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东昌都地区的西南边，有个叫然都的小山村，它属于半农半牧地区。那里有肥沃的土地，辽阔的草原，茂密的森林，还有丰富的动植物及矿产资源。全村十几户人家经营农业和牧业，虽然不算富裕，但也过着平静自主的生活。１９４３年的冬天，异常的降了一场大雪，整个山村埋没在厚厚的积雪当中。就在这个时候我出生在然都村里。我在母胎里只待过七个月，命运偏偏伴随着风雪将我推到了人间。尽管村里人们都说：“这早产的孩子恐怕活不了！”然而仁慈的父母之爱让我活了下来。当我长至八岁那年，村里人都在议论着一个奇怪的话题：“共产就要来了！”。随后传来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其中说：“共产入藏，将藏里的老人喂马，孩子炼油，壮年男女当苦役，用铁皮补其烂肩背”等等。说真的，我听到这些话害怕极了。自此，我每天怀着恐惧的心理上山放牧，望着太阳和雪山默默自问：“什么是共产？”当时，我既没有，也不可能弄清“共产”的概念，因此我就陷入了既恐惧又好奇的状态之中。就在这样一种不安的时光中度过了一个春天。春去夏来，山青水秀，村民们本可以过段安宁、轻松的日子了，可是谁知有一群藏兵突然来到了我们村里。
据说，他们是狙击“共产”的。全副武装的藏兵们个个摆出不可一世的姿态说：“马料拿豌豆来，马夫拿女人来”。在青黄不接的季节里，老百姓哪有什么豌豆？村民们无奈，去拔生长在地里的豆苗。我以惋惜的目光看着父母下地拔苗。他们在村里折腾了数日之后走了。村民们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大地开始换上了秋装。眼看着就要秋收的时候，那些藏兵又回来了。听说他们在东面跟共产交锋了，结果还不到烧一锅茶的功夫(当时因无钟表， 民众就这样记时)就败下阵来，匆匆逃向拉萨。
此次藏兵对民众的气势比上次更凶，一路见人便打，见马就抢，所到之处鸡犬不宁。因此，村民纷纷赶着牛羊，拖家带口躲进山里去了。唯独我姨妈家——达巴仓住在一个叫普果的地方，没有进山躲避，结果一年夏季生产的酥油和两匹马全被藏兵抢走了，因为那里是所有过往者的必经之路。
藏兵走了，村民们下山开始秋收。我们家刚忙过收割、打场和冬宰等秋季农活的一天，我父亲出门探亲访友去了，我和妈妈，还有两个哥哥在家。就在那天上午，我跟哥哥们一起在院子里玩，忽然看见有许多骑马的人朝我家急驰而来，那些人穿得都是草绿色上下衣，我生平第一次看见穿这样服装的人。当时，可把我们三个给吓坏了。我们躲在草棚里通过门缝窥探，我妈妈手捧哈达从容地向他们走去了。她的这种举动更使我们吓得几乎哭出声来。谁知那些人纷纷下马，其中的一个人接受了我妈的哈达后，给她回赠了一条哈达就走了。我妈妈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远去的骑兵。我急步跑向妈妈，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共产，是汉人。”这时她手里还捧着那条陌生人回赠的哈达。我抓着她的衣角哭着说：“难道您就不怕被他们抓去喂马吗？为什么要给他们献哈达？”她认真地对我们说道：“我正是因为害怕，简直怕得要死，但又没有办法。只有拿着哈达去见他们，可万万没想到他们客客气气地回赠给我一条哈达，看来他们不象人们说的那么坏。从来老百姓只有恭敬别人的本份，没有接受他人回敬的资格，然而今天我确实受到了一群陌生人的尊敬，孩子们不要怕，他们不会害咱们老百姓的。”我慈母亲口说出的这席话，还有那条洁白的哈达，犹如温暖的春风，顿时融化了我心中的冰雪，驱走了长期纠缠我灵魂的黑影，在我稚嫩的童心深处播下了向往自由的种子。
１９５５年春天，我妈妈走了。她带着两个儿子给修筑康藏公路的解放军背运粮食去了。因为当时在某些地段牛马上不去，只能由人力背运。因此，他们跟其他许多民工一起，沿着康藏公路反反复复地背，来来回回地运，直到贡布江达为止。然后，他们去了拉萨，两个哥哥参加了工作，并被送到内地学习去了。而我呢，却在那遥远的山村里陷入了思母的痛苦之中。每天跟随牛羊走进深山，踏入密林，面对雪山流泪，仰望白云呼唤，日复一日地苦苦等待慈母归来，但始终不见她的踪影。因此，于１９５８年的秋季，在表哥多杰伦珠的护送下，我终于告别了古老的山村和年迈的父亲，千里寻母来到了拉萨，并参加了工作。不过，当时的圣城上空汇集着一种不祥的风云，到处充满了火药味儿，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我虽然不懂什么打仗呀，叛乱之类的政治术语，但总觉得这里在酝酿一种不幸的灾难。此起彼伏的高音喇叭里传出“驱逐汉人，亲汉藏人格杀勿论”之类的话。同时，我目睹了被杀害的布达拉堪穹——索朗嘉措（即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被叛乱分子于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中午１２时左右在罗布林卡门外打死。－编者注）的尸体，那种可怕的样子令我久久难以忘怀。说真的，当时我非常害怕，不想在拉萨继续呆下去了，一心想回老家去，也曾多次求过我妈带我回家去。我想，此时此刻，只有故乡才是安全度日的理想之地。可妈妈没有同意，她说：“你不能回家去，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的两个哥哥在内地学习，还有你的姐姐，我们一家人今生今世就算是吊在这棵树上了，是好是坏，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了”。也许，真的是妈妈说的那种命运使我走向了遥远的世界，步入了万里羌塘（藏北）的大门。
六十年代初期，我被送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在那里我学到了文化，学到了知识。母校使我这个奔波山间的牧女变成为政坛和文坛的女杰。我曾在藏北担任过区长、县委副书记、地区畜牧局副局长、地委宣传部长及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等职。１９９３年以来，担任西藏文联副主席，西藏民俗文化学会会长，《西藏民俗》杂志主编等职。我曾参加过开发无人区的工作，考察过可可西里，闯入过生命禁区。在漫长的岁月里，数十年如一日，在努力完成公务的同时，充分利用社会提供给我的便利条件，始终坚持民俗文化田野调查及研究工作。走遍了万里羌塘（包括可可西里地区），漫步雪域高原，深入村村寨寨，翻越险山恶水，走进无边的沙海，战胜寒魔病鬼，征服众多猛兽。就这样，经过几十年的拼搏，终于基本查清了藏民族古老文化的“家底”，实现了童年的梦，搜集、整理、翻译了近百万字的民间文字作品。出版发行了《藏北民间故事集》，撰写和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民俗散文，出版发行了散文集《我和羌塘草原》，创办和主编了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的《西藏民俗》杂志。４０年前鲜为人知的牧女，如今可以无愧地面对世人说：“我是羌塘的女儿，雪域的精灵，高原的主人！”
当初，一个单纯的少女只身北上羌塘，几十年后，我以多出四倍的家庭成员（我丈夫，两个女儿和孙子）南下圣城，在拉萨城里又多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正如草原的牧歌那样：“你走时单枪匹马去，回来时骑马又牵马”，这，就是我的人生。
１９５５年春天，我妈妈走了。她带着两个儿子给修筑康藏公路的解放军背运粮食去了。因为当时在某些地段牛马上不去，只能由人力背运。因此，他们跟其他许多民工一起，沿着康藏公路反反复复地背，来来回回地运，直到贡布江达为止。然后，他们去了拉萨，两个哥哥参加了工作，并被送到内地学习去了。而我呢，却在那遥远的山村里陷入了思母的痛苦之中。每天跟随牛羊走进深山，踏入密林，面对雪山流泪，仰望白云呼唤，日复一日地苦苦等待慈母归来，但始终不见她的踪影。因此，于１９５８年的秋季，在表哥多杰伦珠的护送下，我终于告别了古老的山村和年迈的父亲，千里寻母来到了拉萨，并参加了工作。不过，当时的圣城上空汇集着一种不祥的风云，到处充满了火药味儿，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我虽然不懂什么打仗呀，叛乱之类的政治术语，但总觉得这里在酝酿一种不幸的灾难。此起彼伏的高音喇叭里传出“驱逐汉人，亲汉藏人格杀勿论”之类的话。同时，我目睹了被杀害的布达拉堪穹——索朗嘉措（即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被叛乱分子于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中午１２时左右在罗布林卡门外打死。－编者注）的尸体，那种可怕的样子令我久久难以忘怀。说真的，当时我非常害怕，不想在拉萨继续呆下去了，一心想回老家去，也曾多次求过我妈带我回家去。我想，此时此刻，只有故乡才是安全度日的理想之地。可妈妈没有同意，她说：“你不能回家去，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的两个哥哥在内地学习，还有你的姐姐，我们一家人今生今世就算是吊在这棵树上了，是好是坏，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了”。也许，真的是妈妈说的那种命运使我走向了遥远的世界，步入了万里羌塘（藏北）的大门。
六十年代初期，我被送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在那里我学到了文化，学到了知识。母校使我这个奔波山间的牧女变成为政坛和文坛的女杰。我曾在藏北担任过区长、县委副书记、地区畜牧局副局长、地委宣传部长及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等职。１９９３年以来，担任西藏文联副主席，西藏民俗文化学会会长，《西藏民俗》杂志主编等职。我曾参加过开发无人区的工作，考察过可可西里，闯入过生命禁区。在漫长的岁月里，数十年如一日，在努力完成公务的同时，充分利用社会提供给我的便利条件，始终坚持民俗文化田野调查及研究工作。走遍了万里羌塘（包括可可西里地区），漫步雪域高原，深入村村寨寨，翻越险山恶水，走进无边的沙海，战胜寒魔病鬼，征服众多猛兽。就这样，经过几十年的拼搏，终于基本查清了藏民族古老文化的“家底”，实现了童年的梦，搜集、整理、翻译了近百万字的民间文字作品。出版发行了《藏北民间故事集》，撰写和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民俗散文，出版发行了散文集《我和羌塘草原》，创办和主编了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的《西藏民俗》杂志。４０年前鲜为人知的牧女，如今可以无愧地面对世人说：“我是羌塘的女儿，雪域的精灵，高原的主人！”
当初，一个单纯的少女只身北上羌塘，几十年后，我以多出四倍的家庭成员（我丈夫，两个女儿和孙子）南下圣城，在拉萨城里又多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正如草原的牧歌那样：“你走时单枪匹马去，回来时骑马又牵马”，这，就是我的人生。
１９５５年春天，我妈妈走了。她带着两个儿子给修筑康藏公路的解放军背运粮食去了。因为当时在某些地段牛马上不去，只能由人力背运。因此，他们跟其他许多民工一起，沿着康藏公路反反复复地背，来来回回地运，直到贡布江达为止。然后，他们去了拉萨，两个哥哥参加了工作，并被送到内地学习去了。而我呢，却在那遥远的山村里陷入了思母的痛苦之中。每天跟随牛羊走进深山，踏入密林，面对雪山流泪，仰望白云呼唤，日复一日地苦苦等待慈母归来，但始终不见她的踪影。因此，于１９５８年的秋季，在表哥多杰伦珠的护送下，我终于告别了古老的山村和年迈的父亲，千里寻母来到了拉萨，并参加了工作。不过，当时的圣城上空汇集着一种不祥的风云，到处充满了火药味儿，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我虽然不懂什么打仗呀，叛乱之类的政治术语，但总觉得这里在酝酿一种不幸的灾难。此起彼伏的高音喇叭里传出“驱逐汉人，亲汉藏人格杀勿论”之类的话。同时，我目睹了被杀害的布达拉堪穹——索朗嘉措（即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被叛乱分子于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中午１２时左右在罗布林卡门外打死。－编者注）的尸体，那种可怕的样子令我久久难以忘怀。说真的，当时我非常害怕，不想在拉萨继续呆下去了，一心想回老家去，也曾多次求过我妈带我回家去。我想，此时此刻，只有故乡才是安全度日的理想之地。可妈妈没有同意，她说：“你不能回家去，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的两个哥哥在内地学习，还有你的姐姐，我们一家人今生今世就算是吊在这棵树上了，是好是坏，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了”。也许，真的是妈妈说的那种命运使我走向了遥远的世界，步入了万里羌塘（藏北）的大门。
六十年代初期，我被送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在那里我学到了文化，学到了知识。母校使我这个奔波山间的牧女变成为政坛和文坛的女杰。我曾在藏北担任过区长、县委副书记、地区畜牧局副局长、地委宣传部长及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等职。１９９３年以来，担任西藏文联副主席，西藏民俗文化学会会长，《西藏民俗》杂志主编等职。我曾参加过开发无人区的工作，考察过可可西里，闯入过生命禁区。在漫长的岁月里，数十年如一日，在努力完成公务的同时，充分利用社会提供给我的便利条件，始终坚持民俗文化田野调查及研究工作。走遍了万里羌塘（包括可可西里地区），漫步雪域高原，深入村村寨寨，翻越险山恶水，走进无边的沙海，战胜寒魔病鬼，征服众多猛兽。就这样，经过几十年的拼搏，终于基本查清了藏民族古老文化的“家底”，实现了童年的梦，搜集、整理、翻译了近百万字的民间文字作品。出版发行了《藏北民间故事集》，撰写和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民俗散文，出版发行了散文集《我和羌塘草原》，创办和主编了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的《西藏民俗》杂志。４０年前鲜为人知的牧女，如今可以无愧地面对世人说：“我是羌塘的女儿，雪域的精灵，高原的主人！”
当初，一个单纯的少女只身北上羌塘，几十年后，我以多出四倍的家庭成员（我丈夫，两个女儿和孙子）南下圣城，在拉萨城里又多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正如草原的牧歌那样：“你走时单枪匹马去，回来时骑马又牵马”，这，就是我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