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集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文化融合的今天,藏区特有的人类文明正以超乎常人想象的速度在消退、流失,尤其是随着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外来现代文明的入侵给西藏古老的文化带来新的威胁。”西藏自治区文化厅社文处处长、非物质遗产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彭措朗杰不无忧虑地说。

  西藏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又属高海拔地区,数千年来基本完好地保存和传承了丰富而又独特的藏族文明,以灿烂辉煌藏传佛教为主体的的宗教文化,丰富独特的民俗文化包括民间文学、音乐、美术等17大类的藏区非物质文化,遍布自治区的每一座寺庙、每个村落。这里保存着上千年的古象雄文化、土蕃文化和南丝绸之路的茶马古道文化,几乎每座城市、每个村庄都有土著居民的文化记忆和先祖的文明遗迹。

  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的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西藏申报的《格萨尔史诗》、藏戏、山南门巴戏、弦子舞、锅庄舞、热巴舞、山南昌果“卓舞”、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羌姆、藏族唐卡、拉萨风筝、藏族造纸技艺、藏族邦典与卡垫织造技艺、拉萨甲水坊制作技艺、拉萨北派藏医、水银洗炼法和藏药仁青常觉配伍技艺15个事项榜上有名。

  入选第一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共计23项,那曲山歌、日喀则甲谐、日喀则斯马卓等。有专家认为,西藏还有许多事项可以上榜,音乐方面如《囊玛》、《宫廷卡尔乐》,曲艺方面如《喇嘛玛呢》,杂技与竞技方面如《强堪》,民俗方面如“雪顿节”、“藏历”等,这些不仅应该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应该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彭措朗杰认为,西藏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库。而自治区地广人稀,270多万人口分散居住在120万平方公里的青藏高原之上,这给非物质遗产的普查、整理挖掘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

  2007年,以全区各级文化系统为主体组织了12个普查队,经专家论证筛选了108个项目,其中有83项由自治区公布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精选了53项上报给国家非物质遗产机构。这些项目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全国都位居前列。

  西藏内涵丰富又独具特色的各类民间文学、民俗活动和各种手工艺制作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便是后继乏人。比如“藏历”,这是一种在本土沿用千年的“天文历算”,它是在本土星象学的基础上结合唐代的星象学,融合印度、尼泊尔、波斯的历算法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历法,很多藏区现在仍在使用,但目前只有8个人会推算这种历法,而且大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最小的也有40多岁,能读懂藏历书的人不到10个,这些人一旦谢世,藏历算法也将濒临失传。

  此外还有“科学论证,专业鉴定”难的问题。比如藏医中的“尿诊法”,是一种通过对病人尿液直观感性的分析来判断确定病人病情的一种诊断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在国内,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但这种方法迄今还没有人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分析,更没有相关机构对其进行专业鉴定,因此其科学性和准确度很容易受到怀疑。

  有很多带有神秘色彩的民间传说、民间信仰用现代的科学手段是很难判定的。比方《格萨尔王》说唱艺术,有的传承人平时与常人无异,有时做了一个梦第二天就可以完整复述被称为藏族史诗的《格萨尔王》故事,还有的传承人竟是不谙世事的几岁小孩,用现代人的思维逻辑很难解释。对它最好的保护就是不要轻易下结论,原汁原味地存留,逐步深入研究。

  和全国各地的情况一样,人力和财力不足是困扰西藏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的两大重要因素。尽管自治区党委政府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为了保护非物质遗产,专门成立非物质遗产保护中心,设立了“非物质遗产领导小组”,但真正的执行层——社文处包括彭措朗杰在内只有四个人,要负责全区的非物质遗产普查整理与保护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且他们还要承担全区社会文化管理的大量工作。

  去年,“非遗办”在那曲群艺馆设立《格萨尔王》说唱基地,集中了22位说唱艺人,给每个人每月发一定的补贴,但有限的经费不足以解决这些民间老艺人的生活问题。加之西藏非物质遗产项目多,种类杂,分布广,普查难度大,使得本来就十分紧张的专项资金只能是“撒胡椒面”。“好在我们的项目都有特色,独家的多,有时只要填个申请表就有可能通过,我们的申遗成本很低。”彭措朗杰说。

  语言转换也是西藏非物质遗产保护中的一大难题。西藏很多民间文学、民间工艺、民间习俗是通过藏文藏语来记录和传承的,尤其是口传文学,自治区各地的方言又存在很大的差异,一些少数民族如门巴族、珞巴族登记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与藏族都有极大差异,这给搜集整理和文字表达带来很大的不便。

  曾先后做过阿里古格王朝文物保护办公室主任、布达拉宫第一期维修副主任的彭措朗杰说自已是“80%凭着爱好和对藏族文化的挚爱去工作的”。几十年来他跑遍了自治区的每一个县,深深懂的藏族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但这块土地上很多弥足珍贵的东西正在消失,尤其是交通通讯空前发达的今天,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现代文明的飞速扩张,使得人类最后一块净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比喜马拉雅山冰川的消逝和雅鲁藏布江沿岸草地的退化更快,更令人担忧。”彭措朗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