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日本的藏学,从现代西方科学视角中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看,其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西藏的宗教、历史、语言文化、实地调查和西藏问题这几个方面[i]。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本文不涉及。说到日本藏学这个概念,这里还想补充说明的是,日本的藏学是属于整个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块重要领域。从积极的层面看,它影响着日本其他学科的发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发展决定了其他学科前进的步伐。它直接影响的学科有:日本的印度学,日本的佛教学,日本的东方学和日本的历史学、语言学等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和其他学科构成了日本学术传统的整体,是无法将它与它们分割开来的。但从其研究的对象出发,我们仍然可以将它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进行历史和现实的考察。
在此,从这项研究的初衷入手,本文将概括性地介绍日本藏学的发展情况。例如,什么时候日本的学者和西藏有了接触,为了什么去接触西藏,日本的藏学资料的搜集情况等等。
关于本文中对日本藏学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问题,在此略作一点说明。在文中,作者对于日本藏学研究的历史划分依据是多元的。有时候按照一位突出学者的研究作为主线进行分段,有时候则以一种学术研究的倾向作为划分的标准,甚至有时候仅仅以一件重要学术事件作为标准,因此初看起来会觉得零乱和含混,而且也存在着被这种自己设定的标准所套牢的尴尬处境。
事实上对一段学术研究作历史划分,是一件冒险的工作。甚至可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人为的活动。但就学术研究本身来看,它往往呈现出的是一种长时段上的差别,也可以说它是一种逐渐递变的过程。因此,笔者相信做出如上划分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定的道理,而且也合乎学术本身发展的规律
二、日本西藏学的兴起(20世纪初—60年代)
19世纪末,来自西方科学系统的日本印度学和佛教学兴起。[ii]在它们的影响下,20世纪初,日本的学者们开始去西藏搜集“最准确”的梵文译文佛典——藏文大藏经。1900年,在东京哲学馆受过印度学、佛教学启发,而后又在印度作了各方准备的行脚僧河口慧海终于踏上了“西天的净土”——西藏的土地,可以说,从此开始了日本的西藏研究的脚步,也缔结了日本与西藏接触的情缘。[iii]河口慧海第一次进入西藏“取经”以后,包括他本人的第二次入藏求经在内,日本的和尚学者们开始从各条途径奔赴西藏,求取真经。这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还有京都东本源寺的寺本婉雅和能海宽、西本源寺的青木文教和多田等观[iv]。这是日本历史上搜集藏文佛典的开始,也是日本藏学的源头。[v]
除了搜集西藏的佛经以外,这些最初的入藏者还搜集了相关文物、动植物标本,记录了西藏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情况。[vi]另外,这一时代,还有一批和尚学者组成的大谷探险队,在河西走廊搜集资料,其中也包含了不少有关西藏的古代文献和文物。[vii]
这些学者们回到日本以后,讲授藏语,翻译、整理和研究带回国的藏文文献,培养弟子。[viii]其中河口慧海在东京展开了这项活动,而寺本婉雅在京都开始了他的工作。[ix]在东京一方,后来主要由多田等观扩大了藏学的影响;在京都,寺本婉雅之后青木文教讲授的藏学,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青木文教还曾替代多田等观在东京大学主持西藏文化的讲座,对于推动藏学的研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x]与文献搜集者同时或稍后不久,由日本军部出身或者和其有关、接受特殊任务的一批日本人,如成田安辉、矢岛保治郎、野元甚藏、木村肥佐生、西川一行等人进入西藏,搜集了相关情报。这些人后来大都出版了自己的游记,从这些游记或旅行记的内容来看,给日本社会提供了许多有关西藏的风土人情资料。抛开最初旅行的动机不说,他们的记录为后来展开的日本藏学中的实地调查具有重要的参考资料价值。[xi]
从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来看,由明治时代开始的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的相互促进中,也出来了日本藏学研究的第一批成果。这种成果主要偏重于介绍西藏佛教的特点和西藏文献的价值。[xii]同时为了更好地利用西藏文献,出版了几本藏语文法的学习和研究著作。[xiii]这时候兴起的西藏文献的目录编辑,也是其研究特色的一种体现。这时期从占主导地位的佛教研究来看,长尾雅人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xiv]在历史学方面,特别要提到的是,1942年至1946年曾被京都帝国大学派到中国的留学生佐藤长,他在20世纪30年代跟随青木文教学习藏语,来到北京后又在雍和宫学习藏语和佛典,到50年代末,他的《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古代西藏史研究》)(上、下)出版,标志着日本藏学研究中历史学研究基础的形成。[xv]与佐藤长的历史研究同时,川喜田二郎组织调查队在尼泊尔藏人社会中的田野调查工作,也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其后出版了相关的民族志资料和研究成果。这可以看做是日本藏学研究中实地调查研究的起步。[xvi]此外,关于西藏苯教的研究,也有介绍文章出现。[x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