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的西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在19-20世纪这100多年中,藏传佛教的西渐掀起了几次高潮。先是进入西藏的西方探险家、传教士、旅行家、记者、学者的“东引”,将藏传佛教介绍给西方人;后是藏族高僧的“西传”,到西方讲经说法、著书立说,把藏传佛教带给了西方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流亡国外藏族高僧在西方的讲、辩、著和西方进入西藏“取经”的互动,奠定了藏传佛教西渐的格局。藏传佛教要在西方社会生存和发展,必然要融入西方社会,被“西化”;西方人认同和信仰藏传佛教,不知不觉地被“藏化”。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不仅开辟了新的传教途径,扩大了藏传佛教的影响,而且对西方社会也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培养了一批西藏爱好者,增进了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造就了一批西方藏学家,促进了西方藏学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一书,揭示了藏传佛教在西方的影响和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和认识。

作者唐纳德·S·小洛佩兹(Donald S.Lopez,Jr.)是国际知名的藏传佛教研究专家,密西根大学亚洲语言和文化系的佛学和藏学教授,曾主编出版了《佛教实践》(Buddhism in Practice),《印度佛教实践》(Buddhism of India in Practice),《中国佛教实践》(Buddhism of China in Practice),《西藏佛教实践》(Buddhism of Tibet in Practice)等书。20世纪以来,国外出版的藏传佛教论著数以千计,近年来出版的《西方视野中的藏传佛教》,《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西藏度亡经》等,在西方影响较大。《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一书以独特的视角,运用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和比较研究等多学科方法研究藏传佛教,以一个名称(喇嘛教)、一部作品(《西藏度亡经》)、一个人物(洛桑然巴)、一套咒语(“六字真言” )、一门艺术(藏传佛教艺术)、一个领域(藏传佛教研究)和一座“监狱”(流亡政府的藏传佛教信仰)7大个案,揭示了藏传佛教在西方的影响和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了解、认识与研究,开辟了藏传佛教研究的新境界。

“香格里拉”(Shangri-La)的藏文意思是“环抱在幸福之源的地方”,渊源于“香巴拉”(Shambhala),“意译持乐世界”。“香格里”(Shangri)在藏文中没有意义,“拉”(La)意为“山关”。这个名称显然是对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个神秘的佛教王国“香巴拉”(Shambhala)的一种篡改。“香巴拉”为佛教一净土名,此世界地为圆形,雪山环绕,状如八瓣莲花,花瓣之间河水周匝。贵种王朝,世领其地,佛说时轮经教,今犹盛传”。(《藏汉大辞典》下册,第2836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香格里拉”的想象,渊源于佛教的时轮坦陀罗(Kalacakra Tantra)。按照这部坦陀罗,佛教的时轮曼陀罗被保存在喜马拉雅山脉北部的一个王国的神秘都城“香巴拉”。“香巴拉”看上去像一个田园诗般的社会,布满了艳丽夺目的宫殿,居住着美丽而健康的居民,他们的灵魂受到慈悲而永远不眠的僧侣的监视。

一般认为,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在其1933年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中发明了“香格里拉”这个名称,实际上,随着藏传佛教传入西方,早在希尔顿的小说出现以前,与“香巴拉”意思相同的“香格里拉”就已进入了西方文化圈。从11世纪起,由“香格里拉”之谜引出的关于理想国的阐释,开始出现在许多古代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探险家的论著中。希尔顿所描述的“香格里拉”是精神家园,是一个超越善恶、包容一切人类习性的理想世界。1937年,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在好莱坞制片公司将其拍成电影,其主题歌《香格里拉》唱遍了全球。《消失的地平线》为英语词汇创造了“世外桃源”一词――香格里拉,从此,这片想象中的人间乐土就成了“伊甸园”、“世外桃源”、“乌托邦”的代名词。实际上,希尔顿从来没有到国藏区,他的书中关于“香格里拉”的灵感部分来自于1922-1949年在康区生活的美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所撰写的文章。后来,香港企业家郭氏家族将“香格里拉”的名称买断,成为酒店的商号,从而风靡世界。在电影《东京上空的30秒》中,有美国飞机在著名的1942年“杜利德突袭”(Doolittle Raid)中轰炸日本的镜头,当时—新闻记者们问罗斯福总统,这些飞机是从何处起飞的,他回答说:“香格里拉”。后来,罗斯福批准在马里兰修建的总统隐居地,既现在著名的戴维营(Camp David),其最初的名称就是“香格里拉”。今天,“香格里拉”成为一连串休养胜地和宾馆的名称。半个世纪以来,“香格里拉”一直牵动着全人类的眼睛,“香格里拉”深入人心,人们竟然忘却那是一部虚构小说中的地名。西方人在寻找“香格里拉”的过程中,开始改变对东方世界不屑一顾的神态了,他们发现了东方神奇的魅力。(罗尘编译:《消失的地平线》编译者导论,第10-11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几个世纪以来,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奇葩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理解和认识存在许多误区,导致了“西藏神话”的产生和延续,同时,制造神话的西方人通过他们的作品,又不断地神化着他们的西方读者。“西方的狂热者总是试图将西藏禁锢于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幻想之中”。(Kenneth L.Woodward,《新闻周刊》)美国学者洛佩兹在《香格里拉的囚徒》一书中,探讨了围绕西藏发展起来的神话,并试图澄清西方人对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的种种误解。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佛教与藏族原始宗教本教的相融合、藏化之后的佛教。西方人认为,喇嘛教是印度佛教的一种“堕落的形式”;喇嘛教与天主教有许多相似之处。洛佩兹在该书的第一章《名称》中,阐述了“喇嘛教”名称的由来以及西方人对喇嘛教的认识。他认为,西方最通行的关于藏传佛教的名称“喇嘛教”,被西藏人看成是一个贬义词。在19世纪末,英国和俄国都希望将西藏并入他们的帝国。欧洲人通过将殖民地描述成为一个需要得到拯救的文化沙漠来象征地为殖民主义辩护。因此,西藏被描写成为居住着迷信的人民的一块无理性的地方,这个民族生活在堕落和邪恶的僧侣的枷锁之下。西方人声称,这些僧侣的这种宗教不是印度佛教的一种真实的形式,因而用这个名称名不符实,而应当称之为“喇嘛教”。西方学者将真实的佛教描述为一种理性和克制的宗教,充满了深奥的哲学,并且不受仪式的限制。事实上,这样一种纯粹的佛教形式从来没有在亚洲存在过,而只是在欧洲和美国的图书馆和演讲大厅中见到过。洛佩兹将喇嘛教看成是一种外来的构想,是由汉族扩张主义者和西方的东方学家在18世纪晚期发明的。他认为,佛教在西藏建立,只是作为对西藏宗教的更早的万物有灵论或原始的形式的补充。虽然洛佩兹并不否认先前存在的民间宗教有助于藏传佛教的定型,但是他认为,“喇嘛教”这个名称极大地夸大了它们的影响。

《西藏度亡经》的蓝本是古代印度的《度亡经》,系8世纪莲花生时代创作的,并将其传入西藏,由藏族高僧翻译成藏文,名《中阴闻教得度》(Bardo Thodol),朗达玛灭佛时被埋藏于地下,成为“伏藏”,后由仁增噶玛宁巴(Rigzin Karma Ling-pa)从色丹(Gser-ldan)河畔的甘布达(Gampodar)山掘出。20世纪20年代,藏族喇嘛卡孜?达瓦桑珠(Lama Kazi Dawa-samdup)和美国学者伊文思?温兹(W.Y.Evans Wentz)合作将其翻译成英文,仿《埃及度亡经》(T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之名,改书名为《西藏度亡经》(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传入西方后,成为在英语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最著名的藏传佛教经典,西方人由此窥见了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之一斑。洛佩兹在第二章《书籍》中,以《西藏度亡经》为个案,阐述了西方对《西藏度亡经》的翻译和研究,《西藏度亡经》在西方的影响以及西方人对死亡的认识。西方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十分推重《西藏度亡经》。心理学大师荣格(C.G.Jung)说:“若干年来,乃至从它的初版(1927年)发行以来,《中阴得度》就成了我的随身伴侣,不但我的许多富于启示性的观念和发现要归功于它,还有许多根本的认识或见地也要归功于它。”“这本书所带来的信息是,‘死亡的艺术’不仅跟‘生活的艺术’或‘出生的艺术’同样重要,且为‘活的艺术’或‘生的艺术’的补充和圆成。”(伊文思?温兹、达瓦桑珠:《西藏度亡经》第二版序,1948年)温兹说:“本书将一切伟大信息中的最大信息,带给如今转生于这个地球之上的人类家庭的每一分子。它向西方人民揭示了一种直到现在唯有东方人民通晓的‘死生之学’。”(温兹、达瓦桑珠:《西藏度亡经》,第三版序,1955年)温兹说:“不但要使东西方人民之间获得一种更佳的了解,同时还要纠正人们,尤其是整个西方人士,对于人类的根本问题――生死――缺乏正知,不加闻问的态度”。(温兹、达瓦桑珠:《西藏度亡经》普及版序,1959年)洛佩兹指出,西藏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的著名的宗教文献《西藏度亡经》。在西方广为人知的是一部题为《中阴得度》的简短的藏文作品,意为“通过在中阴状态中的听闻求得解脱”。这是一部关于死亡的文献,向一名已死或将死的人诵读,以帮助他或她逃离再生,或者,如果这不可能,以使其在来世有一个好的再生。20世纪20年代,美国通神论者(Theosophist)瓦尔特?温兹(Walter Wentz)到印度旅行,与藏族喇嘛达瓦桑珠合作将《西藏度亡经》翻译成英文,并于1927年出版,于是,这部作品便成为西方最著名的藏文文献。温兹随后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将这部关于死亡的藏文文献改造成为一篇通神论的论文。后来,又出版《西藏度亡经》多种不同的译本。需要说明的是,西方人强烈的“文化霸权”观念也体现在了《西藏度亡经》的英译上,本来该书是由藏族喇嘛卡孜?达瓦桑珠(Lama Kazi Dawa-Samdup)翻译,由美国学者伊文斯?温兹编辑出版的,对此温兹有十分明确的表述,然而后来西方人只要提及《西藏度亡经》,就说是温兹翻译的,将英文版的所有功劳都记在了温兹的帐上。