外的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2016年,他被评为国家民委领军人才;2017年,评为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

才让教授:我的“文献缘”2.jpg       史海拾贝结新缘

       1900年,敦煌莫高窟出土了6万余卷文献。包括1万件左右的藏文文献。目前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藏文文献,是流失海外最大宗、最重要的民族古文字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除了佛教文献外,还有法律、社会契约、历史、医学、伦理、民间故事、语言等方面的文献。这些敦煌藏文文献解开了许多吐蕃历史谜题,呈现出吐蕃法典的原始面貌,展示了古代敦煌地区的社会经济活动,反映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与融合”才让介绍说。

才让教授:我的“文献缘”3.jpg       现如今,这些大量流失海外的敦煌藏文文献现藏于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其中法藏和英藏敦煌藏文文献,种类丰富。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学者若要查阅文献,要么远渡重洋,要么就到收藏有微缩胶卷的部门借阅,很不方便。

       而才让教授与海外敦煌藏文文献的缘分,就是在2005年夏天西北民族大学联合上海古籍出版社与法国和英国合作,准备整理出版海外敦煌藏文文献的时候结下的。

才让教授:我的“文献缘”4.jpg      “我以前从事藏族历史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但并不熟悉敦煌文献,最初是有些犹豫,怕做不好!”才让提到刚开始时的顾虑。后来,他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专家论证会,一批敦煌学界的知名专家高度肯定了出版敦煌藏文文献的重大意义,现场旁听的他被深深触动了,毅然决定参与这项工作。

       十年铸剑一朝鸣

才让教授:我的“文献缘”5.jpg       2005年,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成立,才让被任命为副所长,负责流失海外的民族文献和艺术品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同年,才让和他的团队开始着手《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和《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整理与编目。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虽有法国学者编的目录及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完成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但仍有许多文献没有被定名,或者定名定性不准确,编目工作有很大难度,任务很艰巨。为此,才让带领团队大量搜求和阅读相关研究资料,不断熟悉敦煌藏文文献方面已有的成果,甚至高价购置了法国在上世纪出版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选》。

才让教授:我的“文献缘”6.jpg       “工作难度特别大,由于年代久远、卷帙浩繁、写作不规范等原因,文献辨认难度较大,我们都认真研读,对每一个无准确定名的条目,都根据文献所提供的信息,查对藏文《大藏经》等相关文献,以确认翻译规范。”才让在提到工作的难度时表示。编目工作十分琐碎,耗费时日。为了不影响出版进展,编目组夜以继日地工作,看文献看得头昏眼花,但他们一直以一丝不苟的精神加紧工作。这一干就是默默无闻的13年,但收获也是满满的。

才让教授:我的“文献缘”7.jpg       截止2018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出版23册,《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出版9册。这些文献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经洞藏文文献首次以出版形式回归故里。“这项工作还未完成,我们的最终计划是整理出版英藏15册、法藏30多册”才让说。

       国内外学者们高度评价了海外敦煌藏文文献出版的学术价值,认为这是我国敦煌文献出版中又一里程碑式的工作,对吐蕃历史文化的研究,及佛学研究、敦煌学研究、藏学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才让教授:我的“文献缘”8.jpg       随着文献的出版,在国内掀起了研究敦煌藏文文献的热潮,仅我校就承担了十几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才让本人承担有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已出版的成果《菩提遗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解读》获得中国藏学“珠峰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